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弗朗西斯 著 吴万伟 译

无神论者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他的道德自主性信仰和没有地狱的观念成了他自己的鸦片。现在，很多人可能觉得技术、消费主义和鸦片制剂成了新鸦片。

当当今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行为就像一个模子里造出来时，我们忍不住问自己：我们正在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吗？就像电影《魔童村》中的孩子，很多年轻的成年人（不是所有的人）似乎处于神志恍惚状态，既没有任何精神追求，也没有思想和哲学观念。

在电影《捉鬼者》中，当理查德·卡尔森（Richard Carlson）告诉他后，演员鲍勃·霍普（Bob Hope）了解到僵尸是什么样子：“僵尸没有自己的意志。你有时候看到它们长着死寂的眼睛盲目走动，听从命令，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不在乎做什么。”对此，霍普的回答是：“你是说就像民主党人那样？”

民主党人、共和党人都是一丘之貉；人们常常见证这种像旅鼠一样的行为，尤其是年轻的成年人成群出现在餐厅或晚餐聚会时。他们不再茫然地盯着自己的手机看，他们发送同样的身体姿势，表达温顺的个人电脑观点和有关流行文化的虚荣心和当今的陈词滥调。从本质上说，都是有关脱脂拿铁咖啡（skinny lattes）和鳄梨的集体思考。我们不妨引用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在去年12月《多伎杂志》上的说法：

我不愿意不适当地夸耀自己，但我遇见的每个人似乎都和我不一样；事实上，即便真有我的克隆人，我也从来没有预见过他。

很多善于反思的人的都有同样的感受。

但是，人们纳闷那些过分依赖技术者是否处于大脑被数字重写的危险中，被固定在或迷失在智能手机的贫瘠虚拟空间里，一点儿精神力量也没有。很多学生甚至在复习备考时同时给朋友发短信，或听mp3播放器的音乐。

大贵格利学院的校长肖恩·菲茨帕特里克（Sean Fitzpatrick）在《危机杂志》中指出，“对某些人来说，没有手机就无所适从，就像被扒去了衣服，没有任何力量。完全依赖无线设备几乎类似于一种救生设施---当然是救生设备。即便不是绝大多数人，很多人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都已经形成对智能手机的依赖，手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附属器官。”

 所有这些的背后是我们似乎共有的东西，它与技术痴迷有关：对无聊的害怕和恐惧，哪怕大部分人变得像克隆出来的人那样没有任何区别。为了避免令人恐惧的状态，21世纪的人求助于技术进步和止疼剂和消费主义来减缓无言的空虚等心理痛苦。令人吃惊的是，心理学家对无聊了解得很少。正如克尔斯滕·威尔（Kirsten Weir）在《心理观察》（2013年7月8月期）中报道的那样，“那恰恰是促成最近很多人研究此话题的因素。”这个领域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是多伦多约克大学心理学家约翰·伊斯特伍德（John Eastwood）。伊斯特伍德和同事们给无聊下的定义是：“从本质上说，无聊归根结底是从事令人满意的活动的欲望的受挫。”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无聊也与我们在技术驱动下的社会所经历的过多刺激有关，意思是我们使用技术玩意儿占用的时间越多，就越少能思考技术之外的东西，我们就变得越来越不满意和无聊。所以，无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现代人的大问题，尤其是喜欢技术者。

 为什么揭示无聊主题的戏剧被英国皇家剧院进行的民意调查认定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语戏剧”？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无论是否聪明，对今天就像在60多年前一样具有先见之明和相关意义。它向我们揭示，没有上帝的人生痛苦，迷茫的灵魂迫切渴望心理刺激来消磨时间和避免无聊。该剧本中的人物甚至没有技术“奢侈”来寻找心理刺激。

自戈多出现后的半个多世纪，国际邮包公司（Interparcel）进行的最近调查列举了英国人生活中５０件最无聊之事，其中很多事与等待有关，尤其是在火车站、邮局和候诊室。贝克特的戈多似乎非常说明问题。

