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里德 著 吴万伟译
每隔一段时间，人们都会遭遇一本完全与现实脱节的书，这只能是学校教授们所写。当作者不了解的现实碰巧与学界情况吻合后，人们可能忍不住猜想这位作者肯定不是大学教授。但是，《慢教授挑战学界的快文化》显示有时候学者的清高似乎已经没有了边界。作者麦琪·贝格（Maggie Berg）和巴巴拉·塞伯（Barbara Seeber）在书中试图将慢食运动和其他慢哲学的教训用在高等教育中。他们认为学界已经被企业管理模式占领，迫使教授在效率驱动下匆忙工作，这违背了他们的工作性质，因为教学和科研都要求思考、愉快和时间。他们列举了学界的三大领域－－－授课、科研和学院服务合作－－－。鉴于终身教授感受到时间不够用和压力无处不在，他们提出了克服这些障碍的策略，以便恢复合理的思想生活节奏。
我们很难不同意贝格和塞伯提出的多数结论。教授们当然需要时间来思考和写作，教授们当然应该从教学中得到享受，当然应该避免浪费太多时间上网。甚至一些琐屑和平常的建议如“跟着感觉走”、“不要放弃希望”等可能也都没有错。我怀疑这些平淡无奇的推荐意见恰恰是该书赢得广泛称赞的部分理由。
但是，结论不同于论证，本书的论证不断发生变化。其核心论证试图把大学的公司化与高等教育中的慢哲学需要联系起来。现代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多地像在办企业，这个说法当然是真实的，这种模式暴露出来的严肃问题，其他人已经很好地论证过了。当然，问题之一是教授在多大程度上必须承担官僚系统派发下来的更加乏味无聊的任务。但是，大学的公司化趋势至少应该为终身教授们的异常忙碌和压力独自承担根本性责任的说法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
学界生活的忙碌、缺乏时间、和像山一样堆起来的工作负担从原则上说并不是已经劫持了大学管理者的企业模式或管理模式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虽然这种模式可能增加了更多的任务。相反，学界的忙碌似乎来自更广泛的技术和经济文化以及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教授痴迷地在图书馆闲逛，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在电邮上，我们没有立刻的理由认为他在竭力讨好大学管理者。在系主任和教务长给我们施加压力之前，手机和社交媒体帐户已经让我们变革更加忙碌和压力更大了。而且，正如贝格和塞伯不止一次指出，学界工作在本质上从来都是未完成状态。所以，教授总是特别忙的事实未必是教育界不断扩张的企业管理模式造成的。
本书中给出的几乎所有证据都是逸闻趣事。比如，教授越来越难获得社会支持的命题不过是贝格和塞伯的两位同事表达的观点而已。大学校园空荡荡走廊的叙述和观察似乎更适合于商业性杂志，而非著名学术出版社出版的经过同行评审的专业书籍。即便这样的证据准确和有说服力，缺少社会支持是因为大学公司化所造成的更激进主张则要求更多的论证，而不能仅仅依靠“会计气候”描述，虽然学界的管理在很多方面的确是按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模式进行的。
终身教授岗位制度持续不断地显著衰落当然受到大学的公司管理模式的重要影响，并促成了学界快文化的形成。如果贝格和塞伯的书强调这一点，将接近提供强有力的论证。相反，作者的观察完全集中在全职教授或进入终身教授系列的老师身上，忽略了大学文化总体上拒绝要求全职教授快捷、高效的工作方式。我们尤其是在体现大学结构的若干特征如终身教授岗位、学术日历、学术休假上看到这一点，但该书很少提及或根本没有提及。终身教授岗位事实上保证了教授不会仅仅因为成果不多就被开除－－－或者以任何方式受到惩罚。高等教育中终身教授和进入终身教授系列的老师比例大幅度下降。1969年时，78%的老师是终身教授或进入这个系列。40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了33%。[1] 虽然这种衰落特别令人担忧，但贝格和塞伯几乎没有注意到，因而忽略了终身教授制度带来的缓慢好处。仍然呆在学界的全职教授通常在一个学期最多上四门课，暑假和学期之间都是可以用来做科研的时间，可以不受干扰。虽然教学工作量大让人更难发表论文，但与此对应的往往是发表论文的压力也相对少些。（虽然或许很多老师进入这个行业的最初动机就是进行有意义的研究）作为节省成本的措施，学术休假制度可能面临一些压力，但是即便在小型学院，这种休假也很常见。或者，如果有人想显示学界的商业考虑消除了思想反思空间，人们至少应该显示学术休假陷入严重的危机，但贝格和塞伯的书根本没有提及这一点。如果终身教授不能诚实说明他们享受的特权，而很少人只能望洋兴叹，我们可能面临进一步疏远兼职老师的风险，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享受这些特权。该书在一个地方描述了一位忙碌的教授承认他花了10多年时间写成一本书是“日常反抗的行为”。但是，这种情况在学界似乎没有什么新奇之处。
