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②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③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④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城乡转型发展、新型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地理学研究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课题。应当充分认识到，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市民偏向的分配制度、重工业偏向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城乡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离的“三分”矛盾，制约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发展转型、体制机制转换的“三转”进程，并成为当前中国“城进村衰”、农村空心化和日趋严峻的“乡村病”问题的根源所在。

城乡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关系。城乡问题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尽管世界各国的乡村发展进程不同、问题有别，但都经历过诸如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经济地位下降、青壮年人口持续外流、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共性问题。Nature“振兴世界乡村”一文强调，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探索实施过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措施，以促进农村振兴、乡村重构和社区建设，更好地支撑城市建设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英国、美国等先行工业化国家是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后，为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诸如市区人口密度过高、交通拥堵等“城市病”问题而推行乡村建设。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新城镇开发建设、英国的农村中心村建设、法国的“农村振兴计划”等。这些国家通过创新机制，大幅推进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盘活利用农村土地资源与资产，有效改善农村生产与生活条件，并采取补贴政策和吸引人口回到农村，从而改变农村日益凋敝的状况。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过农村资源快速流入非农产业集聚的城市地区，导致农业与农村衰退、城乡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等突出问题，而在具备一定经济实力时，这些国家及时推行了农村振兴与建设运动，如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新农村运动”、日本的“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等，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口众多，农村底子薄、农业基础差、城乡差距大。进入21世纪以来，旨在破解“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中国相继实施了统筹城乡发展、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等宏观战略，但总体进展和成效仍不明显，有些矛盾和问题仍在加剧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创新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核心是着力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突出问题，弥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乡村短板。中国乡村振兴不可能照搬发达国家完全依赖强大财政供给或者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的转型发展道路，同时也应避免陷入城市贫困与农村衰败并存、社会矛盾凸显的“陷阱”局面。因此，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乡村实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本文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和“点—轴”理论，深入阐述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的理论认知，探究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和乡村振兴多级目标，通过对乡村现实问题剖析和乡村振兴战略解析，分析提出加强新时代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与前沿领域，为促进现代乡村地理学创新发展，实施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基础理论认知

1991年，吴传钧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核心理论，认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关系系统，是由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两个子系统在特定的地域中交错构成的一种动态结构。依据该理论延展而来的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现代城乡关系、透视乡村发展问题的基本依据。城市和乡村是空间镶嵌、结构互补、功能耦合、相互作用的复杂地域系统。城乡关系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关系。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发展是不断缩小城乡差距，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因而区域城乡关系格局成为认识乡村发展状况的基本面，也是优化调整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依据。

依据陆大道提出的“点—轴”理论，从区域经济发展进程来看，经济中心总是首先集中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区位，并呈斑点状分布。随着经济发展，经济中心逐渐增加，点与点之间通过交通线等发展轴线连接贯通形成点轴系统，多个点轴的交织构成网络。城乡融合发展的要义在于强化城乡地域系统极化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扩散效应，构筑城乡命运共同体，形成城乡发展的立体空间和网格结构。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由外到内主要包含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等“四体”系统，具有层次性、地域性和动态性。城乡融合系统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乡村综合体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基础，村镇有机体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支撑，居业协同体是村镇人居业融合的高级形态，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与重要增长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在实现乡村振兴多级目标，即从边缘到中心由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所构成的“网—区—场—极”多级目标体系。

2.1   城乡融合系统与城乡融合体

系统是由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按照城乡分异格局与形态，城乡融合系统应包含地域、市域、县域“三域”层次，它们通过城乡基础网相联通、相融合。城市群区域、城市连绵区和城市化新区属于地域系统，呈现出以都市区为主体形态的城乡地域格局；特大超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属于市域系统，呈现为以建成区为中心、城乡平等的区域格局；县域及其中心镇、农村社区属于县域系统，呈现为以大乡村为特征、城乡一体的地区格局。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两者都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融合包含着融洽、渗透之意，是不同对象事物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状态。城乡融合体就是由城镇地域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相互交叉、渗透、融合而成的一个城乡交错系统（图1），具体由中小城市、小城镇、城郊社区及乡村空间等构成。当前“城市病”“乡村病”两病并发，致使城乡失衡、城进村衰、城乡差距巨大。因此，研究构建可持续的城乡融合系统和城乡融合体，既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前提，也是发挥地理学综合优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课题。

