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恩·斯宾格勒 著 吴万伟 译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临终时候写到，“到了50岁时，人人都长着一副自己应得的面孔。”对于社会和大学来说，这种说法也说得通。社会到了高峰时，它就有了自己应得的那种大学。在政权的中期，现在加拿大已经早已超过了青年，但还没有到年老昏聩的地步。看看我们的大学这面镜子，我们看到了什么？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很多面带微笑的学生，有关“影响力”和“创新”的谈论，更多的基建投入，需要庆祝的更多新社区和产业合作。但是，那到底是谁的形象？是谁创造了它？又是为谁服务的？

管理者控制着现代大学。如果用本杰明·金斯伯格（Benjamin Ginsberg）的话说，教授已经没落，大学现在完全是“管理者说了算”的机构。[1] 花在管理者和管理上的钱超过了花在教师身上的钱，管理者比教师多很多，管理者的薪水和全套福利待遇尤其是校长和其他高级管理者在过去10年已经像坐了火箭似地向上攀升。更加说明问题的或许是，学生自己在雄心和需要方面更类似管理者而不是教授。我们听到的是安全、舒适、保险、高质量的服务、一流的住宿条件、得到保证的成绩、机构品牌、更好的就业安排、毕业证书的市场价值---这些是当今学生提出的要求，而不是追求真理、正义和智慧。[2] 教授和学生的传统语言仍然存在，但“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说法正在试图取而代之。合议制和联合决策的原则仍然还在书上，但是它们已经不再是反映大学的样子和运行方式的描述了。

革命已经结束，管理者赢得了胜利。但是，传统结构和语言的延续导致有些人认为，机构战争现在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错误。正如很多革命那样，公开的冲突只是在真正的权力已经易手之后才出现。比如在法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能抓住对政权的控制，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牢牢掌握了控制权。现代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过去几十年来，管理者已经缓慢掌握了大学的控制权。最近大量出现的批评这种接收的书籍文章和宣言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战斗还在进行中。其实，那是幻觉，很多文章的作者对此心知肚明。所有这些抗议的声音写得非常漂亮，很高尚，也有深刻的见解，但这些要么是失败者的哀号，要么是不甘心失败的垂死挣扎。

那么，怎么办？冒着被解雇的风险继续作战吗？承认已经变天，加入胜利者一边分一杯羹吗？还是承认失败，随后退出？

这些都是貌似有理的反应，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在使用的生存策略可能是某种混合体，这令人担忧。从个人角度来说，笔者不像积极分子那样咄咄逼人，但要比悲观主义者更积极一些。本文的建议有些老套，但也有温和挑衅性。本文认为，我们应该思考大学里的变化，以便对大学意味着什么达成某种共识。然后，我们就能采取合适的行动，无需对后果有任何幻觉。

为了做到这一点，本文提出一个测验。管理者最喜欢的一个词是责任追究。他们告诉我们必须问责，尤其是对教授们问责。好吧，就让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问责一下管理者。他们在夺取大学的控制权之后，到底用公众的信任做了什么呢？

这个测验中的反讽意味一点儿都不少。新的管理者种姓制度给加拿大大学带来的最显著变化恰恰是问责传统的颠覆。在传统大学，教授是“不被问责的”。大学是神圣之地，教授们有完全的自由与学生和同事一起探索他们感兴趣的领域，不受任何干涉和强制性的要求。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从深层次上说，教授要被责任追究的，但是那远远超出了官僚群体能染指的范围，问责教授既不是他们的野心所在也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教授的责任是发现真理和讲述真理，鼓励学生做同样的事。在这个方面，考核教授的能力和成就是判断问题，没有办法靠量化考核。而且，考核只能由具备这种考核能力的人来实施。因此，引进了一种机制来确保大学在永久录用某位教授之前就做出这种判断。通常，一个人要在大约15年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和长时间的专业观察和认真评估之后，在大部分学校是持续5到6年，只有那些证明自身价值的人才被授予终身教授职位，并被允许继续教学和科研来追求这个美好的目标。

另一方面，管理者之所以总是被问责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责任在本质上是管理性的，因而会因为评估和定期的公共审计而有所修改。他们有责任确保学生和教授的活动不受干涉，有责任管理学校的经济事务。在此意义上，管理者是这个神圣之地的管家而非家长。

但是在当今大学，这些角色已经被彻底颠覆。教授们现在是被问责的对象，但不再是被同行或学生问责，不再被认为是所担任课程的主导者。相反，他们要被管理者问责，这些人使用越来越广泛的工具和人员来评估教授的成果，衡量其工作表现，所有这些都是被认为可量化考核的。而在对科研成果质量进行评价方面，我们现在拥有众多被用来当作价值标准的“成果”。学生评教和选课率（受欢迎程度），被“评价量规”决定的学习，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数量、科研资金数量、社会影响力等都是考核指标。换句话说，量化考核你的只有东西，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做出判断。

激烈指责教授缺乏问责的管理者如今都处于不被问责的位置。在今天，管理者几乎是谁都不敢碰的。他们对大学的价值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办法衡量，也不受批评性评价的制约。这部分解释了管理者在大学里的疯狂膨胀。大学校长在调整新岗位方面有困难吗？管理者在管理时有麻烦吗？没问题。让我们成立一个“调动委员会”－－也就是说更多的管理－－－所有这些人都获得管理大学的更多权力。[3]

如今询问大学的任何问题，提议的解决办法不可避免地都与管理有关。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确保产品质量和大学目标实现的人是管理者而不是教授。但是，在知识和理解是真正目标的学术环境中，这怎么可能呢？无需过分吹毛求疵，原因在于这些已经不再是大学的真正目标了。除了某些关键的科学和技术院系以内容熟练程度为首要任务外，大学的真正目标是管理效率和管理思想。受到技术和教育的技术模式的压力，文科和理科院系正在静悄悄地变形，其“内容”越来越多地仅仅成为传播大学的真正渴望的场合，即培养很容易适应的、满脑子管理思维的人来占据我们创造出来的管理世界。所有这些的潜在假设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学生知道什么或变得多么聪明，而是他们的表现有多好，多频繁，我们的考核多精细。

如果你觉得我夸大其词，那就不妨看看大学的宣传品，它们永远在向当今学生夸耀“合作”、“交流”、“批判性分析”、“影响力”等。所有这些抽象名词都指你能做的事，没有一个字涉及你知道什么和你是谁的问题。没有承诺向你讲授历史、政治或生物，也没有承诺让你变得更聪明、更有思想、或更谨慎。而是只有技术培训，让你在竞争的和创新的世界里有上佳的表现。

在这个方面，西方资本家社会开始继承其遗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名言是，在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对人的管理”将被“对事的管理”所取代。西方比东方做得更好，没有用东方破坏这样的野蛮手段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现在，我们都是很开心的、效率很高的管理对象，在西方技术专家型社会组织机构里生产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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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挑战管理者或者与他们进行建设性的、平等的辩论，人们对此作出的惊讶反应就足以说明管理者的权力之大已经到了何等地步。如果你对管理者说，她在某个特定政策或做法上犯了错误，或者说你和同事已经有很好的理由要求重新考虑或修改，你就要准备好迎接如下反应：他们一脸茫然地盯着你看，随后点头意味着要中断谈话，再居高临下地确认你的建议会被认真考虑。萨斯喀彻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罗伯特·白金汉（Robert Buckingham）就是见识大学如此作为的倒霉蛋。就因为批评管理者的重构计划，他被解雇，被剥夺终身教授职位，被赶出校园，在现实世界，这本来应该是完全善意的，甚至是受欢迎的行为。[4] 教授真的沦落到如此境地。在致力于探索和自由辩论的大学，究竟是什么让这种野蛮凶狠的行为畅通无阻呢？

