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春天，我在政治大学任客座教授，好友唐启华建议我参加一个年轻人的活动，即“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群”的例会。记得是一个晚上，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一个简易会议室，有着简单的晚餐，十多个来自不同大学或机关的年轻人围桌而坐。讨论的内容我忘记了，只记得讨论的气氛很认真。他们告诉我，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有着定期的活动。我也记住了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名字。

尽管这个研究群后来还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我却没有再去。一方面我此次来台湾的主要目的是写作，须尽可能避开各类活动；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年轻人，大多数还是博士生，我这般年纪的人到场，很容易引出那种不必要的压力，使他们的例会有所走形。活动虽然没有参加，但我还是比较注意这群年轻人，也通过唐启华了解他们的学术背景与志向，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事——毕竟是年轻人自发的、没有正式机构提供正式经费与相应保障的学术团体——当然，我也没有为他们做成什么事。

过了整整四年，今年的春天，任天豪（我一直叫他小豪，现在也不小了）写信给我，他们要出一本集子，希望我写一个导言。我这个人从来不为他人写序言之类的文字，此次却毫不犹豫便答应了。又过了几个月，天豪寄来了这部论文集的稿件，我却不知道应如何来写“导言”，毕竟是第一次做这类事情。

这一批论文我大体看了一遍，水准也有高有低，但从学术标准来看，都是中规中矩的——外交史的研究有两条规矩：一是避免过度的民族主义；二是注重档案史料，尤其是多国的档案史料。

任何一国的外交，都是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所谓的“双赢”，大多只是理论上的正确，实际存在的却是交换。在帝国主义时代，弱肉强食的行动也罩着文明与野蛮之别的外衣。民族主义是本国外交的基础，也是近代外交官的信念。然而，外交史的研究却不同，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会自我限制研究者的视野，也不太容易得出中肯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的近代，除了大量军事失败外，还有大量的外交失败，完整准确地总结外交失败的教训，应是外交史研究者给予今人的贡献。我看了这批论文后，能够感受到这批作者“退一步看”的研究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指责，是必要的，但不是外交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准确地说明历史过程，客观地提供各方的动机、背景以及效果，由此让今人感受到其中的教训，才是更具价值的做法。这批论文的作者，看来比较冷静，有点老练，表现出其相对完备的学术素养。

历史研究的最初动因和最终目的，皆是揭示真相。外交活动有着诸多的烟雾，所谓“外交辞令”即是对真相的掩盖。由此，外交史研究与其它历史研究相比，更强调查阅其内部档案，以能去伪存真。这一批论文的作者，深明此意，许多人在外交档案中花费了不少时间，也有相应的解读能力。到了甲午战争后期，“三国干涉还辽”，远东的各国之间关系已经不再是单独的两国关系，受到多国外交的制约，每一次事件都可以看到多国对此的外交活动。外交史研究也不能只查一国档案，而需要两国或多国档案来验证。我看了这批论文，感到他们对档案史料的重视，也能查阅外国档案。这是值得肯定的。

我最近的研究方向与外交史还有不小的距离，一时无法对这批论文做更多更准确的评论，尤其是提出批评性的意见。但从这批论文中看到了一个青年团体的成长，感到心情愉快。

我的朋友唐启华为这批青年学者的成长，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他曾经对我说过他的愿望与感受，对此我感同身受。回想起来，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长者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是老师。我们之所以有今天，与这些长者和老师有关。我们今天是老师，我们今天也成了长者，年龄不小了，我们有责任来帮助有学术志向的青年。启华做得比我好，他花费了许多精力，将来会有所回报：即这批青年人脱颖而出将会成为优秀的学者。年近或年过花甲的学者，总是在观察与寻找有志向的青年，愿意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帮助，使之能在较好的学术环境中茁壮成长。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培养出在学术上超过自己的学生，这也是学者生命价值的体现。

（本文是给廖敏淑主编《近代中国外交的新世代观点》所作的《导言》）

廖敏淑主编《近代中国外交的新世代观点》，台北，政大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