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中国改革，反反复复，十几万海外中国留学生，徘徊彷徨。这气候造就了一批职业留学生。我不幸沦落其中。

我前后读过四所大学。政治经济学、工商管理、产权经济学到福利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可谓无所不包。踏进武汉大学经济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凭考分入学的七七级学生。这是我的一读大学。八一年参加全国统考留学生行列，成为中国文革后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之一，在比利时鲁汶(LEUVEN)大学获得MBA学位。这是我的二读大学。回国后在香港华润公司和北京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搞投资，贸易和高层经理三年多。不料被张五常教授的产权经济学迷上，成了他的门徒。这是我的三读大学。黄有光教授的综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把我引入了澳大利亚蒙纳仕(MONASH)大学的经济、商学和管理学院，继而喜欢上了杨小凯博士的数理经济学和劳动分工理论。这是我的四读大学。这十多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无奈者如我，便走上了“躲进大学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职业留学之路，学校成了庙堂，成了我的避风港。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今年(1992)就要完成博士学位，我终于得告别这种生活。说不出是留恋还是伤感，只觉得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故写下这篇感受。

入校满身乡土味

出门已是抱负人

武汉大学校园之美，在我所见过的大学中少有能比。三月樱花如炽，八月桂花醉人，珞山珈山泮东湖，疑是人间仙境。在那里我度过了四年本科寒窗。

武大几年的熏染，把我的视野从家乡扩大到世界。我在这里熟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黑格尔、康德、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鲁迅和莎士比亚等名人名著上面都认真下过功夫。我的毕业论文《经济利益、经济制度和经济改革》成为我那一届毕业生中最优秀的论文之一。

武汉大学经济系素有哈佛帮之称。数名五十年代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回国的教授，是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启蒙导师。虽然他们只能从批判的角度来教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我们所受之影响，却远远超过他们的教学目的之外。

在武大的老师中，刘道玉校长对我影响最大。我们学生都喜欢他、尊敬他。我与他也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他思想开放，知识面广博，极有雄心抱负。记得一次去武汉大学讲学，他来招待所看我，谈起他对治校的抱负，对武大校园的规划，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建议和对青年学生运动的看法与引导等等，滔滔不绝。那些独到的见解和开放的胸怀，对我感染很深。一听就知道他的思想已超越了中国的传统，超越了当时中国的制度与气候，是典型的超前思想。他没有教我经济学，但他是我最爱戴的老师。入校满身乡土味，出门已是抱负人。离开武大的时候，我已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此时的我，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欧风潜移默化处

东西价值两相煎

比利时地处西欧中心，与法、德、荷兰、英国、卢森堡为邻。欧风最劲，文明鼎盛。首都布鲁塞尔有西方世界心脏之称。北约总部，欧洲共同体总部均设在此。布鲁塞尔近郊，有一小城名LEUVEN。世界最早(1420年建校)欧洲著名的LEUVEN大学就位于此城。LEUVEN城因LEUVEN大学而闻名，也以啤酒之都而享誉。我在这里渡过了难忘的两年半时间，至今回味，仍不禁沉醉其中。

LEUVEN校园中有一片古木参天的园林，我的居所就在这片园林之中。园中有中世纪的教堂，水车，古建筑。小桥流水，绿草如茵。林中更有野兔、刺猬出没，野鸭、靓鸟成群。我的MBA论文《区隔中国市场》就是构思于林中小路、溪边、桥上。我心中东西方价值相斗争，相激越的许多时光，就消逝于这片幽林的漫步之中。

在LEUVEN大学的近三年中，我饱尝了它严格与保守风格的滋味。记得刚踏进LEUVEN大学，第一堂课就是考试。这一下马威，几乎把我的信心丧尽。我在武汉大学所熟悉的马克思那一套完全派不上用场。虽然对西方经济学已有了解，但对西方现代管理却不知所云。故第一次考试，我砸了锅。我们被强迫在第一年内学完工商管理五年本科的课程。而它的学分考试制度严格得近乎残酷。只要期末考试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所有及格的科目得全部重考。这种株连九族的考试制度，真叫人胆颤心惊。第二年进入MBA课程，第三年写毕业论文。我则一年比一年得心应手。这近三年的份量，已超过博士课程。这是我一生中所受到的最严格、最扎实和最具基本功的训练。公司经济学、管理心理学、组织理论、行销学、财务学、会计学、国际金融与贸易、投资管理、股票市场、经济数学、管理数学、计量经济学、运筹学、统计学、概率论、计算机程序设计，几十门课程，我现在数也数不过来。回想起来，没有那近三年的严格训练，就不会有今天学习和工作上的得心应手。