在现代大学，管理者已经成为不再被任何人追究责任的人，因而他们的行为不受任何限制，这与他们冠冕堂皇的管理规定正好相反。管理者会坚持认为，他们事实上要对大学的很多利益相关者负责如社区、企业界、校董事会和政府等。与教授不同，他们必须直接对这些机构负责，因为他们管理和推动各自机构的利益。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说法是真实的，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并不真实。比如，大学校长的确需要对董事会负责。同样真实的还有，董事会可能解聘校长，虽然我们很难知道解雇背后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们必然达成了不公布实情的协议。然而，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双方可能因为机构管理方面的不同意见，或者捅了特别大的娄子，以至于根本没有办法从政治上补救了。对于前者，安大略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格伦·琼斯（Glen Jones）最近在接受《大学事务》采访中指出，紧张关系的主要源头之一是校长因为“职位限制”不能像董事会希望的那样自由和快速地行动。在琼斯看来，那些限制是因为存在“终身教职”和“集体协议”等东西，大学校长没有能力“解雇人”，也不能在“人员和资金”方面做出改变。[5]琼斯说，在以“合理和公平的”方式考核校长的表现时，董事会必须考虑这些东西，但我认为通融调和在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在压制如果不是彻底消除合议制以及传统对企业和市场在学界内施加影响力的限制的残余方面，加拿大大学的创造性一直非常强。

至于捅娄子，这些娄子要多大多么刺眼？结果是非常刺眼的娄子。请看三个例子。2014年，加拿大西安大略校长阿密特·查克马（Amit Chakma）拿了薪水479,600美元和管理休假津贴（444,400美元），该大学（UWO）没有强迫他辞职。[6] （如果你是教授，想象一下你要求财务副总裁支付你的工资和同一年的休假津贴。）2012年，爱德华王子岛大学的校长阿拉·阿布德·埃尔·阿齐兹（Alaa Abd-El-Aziz）在一年中就有两起不同的性骚扰指控，都引起人权组织的正式声明谴责，最终都通过协商解决。他仍然稳居校长宝座，虽然这些指控都出现在是否续聘前的中期考核之前。[7]没有理由暂停其职权吗？只是一些妇女的叽叽喳喳吗？甚至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当地分部似乎都愿意帮忙遮掩。在协商协议中写到，这“不一定意味着投诉是有根据的”。[8]当然，协商协议也不意味着投诉没有根据。但是，加拿大广播公司没有提到这一点。最后一个例子，在2012年，卡尔加里大学（Calgary）校长伊丽莎白·贾农（Elizabeth Cannon）在领取该大学的薪水的同时还收取企业捐赠者之一的恩桥天然气公司（Enbridge）的巨额资金。这都很好。校长不过使用其经济和社会资本为学校带来好处。但是，如果捐赠者对大学和它支持的研究中心不高兴了，会发生什么呢？贾农对卡尔加里大学哈斯卡耶商学院（Haskayne School of Business）院长勒恩·威夫曼（Len Waverman）说，　

恩桥很不高兴。我们需要令人满意的和有战略眼光的领袖，这是恩桥在寻找的人才。他们渴望成功，他们看不到成功。我坦率地补充说，在这个案子中，他们没有看到你的领导力，感觉到一旦资金承诺兑现，你的利益就丧失了。这对你和大学都不好。我希望与恩桥建立良好的关系，考虑到阿尔·莫纳哥（Al Monaco）即将成为总裁和我们的校友(我也是董事会成员）。我们的利益远远超过 哈斯卡耶商学院。

调查此事的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CAUT）是这样总结这个事件的：

卡尔加里大学的高级官员更关心的是迎合企业捐助者和“可利用的机会”，而不是捍卫学界的诚信和管理透明的模式。有时候他们使用威胁或者恐吓等手段以维持恩桥感到满意。根据电邮记录、多样化的采访和媒体报道，我们的独特印象是卡尔加里大学有让人闭嘴的文化，最糟糕的是恐吓和报复。[9]

在回应米歇尔·恩赖特（Michael Enright）对大学校长巨额薪水的质疑时，查克马本人说，“如果你想拥有一流的人才，你就需要支付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价格。”[10]这里，一流人才指的是大学校长这种管理高度的人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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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现代大学的真正使命，董事会、政府和产业界达成了一致协议。那个使命是我们所有生活和居住在非名牌大学内的人都知道的：更多的产业合作，更多的技术，更多的STEM课程（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更多的钱投入这些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更多的管理性评估机构和措施，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学生服务，更多的学生满意度。因为管理型大学是零和游戏，该使命还有反面：更少的终身教授职位，老师更少的课程控制权，更少的人文学科和纯自然科学课程，更少的人文和纯自然科学研究的资金支持，合议制日渐弱化。

在大学的管理等级体系的关键人物中，并没有关于该使命的严肃辩论。所以，管理者虽然坚持教授必须被问责，但要确认问责管理者，那不过是转移注意力的幌子而已。管理者就是使命。在管理精英中可能存在有关势力范围和权威的内部争夺和自相残杀，在执行使命所要求的礼节因为各单位的历史渊源和市场老练程度或许存在差异，但是，对于根本性问题，人人都明白和同意需要采取的路径：只要这个使命得以推广，管理者就可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自由地管理大学。如果做事需要凶狠，那就做吧。比如，如果要求严重破坏确保支配和确定先例的集体协议；或者创造新的考核机构来破坏现有的教授考核机构，然后在机构中安插进管理部门人员从而获得期望的结果；或直接或间接地改组管理招聘委员会和教授聘任委员会；或者培育和打击教授协会的领导力；纠缠和虐待拒不服从的教授直至他们辞职或解聘，或者通过慷慨的资金资助和克扣他人资金来收买批评者，那就做吧。你不可能不打碎鸡蛋就做蛋卷。正如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曾经说过的那样，蛋卷的质量与打碎了多少个鸡蛋没有任何关系。在此例子中，鸡蛋不是可忽略的东西。它们是大学的基础---来之不易的和合议制和民主管理原则，致力于真理、公平竞赛和理性辩论，思想自由和集体智慧的悠久传统。现在，所有这些都被管理者傲慢地拆解了，那些家伙根本没有足够的智慧来理解这些对大学文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如果你觉得我过分夸张地谈论了大学课程的破坏所造成的后果，那就把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辩论作为文化变迁的晴雨表。无论党派利益如何，很多人对这个辩论感到害怕。但是，如果你想明白完整的恐惧程度，明白我们堕落的程度有多深，那就看看1960年代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电视直播辩论。现在的新野蛮程度就立刻变得一目了然和令人震惊了，这并不是说肯尼迪和尼克松本人的政治文化水平有多么高。如果你认为这种衰落与真正的文科教育的衰落以及全官僚大学的崛起背景没有任何关系，那就再想想吧。真正的人文教育就是教育学生学会有意义地和深刻地思考真正的人类管理问题，正义问题和理性问题。我认识的一位加拿大大学校长对曾经表示有兴趣研究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政治思想的同事说，“为什么研究他？他已经死了。”历史有什么可学的？政治智慧有什么可学的？大学校长的思想广度和深度仅此而已。我们现在竟然让这些思想市侩来决定孩子们需要学习什么。在文化萎缩的乌烟瘴气之中，能指望学生发现真正的政治家或公民或者真正有正义感的人么？听任现代管理型大学盛行的话，绝对不可能。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让管理者有资格占据权力宝座？他们经受过什么检验赢得了信任，被赋予如此程度的行动自由？我们为什么害怕权力可能被滥用而拒绝给予教授群体自由，却给官僚群体这种自由，这些人既没有学术背景也没有机构承诺来确保其负责任地使用权力。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官僚群体在本质上等级森严，缺少合议制的那种监督和制衡，当初大学创造出合议制就是要确保大学不受官僚机构的入侵。合议制是平等者的管理，通过说服而不是权力，这是加拿大大学几十年来管理的基础。为什么将其扔掉，把高等教育机构交给各种形式的官僚强制和胁迫？大学创立之初就是积极反对这些东西的。