2.2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综合体

乡村地域系统，也即乡村综合体，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乡村空间体系（图1），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开放性特点。相对于“城”而言，“乡”是一个区域，包括城市建成区之外的广大乡土地域。“村”是一种空间聚落类型，是县域之内的村镇集合，呈现出乡土地域不同规模和等级水平的多层次聚落空间，包含城关镇、中心镇、集镇、中心村（社区）、行政村及自然村，形成以乡村山水林田湖草为景观基础的村镇有机体及其居业协同体，在功能上分异出村镇社区、农业、工业等不同类型乡村发展区。乡土是乡村的本质特征，乡村孕育了城市、支撑了城镇化。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要素组织和发展的地域空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人口离乡进城，耕地非农化、村庄空心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乡村振兴就是要科学把握乡村差异性、动态性特征，优化区域村镇格局，破解乡村地域系统问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因而总体战略设计必须分门别类、分类施策、分区推进，深化对乡村转型过程、时空格局与地域模式解析，把推进人口就业、资源开发、环境治理、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制度创新作为乡村转型升级的主要课题，奠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

2.3 村镇建设格局与村镇有机体

村镇是乡村综合体要素集聚、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村镇建设格局是乡村地域系统空间重构、组织重建、产业重塑的形态表征，其核心是优化乡村地区县城、重点镇、中心镇、中心村（社区）的空间布局、等级关系及其治理体系。通常以迁村并居、撤乡设镇、园区建设、空间集聚为特征，通过明确村镇地位、调整空间结构、强化中心功能，实现城镇与村庄的空间融合、功能契合，促进人居空间整洁化、田园化，产业空间集约化、园区化，生态空间文明化、优美化，文化空间地域化、多样化。针对当前乡村地区存在的“镇弱村空”现实状况，乡村振兴亟需统筹规划、因地制宜、重点突破，基于城乡融合体，以完善城乡基础网为抓手，凸显不同乡村发展区特色，强化中心社区与重点村镇优势，加快培育“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结合的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做强村镇空间场、做实乡村振兴极（图2），推进形成城镇—中心社区—村庄空间协调、等级合理、宜居高效的城镇村体系，夯实就地城镇化、要素乡村化的村镇空间基础。

2.4村域兴业富民与居业协同体

居业协同体，是基于村镇有机体，凭借乡村优势要素集聚、特色产业集中，形成居住与就业协同一体的村镇增长极。居业协同、空间极化是乡村振兴必需的内生动力，是村镇人居业融合发展的高级形态。村镇有类型之分，协同有模式之别。有条件的村域，应按照一、二、三产业融合理念，率先创新机制，立足村镇空间，培育主导产业，做实村镇经济，建设宜居宜业社区；对条件一般、规模较大村庄，应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前提，以整合土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居住条件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加快补齐短板，培育村域中心地；对条件较差、较小的村庄包括空心村，应坚持中心集聚、集约发展的原则，尊重农民意愿、做好全域规划，探索推进迁村并居、居业同兴建设模式，发展壮大新型社区和小城镇。乡村振兴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于谋求村镇业兴人旺、安居乐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进程中，特定村镇空间或社区发展是否具备安居乐业的基础、能力和水平，成为衡量乡村振兴进展、成效和质量的标志性指标。

