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在思想理论界，关于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了一系列的争论，这些问题涉及如何看待权力与市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对外开放与自主发展等等。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争论中，充斥着一种明显的线性思维方式：将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现象当作历史的必然；将某些可以作为教训的历史作为经验；不考虑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将某些逻辑绝对化等。在这里，我试图通过对新比较政治经济学(new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一些理论的介绍，引进看待这些问题的一种更为广阔和复杂的视角。

一种超越对立的新视角

其实，有关上述出现在中国的这些问题，大约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范围内也集中争论过，而且在争论的过程中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被称之为“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开始出现。这个学派孕育于19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已经在理论界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对于发展研究的贡献，与其说在于独特的理论，不如说在于其独特的视角。在面对1960年代逐步提出的有关现代化和发展的一系列争论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不取各执一端的态度，而是依据各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和社会现象在不同条件下的特殊因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尤其强调足以影响因果逻辑的中介变量的作用。该学说的目标，就是在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理论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

促成这种新的视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将一些原来在发展理论中一直被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因素重新纳入到视野之中，如国家的作用、阶级分析、人民群众的作用等，新比较政治经济学重新将这些重要社会因素纳入到了自己的分析之中。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在发展研究中，对于国家或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乃至针锋相对的争论。

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社会进化论为学术背景的研究者主张，应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降到最低的限度；而另外的一些研究者则极力强调在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而且在这当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一种分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论者更加钟情于市场，而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家却更强调政府的作用。之所以如此，不在于后者更喜欢政府，而是他们认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民间的经济力量很弱，这样就不得不经常需要政府来扮演企业家的角色。

然而从实践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历史则提供了多样性的启示：有些国家在政府的推动下，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但也有一些政府积极介入经济发展的国家，经济却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东亚国家的发展过程以及由此总结出的东亚发展模式，经常被作为前者的证据，只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由于东亚模式的弊端开始逐步暴露出来，人们才开始对此进行新的反思。而一些拉美国家，特别是当时的智利和阿根廷，经常被作为后一种逻辑的例证。

在对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行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新比较政治经济学认为，虽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还要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总起来说，韩国和巴西这样将国家干预与市场取向结合起来的国家，要明显优越于像智利和阿根廷那种由军人建立的、允许市场无限制运转的体制，后者往往造成反工业化的结果。然而，仅仅看到政府干预与市场取向相结合的优越性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样是实行这种结合的国家，韩国和巴西等国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其经济发展却相当缓慢。

问题出现在哪里？新比较政治经济学认为，关键的因素是在于国家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与特点。其中一个是政府机构的能力。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由于种族冲突、宗教冲突、部族政治等种种原因，强有力而稳固的中央政府无法建立，国家经常处于动荡之中，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和协调能力是相当有限的。相反，韩国和巴西等国的政府则较为稳定，而且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二是政府独立于社会中各利益群体的自主性程度。比如一些非洲国家政府的社会基础非常脆弱，因此急于在农村和城市的上层阶级中寻求支持，于是就用利益来直接进行收买。这就形成某些非洲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独特特点：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口头上是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则是通过国家干预使利益分配更有利于上层阶级，并提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

这对于我们看待政府职能与定位问题有着直接的启示。在政府较多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甚至直接成为市场中的利益主体，政府与商界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政府的超越性和公正性，已经是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在我国一些地方，经济社会政策偏向个别强势群体，在劳资关系中立场更多地站在资方一边等现象远不是个别的，甚至一些地方出现官员“傍大款”的现象。这种状况必然会扭曲政府的定位与职能，甚至成为损害公正和秩序的根源。因此，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和重建政府的自主性与超越性，使得公共权力能够公正地行使，将是我们要面对的严峻问题之一。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总起来说，尽管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论著不少，但所形成的理论远不如关于国家与市场和增长与民主的理论那样丰富。但其中的一些观点依然可以对我们思考中国的问题有所启迪。

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传统理论有两个突出的特征：第一，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最初阶段上，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增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第二，认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会自动地导致收入分配平等的趋向。而在这两个最基本的观点背后的，则是一个未经论证的假设，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对于这种逻辑关系，在学界一直存在质疑的声音。从经验上来看，在一个长时段里，确实存在收入不平等，从低到高再到低的趋势，即所谓的倒U型曲线。问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上的极度不平等是怎么出来的，是自然出现的，还是社会针对之前严重的不平等所采取的干预措施的结果？更进一步说，其中间阶段不平等的严重化，是不可避免的规律，还是由于经济社会政策失误造成的教训？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真的存在直接的、严格的因果关系吗？而且，不同国家发展的历程也表明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关系，比如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型工业化浪潮中，拉美的经济快速增长与巨大的贫富差距被称为“双重奇迹”，而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及以色列等国家，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相当平等的收入分配，以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被称之为发展与平等最为和谐的地方。