这个问题的简短答案是我们想要这些。我们之所以想要是因为，通过这种新安排获得的东西比丢掉的东西更多。更长的答案就更难解释了，但是，当我们总结管理者在过去几十年里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真相或许就更清楚了。如果使用在非艺术环境中公认的艺术考核标准，就是“通过他们的果实，你就能认识他们的本质。”

本文评论全官僚大学的四个领域：学生、大学课程、大学管理和管理者薪水。

学生

全官僚大学的本质的最清晰标志是其首要构成要素－－－学生的情况。根据现有的标准，在大学管理者不断膨胀期间，学生的智慧水平已经大幅下降。这个趋势的很好证据，简单地与最熟悉和喜爱学生的人－－－老师交谈即可获得。纽约大学社会教育学教授理查德·阿鲁姆（Richard Arum）和约瑟帕·罗克萨（Josipa Roksa）的书《学术漂流：大学校园学习的有限性》显然是对此现象的研究。书中描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画面，学生的分析思考能力、复杂推理能力、批判性反思和写作能力等都有下降。大学在能力下降中的角色令人惊讶：４５％的学生在大学的前两年里“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改善”，３６％的学生在四年的大学学习后并没有任何显著的改善。对于“学生在当今高等教育中实际上学到了多少东西？”的问题，两位作者的回答很干脆：没多少。[11]

我们学生的低劣状况的丑闻因为下面这个事实而变得更加恶劣：如此糟糕的成绩却要求学生支付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昂贵的学费。从1991年到2016年，加拿大大学的学费增加了令人吃惊的263 ％ [12]。学生债务在增加。在1990年，平均每个加拿大大学生在毕业时欠债8,000美元[13]；到了2016年，债务超过了28,000美元。[14]有证据显示，如果私人的和地方的贷款计算进去的话，实际数字要高得多。[15] 钱都到哪里去了？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268,952管理者和职工为446,830个全职教授提供服务和支持。[16] 今天，这个比例已经几乎疯长。他们已经不再是服务和支持，而是一场政变，是诱骗学生花钱上大学的阴谋。

在全官僚大学，我们欺骗学生说真正的实质性教育，最有害的后果是破坏了他们的说话和思考能力，和严肃表达自己和世界的写作能力。我们给他们套上了令人窒息的债务锁链，进一步减弱了他们充分发挥能力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评估大学时，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那样的世界找到立足之地。要实现我们为其准备的未来，我们口若悬河地警告他们最好准备好“工作流失”和“不稳定就业”和回到大学再进修的可能性，重复地更换工具，以便满足不断变化的无所不知的市场需要。[17] 大学体制制造的不是充满活力的公民和有思想的人。它甚至不制造真正有技术的人，因为任何卓越的东西都需要真正的智慧自由，充满活力的课堂和对研究对象的严肃关注。投其所好和手机干扰不可能做到这些。大学产生的是驯服的、听话的“打工仔”，几乎只关心自己的生存，很少意识到塑造其世界的力量和积极鼓励他们接受现实的力量。现实就是如此，而不是某些人的决策或选择，虽然有证据证明，最近校园里的游行示威显示出人们对这种角色越来越严重的不满。[18]

那么，既然投资的回报率如此微不足道，为什么学生和家长还持续花钱呢？

全官僚大学为学生提供的不是教育而是有市场价值的毕业文凭和大量统计数据证据，用以证明拥有这种证书的必要性，如果你希望有光明的经济前景的话。[19] 对不断增加的成就的推崇，有关文化和交流和学习的所有新项目，技术体系和学生设施和服务的所有改善都不过是掩盖这种赤裸裸算计的幌子罢了。我们不在乎你是否成为文盲。我们不在乎你能否读书写字。我们甚至不在乎你人性的重要方面是否彻底萎缩。让我们称之为进步和我们保持经济和军事主导地位必须付出的代价。你们也喜欢这些，不是吗？你们喜欢福利---如满世界旅行、手机、来自血汗工厂的廉价衣服、视频网站Netflix和其他鸦片及笼统意义上的舒服自在，不是吗？那好吧，我们达成相互理解。我们为你们做的是，确保我们的证书为你们充分提供经济餐桌上的位置，让你得到公平份额的战利品。毕竟，这对你我双方都有利。

这个面目狰狞的故事的例外是精英教育自己子女的方式。很多在硅谷巨头如谷歌、苹果、雅虎和惠普（Hewlett-Packard）工作的人把孩子送到半岛华尔道夫学校（The Waldorf School）读书。该校不允许基础教育（K-12）课堂里有电脑、手机或者iPads。那里全部是真人接触，自由对话和身体的、思想的和情感的参与。[20] 说到名牌大学，情况也类似。有钱有势者的子弟每周的课程内容里并不阅读只有半页的评论，然后点击鼠标表明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们读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根源》，老师决不妥协，同事积极参与，为的是理解和认识人类的状况。我有朋友在这样的学校教书，他们告诉我，那里的衰落现在似乎“不可扭转”。但正如但丁告诉我们的那样，地狱不是单个地方，它有很多层，从相对令人愉快的哲学家和作家的居所到第九层的冥河科库托斯（Cocytus）的黑暗，背叛者因为所犯的罪在那里受苦。（但丁地狱篇中所描绘出的景象分别有入口、过道、渡河、第一狱幽冥、第二狱黑风谷、第三狱暴雨、第四狱滚石、第五狱沼泽、六狱燃烧的坟墓、第七狱三谷、第八狱十壕、第九狱四圈地狱共9层。第一层是候判所，在这里等候上帝的审判。在其余8层，罪人的灵魂按生前所犯的罪孽(贪色、饕餮、贪婪、愤怒、信奉邪教、强丶暴、欺诈、背叛)，分别接受不同的严酷刑罚。--译注）

今天，学生到大学里来遭受不负责任的剥削和蹂躏，以便满足我们世界的经济和技术精英最深刻的欲望和需要。如果他们还没有被玩世不恭打垮，他们很快就吃惊地了解到大学根本就不关心他们。他们在内心感受到的恐惧、心碎和奇妙的人类声音在课堂上根本接触不到，会被活活饿死。我们给学生提供的是某种技术教育（短期内更多），但我们要确保他们不要思考太多，要让他们忙起来，连同整体文化一起教导他们害怕沉默、快乐、无聊、不快以及旅美韩国人第二代丹尼斯·李（Dennis Lee）所说的“真实的痛苦”。相反，我们要在课堂里塞满手机、手提电脑、铃声和游戏风格的小测验，这样他们就不能意识到真体验，即使有的话。正是在那些更黑暗的体验空隙处，人们才变成真正的人，开始与世界的长时间对话，我们并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优美新奇的深刻见解。或许如此。但是，全官僚大学讨厌沉默和反思，他们渴望学生快速、温顺和高效。