现实问题剖析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也是长期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总病根。“十九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在更好地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重大问题，加快补上“三农”这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当前乡村发展面临许多问题与难题，总体概括为“四缺五弱”，即科学规划缺、制度体系缺、长效机制缺、创业人才缺，以及建设主体弱、资源支撑弱、产业基础弱、科技创新弱、公共服务弱。从城乡关系看，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主要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巨大，农业基础不牢固、发展压力加大，“乡村病”日益严峻、多种矛盾加剧。正视问题，统筹谋划，创新驱动，科学规划，成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

3.1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巨大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有效推进了中国经济发展。1978-2016年，人均GDP由385元增至53980元，年均增长13.9%。但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制度约束，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巨大，成为制约城乡融合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瓶颈。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至33616元，年均增长12.8%；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3.6元增至12363元，年均增长12.6%，此增长率均低于人均GDP增速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同时，1978-2016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从209.8元扩大到23724元，收入比从2.57倍扩大到2.72倍，2009年最高时为3.33倍。

中国长期以来“重城轻乡”，造成了城乡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条件及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方面的巨大差距。近些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中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但主要解决的是农户增收和“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广大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依旧整体落后、欠账太多，亟需通过顶层设计，统筹区域城乡总体布局，加大力度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加快推进城乡协调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3.2农业基础不牢固，发展压力加大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农业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保证数亿农民就业与增收的重要使命。但作为高风险、低收益的产业，农业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市场化竞争中往往面临更多问题、更大风险。农业基础不牢固集中体现在缺乏现代农业发展必需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支撑能力不足，农机装备水平较低，抗灾减灾能力不强，严重制约着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守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是首要战略性难题，虽然粮食产量2013年以来稳定在6亿t以上，但优质耕地减少、农业用水比重下降、青壮劳动力缺乏等硬约束增强，人口数量在持续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对粮食消费需求不断增大，保障发展与保护耕地的压力加大。据国土资源部数据，全国现有耕地20.2亿亩，其中优等地、高等地占29.5%，中低等地占70.5%，耕地质量等别低，再加小农经营方式，生产设施老化闲置，气候多变与多灾叠加发生，引起农业生产不稳和粮食安全风险加大。同时，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全国耕地退化面积超过耕地总面积的40%，农业污染排放量约占全国总量的50%，乡村地区农村面源污染严重，农业生产、乡村发展和城乡转型面临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这为全面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

3.3“乡村病”日趋严峻、多种矛盾加剧

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促使大量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制约了乡村可持续发展，引发了日趋严峻的“乡村病”，集中体现在乡村地区的“五化”难题及其深层问题（图3）。①土地、人口等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快速城镇化耕地年均流失近300万亩，造成了超过1亿的失地农民，以及“离乡进城”的2.9亿农民工，乡村人地分离、人口城乡双漂、社会矛盾突出，农业农村难于稳定发展、多数农民难以安居乐业。②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60岁及以上人口达2.22亿，占总人口的16.2%，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达2.48亿，老龄化率达17.2%。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5%，而城镇为14.3%。农村青壮劳力过速非农化，加剧了“三留人口”和老龄化问题。乡村人气不旺、人力不足，制约了现代农业与乡村转型发展。③村庄用地严重空废化。当村庄人口外出率、宅基地空废率分别大于40%和30%时，乡村空心化加剧、产生大量空心村。据测算，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达1.14亿亩。空心村不整治，新农村难振兴。④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城市、工业污染排放造成一些乡村地区水土环境恶化，致使河流、湖泊、农田污染事件频发，一些地方暴发“癌症村”，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势在必行。⑤乡村地区深度贫困化。乡村贫困化是城乡地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导致特定区域乡村要素短缺、结构失调、能力衰弱的自然—经济—技术退化过程。根据2014年“建档立卡”数据，全国有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7017万贫困人口，到2016年底有4335万贫困人口。农村贫困面广、量大、程度深，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短板，实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成为新时代贫困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乡村振兴战略