我的价值观也在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学习的初始阶段，总感到西方的商业技巧、策略、手段与我带去的中国的价值和道德相冲突。渐渐地，我几乎绝大多数地接受了这些东西。欧风潜移默化处，东西价值两相煎。离开欧洲的时候，我的价值观已是中西相贯的混合体了。这也许就是杂交的效果吧。

我的论文指导老师VANDENABEELE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行销博士。他教我们的行销学。他为人很好，但出奇严格。记得一次他约见我，我只迟到了两分钟，他当即就取消了那次约见。从此，我知道了守时守约的重要性和规矩。我每次的作业、论文，他都给予细心的批改，错别字要求更正，不合要求的，必须重作。每逢节日，他都要请我们去他家作客，待之以丰盛的比利时餐(法国菜加荷兰菜)。他的妻子美丽娴慧，待我们极好。几个小孩都非常可爱。我从导师的身上，学到的不仅是知识，也学到了一些欧洲人的做人方式和生活习俗。

我在比利时还有一个比利时家庭，我被认为是他们家的一员。他们是一对年轻夫妇，女的是我的同学，男的是一位英文教授。每到星期六，他们就会接我到他们家去晚餐，有时渡周末。由于有了他们，我在欧洲那段日子没有孤独感，充满了人间温暖与爱，差一点乐不思蜀了。

我也利用假期旅游了欧洲许多国家，包括苏联。欧洲留给我的整体形象是美丽、富饶、文明、友好，平静而带田园诗的色彩。在我看来，最迷人的城市是巴黎，最宏伟的首都是莫斯科，最美丽的国家是瑞士，最值得一游的是奥地利，最值得参观的博物馆是伦敦，最文明友好的是比利时与荷兰人。

忘不了的欧洲，我盼望再见你。

满怀雄心投身实业

怀才不遇重入校门

一九八五年初从欧洲回到北京。我想找到一份能施展的工作。先欲进国家体改委走仕途，因不惯中南海的上班，转而从商。同年去到香港华润公司，公司条件不错，待遇很好。只是我感到西方的那一套不合公司实情，许多建议不能被采纳。我写过长篇的改善公司管理的报告，也未能被接受，还惹一身“狂妄”之骚。我知道怀才不遇，是杨志卖刀。我也知道那里不宜久留。故一面做生意，一方面利用假期，出差之余到全国去讲学。如首都钢铁公司、武汉大学、深圳大学、湖北大学、中央党校、哈尔滨汽轮机厂、亚麻厂、湖南轻工业学院、长沙市政府等等，都是我讲过课的地方。在做生意以及讲学的活动中，我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实际经商和管理经验，也结交了许多中国政界、商界，学术界和香港的朋友。这段时期，我也发表了一些评论和学术文章。

很快，我就找到一份薪金优厚的私人公司的经理工作，但因护照身份问题也只好作罢。

一天在《南华早报》上读到张五常教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高论，从此迷上产权经济学。经过毛遂自荐，我成了张教授的门徒。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华润公司，回到北京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搞实业与金融投资。然后重新申请护照，去到香港大学。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张五常教授是世界公认的著名经济学家，尤其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特有贡献。他的思想和理论，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自从跟他之后，我观察世界就换了一个角度。我追随张教授两年，两年中，我几乎读完了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及相关的所有重要文章与书籍，其中大多是张教授推荐的和规定的必读文章。凡他的课，我也从没有缺席过。这两年使我系统地了解了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不仅如此，从平时张教授的言谈中，也使我受益非浅。