大学课程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管理者关心的生产率和商业应用已经对科学造成了像对人文学科一样的破坏。今天，管理者和政府科研资金机构迫使科学家出产能立刻带来经济利益的激动人心的新研究。不幸的是，自然世界并不像管理者希望的那样在制造产品方面如此直接了当，在提出深刻见解时，似乎按照不同的时间表运行。

不是追求真正的科学知识、有用的技术应用、和充满活力的课堂，全官僚大学鼓励毫无意义的科学上的吹毛求疵，没有相关性的发现，技术上的骗人花招，常常无法重复的科研，甚至是公然弄虚作假。管理者要求“科研成果”的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科学家被驱动采取这些招数来维持生存。丹尼尔·沙尔维茨（Daniel Sarewitz）引用《柳叶刀》的主编理查·霍顿（Richard Horton）来表明科学危机的形状和程度：

科学文献中的很多，或许有一半或许根本就不真实。受到小样本、微弱影响、不可靠的解释分析和公然的利益冲突等，加上痴迷于追求重要性令人怀疑的时髦潮流的影响，科学已经滑向黑暗的深渊。[21]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生存，科学家不得不用假动作诱骗国家。要做到那样就需要牺牲掉某些东西，那就是真理。或许没有到要求兜售彻头彻尾的谎言的地步，虽然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至少它要求“玩这个游戏”，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据说每年耗费纳税人和政府280亿美元科研资金，做出来的却是“无法重复的”结果。按照沙尔维茨的说法，现代学术界的“科研并不是在自我纠正，而是在自我毁灭。”

与此种类型的科研相反，存在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奥地利科学家约翰·波兰尼（John Polanyi）所说的“基础科学”。[22] 基础科学不受强制或有强制力，也不痴迷于短期结果。相反，其目标是对自然世界的真正见解。它的对象范围从统一的场域理论到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到植物的生物物理学生命世界。与这种探索相比，无人驾驶汽车或脸部识别手机不过是技术花招而已---开发起来非常昂贵，出售的话有利可图，要求很多非常聪明人来创造，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但除了能被更进一步剥削之外，最终很少为生命本身提供任何真正的新见解。

我猜想，大学的大部分科学家如果有选择机会的话，他们更愿意进行基础研究。对那些更喜欢技术应用的科学家而言，我敢打赌他们宁愿做一些他们及其同事认定有社会和科学重要意义的研究，而不是没完没了地奔波在“创新”的跑步机上。结果发生了什么？两类科学家都被迫在妥协下的体制内工作，该体制以管理者的生产率原则（绝非科学原则）为幌子扼杀了基础科学，并将技术应用琐碎化。霍顿问到“糟糕的科学研究能被纠正吗？”“部分问题在于没有人被鼓励去做正确的事。相反，科学家们一再被鼓励要多出成果，多搞创新。”[23]

就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科学的见解要求休闲和心灵的自由。如果你剥夺了科学家的这些东西，相反屡屡缠着他们要成果要影响因子，你是得不到深刻见解，甚至得不到科学的，得到的不过是花招而已，人是非常善长杜撰自己的重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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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遭到的破坏与自然科学的破坏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在阿鲁姆和罗克萨看来，衰落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严谨性”。学生不能做他们过去常常能做的事，简单的理由是我们不再坚持要求他们做了。为什么这样？“学生的成功变成了大学的优先课题，学校领导让它变成这样的。”“校长、院长和教务长”－－－这些是决定大学文化的人。如果学生不能思考，不会阅读，不再写作，那是因为管理者根本不在乎学生能不能做这些。

忽略这些的理由之一就是腐败。严谨性是困难的和不受欢迎的；纵容却是容易和快乐的。因为整个世界都在讨好学生以便从他们那里吸收众多资源的一部分，为什么要抗拒不断涌来的财富？毕竟，这是他们生活的世界和他们期待的东西。最好是简单地把迎合重新包装成严谨性---电子学习、数字素养、基于能力的规划（competency-based programming）和个人学习议程（personal learning agendas），总之，坚决否认问题的存在。

衰落的另外一个理由是更多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而非纯粹的算计。在管理圈，正在进行的有一种被叫做“后官僚主义”（post-bureaucratism）的运动，其灵感来自大数据分析师和硅谷的现场监控。后官僚主义者是反管理的管理者。就像特朗普和英国脱欧论者，他们做出的姿态好像是充满关爱的民粹主义者，是反抗现有专业人士的斗士，其实他们不是。他们寻求的是将经济、政治、和教育体制“一体化”，将专业知识和内容管理从运行中清除出去，而不是改善它们。正如阿兰·芬利森（Alan Finlayson）在《伦敦书评》的最近一篇文章中描述的野心，他们的政治“并不珍视社会知识（没有这种东西）”。它看重的是个人行为和互动等事实的产生和阐释。它们意味着什么或者预示着什么，如何管理和操纵它们。”

新管理者精英渴望挖掘和控制经济、教育、和社会资源以便创造这样一个国家，其运行不是按照传统民主政治的批评和竞争精神，而是搜索引擎的顺畅的、无摩擦的运动，其中一切都按他们私下里梦想的样子确认下来，根本不提出这些东西对个人和集体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对于教育来说，其隐含意义令人震惊，首先是放弃了大学的原则目标：“在这个世界，人们不需要知道和理解有关自身的东西：他们是需要被了解的东西。”[24]

或许没有比当今高等教育的空洞无物更清楚的解释了。在传统世界，教育是培养性格和加深认识和理解所必需的东西，这样人们在处理相互关系和与世界的关系时能够更有头脑地行动。那是在过去，世界充满了自然的物体，它们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满意，不是由数据构成的虚拟的地方或者“物体的因特网”，这些东西的构成受到没完没了的操纵。在传统世界，重要的是你是谁和你知道什么。全官僚大学不再关心这些事，这个事实绝非偶然。在大数据的后官僚主义世界，没有人去关心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学生，因为这种知识已经不再指导决策，大学管理者对此心知肚明。再也没有“霸权的”权威（教授）试图说服或者教导你；不再有批评甚至不再有“批评性思考”；不再有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课程作为参加公共生活的准备阶段。只要学会营销、算法和会玩儿即可。

参与文化的知识和见解无关紧要，这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甚至在选举的有限政治活动中就无关紧要。辩论的表面目的是辩论对立的政策以便得出哪个决策更好，这仍然存在。哈佛大学舒思深（the Shorenstein Center）媒体政治和公共关系研究中心有关2016年美国全国代表大会（US National Conventions）的报告显示，如果和投票、丑闻和其他选举事务对比，公众有关政策议题的讨论微不足道。特朗普的立法议题比克林顿的议题引起更多关注---13%对4%，但是，报告清楚说明，这不是因为特朗普选举团队的“内容”而是因为特朗普更受电视欢迎的事实。[25]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总裁莱斯利·穆恩维斯（Leslie Moonves）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或许不好，但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绝对是好事。金钱源源不断涌来。真是吓人。唐纳德，请继续。”[26]