从统筹城乡发展到新农村建设，再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反映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三农”战略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发展和新的边际增长，亟待内需发力替代投资和外需导向。当前广大乡村地区面临基础设施短缺、产业发展短板、经济基础薄弱，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无疑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内需。同时，贫富差距收缩能够释放潜在内需，因而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释放潜在内需的必然趋势。城乡融合发展，是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有机体，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过程，亟需正确处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尊重民意、保障民生，着眼创建新机制，着手根治乡村病，着重激发原动能，着力发展新产业，推进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村镇建设。

4.1科学内涵

“十九大”提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图4），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有效化解乡村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乡村振兴战略是现代乡村发展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其目标归结为“五大建设”，产业兴旺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重在资源整合、产业培育、经济转型与收入增长。生态宜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关键是农村景观优化、环境美化、人居环境质量改善，发展绿色生态新产业、新业态。乡风文明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关键是乡村文化传承、思想观念转变、和谐社会构建，增强发展软实力。治理有效是政治建设的重要保障，关键是基层组织建设、民生自治、科学决策与机制创新。生活富裕是社会建设的根本要求，关键是居民享有平等参与权利、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纵观乡村问题与发展目标，新时代乡村振兴，是以破解特定时期乡村发展的主要社会矛盾和突出问题为重点，以激活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活力和内生动力为抓手，以提升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为目标，推进乡村转型、重塑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其核心是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实现乡村有效振兴，系统构建乡村“人”、“地”、“业”耦合格局与创新体系，科学推进乡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态、技术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4.2逻辑思维

兴与衰是辩证统一的，乡村由衰而兴应取决于乡村能否治病强身、转型发展。问题导向的乡村振兴战略，应立足于根治“乡村病”、夯实村镇基础，遵循治病、转型、发展与振兴基本规律，城乡关系也相应呈现由城乡分隔转向统筹、协调、一体与融合发展之势。当代乡村振兴宜以县域为对象，以村域为单元、以农户及企业为细胞，以一定区域乡村人居业形态为依据，按照“自下而上”的序次，乡村振兴战略路径应是科学甄别居业协同体，构筑村镇有机体，优化乡村综合体，创建城乡融合体；按照“由点到面”的层次，科学识别乡村振兴极，界定村镇空间场，划分乡村发展区，配套城乡基础网。乡村振兴进程中村域是落地基点、居业是战略支点、融合是振兴要点，让进城务工、留村农民找到归宿是基本立足点。着力优化村域空间组织、村镇功能提升、城乡地域融合，关键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推进创建多层位、立体式、地域化乡村振兴战略体系。

4.3规划评估

建立健全中国乡村振兴“区—类—级”三级规划体系。①全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以县域为单元，自上而下进行乡村振兴地域分区和县域分类，提出分区乡村振兴发展方向与政策，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制定分省市规划编制导则和分类指导意见；②市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以村域为单元，自上而下进行村镇分类和程度分级，衔接全国及省级乡村振兴规划与指导意见，基于县域系统诊断分析，甄别不同村镇振兴优先级，明确县市乡村振兴分级施策及工作要点，提出不同村镇振兴实施方案，细化实化村域优先建设、重点保护、整治改造实施办法；③村镇乡村振兴详细规划，围绕市县规划落实和村级规划落地，深入研判村镇发展定位与任务，明确空间结构，划分功能板块，制定乡建规划设计蓝图。

乡村振兴的实效评估是战略实施、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乡村振兴评估可设计两类指标体系：一是乡村振兴率（RRR），着眼于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五大振兴”，以县市为单元，评估各项振兴目标实现水平、总体特征及发展态势；二是居业协同度（RCD），以村域为单元，重点评估特定区域乡村振兴的“人—地—业”协同程度、集聚水平及耦合状态。这些评估指标体系与国家大数据、信息化战略相结合，建设中国乡村振兴评估分析与决策系统，可用于常规性监测、动态评估与年度测报，为乡村振兴质量与成效的定量考评和规划决策提供依据。