第一次见张教授，是他请客，在餐馆会面。在坐的还有林保华兄。那次主要是谈经济学的问题。他写给我一个一般的生产函数Q=Q(K，L)。他说，教科书上的这个生产函数告诉我们，产量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它们之间是一种纯技术的关系。给定一个资本和劳动的组合，就有一个产量与之对应。然后他问我：建国，这生产函数的毛病出在哪里？我说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他哈哈一笑，说：要明白这个问题，就得学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理论。产量不仅由劳动和资本的技术组合决定，也由资本和劳动的合约安排决定。给定技术组合不变，只要变更合约安排，产量就会改变。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主要就是研究不同合约安排的经济效果。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又有一次，我以蓝渊的笔名为九十年代写经济分析文章，写完后给他看。过两天他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说：建国，写文章前不要有磨斧意识，没动笔就有砍人的倾向，文章就难以写出水平来。写文章时要能跳出来，心平气和，分析就会客观而有深度。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李怡先生多次说他喜欢我的文章，他后来知道了我是张教授的学生，文章受到老师的影响。

张教授的为人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帮人诚恳、教人不倦，为人帮忙，从不记在心上。他是那种豪爽才气溢于言，喜怒哀乐行于色的性情中人。他多才多艺，文章、摄影、诗词、鉴赏古董无所不精。他有时有感而发会显童稚之心，流激动之泪。记得一九八七年我随他去北京、杭州、温州讲学，随行的还有林保华、王深泉先生。在杭州，我们住在华侨酒店，晚上跳完舞，逛完杭州夜景回到酒店，余兴未消，坐下闲聊。他说：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恃才傲物，免不了得罪人。感叹人生时，泪不自禁。

因签证问题，我不得不提前离开港大。我很怀恋香港大学和跟随张教授的那段日子。港大后面的太平山，不知消失了我多少散步沉思的足迹。从港大出来，张教授送给我一把重新衡量经济世界的尺子，送给我一个再看世界的新角度，送给我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我知道那两年没有虚度，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走时送给他一条船模，里面装满了我对他的感激。

香港才别高手

澳洲又得名师

告别香港，告别张教授。我本要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做博士，那里的研究生院的主任Masson教授正好是我在Leuven大学时的老师。他给了我奖学金我却因公务护照没在香港拿到去美签证。我于是去到澳洲MONASH大学黄有光教授和杨小凯博士门下，潜心研究黄有光教授的福利经济学，综观经济学和杨小凯博士的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理论。真道是：香港才别高手，澳洲又得名师。

澳洲素有世外桃园之称：蓝天飘着白云，碧海惊起鸥鹭，风吹草低见牛羊，确是一片乐土。墨尔本有世界最宜生活城市之美誉，也有花园城市之称。MONASH大学就位于墨尔本市郊的Clayton，是澳洲目前规模最大的大学，综合评分已排在澳洲最前列。它的经济系在世界排名高居前位，这当然是有了名牌多产的黄有光教授的缘故。这几年又有了杨小凯博士助阵，连续在世界一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如AER，JPE)。MONASH大学经济系现在的排名，也许已经更进一步了。

黄有光教授之学术成就，世界知名(名字收入世界前100名经济学家之列)。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更是首屈一指。我跟随他近四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他平易近人，乐于助人。我刚去时经济困难，他要给我3000澳元私人资助。我有一身力气，当然不能要老师私人的钱。但此事使我极为感佩。

他也乐于同学生争论问题，发表什么观点都可以，从不以教师威严压制。虽然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改他那一以贯之的福利为准绳评价好坏优劣的观点。我在香港时，已萌生相对福利的想法：即一个人的福利不是由他自己的绝对效用决定，而是由与他人对比之相对效用决定。我常与有光教授辩论，最后我接受了他的修改：一个人的福利不仅由他的绝对效用决定，而且也由与他人对比的相对效用决定。在小凯的指导下，我把这一思想变为一系列漂亮的数学模型。探讨追求相对福利对经济的效果，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主题。