思想和批评属于从前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书籍、课程、教授、学生、对话、课堂－－－所有这些都是旧大学内容驱动下的机构的过时特征。它们都要消失，简单的理由是学生在大学里已经不再是学习或知道任何事；他们在那里是要被关注和被认识的对象。这不是说在认识他们是谁的意义上去“理解”他们，以便帮助他们飞黄腾达。芬利森（Finlayson）说，“在交际和信息的新体系中”，权力落在“阅读情绪和观点流动和退潮的能力上，以便预测什么即将到来，发现一种潮流，它有助于放大和资本化临时的力量和数字的强度。”[27]人文教育从大学里消失是因为，我们从学生那里想要的东西不再是他们的深刻见解或性格，而是其最直接的和没有深思熟虑的欲望的电子足迹，从这里可以精巧地制作出让他们居住的消费者世界。”

或者加拿大安大略远程教育网 Contact North在当今的教育说法，

从前是机构决定学习项目，现在是劳动力市场需求或者个别学习者的偏爱决定以技能和能力为基础的项目。这种转变将减少人们对形式化项目结构的依赖，增加学习者结合自己学习议程混合和观察学习活动的能力。这些议题中有些是专业机构和认证机构决定的，其他则是由个人的学习兴趣、激情和承诺等来决定。[28]

对大学课程的这个可怕描述中有个真正的成---技术。全官僚大学出产了非常好的技术－－－生物技术、数字技术、环境技术和所有种类的技术。 [29] 推动力就是让人在这方面做得更好。[30] 技术是我们世界的游戏的名字，以至于我们在全球的地位和物质繁荣几乎完全指望着它了。我们为什么不使用能支配的所有工具来开发技术，包括我们的大学呢？

技术本身没有错，但技术人有错。两者的差别是“技术”不过是用来追求实质性人类目的的工具，而技术人放弃了人类目的，偏爱纯粹技术性目的。前者的观点是经典，后者的观点源自硅谷数据主义者或者超人主义者（transhumanist）。在他们看来，人类自己不过是“过时的算法”，很快将被在任何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综合性算法所取代。[31]

传统理解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都反对后者的观点。难怪他们处于边缘化或者被大学课程排除在外。但是，他们与前者并不是对立的。甚至像我们这样一边倒地痴迷技术的情况并不意味着贬低或者消除其他形式的探索。那发生在当技术目标取代实质性人类目的情况下。从意识形态和经济角度考虑，这是全官僚大学的专利。

这是本质区分，在我看来，在此人们必须选择。技术人的诺言一直是自由，让人摆脱通常混乱的人类生活，其生死循环，生长、衰老，多寡，快乐与绝望－－－简而言之，就是摆脱其特别令人担忧的和有美感的不完美性。[32] 古典技术寻求改善减轻这些缺陷，但并不逃避它们，因为人类本质在古人看来是不可逾越的。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人文学科项目总是鼓励人们谦恭、反思和智慧。这个世界有局限性，我们必须理解和尊重它。但是，当今崇尚技术的社会不这样想。我们如今都胆大得很。因为人类不过是能够随意改变和悬置起来的算法，当今预言家承诺的技术世界比我们的世界更清洁，更加高效，当然也更加缺乏人性。只有在你希望成为人的时候，人文学科教育才是必要的。否则，需要其他形式的塑造。

如果技术主义者是正确的，这样的世界可能出现，那么我描述的愚蠢和衰落不过是已经已经过时的人性的残余，很快将消失在超级数据集的光明闪亮的太阳下。但是，如果他们错了，人类没有被改变，或者变得完美了；相反他们遭到了毁灭，首先是被当作机器那样对待，接着是人性遭到系统性地忽略。正如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时代》周刊2010年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他是计算机科学家（虚拟现实之父）、艺术家（作曲与表演）、哲学家（《你不是一个器件》的作者---译注）所说，在我们看来，人工智能像人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机器变得越来越有人性了，而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像机器了。[33] 机器的快捷和效率远超人类恰恰是因为机器与人类不同，没有“他者”。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已经非常接近了。

大学过去常常帮助学生理解和评估这种思想和政治运动。但是，现在不这样了。他们在赛马场也找到一匹马，使用其相当大的影响力确保学生尽职地接受自己在屏幕前的位置，按适当的按钮，来决定是改善这个系统还是更进一步加大对居民的掠夺。

这是我们真正渴望孩子们拥有的东西吗？承诺变得越来越稀薄：如果我们使用技术、忘记智慧、把科学变成马戏表演、停止批评、把精力集中在大数据和算法上面，我们就能轻易捞钱和享受没有尽头的舒服自在。但是，存在成本越来越高昂。最近，年轻人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代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指标打破旧记录，他们实际上是在屏幕下成长和教育起来的。他们在说话、思考和认识世界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文化和大学的野蛮性对他们起了作用。我们能继续收获那种野蛮的经济和技术利益，同时在我们给孩子们造成的现有混乱中贴上“软技能”和“社会和情感学习”等标签。但是，这种信念在不大可能继续奏效了。我们已经处于一个临界点上，需要严肃的思想和情感干预。如果要拯救我们的孩子，没有莎士比亚、伍尔芙（Woolf）或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英国作家、诗人、语言学家及大学教授，以创作经典严肃奇幻作品《霍比特人》、《魔戒》与《精灵宝钻》而闻名于世---译注）是不行的。

大学管理

不是所有公司的行为都野蛮凶狠，也不是所有大学都野蛮凶狠，现在大学的作为俨然与公司并无差异。不过，其行为方式上一直有显著的变化，如果与被其取代的师生共同体的传统做法相比，全官僚大学的表现更野蛮，权力更集中，自由更少，民主作风更少。这样的衰落有若干理由。

只要大学首先是学者在做的事，即科学和人文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学者本人就是最适合管理这些活动的人。大学从前就是这样运行的。管理者从普通教师中产生，任职年限结束，再回到最初的院系岗位上。一旦大学的使命变成不是为经济提供技术劳动力---大学一直在做的事---而是培养有技术心态的人，学者就被视为没有资格完成这样使命的人，不仅如此，而且还被看作与其要求背道而驰。如此看来，他们被清除出大学管理和学术决策层，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清除不可能做得很好。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从大学之外聘请高级经理，这样董事会可能与新的企业思想达成协议。这些经理反过来被授权在机构内复制自身，通过任命有类似思想的同事和职工担任管理者。这个企业思想军团的增长速度已经非常惊人，超过了大学的所有其他任命。在美国，从1985年到2005年，管理者的增长达到240%，而老师的增长只有50%。[34]现在，官僚已经成为大学的支配力量。

为什么财政紧缩和裁人的呼吁适用于所有人，单单这些官僚除外？好的管理难道不是廉价和高效吗？在加拿大大学，兼职教师现在已经占到教学岗位的60%到70%，全职教师被大幅度削减。[35]教学是大学里的核心，但我们并不在乎廉价地做到这些。但是，对管理者则完全不同，在教师一直被削减的同时，管理者无论在人员数量还是在预算比例上都大幅度增加。

与管理者接收权力同时进行的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大学信心危机，有人不断对大学的效率和对文化的相关意义进行攻击，这推动联邦政府将转移支付的比例几乎削减了50%，迫使大学不得不寻求其他收入来源。学生提供了某种利润之源，但大部分是通过与私人公司的合作而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会国家议题委员会(BCNI)和企业界-高等教育论坛(CHEF)的工作，后者由25家加拿大企业老总和25所大学校长组成。[36] 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小组指导了大学的改组。

