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胡拉特 著 吴万伟 译

在阿多诺看来，大众文化不仅是糟糕的艺术，而且用重复奴役我们，剥夺我们的审美自由。

古典音乐和高雅的欧洲文化是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哲学和人生观的核心。他出生于1903年德国的法兰克福，成长过程中有音乐陪伴，不仅是听音乐而且演奏音乐：他的母亲玛丽亚·加尔文里·阿多诺（Maria Calvelli-Adorno）是个歌唱家，年轻的阿多诺是很有才华的钢琴家。他上过法兰克福音乐学院（the Hoch Conservatory），跟随奥地利作曲家阿尔班·伯格（Alban Berg）学习。阿多诺在1931年选择在法兰克福大学就职开始其职业哲学家的生涯，但音乐和文化仍然是他兴趣的焦点所在。

阿多诺坚持很高的标准---文化不仅仅是技术进步之事（创作更加优美、更加复杂的音乐）而且是道德问题（间接的）。像所有文化一样，音乐能够推动或阻碍朝向更大自由的社会进步。那个进步曾经遭受过威胁。甚至在战前的维也纳，阿多诺就看到了欧洲文化衰落的迹象，令人警惕。他后来写到美籍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一部芭蕾舞剧《春之祭》（Rite of Spring），首次公演是在1913年。他说该剧代表了“文化反对其作为文化的本质的喧嚣”，欣赏它“恰恰在于它默默地反对文明”。这部芭蕾舞剧与“野蛮的调情”不仅仅是音乐性的，而且反映了社会事实，显示出走向歧途的文化趋势以及整个社会支配个人的证据。

走向歧途和支配的这些趋势诞生于纳粹崛起的背景之下。阿多诺的父亲奥斯卡·温森格朗德（Oscar Wiesengrund）是犹太人，阿多诺的教书资格在1933年被纳粹剥夺，导致他在牛津呆了四年，跟着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攻读博士学位。

阿多诺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一起迁移到美国，最终在1941年定居洛杉矶。曾经激烈批评斯特拉文斯基的哲学家，现在不得不与米老鼠面对面。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 (1951)）中，阿多诺绝望地写到，“虽然百般警惕，但每次去电影院看电影仍然令我变得更愚蠢和更糟糕。”

像很多海外流亡者，阿多诺最初对美国的大众文化感到不知所措，当时它还没有像战后那样横扫欧洲。这种不知所措变成了原则性很强的不信任。他宣称，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爵士乐、电影、流行歌曲等---操纵我们进入一种腾空了真正自由的生活，其作用仅仅是用来扭曲我们的欲望。大众文化不是民众的自发表达，而是利润驱动下的一种产业---它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让我们屈服于利润的需要。

对美国文化的不信任是相互性的。阿多诺和他的哲学合作者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都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就被联邦调查局盯上了。他们的电报遭截听，阿多诺的合作者之一汉斯·埃斯勒（Hanns Eisler）在1947年曾经被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传唤，并在1948年被驱逐出境。

联邦调查局不相信阿多诺是从马克思主义者背景移植到资本主义的人。现在，人们也不相信他是从特权背景到进步背景的移植者。针对阿多诺谴责大众文化，很容易的回应是把阿多诺称为势利鬼而不屑一顾。他讨厌大众文化变成了他讨厌瞧不上眼的民众。他似乎有些居高临下，觉得民众很容易上当受骗，很容易被人误导，大众文化过于浅薄和容易被人操控。在这个视角看来，阿多诺反对大众文化的论证并无深刻见解，不过是精英主义的表现，事实上，大众文化给人带来快乐，并表达了普通民众的声音。

但是，这种轻易的回应是误入歧途。阿多诺并没有简单地谴责大众文化；他也没有渴望高雅文化的统治。他发现两者都有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阿多诺对快乐的深刻尊重和要求，这是出于他对我们幸福生活密切关注的的道德忧虑。看起来似乎有些怪异，但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全面批判是受到欲望的驱动，他想辨认出对我们身心发展产生的危害，并竭力避免这些危害。大众文化不只是糟糕的艺术（他声称，它是糟糕的艺术），而且是有危害性的艺术---它阻碍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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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个道德立场，我们或许要考虑熟悉的例子：“愧疚的愉悦”（guilty pleasures）。平均来说，我们现在工作时间更长，更少安全感，报酬也更低。这个世界充满了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却没有清晰的方式处理或者改善。把我们有限的自由时间花费在休闲娱乐上，降低对自己的要求，逃避日常生活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似乎更好。虽然愧疚的愉悦并不完美，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忙碌生活中常常缺乏的快乐。与高雅艺术相比，它们给我们更多即刻的享受，毕竟大众文化要求的时间投入、注意力投入以及成本都要低得多。