黄教授知识渊博，经济学、数学、哲学、诗词、小说、心理学、生理学、动物学，几乎无所不通。他的经济学理论也充满了创意。他自创的第三优理论和综观经济学，使他获得了80年代不完全竞争下的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开创者的头衔。在我的观察中，发现他有出奇的化繁为简的本事。一个要用代数解决的问题，他用算术的知识就行了。同一程度和作用的工具，在他手里可以用出异乎寻常的效率来。他的基本功也少有匹敌者。有些名家可以回答经济学前沿的复杂问题，却说不清许多基本甚至常识性的问题，他却极注意基本功的训练。记得我刚来这里，黄教授出题当面考我：请画出需求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解释为什么边际收益曲线在需求曲线的下方。这是考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题目，他却用来考博士研究生，可见他对基本功的重视。他告诉我，以同样的题目，他已考倒几个博士研究生。对比张教授考我的见面礼(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毛病在哪里？)，可见张教授偏重学生的潜力与创意，而黄教授则更偏重学生的基本功。虽然他们都没有偏废这二者。

跟随黄教授四年，最大的收获有两条：如张教授一样，他也给了我一把度量经济世界的尺子。即对一切经济活动的评价，要以福利为准绳。也给了我看问题的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即追索问题的其所以然和逻辑关系的时候，最后必须要回到这把尺子上来。天下万事万物，以一量之，高低优劣明矣。二是基本功得到了扎实的训练。他对我的要求，从英文错别字到运算公式的符号、标点，无所不及。越小的地方，越抓住不放。我上他的福利经济学和价格理论课时，他让我上讲台“教他”，他则在下面听，提问，质难。

我也喜欢诗词、哲学。我们经常写诗词，对对联，争哲理。他很喜欢我的一首“中秋怀燕京”，这词写于中秋之夜：眉低友朋影，目举云月斗，去岁一轮分外明，京城君叙旧。雾浓银辉稀，霜重黄花瘦。今又秋月中天时，燕赵泪沾袖。

人说祸不单行，我则福常双至。在MONASH大学，我也有幸获得杨小凯博士的指导。他是我的长沙老乡。我十一、二岁时，就常在长沙的大街上见到杨曦光的大名。我在武汉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他在那里当老师。可见世间之奇之巧，一个“缘”字而已。

湖南出尽英雄豪杰，无奇不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唯独还没有知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博士为我们湖南填补了这块空白。

我在海外已飘落十年有余。见过不少大陆出来留学的人物，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在经济学方面，我实在数不出能出小凯其右者。他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怪才，写得一手好文章，连写小说也不让行家里手。最近斯坦福大学要出版他的一本小说《狱中精灵》。而小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我估计不出五年，将家(经济学家)喻户(大学)晓。

当代经济学的数理化趋势已成主流，再好的经济思想，若不能数理化，就很难登大雅之堂。而我们常常遇到两类经济学家：一类是充满了创意，天才与思想，但缺乏使其数理化的技巧，难以把思想转化为正规的经济模型。因而只能停留在描述的阶段，难以纵深探讨下去。另一类是精通经济学、数理化的技巧，但缺乏原生的经济思想与创意。若要成大家，非两者兼备不可。小凯深具这两个条件。他精通数学，不乏原生经济思想与创意。

他即将出版的经济学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与黄有光教授合著)，以原生的经济思想结合已有的经济学成就，用现代的经济数理重构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体系。在方法论上，他们突破了边际分析方法，自创了效用比较方法。在研究对象上，他们认为经济学不仅是研究资源分配的优化，更要研究劳动分工、经济组织、交易效率对生产力和福利的效果。在结构上，他们抛弃了新古典从马歇尔开始把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分离的模式，代之以一经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模式。这样，从他们的模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组织的演进是由个人决策内生而来。这样，产品种类的增长，公司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城市化的产生等等，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无疑，小凯是数理化经济思想的高手，不仅数理化自己的经济思想，也数理化别人的经济思想。例如他成功地把张五常教授的交易费用和公司理论数理化为一正规的模型。他数度同我说，张教授在经济思想的深度上早已超越高斯(COASE)。

