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扎莱茨基 著 吴万伟 译

75年前，法国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在伦敦参加了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自由法国运动。这位信奉天主教的保守将军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她。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知道韦伊曾经为了到装配线上工作而放弃了哲学教授的职位，曾离开家前往西班牙与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也曾为逃避反犹主义维希政权而逃离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的是，戴高乐阅读了韦伊的计划，放下计划书，脱口说出“她疯了。”她的计划是用降落伞将身穿白大褂的护士送到战场上，她们的唯一义务就是救助伤员和牺牲自己性命。

戴高乐对该计划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对于此人的看法并不正确。事实上，韦伊有关义务本质的思考为令人困惑的两极化时代提供了某种令人振奋的神圣性。在她人生的最后几个月---她死于1943年夏天---韦伊写出了她最具颠覆性和创造性的著作。（“人的个性”和“人类义务宣言草稿”事实上是为自由法国运动写的宣言书，这使其变得更加不同寻常）特别真实的是，两文都专门论述了韦伊坚持的区分，一个是个人的权利，一个是非个人的义务。

今天在谈论正义的时候，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谈论权利，我们相信这是根深蒂固的天生权利，是开国文件中视为神圣的东西。这种语言反映了自由派对人类行动和互动的概念，认为我们是理性的代理人，相互之间通过算计和协商达成了协议。而且，正如哲学家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所说，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和幸福生活是什么的概念”，但是我们并没有接受“社会认可的美好生活概念”。在本质上，正确理想已经屈服于权利理想。

在韦伊看来，自由派的权利概念--和体现这种概念的法律条文的问题是，它根源于个人视角而不是非个人视角。她坚持认为，我们的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个人权利被绑定在私有财产权的屁股之上。政治理论家爱德华·安德鲁（Edward Andrew）从韦伊那里得到线索，认为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社会“是共识社会，一切都是在宪法会议或者市场中协商形成的。”这显示韦伊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都相信的有关人类事物的唯一普遍真理：某些群体总是试图拥有对其他群体的更大影响力。“权利话语”谈论的是相对的和可转让的权利，而不是绝对的和不可转让的权利。在韦伊看来，有关法律体系的笑话---“你能支付起多少正义？”具有令人悲哀的紧迫性。

而且，韦伊宣称，历史已经显示“不可让渡的权利”是没有意义的术语，强调“不可让渡的权利”只能遮蔽我们对唯一真正的善的认识，这个善扎根于韦伊所说的“非个人性”。矛盾的是，这个术语恰恰描述了对我们有血有肉的生活最重要的东西：人人共享的需求和它意味着的相互之间的义务（而非权利）。在她的“人类义务宣言草稿”列举的需求包括营养和衣服，医疗保障和住房，以及防止暴力侵犯的保护。（韦伊虽然反对死刑，但她认为强奸犯是例外，应该被处死。）

韦伊运用她绘制令人印象深刻插图的巧妙手法，让我们看到权利主张的局限性。“如果有人试图恐吓农民按比较低的价格买鸡蛋，农民可能说，“如果价格不够高，我有权利不卖。”但是，如果一个年轻姑娘被卖到妓院，她肯定不会谈论权利问题。在此情况下，权利这个词听起来就不充分到非常滑稽的地步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问为何我们拥有的比别人少时，我们往往更关注个人，而当我们询问为何受到伤害时，却往往更关注非个人性的原因。在韦伊看来，非个人性的东西在该词的任何意义上都是好的。就她举的例子来说，韦伊发现权利概念之所以荒唐可笑就是因为这个姑娘被用来作为牟利的工具并非上受骗。相反，是她的人性欺骗了她。这种行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补偿。但是，因为把个人权利与非个人需求（通常是共同需求）混淆起来，我们让自己背上了语言的沉重负担，这种语言扭曲了我们对真正利害攸关的事务的认识。韦伊宣称，“人人身上都有某种神圣性，但不是他们个人。而是人格；不多不少。”

虽然韦伊是在对西方民主遭遇法西斯主义挑战而陷入危机做出的回应，但她的文章也帮助我们思考我们当今的政治管理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就拿特朗普政府削减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食品券）开支的建议而引发的现有辩论为例。有资格享受这种福利的人不是从电子福利转帐卡上获得现金分期付款，而是获得若干瓶装或罐装的食品。

幸运的是，这个建议似乎注定要进入碎纸机，但它仍然是非常有用的例子。那些使用权利语言的人会回答说，政府没有权利削减他们的金钱支付款，因为他们有权自己购物。但是，我们也能用义务语言将批评置于框架内。“用瓶装或罐装食品取代金融救济不公平，这是对我们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惩罚。”第一种回应将激发韦伊所说的“对抗精神”，后一种反应则可能“触动或唤醒关注精神的源头。”

换句话说，这样的回答让我们忘记自我，反而去关注他人的生活。正如韦伊的大粉丝之一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写的那样，道德情景要求“不动感情的、超然的、不自私的、和客观的视角。”这样的关注能够有一种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清晰性，这是权利语言不能理解的东西。在韦伊看来，关注是我们最根本的义务。它迫使我们认识到她所说的“痛苦”（le malheur），这是为我们所有人都保留着的东西。她写到，“因为我无法控制的情景变化，我可能随时失掉我拥有的一切，包括我非常亲密的甚至是可能被视为我本身的东西。”

这包括我的自主性意识，这种自主性既体现在庸常的行为如到杂货店买东西，也体现在更富戏剧性的行为上。当代哲学家安德莉雅·妮尔（Andrea Nye）认为，韦伊的观点也对有关堕胎的辩论提供了令人振奋的启发。事实上，义务和关注的相关观念提供了宣称胎儿生存权利者和宣称女性选择权利者之外的第三种方式。妮尔写到，拒绝这些以权利为基础的主张，“韦伊式的女权主义者或许应该听听女性的声音，当她们试图搞清楚自己的生活以便拥有一种约束性的意识，必须做些什么来恢复社会的平衡，并创造一个各种义务并不冲突的社会。”这样的途径或许邀请女性堕胎以便充分加入到不仅牵涉她本人的处境中。

我并不打算为当今的政治困境开一份万灵药处方，正如她在二战前的法国做的那样，韦伊肯定会对当今的不堪处境不屑一顾，“接二连三难以置信的谎言、哗众取宠的煽动、夹杂着恐惧的夸耀，”那是一种“总体上是根本无法容忍的混乱不堪。”但是，即使她对“社会剧场”的深刻见解并不总是导致清晰性，但它们的确迫使我们考虑应该如何改变政治生态，如果为义务留下存在空间的话。

译自：What We Owe to Others: Simone Weil’s Radical Reminder by Robert Zaretsky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20/opinion/simone-weil-human-rights-obligations.html

作者简介：

罗伯特·扎莱茨基（Robert Zaretsky），休斯敦大学荣誉学院教授，著有《博斯韦尔的启蒙》（Boswell’s Enlightenment，博斯韦尔是英国作家，以约翰逊博士传记而闻名---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