撰写过《纳尼亚传奇》的英国作家刘易斯（C.S. Lewis）说过，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一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的欲望，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我们被生产出来就是为了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

 还有什么比技术消费者时代和西方文化的衰落更令人泄气和了无生气呢？在富裕的市郊任何大商场闲逛都会感受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说的恶心和空虚（那是在大商场出现的100多年前）：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社会纽带被割裂，这种忧郁令人缺乏道德方向和终极意义。其后果是对无聊的更深刻恐惧。

《无聊：一种情》的作者彼得·图希（Peter Toohey）正确指出，

无法减弱的无聊会对你造成伤害。蒙特利尔大学的基隆·奥康纳尔（Kieron O’Connor）及其团队最近的研究表明，众多有害的身体上的重复行为如“慢性揪头发、撕皮症和咬手指甲”都是难以解决的无聊所造成。我认为，解决无聊就是保持平衡的问题。如果无聊太少，你会感到单调呆板；如果无聊太多，你会变成扒毛狂。

 无聊还能引发其他风险，导致自残行为如酗酒、吸毒、迷恋硬调色情、放肆滥交、犯罪以及最糟糕的状况自杀。这里，对大多数陷入精神迷失者来说的问题是缺乏对身体和灵魂的承认。《圣经》加拉太书第6章第8节告诉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获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作为人，我们似乎比动物王国的其他生物更容易陷入无聊之中。法国悲观主义哲学家萧沆（Emil Cioran）在《出生后的麻烦》中写到：

观察大猩猩自然栖息地的动物学家对其生活的千篇一律和大量时间无所事事感到震惊。几个小时几个小时，什么事也不做。难道它们不觉得无聊吗？这的确是人类这种最繁忙的猿猴提出的问题。动物们远非逃离单调重复的生活，它们渴望这种生活，最害怕的是看到这种生活的终结。因为它终结，只能被恐惧所替代，而恐惧是所有活动的起因。无为是神圣的，人们起来反抗的就是反对无为。在自然界，只有人类无能力忍受单调重复，只有人类渴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发生某些事，某些事，任何事。。。

 （人们可能感到纳闷：萧沆看到过北极熊在狭小的动物园场地内来来回回走动吗？看到过一条狗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呆很多个小时吗？但是，为他说句公道话，他是哲学家，不是动物学家。）

另外一个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以凄凉的文笔著称，他对无聊和技术时代并不感到乐观。他相信，我们或许陷入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夜晚。但他对此问题的某些解决办法即便不是短暂的和最终徒劳的，至少也是软弱无力的。

他鼓励人们参与本地事务和其他有意义的活动，如友谊，背起背包到荒野去，跑步，与朋友一起喝点小酒（他或许没有做过这种事），投身于艺术创造。所有这些活动都是边缘性的，恰恰因为它们不是很有效果。

但是，如果没有上帝，它们不仅是边缘性的，而且最终也没有意义。如果从深处看，海德格尔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1966年接受《镜报》采访时，他谈到技术带给文明的危险。他说，“哲学不能给世界的当今状态带来直接的变化。不仅对于哲学，对于所有人类思考和努力，这都是真实的。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

神圣性写在我们心中，写在我们睡眠和苏醒的灵魂中。甚至看似平凡的东西也能被用来变成积极意义的东西。让我们把在火车站、邮局和候诊室等待的时间变成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时刻如反思、读书、写下做事清单、规划或默默的宗教祈祷等。当无聊开始吞噬你的灵魂时，把无聊吃下去，然后再把它吐出去。

作者简介：

肯尼斯·弗朗西斯（Kenneth Francis），《新英语评论》特约编辑。过去20年，他在多个刊物担任过编辑，在大学讲授新文学。拥有神学硕士学位，著有《有关上帝、心智、宇宙和真理的小书》（圣保罗出版社）。

译自：Boredom Eats the Soul　By Kenneth Francis 

http://www.newenglishreview.org/custpage.cfm?frm=189162&sec_id=189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