我在小凯这里学到的，主要不是一把度量世界的尺子或观察世界的角度，而是一种制造一把好尺子的方法。对他说来，用什么尺子去度量世界远不如制造尺子的方法重要。可以说，我的经济学的数理建模技巧主要是学自于小凯。例如，最近我把我的相对效用思想与他的劳动分工理论结合，建立了一个极漂亮的数理模型。成功地描述了人们追求相对效用对劳动分工水平的影响，并发表在JCE上。而我的博士论文，则被全文接受为全美经济学会(AEA)1994 BOSTON年会的一个讨论专题。

在MONASH大学，我们也有一个聚餐沙龙，每周一次。一边吃喝，一边讨论。在经济学之外，我们也讨论各种其他问题。如哲学、诗词、方法论、时事局世，文学和音乐等。从这些讨论中，我也从有光和小凯那里获益匪浅。

名人荟萃

专家云集

在我的留学生活中，还有一件事是使我感到自豪与骄傲，那就是我成功地组织了“中、港、台投资、贸易和经济前景”大型国际讨论会。与会者来自四面八方。来自美国的有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著名经济学家ANNE KRUEGER教授提交论文，有中国经济问题专家N.LARDY教授。来自加拿大的有徐滇庆教授，来自台湾的有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台湾《远见》杂志社社长高希均教授。香港有中文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闵建蜀教授和经济系主任廖柏伟教授。大陆有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建章教授，中国投资银行的吕咸林行长，中国风险投资公司的张晓彬董事长，深圳体改委主任徐景安教授，湖南投资(资讯 行情 论坛)银行的国际部经理王健雄先生。澳洲则有黄有光教授，杨小凯博士，原驻中国大使、现为澳洲国立大学的太平洋研究院的ROSS GARNAUT教授及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与会者还有来自日本、南朝鲜、德国、新西兰等国家在澳的学者和工商界人士。会议讲座的主题有二：一是中、港、台的三角互动的政治、经济关系。二是这一地区与澳洲之间的投资贸易关系。

会议讨论深入广泛，许多文章观点独到，质量一流。这次国际会议也受到广泛的关注，澳洲各大报纸每天连续报导，各广播电台，包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播出了会议的消息。会议开完后，好评如潮。我们经济系主任FREEBAIRN教授在写给我的祝贺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开成功这样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你面临过多少挑战去解决那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你的热情、远见、想象力和智慧，使会议终于象你希望的那样，一切顺利。”于宗先院长在写给我的祝贺信中写道：“以你的身份、处境，竟能成功地举办了如此规模的国际会议，确属不易。更令人钦佩的是，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你圆满地达成了目的。我可以说，很赞赏你的胆识和能力。这次会议的举办，对你而言，是次极有价值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你而言，相当重要。今后处理任何困难问题时，我想你都会将其克服。”高希均教授则说，这样规模和水准的会议，居然由一个学生组织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的这些评价，使我感佩万分。人生的价值，评价而已。

我为此会议准备了一年多时间，从筹款，请名人到具体组织。困难一个接一个。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怎么就能一个一个地将其克服了呢？我想主要原因就是获得了象于教授、高教授、闵教授、廖教授、国内外的学者和我们大学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会议就不会成功。现在会议论文集也已由我编辑出版。

由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当国际会议主席，成功地组织大型的国际会议，我算是开了先例。

十多年飘零，留学生涯就要结束了。我知道这十多年已使我的人生变得更多姿多彩，也更加难以言喻。抖不落名师雕刻的痕迹，洗不掉欧风美雨的浸染，和着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挚爱，以及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与中国政、商和学术界的深深联系。回首是一片留恋，举目前路茫茫。雄心略带伤感，抱负更沾迷惘。十年不过一瞬，未来才是舞台。我未来的舞台在哪里呢？再过十年，我还能写出一篇类似今天的文章吗？

后记：

此文写于九二年。在我开始我人生道路的又一十年的时候，我有幸成为澳洲最好几所大学之一的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的经济和商学讲师。并开始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可惜的，我那多年做生意，搞投资的经验，以及与中国政、商和学术界的密切关系与资源，眼看就要被学术竞争所埋没。是惜哉？！抑或悲哉？！

当我今天(2000年九月)再读与重修此文时，另一个八年又过去了。再过两年，让我再续写此文更浪漫的下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