我们并不清楚贝格和塞伯对他们试图应用的慢运动究竟了解多少。慢哲学并不仅仅是挑战当代文化的疯狂速度而是恢复古老做事方式的问题，它优先考虑质量而不是数量，重新把在无休止消费的技术资本主义文化中割裂开来目的与手段，身与心联系起来。请考虑慢运动的典范：饮食。慢饮食的概念是要恢复这样一种饮食方式，我们知道食物的来源何在，也知道食物是怎么做出来的。快速食物把营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作商品对待，根本不理解也不关心它能产生多少营养。相反，慢食运动提醒我们饮食活动具有卓越标准，它让我们充分参与，不仅在生产和消费环节都参与，而且得到同样的享受。因此，慢哲学非常合适地用于在根本上属于具身化的活动：吃饭、种花、性、医疗、演奏音乐等。
说到教学，贝格和塞伯意识到了具身化的意义，因为他们有效地论证数字中介（digital mediation）是真正教学的二流替代品。不过，他们并没有在本书的其它部分维持这种意义，其论证沦为诉说学界面临压力等抱怨的细目清单。
本书的写作风格虽然不像论证缺陷那么刺眼，但也值得提一下，因为它显示出更刺眼的缺陷。首先，贝格和塞伯在序言中提到的“慢教授宣言”有毛病，其缺乏规范陈述（normative statements）程度令人吃惊。回过头来，我们发现他们的途径是叙述和证词，显然并不是好宣言的元素。其次，《慢教授》一书总共不足100页，作者声称这是他们“精心做出的选择”，因为他们并不想长篇大论，学界同行都忙得没功夫看。换句话说，他们想让同行继续维持忙碌和苦恼的职业选择。第三，作者的声音淹没在列举名人以抬高身价的语录的汪洋大海中。其中有一处，两个句子就引用了六个不同学者的名字。我们并不清楚提及这些名字和他们的原话意义何在。真的有必要引用一个学者说“思想需要时间”的话吗？“你无法把好对话放在简历中”真有这么重要竟然非得重复两次吗？不是做艰苦的、缓慢的学术研究来探讨大学的本质、目的和发展以及探讨实现这些目标为何需要空闲时间，作者更感兴趣的似乎是满足最近强制推行的学术标准，即大量引用同事的著作（该标准可能更关心数量而不是质量）。
最后，人们可能怀疑作者不过是在写一份辩护状，旨在反对大学之外非常流行的视角：教授们是一群懒惰的搭便车者。这个视角偶尔可能有些道理，我们这些并不适用这种说法的人几乎从来不会考虑这些事，也不会感到担忧。贝格和塞伯暗示，我们或许应该重视，这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外部视角没有得到充分描述和对待。其实，很多人不仅认为教授懒惰，而且还认为教授们实际做的工作（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无论是什么，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用途的垃圾。不幸的是，《慢教授》关心的只是“少数被选中的幸运儿”---终身教授的痛苦，根本没有能够打消人们对教授的怀疑。
注释：
[1] Adrianna Kezar and Daniel Maxey, The Changing Academic Workforce,” Trusteeship Magazine May/June 2013. Accessed at https://www.agb.org/trusteeship/2013/5/changing-academic-workforce
作者简介：
菲利普里德（Philip Reed），纽约水牛城凯尼休斯学院（Canisius College）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是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
译自：Review: Maggie Berg and Barbara Seeber, The Slow Professor: Challenging the Culture of Speed in the Academy by Philip A. Re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