与此同时，与企业界相关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科目的科研资助开始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加拿大国家科学基金会（NSERC）、加拿大创新基金会（CFI）和加拿大卫生研究院（CIHR）都开始重新修正基金资助指南，要求研究者为企业服务，在很多情况下公然与企业和产业合作者捆绑在一起。曾经有一段时间，甚至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会（SSHRC）---这个严肃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少数辩护者之一---也遵循将资金集中在“与企业有关的学位教育”的路线。与此同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以及与企业没有明显联系的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资金开始枯竭。[37]

教授群体的堕落非常彻底。仍然保留下来的是将教授的影响力从课程设置上转移走，大学引进了一种新的学术考核机构，虽然宣称这种机构与现有考核机构相互补充，事实上是旨在取代传统机构的安排。其中一个机构就是项目优先化过程（the Program Prioritization Process），几年前在加拿大大学已经进行过了几轮评估了。该结构是要评估大学内现有学术项目的可靠性。如果你想评估项目的质量，它们的作用很好。如果你不想做那事，而是希望终结某些基于其他理由你们判定不愿意保留的项目，那么你就需要其他评估标准。进入项目优先化过程群体，按照他们的模式，被认定为没有可显示出商业或大众可靠性的人文学科和科学项目将被认为是难以持续的和可取消的。[38]

这是在结构上进行重新组织的方式。从实际上看，管理上的每个后续变化，管理者都获得了对机构的更大管理权，他们很快就用获得的权力让所有关于变革的辩论停下来。对全官僚大学的批判在全官僚大学是不能容忍的。言论自由只给圈内人谈论使命，而不是对大学使命进行讨论。这意味着根本性问题的讨论统统被禁止。

管理者让异议者闭嘴的方式主要是依靠白色美元硬式棒球。“新政策方向”、“项目优化”、和“结构重组倡议”而不是靠夹板和弯头作为对付批评者的惯技。但是，并不总是如此。当你离大学术市场越远，做法就变得越发粗糙，因为在观察的人更少，实施的时候就更少需要细腻和圆滑。

已经有很多报道讲述职业生涯被打折和毁掉的故事。让我们找个代表。我有自己的故事，但不愿意在此分享。我不愿意其实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这些人让我感到害怕。或者如加拿大皇家学会研究员戴维·雷赛尔（David Layzell）的话。在被问到卡尔加里大学的管理文化时，他对《国家观察者》说，“我真的并不觉得我能谈论这个问题。”他接着说，“这话或许比实际说的内容更能说明问题。”[39]

在我的确分享的故事中，为保护无辜者，身份已经被隐瞒起来了。这已经说明全官僚大学已经变得多么危险。

我认识的一位教授在美国大学教书，该校的副校长研究试图实施文献统计学作为考核教授表现的标准。文献统计学倾向于将数量等同于质量。拥有很多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和科研资金的教授是成功者，成果和科研资金很少的人不成功。这种考核标准非常有问题，原因有很多，但这不是故事的关键。要点在于管理者如何回应教授的批评。

这位教授写信给若干同事，建议他们应该对这种考核指标表示担忧。他得到的支持很少，因为他说，很多人“害怕丢掉自己的岗位。”所以情况就一直持续存在。但是，对管理者来说不是。没过多久，他遭到校长的传唤。校长告诉他，若你觉得大学电邮帐户对管理者来说不是透明的，就太天真了。会面结束了，没有讨论，没有上下文，没有实际指控，也没有谴责。而是很少掩盖的威胁，如果他不小心点，将被扔进学界东河的河底。

后来他了解到，他的电邮帐户根本没有被入侵，他不过是被一同旅行的同事告发了。这意味着校长不过是觉得威胁他一下很好玩儿，同时确认下次他和其他管理者惩治教授时，保证谁也不敢说个不字。

这个同事在全官僚大学的工作让他的道德良心一直陷入麻烦中，他在寻找到其他地方就业。他说，“对我来说，拥有家人和学界之外的生活越来越成为道德生命线。”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话更强烈地谴责全官僚大学了，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刻地揭示大学背叛其最根本的使命---发现真理了。

你愿意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吗？你渴望他们得到什么样的教育呢？

管理者薪水

当今大学校长的思想和行为俨然公司首席执行官而非学者和学生群体的领袖。因此，他们要求得到相应的高收入。麦克莱恩（Maclean）追踪了过去几年的数字，那真的令人感到吃惊。

2011年，滑铁卢大学校长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ton）的薪水是1,041,881美元 [40]。阿尔伯塔大学的英迪拉·萨马拉瑟克拉（Indira Samarasekera）在合同最后一年的总补偿金是1.1百万美元。[41]卡尔加里大学的贾农和阿尔伯塔大学的戴维·图尔品（David Turpin）在2016–’17学年的收入分别是897,000美元和824,000美元。[42]甚至中小型大学的校长通常都获得300,000美元和500,000美元补偿金，这还不包括额外收入形式，那些津贴每年加起来高达200,000美元 [43]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一旦他们离开大学，这些人有多么昂贵。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校长汤姆·特霍布斯（Tom Traves）从2013年退休之后连续三年获得了1.3百万补偿金。 [44]彼得·乔治（Peter George）离开麦克马斯特大学后每年获得99,999美元，比公共事业薪资公开法（PSDA)）规定的最高限额低一美元，所以麦克马斯特大学不需要公开具体金额是多少。[45] 这还不包括除了补偿金之外，乔治在他退休之后获得的保险、医疗福利、汽车津贴和旅行资助等。但这全套福利根本没有办法和卡尔加里大学前校长哈维·温加藤（Harvey Weingarten）相比，他在担任８年校长之后获得了4.75百万美元退休金。[46]温加藤的全套退休金被曝光是在他警告卡尔加里大学师生要裁减２００个工作岗位以便弥补一千四百万美元预算缺口的时候。　

你的金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

事实是如此令人难堪，大学不得不想尽办法来遮掩这种协议。但是，当消息透露出来并引发批评声浪之后，通常用两种方式来为这种巨额补偿金辩护。首先求助于公平原则：校长薪水必须与市场价值一致。但是，这里的市场价值是其他校长的薪水，所以论证是贝壳游戏（shell game）骗局。第二个论证是如果你想要人才，你就要付出代价。这是查克马为自己的巨额补偿金所做的辩护。但这也是一种幻觉，贪婪捞钱的企业诡辩术如今在学界也盛行起来了。

大学里最优秀和最合格的领袖角色也是坚持要求最高报酬的人，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相反的情况可能更真实。最优秀的人倾向于抑制个人利益如职业晋升和财富，更看重的是实质性的担忧如有意义的工作、机构诚信和大学成员的幸福。最优秀的人通常并不渴望权力，知道权力不仅对自己而且对他人都很危险，而且权力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因此，柏拉图有句名言：从来不把统治权交给渴望它的人，只给不想要的人。我们不仅忽略了这个警告，而且还建立起积极鼓励相反做法的体制。

不管人们对教育或大学应该采取的前进方向看法如何，认为满心企业经营思想的单个首席执行官处于理解和服务大学利益的最佳位置，他身边不是同事而是被手下和其他管理者簇拥着，这种想法实在极其不寻常。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虽然有所缓和，但大学仍然充满很多非常聪明的人，他们真正爱学生，知道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曾经把学校管理得很好。我们把这帮人淘汰掉，换上一群完全出于不同动机的企业赶超崇拜者，这个事实让人不由得满腹狐疑。