4.4实施机制

建立乡村振兴战略国家指导、省级统筹、县市落地的组织管理体系，优化乡村振兴县市规划导引、村镇重点建设、村域综合治理实施机制，探索推进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极化战略，引进企事业单位、农户、社会团队广泛参与乡村振兴的双创激励机制，推进形成多主体联动、多利益协调、多部门协作的新时代乡村振兴新格局。鉴于国家层面农业农村多头管理，难以适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应整合相关部委职能，组建乡村振兴主管部委，各省市县也相应调整设置，扩权赋能、理顺体制，建立健全中国乡村振兴组织管理体系及长效机制，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前期亟需做好村况普查、村村建档，村民参政、户户参与，政府统筹、编制规划。县域乡村振兴着力点在于推进村镇“两区三化”，即居住社区、就业园区的居业协同，促进组织集中化、产业园区化、土地集约化。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主体与生力军，激励精英人才到乡村创业，引导农民企业家回乡发展，强化现代乡村振兴主体性、全局性、创新性，促进城镇化与乡村化“双轮驱动”，成为不断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根本举措。

学术研究及前沿领域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是专业学术研究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主题和前沿课题。在创新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地理学理应发挥学科优势，推进理论导向的机理解析、目标导向的战略探究、问题导向的模式探索“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创建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体系，创新发展中国乡村科学或乡村学。当前应重点围绕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以及乡村振兴地域多体系统，深入开展乡村地域类型与机理、乡村振兴规划与决策、村镇地域功能与分类、居业协同体系与模式等前沿问题研究（图5）。

5.1   乡村地域类型与机理

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人文、经济等构成的主体系统和资源、环境等构成的本体系统复合而成。按其作用方式，以乡村人口、土地、产业、文化为核心要素构成乡村内核系统，以区域发展政策调控、工业化与城镇化驱动、体制与制度约束等影响要素构成乡村外缘系统，内核系统与外缘系统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促使乡村地域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的形成变化，以及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功能的不断演化，推动着乡村地域系统人地关系的转型和发展。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从人地关系的观点及区域角度，研究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促进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研究要立足于城乡融合系统，分析揭示促进工农、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转变和乡村转型发展的机理，探究促使乡村地域系统的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向现代转变的新动能。

中国地域辽阔、类型多样，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自然地理分异，以及各地区城乡空间格局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地域类型的复杂多样性。按照地貌及地带性，乡村地域类型分为平原地区乡村、沟域川道乡村、丘陵山区乡村、草原牧区乡村等；按照区位及功能性，分为边疆口岸乡村、传统农区乡村、工矿园区乡村、城市近郊乡村、大都市区乡村等；按照经济与社会性，分为贫困地区乡村、经济发达乡村、历史文化乡村、革命老区乡村、少数民族乡村等。格局是认识世界的表观，过程是理解事物变化的机理。不同乡村地域类型的格局与过程是乡村振兴施策的科学基础。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致力于推进乡村地理工程观测试验、典型村域综合示范，建立乡村地域系统诊断模型、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评估城乡融合系统演进状态，快速识别乡村地域系统分异类型、中心村镇聚落空间格局，深入研究田园综合体系统机理及其形态，科学揭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过程与规律，以及乡村地域系统对全球化的响应和适应。

5.2 乡村振兴规划与决策

乡村地域的类型多样性、系统差异性及发展动态性，是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的重要基础。按照乡村系统要素空间集聚分布的地域分异性，深入研究不同乡村地域系统的多体结构，甄别不同类型乡村振兴的多级目标，模拟揭示乡村地域系统未来发展动态情景，是研判乡村振兴格局与布局的理论依据。乡村振兴强调科学导引和管理调控相协调，探寻乡村地域结构转型与功能提升的科学途径。乡村振兴规划与设计应当遵循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循序渐进、破解难题的准则，系统开展特定区域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研究提出包括乡村系统诊断、空间组织设计、资源承载评价、地域模式梳理、产业体系构建、公共设施配置、机制政策保障等内容的规划范式，以及建立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从国家宏观决策来看，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两横三纵”城市化格局，以及实施城市群发展和轴带引领战略，对重塑城乡关系和乡村转型产生重大影响。2017年底国家级城市群有8个、国家中心城市有9个，随着国家级城市群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纵深发展，将不断推进国土空间开发模式的重大转变、区域发展格局的重大调整和城乡关系的重大变化。因此，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要主动适应区域城乡发展大势，谋划乡村地域功能重构，推进城乡融合机制创新，研制全国及不同区域乡村振兴情景方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规划可行路径及综合保障体系。