阿多诺并不反对快乐。但是，他对愧疚的愉悦非常怀疑。什么样的世界能把愧疚和愉悦结合起来呢？什么样的快乐还伴随着一种意识，情况会变得更好，哪怕非常微弱呢？阿多诺宣称，那是一个世界，只能给我们微弱的快乐，复制品伪装成真东西；重复被伪装成逃避；劳动后的短暂休息伪装成奢侈品。大众文化将自己呈现为我们受压抑的情感和欲望的释放，因而被视为自由的增加。但实际上，它双重性地剥夺了我们的自由---不仅是美学自由而且是道德自由。既没有给予享受艺术的审美自由，也阻断了实现真正社会自由的道路。

缺少审美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在阿多诺看来，这是体验、阐释和理解艺术品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艺术品为我们提供可沉浸其中的空间和时间，被作为统一的整体去体验。但是，阿多诺宣称，大众文化已经丧失了创造这种统一的综合性整体的能力。相反，作品被生产出来是作为快速的、不相干的系列体验时刻的松散集合体。

听到有些电影因为其“众所周知的固定形式”和“特效”而受到称赞并非是稀罕的东西。如果我们看看这种语言的熟悉性背后，就会发现怪异之处---我们称赞两个小时的电影中包含的开心时刻（昂贵的）：追逐的镜头、爆炸和打斗动作设计等。我们已经习惯于将呈现的整体分割拆解成不相干的更小物品的集合体。这是我们表达观影体验的说法，我们能从谈论电影的方式中发现一些例子。比如在视听俱乐部，我们看到2017年最佳场景的清单---那是从电影中选取的被肢解并且被孤立描述的片断清单。更严重的是，《综艺》（Variety）杂志列举了2017年的十佳“镜头”，仍然是从电影中选取的觉得有意义的孤立形象甚至动作。

我们在音乐上看到同样的现象；点击有“钩子”（hook）的歌曲，即副歌和桥接中发现的特别出彩的和吸引人的旋律片断，歌曲中反复吟唱的部分。我们能够马上想起滚石乐队的歌曲“我不能一无所有”（I Can’t Get No）Satisfaction’ (1965)）中的副歌，该副歌的使用生涯很长---被重复用在广告、配乐和电影预告片中。它被作为独立的内容孤立地欣赏；毫无疑问，有些人可能够从来就没有听过完整的歌曲。这首歌被拆解并没有丧失意义---它的特定时刻被抽出来，被重新使用。这整首歌旨在表达一种紧张和释放，伴随着的是期待和倾听同样副歌的重复吟唱。在阿多诺看来，这是对真正的审美自由的歪曲和阻碍，将艺术品的各个部分统一和集中起来变成完整统一体的愉快和自由练习。没有妥协和修改的审美体验是难以预测的、流动的，有一个经过很长时间后维持和发展起来的复杂结构。与此相反，文化产业训练我们将注意力焦点集中在几分钟的时间和内容的间隔上，破坏我们从整体上体验复杂和统一的艺术品的能力和意愿。

我们知道它本来应该更好些，但还是忍不住去喜欢它。在阿多诺看来，这就是大众文化的问题所在。

它也让我们适应这样一种审美体验，非常类似于旨在让我们获得释放的作品；不停顿地按现成的标准和修辞来衡量艺术品。比如，不妨想想观看流行电影时，意识不到场景功能的情况是多么罕见---这个场景显然是要确立即将出现的事件的关系框架，另一个场景是动作场景，另一个场景提供了坏蛋的动机。我们通常已经具备了理解每个场景以及它可能长度的潜意识。当电影的开篇场景显示一个人在乱七八糟的卧室醒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是我们的主角，当催促主人公醒来的闹钟响起，肯定是在担忧做某事迟到了。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拜访Q时，显示出某些玩意儿，那我们知道它们在随后肯定还要被使用，所以我们会记住它们。我们知道讨论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不会出现深度的情感对话。我们的期待很少会落空。我们被期待做组织、核查、填写电影放映时刻的工作。不是获得时间去思考和阐释，我们反而投入到分类和整理的工作中，这恰好是我们竭力要逃避的工作世界。