最近，自私已经在社会上变成了可敬的品质。希望拥有这个观点并不彻底遮蔽我们看见自己行为的丑陋和愚蠢。除了浪费和政治上的轻率之外，我们的大学领袖如此肆无忌惮地从致力于教育年轻人的公共机构中大肆捞钱简直是荒谬之极，尤其是在年轻人遭遇历史上空前的债务负担和动荡不定的前景的情况下。大学在重新制造出文化中更加糟糕的经济过剩，这个事实是重要的指标，说明大学已经多么遥远地偏离了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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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直接对管理者说几句话。之前，我都在写你的事，现在我要直接对你说话。

虽然我描述的种种衰落出现在你作为校长的任期内，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你应该为此负责。你的确应该承担责任，但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写过的那样，我和大学教授同事也应该受到谴责。此外，受到谴责的还有学生及其家长，以及我们都依赖的公司和企业。

就我们而言，我们教授用假动作诱骗统计数据，我们屈服于压力让学生成绩及格，让他们开心。我们降低课程难度，给学科灌水以维持生存。最糟糕的是，我们自己参与衰落过程使自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教学方法上都沦为二流水平。

对我们来说，做这些事和变成如此模样的压力基本上来自上面，也就是说来自你。但是，我们知道，你一旦上任，也面临来自政府、董事会、和企业界的各种压力－－如果真正履行大学使命的话。此外还有下面的压力。学生渴望一些东西，他们往往用脚投票，这可能通过注册率下降伤害你。还有非常现实的家长，他们想让孩子取得成功，在社会上在大学里就像他们一样。但是，这并非排他性的。很多家长也渴望孩子漂亮、聪明、有思想，这与证书、技术和富有不完全是一回事。因此，期待和要求通过体制从顶端传递到底部，在每一个层次都强化了现状，但也提出了令人纳闷的怀疑，整个高等教育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如此令人失望。

虽然我们都应该为大学的衰落负责，但是我们的责任并不等同，负责的方式也不同。我们有些人是被迫的，有些人则是心甘情愿的，他们或者为了金钱或者为了权力或者缺乏想象力，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对于主动迎合的参与者，我没有更多话要说。无论如何，我想象你可能早就不读书了，继续读书不过是寻找一些策略。但是，对那些心中充满怀疑和良心受到煎熬，觉得自己背叛了使命的人来说，我想说的话是：

大学教授们期待你做的第一件事是对现实的诚实态度。数据在场，所有可靠的来源都赞同我们的学生处于麻烦中，我们的课程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继续否认真实发生的情况，我们将动弹不得。在这方面，大学越来越让人觉得就像政府的作为，永远在进行危害控制，连一句反对的话都不能说，更不要提承认失败了。如果丢掉伪装的面具，我们或许能有些进步。

我们期待你做的第二件事是要稍微有些勇气。不要私下里绞着手，面对衰落无能为力。不要光哀叹而没有实际行动。不要与任何人或机构合作，如果他们希望为大学的衰落辩护，或者要把衰落永久化。那实在太糟糕了。我的意思不是不接受捐赠，因为我知道办学需要成本。我们有些人大胆说出了意见，却得不到任何保护，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当你拥有降落伞条款，退休后有数十万上百万美元的养老金和津贴，有时候是超乎人们想象的两百万美元，你不可能指望得到人家对你的困难表示同情。[47]如果你上任真想做点事，那就用行动说话。否则，我们怎么信任你？

我们坚持的另外一点是，真正自由和根本问题的辩论的回归。管理层的专制主义在短期内压制批评声音是有效果的，但是从长远看是有害的，而且是内心虚弱的标志。强大的文化和机构，就像强大的人能经受住批评而不会垮塌。事实上，他们渴望批评，因为批评让他们变得更有活力，见解更深刻。此外，自由和开放的机构和人员更有趣味，更富创造性。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商人在世界观和习性上都有些卓而不群。如果你想拥有伟大的大学，就要寻找这样的人，允许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他们清除做事的障碍，首先是你们管理者别去打扰。当然，可能存在搭便车者。管理者中也有这样的人，为什么教授中不能有？这或许是做出伟大成果和发现值得付出的代价。

最后，你必须抛弃幼稚和短视的作法，仅仅因为与你的商业利益没有明显关系，就把科学和人文学科边缘化。它们会卷土重来打扰你，毫无疑问，现在已经打扰你了。你能拥有渴望保持竞争力的所有技术。但是，如果你允许技术控制一切，那就把孩子们给毁掉了。虽然技术专家说超级人类未来的预言，但我们知道的人类社会没有一个能在不严肃反思什么是正义、真理和美的情况下取得繁荣。对科学来说，同样如此。没有什么比科学家对自然世界的清醒见解更能让政治激情平静下来，以及遏制拥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政治野心。你应该强力推动两者，而不是允许科学和人文被廉价的思想潮流和市场短视彻底破坏。　

这个清单远非面面俱到，但它是很好的开端。如果你简单地诚实谈论这些根本性议题，而不是因为我们提醒你这些就骚扰、压制、威胁或开除我们，不知道我们共同能完成什么，或者会有多少新朋友站在你那一边。到底如何，就看你的选择了。

作者简介：

罗恩·斯宾格勒（Ron Srigley），作家，在多伦多劳伦森大学（Laurentian University）和汉博学院（Humber College）文学艺术系讲授哲学和宗教学。著有《加缪对现代性的批评》，译著有加缪的《基督教形而上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等。作品曾发表在《海象》（The Walrus）、《洛杉矶书评》、法国《新观察家》（L’Obs）和众多学术刊物上。

注释：

[1] Benjamin Ginsberg, The Fall of the Faculty: The Rise of the All-Administrative University and Why It Ma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Frank Bruni, “In College Turmoil, Signs of a Changed Relationship with Student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16. http://www.nytimes.com/2016/06/23/education/in-college-turmoil-signs-of-a-changed-relationship-with-students.html?_r=0.

[3] Rosanna Tamburri, “Why grooming the next line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matters more than ever” University Affairs, August 3, 2016. http://www.universityaffairs.ca/features/feature-article/grooming-the-next-line-of-university-presidents/.

[4] “Returned U of S Prof. Robert Buckingham gets hero’s welcome,” CBC News Saskatoon, http://www.cbc.ca/news/canada/saskatoon/returned-u-of-s-prof-robert-buckingham-gets-hero-s-welcome-1.2650317.

[5] Rosanna Tamburri, “Why grooming the next line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matters more than ever.”

[6] “Amit Chakma, Western University president, earned $924K last year,” CBC News Toronto, http://www.cbc.ca/news/canada/toronto/amit-chakma-western-university-president-earned-924k-last-year-1.3012070.

[7] “UPEI settles sexual harassment complaints,” http://www.cbc.ca/news/canada/prince-edward-island/upei-settles-sexual-harassment-complaints-1.1323425.

[8] “UPEI settles sexual harassment complaints,” CBC News, July 11, 2013. http://www.cbc.ca/news/canada/prince-edward-island/upei-settles-sexual-harassment-complaints-1.1323425.

[9] Drs. Allison Hearn & Gus Van Harten, “Report of the CAUT Ad Hoc Investigatory Committee Into the Enbridge Center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October 2017.” https://www.caut.ca/sites/default/files/caut-ahic-report-calgary-enbridge-centre-for-corporate-sustainability_2017-10.pdf.

[10] “Have Canadian Universities Lost Their Way? Part 2 – Follow the Money” CBC Radio, The Sunday Edition.