在学术研究与决策实践中，亟需探究如何发挥土地利用规划、乡村总体规划、乡村建设规划等在乡村振兴中的协同作用。系统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探明乡村振兴优选区与优先序，探究乡村振兴制度供给与治理体系，研制国家及不同区域乡村振兴规划，落实未来10~15年乡村振兴总目标。土地利用规划是战略性总体规划，着重对城乡各类用地结构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乡村空间格局与地域功能配置、实施土地综合整治重大工程；乡村总体规划用于指导乡村发展的主导方向、适度规模与空间布局，优化乡村各类生产生活设施配置，探索发挥企业与资本下乡、青壮农民工返乡、农家子弟学成回乡这“三乡”主体作用的乡村人才汇聚创新机制，研究制定以“双创”促进乡村转型、以“三业”（产业、就业、学业）激发乡村振兴的综合支撑保障体系；乡村建设规划是问题导向的整治建设专项规划，需要系统研究乡村水、土、环境综合整治建设重点、主要任务与战略目标，提出村镇建设专项计划和技术方案。针对大量的空心村问题，研制空心村综合整治规划，重点实施乡村“三整合”（组织整合、产业整合、空间整合），盘活土地资源，改善农村环境，提升乡村价值，促进城乡发展等值化。探究规划引领和科技支撑下的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结构优化，乡村“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提升和“三产”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持久动力。

5.3   村镇地域功能与分类

村镇是连接乡村和城市的桥梁，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枢纽。2016年底，全国建制镇数量达20883个，小城镇总体数量多，规模偏小、服务功能弱，整合提升村镇资源环境承载力仍有较大的空间。破解城乡经济失衡、结构失调的难题，亟需研究重构城镇村等级体系，优化村镇空间结构，强化村镇地域功能，实行分类精准施策，深入探究新型村镇建设的功能类型及特征，揭示乡村生产要素组织化与发展方式转变的科学途径。

针对特色村、中心村、空心村、贫困村等不同类型，应研究乡村地域系统优化重构和乡村振兴分类战略。古村落、古民居的历史悠久、人居和谐、山水融合，传承血缘、乡缘、地缘、业缘关系，保护振兴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乡村农耕文化，而其载体是传统村落及其传承的乡土文明。特色村振兴宜以保护为先、传承为重，介入现代元素，创新管理机制，推进形成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区；中心村通常是由若干行政村组成的农村中心社区，且具有一定人口、产业规模和公共设施、服务能力，是区域城镇体系的空间中心和多个村庄的组织单元。中心村振兴宜以新型主体与产业培育为重，强化乡村治理与创新能力，发挥村镇连接城乡融合的纽带作用，着力培育乡村振兴极，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村镇，建成乡村安居乐业家园；空心村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村庄人地分离而造成的土地空废、文化衰退的乡村聚落。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发展，亟需实施空心村综合整治，推进村庄组织、产业、空间“三整合”，实施迁村并居、中心集聚、整治配置，加快建设现代社区、就业园区；贫困村是乡村贫困化的区域“缩影”、贫困地区乡村发展的最大短板，在空间上具有“孤岛效应”，推进因村因户帮扶、因人因贫施策，是实现精准脱贫和贫困村退出的可行战略。

还有一些典型问题村庄（如“无人村”、“老人村”、“癌症村”），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探究实施村域水土资源、生态环境与社会保障综合治理战略，探明乡村传统生活功能向生产、生态功能转型途径。在家庭外迁、生态脆弱、环境污染等区域不宜重建新村、再建新社区，亟需结合精准扶贫、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整治与振兴新方向。