阿多诺说得太对了，很多电影就是如此---它们的叙述大致遵循熟悉的套路，人物基本代表熟悉的原型。但是，这并非新情况。我们很难有这样的印象，即2012年大片《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 之类的电影能有文艺片如1966年的传记电影《安德烈·鲁勃廖》（Andrei Rublev）那样好。我们并不期待这样---我们的期待不过是让我们激动两三个小时而已。我们并不奢望它能经受住严格的审视。我们就是享受一下而已---带着愧疚的享受。

但是，带着愧疚的享受令人好奇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愧疚；我们知道不该这样，但忍不住还是这么做了。阿多诺觉得这正是大众文化问题的核心所在。就阿多诺而言，我们并没有上当受骗。我们对能得到什么以及它有多么滥心知肚明，但仍然忍不住渴望这些。

这是文化产业广告的胜利：文化商品的消费者明明知道那是假的，仍然控制不住自己去消费。

[…]

世人渴望上当受骗，这个词语已经变得比原意更加真实。常言说，人们不仅心甘情愿地拜倒在骗局面前甚至有些急不可耐；如果骗局能确保他们获得哪怕稍纵即逝的满足感，即便骗局被他们看穿，就像透明的一般。

阿多诺宣称，你理所当然地对你的作为和选择有知情能力：但文化产业仍然是一种“大规模欺骗”和伤害的手段。为什么？我已经说过，阿多诺的批评是基于对我们幸福的道德担忧。但是，这种担忧的基础是什么？我已经暗示过，这种道德担忧源于大众文化对人造成伤害的观念。理解这个说法要求我们再次观察刚刚探索过的审美特征－－－大众文化中使用的重复、体裁、借喻和熟悉性。在阿多诺看来，审美自由和社会自由终归是深刻交织在一起的。

在阿多诺看来，大众文化造成的很大部分伤害是破坏了我们自由行动和自发行动的能力。他声称，大众文化以及它作为快乐之源的地位也是一种训练，它让我们采用某种思维方式和自我理解并不断强化，这将伤害我们作为真正自由人的行为能力。它的实现部分是依靠其可预测性。在与马克斯·霍克海默合作的《启蒙辩证法》(1944)中，阿多诺写到：

在电影中，结果毫无例外在开头就已经可以被预期到了－－－谁将受到奖励，谁会受到惩罚，谁会被遗忘---在轻音乐中，有所准备的听众总能预测到热门歌曲的首小节后的持续，一旦预测成真，我们得到一种满足感。

没有留出空间供消费者展现“想象力和自发性”－－相反，他们被一连串可预测的行动裹挟，每个活动都很容易消化，它们能“在心不在焉的状态下消费”。阿多诺相信，在更广泛的世界，我们面临的一致性压力越来越大，需要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生产和工作中去，在此情况下，丧失这个供我们自由思考、想象和探索新的可能性的空间将是深重的和危害很大的损失。甚至在不工作的空闲时间，我们都无法自由地真正获得自由的和自发的快乐，这是多么可悲啊。正是那种快乐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工作生活中有危害的快乐缺乏，并拒绝接受。

我们缺乏审美自由也帮助形成了实现社会自由的障碍。如果大众文化甚至迫使我们在休闲的时候还要工作－－－如果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自由思考和体验的空间，那么我们将丧失看清彻底被工作主宰的世界之外的可能性。我们来考虑这样的事的空间将越来越小，体验工作之外的东西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阿多诺更进一步指出，这种死板的雷同性呈现出来，却被伪装成反叛和创新。这种深刻揭示我们当今很多文化特征的先见之明令人印象深刻。

这种风格的普遍影响或许已经是比正式法规和禁令更具约束力；一首热门歌曲若不尊重32小节或者第9小节的界限，可能被更宽容地对待。现实主义的义愤是那些有新观点可卖的典型标志。