对增长与分配关系的研究，新比较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一种如传统经济学所认定的那样一种负关系。在那些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小国中，由于在资本和强大的工人运动之间达成了默契与妥协，由于工人可以得到失业救济金、免费的或给予补贴的商品和服务的“社会工资”的补偿，他们往往会对雇主限制“市场工资”的要求作出让步，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会有积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有在上述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出现。也有相当多的个案研究可以证明，在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这样明显的因果关系。比如像奥地利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社会福利较为发达，经济增长是很快的；但像法国这样社会福利发展居于中游的国家，以及像日本这样社会福利较少的国家，经济增长也都是很快的。

这些研究实际上暗示了这样一种结论：收入分配的平等与不平等，固然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联系，但是它也有相对独立的一面；收入分配的平等化，不是经济增长某个阶段必然的结果，而是与另外的一些因素密切相关；收入的平等状况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由于其他因素的作用而呈现多重的状态。

在我国，就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说，人们看法的分歧就更大。然而我们认真分析就可以发现，其中不乏线性的简单化论证。因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可能是不同因素导致的结果，而这些因素既可能是正常的市场竞争，也可能是权力寻租甚至是腐败。不同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会是相同的吗？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以及在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下，贫富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有什么不同？在两种相当不同的背景之下，贫富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呈现出一成不变的逻辑吗？

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的种种的变化，会不会对民主政治的推进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发展理论中，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而这种对立到现在也没有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现，这两种观点的对立，与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许多使用跨国统计分析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大都证明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会直接对民主政治的推进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从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则与此完全不同。他们认为，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迁，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并没有一种明显的正相关。

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是有自己充分的经验证据的。如何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进行解释？新比较政治经济学为此提出了“相对阶级力量”以及“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强度”这两个概念，以解释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所谓“相对阶级力量”，实际上是指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尤其是在对待民主化过程有着不同态度和立场的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但新比较政治经济学认为，只是用“相对阶级力量”的概念来解释民主化的进程还是不够的，同时还要辅之以对国家作用的考察，也就是必须考察“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强度”。

东亚的例子更典型地说明了必须用“国家的相对强度”分析来补充“阶级相对力量”分析的必要性。东亚国家发展的前期，以专制的政权推进发展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当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是出口导向。这种政治模式确保了统治当局和上层精英对劳工阶级的控制和政治排斥，从而保证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但与另外一些国家相比，东亚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上无疑是成功的。一些学者认为，这直接与下面的因素有关：这些国家此前大地产的力量就比较弱，工业化起步前又都进行过土地改革，大地产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这样就使得东亚国家的政府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也正是这个因素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上，顺利实现民主化。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韩国。

就此而言，至少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在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应当更加重视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府对经济的干涉程度和卷入方式、政党关系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作用。而民主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就更为复杂。在比较专制的政权下和在比较民主并有广泛政治参与的政权下，都有过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失败的情形。而在民主国家中，情况也各不相同，不能否认的是，有相当一些国家的民主政权未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此简单的结论是容易产生误导的，关键的问题要看，是民主政权中的一些什么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作用。

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关系

在许多关于发展的理论中都包含着对国际因素的强调，特别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就更是强调国际因素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而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则更加强调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它对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研究所作的贡献，大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外部因素的作用改变了特定国家内部发展的逻辑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对国际移民所作的大量研究。在二战以后，跨国劳动力流动大量增加，这种现象不仅对流出国与流入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影响到生产的过程与组织，同时还对两方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间接而重要的影响。其中的影响之一，就是这些移民有相当的一部分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进入流入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是加速了流入国中的某些行业中的“非正式化”的趋势。

第二，依附型发展的可能性及其条件。用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际纽带建立在协商的基础上。而要形成这样的一种能力，国家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该理论虽然注意到变革国际经济关系的余地是存在的，从而依附型发展的机会也是存在的，但同时也提醒人们，这种余地也是有限的。

第三，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双向互动关系。既然在国际依附格局不变的条件下，改变国际经济关系从而实现依附型发展的余地是很小的，那么，依附国家的出路又何在呢？新比较政治经济学认为，必须把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互相作用，看作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而不能在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上偏执一端。尽管在既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下，依附型发展的余地是有限的，但如果能够利用这有限的发展机会，就能够在一定程度内重建国民经济，从而使他们在国际分层秩序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强与发达国家商谈其经济关系的能力。这一点已经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所证明。

经济观察报 2006年0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