5.4   居业协同体系与模式

村镇有机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亟需深化村镇资源环境承载力、生产要素集聚与空间形态、居业协同机理与地域模式、主导产业培育与宜居环境建造研究，模拟揭示村镇空间场效应、空间要素流过程、增长极化机制及其内生动力，梳理总结不同类型的乡村振兴地域系统模式，探索培植乡村振兴空间新载体，科学指导乡村振兴决策与乡建实践。依据乡村系统结构，乡村地域系统模式分为农区居住均一型、村庄居业组合型、村镇产城融合型、城郊居业聚合型等；依据乡村地域功能，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均衡发展型等；依据村镇发展阶段，可分为初级型、成长型、兴盛型、稳定型、转型或衰退型。2014年农业部围绕“美丽乡村”创建目标，倡导十大模式，即产业发展型、生态保护型、城郊集约型、社会综治型、文化传承型、渔业开发型、草原牧场型、环境整治型、休闲旅游型、高效农业型。这些模式根植于区域、来源于实践，具有示范意义，但仍需探明不同模式的生态—经济—技术原理，研究提出各类模式分区、分类推广的适应性和约束性。

总体而言，现代乡村地域系统模式应具有区域成长性好、适应面广、示范性强，具备“三创”特征：①创建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础条件与市场环境，利于产权明晰、利益联接共享，激发乡村内生发展活力与动力；②创立接地气、有底气的乡村组织体系与治理模式，利于突出特色、发挥地域优势，践行基地型、品牌化乡村发展之路；③创新吸纳新要素、培育新业态、释放新动能的长效机制，利于激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乡村“三治”（自治、法治、德治）结合、“三产”融合发展。

城乡基础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脉，通过构筑现代城乡交通、通信体系等，把一个城乡地域系统内城市、中小城镇、村镇贯通联接起来，通过健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服务体系、乡村治理现代化支撑技术平台，科学推进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城镇村发展的系统化、乡村振兴的协同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在于谋长远、补短板、促改革、强实力、求实效，其根本出发点就是使农业农村现代化跟上国家现代化的步伐。在全球化时代，农业现代化与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全球性。乡村振兴应是全球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亟需主动融入世界乡村发展网络体系，通过实施“全球乡村计划”，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的国际合作和创新发展，真正实现中国“乡村美、农民富、农业强”，“乡村让城市更美好”。

结论与讨论

（1）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理论。依据该理论延展而来的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现代城乡关系、透视乡村发展问题的基本依据。城市与乡村血脉相融、地域相连，城乡是一个有机体。针对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不牢固、“乡村病”日趋严峻等突出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破解新时期中国“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2）乡村振兴对象是一个完整的乡村地域多体系统，主要包含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等“四体”系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在坚持扬长与补短结合、均衡与极化契合、居住与产业融合，构筑城乡基础网、优选乡村发展区、激活村镇空间场、强化乡村振兴极，创建“网—区—场—极”多级目标体系。

（3）乡村振兴战略是现代乡村发展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探索推进乡村振兴极化战略，全面创新乡村振兴规划体系和评估指标体系。

（4）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致力于乡村地域类型与机理、乡村振兴规划与决策、村镇地域功能与分类、居业协同体系与系统模式等前沿领域综合研究，为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学科优势和扎实的实践基础。同时需不断强化针对乡村地域系统问题的创新研究和典型示范，加强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集成，融合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管理学、工程学、信息科学、资源科学等理论精髓。不断创新科学研究与国家智库、地区发展联盟机制，加强多学科、多部门、多地区专业研究与应用的横向联合，加快自然资源学、土地工程学、乡村系统工程等前沿学科建设。面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还需深入探究中国乡村科学或乡村学，创新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理论及方法体系。

（谨以此文纪念恩师吴传钧先生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