[11] Richard Arum & Josipa Roksa, 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12] Jamie Brownless, “The Role of Governments in Corporatizing Canadian Universities,” Academic Matters, January 2016, http://academicmatters.ca/2016/01/the-role-of-governments-in-corporatizing-canadian-universities/.

[13] Joseph Berger, “Student Debt in Canada” in The Price of Knowledge: Access and Student Finance in Canada, Fourth Edition, The Canada Millennium Scholarship Foundation (Quebec, 2009), https://library.carleton.ca/sites/default/files/find/data/surveys/pdf_files/Price-of-Knowledge_4th-edition_2009-11_chapter-7_en.pdf.

[14] Op. Cit. Jamie Brownlee.

[15] Pam Davies, “As student debt climbs to an average past $25K, schools invest in battling the mental-health issues it causes,” National Post, May 30, 2016, http://nationalpost.com/news/canada/as-student-debt-climbs-to-an-average-past-25k-schools-invest-in-battling-the-mental-health-issues-it-causes/wcm/d6a4e21c-44d1-4455-8802-fa0b69f38b49.

[16] Benjamin Ginsberg, “Administrators Ate My Tuition,” Washington Monthly, September/October 2011, https://washingtonmonthly.com/magazine/septoct-2011/administrators-ate-my-tuition/.

[17] “Get used to the ‘job churn’ of short-term employment and career changes, Bill Morneau says,” National Post, October 16, 2016,http://nationalpost.com/news/canada/get-used-to-the-job-churn-of-short-term-employment-and-career-changes-bill-morneau-says/wcm/ee7ad4d0-688d-44cb-b3dc-8901377f1bc9.

[18] Jack Dickey, “The Revolution on America’s Campuses,” Time, May 31, 2016. http://time.com/4347099/college-campus-protests/.

[19] Martin Hicks and Linda Jonker, “Still Worth It After All These Years,”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 of Ontario, January 6, 2015, http://www.heqco.ca/en-ca/Research/ResPub/Pages/Still-Worth-It-After-All-These-Years.aspx.

[20] Matt Richtel, “A Silicon Valley School That Doesn’t Compute,”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2,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0/23/technology/at-waldorf-school-in-silicon-valley-technology-can-wait.html.

[21] Daniel Sarewitz, “Saving Science,” The New Atlantis, Number 49, Spring/Summer 2016, pp. 4–40. http://www.thenewatlantis.com/publications/saving-science. Sarewitz’s article is a compelling and exhaustive discussion of the state of modern science.

[22] John Polanyi, “Separating Science from Innovation: And Important Task,” The Globe and Mail, September 29, 2016.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separating-science-from-innovation-an-important-task/article32110983/.

[23] Richard Horton, “Offline: What is Medicine’s Sigma 5? The Lancet, Volume 385, No. 9976, p1380, 11 April 2015.http://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5)60696-1/fulltext.

[24] Alan Finlayson, “Brexitism,” 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ume 39, no. 10, May 18, 2017. My emphasis.

[25] Thomas E. Patterson, “News Coverage of the 2016 National Conventions: Negative News, Lacking Content,” The Shorenstein Center on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Harvard Kennedy School, September 12, 2016. https://shorensteincenter.org/news-coverage-2016-national-conventions/

[26] Eliza Collins, “Les Moonves: Trump’s run is ‘damn good for CBS’,” Politico, February 29, 2016. http://www.politico.com/blogs/on-media/2016/02/les-moonves-trump-cbs-220001.

[27] Alan Findlayson, op. cit.

[28] “A 2016 Look At The Future Of Online Learning,” Contact North, https://teachonline.ca/sites/default/files/toolstrends/downloads/2016_look_at_online_learning.pdf.

[29] Research Matter, Game-Changers, Ontario Council on University Research, http://yourontarioresearch.ca/game-changers/.

[30] Elizabeth Cannon, “Canada Can’t Afford to Lose a Generation of Top Research Talent,” The Globe and Mail, April 28, 2017.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canada-cant-afford-to-lose-a-generation-of-top-research-talent/article34847865/.

[31] Pernille Tranberg, “From Humanism to Dataism: A Future Scenario,” Dataethics, April 25, 2017. https://dataethics.eu/en/humanism-dataism-future-scenario/.

[32] W. Patrick McCray, “Silicon Valley’s Bonfire of the Vainglorious,”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July 17, 2017.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silicon-valleys-bonfire-of-the-vainglorious/.

[33] Jaron Lanier, “The First Church of Robotic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8/09/opinion/09lanier.html.

[34] Ginsberg, 2011.

[35] “Part-time Faculty: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Don’t” Academica Group, February 25, 2015. http://www.academica.ca/blog/part-time-faculty-what-we-know-and-what-we-don’t.

[36] The best study of these changes is Jamie Brownlee’s fine book, Academia, Inc.: How Corporatization is transforming Canadian Universities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15). I am indebted to his analysis for this discussion.

[37] Ibid.

[38] Chris Herhalt, “U of G prioritization report puts low-scoring programs on alert,” Guelph Mercury Tribune, October 4, 2013. https://www.guelphmercury.com/news-story/4140165-u-of-g-prioritization-report-puts-low-scoring-programs-on-alert/. Josh Dehaas, “Saskatchewan isn’t the only school doing ‘program prioritization’,” Maclean’s, May 22, 2014. http://www.macleans.ca/education/university/saskatchewan-isnt-only-school-doing-program-prioritization/

[39] Christopher Adams, “Teachers Investigate whether University of Calgary is in bed with Big Oil,” National Observer, August 10, 2016.https://www.nationalobserver. com/2016/08/10/analysis/teachers-investigate-whether-university-calgary-bed-big-oil.

[40] Jacob Serebrin, “Top 10 Highest Paid University Officials in Canada,” Maclean’s, July 4, 2011. http://www.macleans.ca/education/uniandcollege/top-10-highest-paid-university-officials-in-canada/.

[41] Trevor Howell, “Compensation of Alberta’s Top University and College Execs Reignites Calls for Review,” The Calgary Herald, January 13, 2015. http://calgaryherald.com/news/local-news/compensation-of-albertas-top-university-and-college-execs-reignites-calls-for-review.

[42] Janet French, “Alberta top university salaries ‘out of line,’ advanced education minister says,” Edmonton Sun, http://www.edmontonsun.com/2017/07/17/

alberta-top-university-salaries-out-of-line-advanced-education-minister-says.

[43] Op cit. Jacob Serebrin.

[44] “Tom Traves retirement package not unusual at Canadian universities,” CBC News, August 10, 2015. http://www.cbc.ca/news/canada/nova-scotia/tom-traves-retirement-package-not-unusual-at-canadian-universities-1.3185501.

[45] “President’s $1.4-million Golden Handshake,” Maclean’s, June 26, 2008. http://www.macleans.ca/education/uniandcollege/mcmaster-president-to-get-nearly-14-million-after-retirement/.

[46] “U of Calgary President Eligible for $4.5M Pension,” CBC News, September 21, 2009. http://www.cbc.ca/news/canada/calgary/u-of-calgary-president-eligible-for-4-5m-pension-1.850905.

[47] Teresa Wright, [“Premier Wade MacLauchlan file disclosures,” Journal Pioneer, April 14, 2015, http://www.journalpioneer.com/news/local/premier-maclauchlan-files-disclosures-55681/.

译自：Whose University Is It Anyway? By Ron Srigley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whose-university-is-it-anyway 

 译注：本文得到作者和原刊《洛杉矶书评》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