这也是一种伤害。在我们身上积聚起来的真正抱怨和攻击性在本应该具有反叛性的艺术上找到发泄口。就拿音乐为例，从“大门乐队”（the Doors (记录标签是Elektra，如今属于华纳音乐集团）到说唱金属乐队“反对机器的愤怒”（记录标签是Epic，索尼音乐所有），社会反叛和抗议已经被扎上笼头，变成了得到大企业集团支持的可消化的音乐，被用来提供表达愤怒不满的无害释放。在这种发泄中，大众文化的确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但是，它将其捆绑到盈利过程中，把我们本来做出真正改变时所需要的能量释放掉了。我们依靠短暂的快乐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大众文化中发泄了我们的沮丧和挫折感。因此，大众文化阻碍了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强有力改变，这样的改变本来能以更加深入和持久的方式消除或减弱我们的沮丧，服务于我们的快乐。我们沉溺于大众文化的满足感欺骗了我们，糟蹋了未来赢得更持久和自由的快乐机会。

高雅艺术和大众文化都遭到了破坏，都有危害性。阿多诺认为应该将两者统统废除。

在阿多诺看来，大众文化之所以糟糕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快捷和轻易的快乐，这是门槛极高的现代高雅艺术无法提供的东西。相反，高雅文化之所以糟糕是因为它虽然承诺了这种快乐却不能真正提供这种快乐。最终来说，阿多诺对文化产业的攻击不是对快乐的攻击而是对快乐幌子的攻击。在写给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信中，他提到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自由的两半，但两者并不能简单地加起来。”大众文化给我们快乐，这是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权利；但是，它的到来伴随着对我们自由思考能力的破坏，无法真正将我们从工作和利润的世界中拯救出来。从最好处说，高雅文化创造的艺术品给我们真正的审美自由，让我们从劳动中获得暂时的逃避。但是，这些艺术品往往有很高的门槛，这种艺术的完美体验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获得。要能欣赏交响乐团的演出，需要的不仅是金钱和时间，还需要心灵的自由，无衣食之忧或精神焦虑－－－无需担忧金钱、食物和安全。所有这些在就业越来越动荡不定、工资越发低廉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稀缺了。

高雅艺术和大众文化都遭到破坏和都有危害性。阿多诺不是主张废除其中一个而是应该将两者都废除。我们都有权享受快乐，没有愧疚，没有伤害，没有担忧，但是，我们的社会非常不公平，真正的艺术自由和真正自由的艺术欣赏所需的要求都极为苛刻和代价高昂，这实际上让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没有了机会。如果大众文化窒息人和危害人，但很容易得到和享受，这只是因为它是一面镜子，照射出高雅文化所造成的伤害和使其成为可能的社会不平等：

大众艺术折射出严肃艺术的糟糕社会良心。民众因为社会前提而无法理解严肃艺术的真相为大众艺术提供了客观合理性论证的外表。但两者的割裂本身就是真相：它至少表达了作为两个空间结合体的文化的消极性。

其实，阿多诺并不像外表那样势利，或许比其名声隐含的东西更加激进和更加保守。最初，似乎是我们应该受到谴责；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纵容和支持是我们的道德堕落。现在似乎不道德的是这个世界阻碍了我们实现自己的潜力，剥夺了我们获得快乐的机会，要么只是重复工作的要求，要么依靠深刻和不道德的不平等。阿多诺的抱怨并不针对我们，而是针对阻挡我们前进的障碍。他非常严肃地看待快乐，要求我们的生活中充满快乐。但是，阿多诺发现，现代世界的结构使我们的快乐总是不完整和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我们能简单地投入到大众文化中马上享受到快乐，但付出的代价是我们的感觉和情感受到操纵，受到干扰，受到破坏，受到利用。另一方面，我或许足够幸运地能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欣赏高雅艺术。但是，我这样的能力建立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基础之上。我的暂时自由是他人做出牺牲换来的。

在阿多诺看来，有些艺术品比其他更好；大众文化在总体上看都是垃圾。但是，在他看来，完美的世界既不应该是排他性的音乐厅也不该是装满垃圾电视的废料桶。阿多诺没有给我们完美世界的画面，只是描述了快乐和享受的不断承诺。他认为，我们的社会很少能满足这些要求，而且即便满足了，代价也高昂得让很多人承受不起。

作者简介：

欧文·胡拉特（Owen Hulatt），任教约克大学哲学系，其研究兴趣是音乐和艺术的深刻性。最新著作是《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和哲学真理：结构与表演》（2016）。

译自：Against popular culture by Owen Hul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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