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三共和国前期的法国在对外领域的总体目标是让法国重新以“伟大的法兰西”的面貌再次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而“对德复仇”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但实际上，殖民扩张与对德复仇一起，构成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法国在对外战略方面的二重唱。
一、“复仇是战败者的法则！”
吕一民（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卷首有言：“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事实上，在法国抱有和戴高乐同样想法的人大有人在。法国人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情结，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法国在称雄欧陆方面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例如，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曾以独家之力打败众多实力不凡的对手，令法国在欧洲的威望显赫不已；至于拿破仑一世，更是一度在拿破仑战争中神勇无敌，以至于德国诗人海涅当年甚至还感叹道：“拿破仑呵了一口气，就把普鲁士吹掉了”。即便是拿破仑三世执掌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国外战场上的表现，在不少时间里亦有值得圈点之处。
不过，一如第一帝国，战争虽然先给第二帝国带来不少荣耀，有助于法国的国际地位一时得到较大提升，但最后带来的也是耻辱。更有甚者，普法战争不仅带来耻辱，而且还是拿破仑三世本人也成了俘虏的奇耻大辱。如前所述，因为法国人似乎早已习惯于把自己的国家视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普法战争中的惨败及其引发的这些后果，自然而然让很多法国人心有不甘。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的惨败，在直接导致了第二帝国的垮台的同时促成了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在第二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无疑是一个在战火中诞生的“早产儿”，其历史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第三共和国前期，整个法国一直被普法战争战败的阴影所笼罩。在这一背景下，“复仇意识”在法国众多为法国败在德国手里而痛心疾首的民众当中得以广泛传播。惟其如此，以爱国主义诗人面貌积极投身当时的国内政治运动并创建“爱国者同盟”组织，在提振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方面不遗余力的保罗·戴鲁莱德（1846-1914），竟然成为此期法国最有号召力的诗人之一。戴鲁莱德当年影响力最大的作品非《士兵之歌》莫属。他在《士兵之歌》当中耸人听闻地提出：“复仇是战败者的法则”，此语一出，立即在不少法国人当中激起强烈的共鸣。戴鲁莱德还宣称，法国因普法战争失败而失去的阿尔萨斯与洛林必须归还给法兰西，而为了收复失地与解救同胞，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势所难免。鉴此，他极力呼吁法国人为复仇而斗争，甚至挥笔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这些昔日的战败者，当为希望而欢呼。战争夺走的一切将由战争夺回。”
二、孰者为先：对德复仇还是殖民扩张？
第三共和国前期的法国在对外领域的总体目标是让法国重新以“伟大的法兰西”的面貌再次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而“对德复仇”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关于“对德复仇”，人们自然而然已普遍关注较多。相形之下，对这一时期法国在对外领域的另一重要战略举措——殖民扩张则似乎重视不够。但实际上，殖民扩张与对德复仇一起，构成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法国在对外战略方面的二重唱。
既然是二重唱，两种声音就不可能始终强弱、高低一致，而是一会儿此强彼弱，一会儿此低彼高。事实上，围绕着究竟该优先奉行哪种战略？在法国统治集团内部是存在分歧，乃至发生过激烈争论的。
简而言之，在1870年代时，虽然温和共和派人士与其他共和派人士一样，在整个70年代始终高举对德复仇的大旗，但当他们在1870年代中期执掌政权后，鉴于对德复仇的条件尚未成熟，遂把殖民扩张作为自己在对外领域的当务之急。在执政的温和共和派政治家的眼里，殖民征服虽然不是对德复仇，但它可以用海外扩张的“成就”来显示法国地位的加强和法兰西民族的“光荣”。这一时期鼓吹和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最卖力的法国政治家，当推后来被人称为“东京佬”的儒勒·费里（1832-1893）。
费里认为，殖民扩张政策包含着“法兰西伟大”的情感，特别是能在政治上为战败找到补偿。他一再声称，对外扩张并非就是不要对德复仇，只是当时复仇的条件尚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消极等待，不如通过殖民扩张来显示蒙受了战败的法国依然能够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认为，“殖民政策是永恒的竞争法则在国际上的表现”，对此“沉默和不参与的政策只能引向衰落”，并进而强调道，法兰西不能满足于像比利时和瑞士那样只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她还应该是一个强国，应该像她曾做到过的那样影响欧洲的命运，把自己的语言、习俗、旗帜、武装力量、工程学带到世界各地。费里不仅这样想，而且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践行这些想法。其间，他甚至不惜避开议会采取重大行动。当有人对此予以猛烈抨击时，他振振有词地辩解道：如果每件事情必须询问议会与求得激进派议员的赞同，将有可能坐失大力推行殖民活动的良机。
由上可见，温和共和派政府无疑主要是从政治和战略角度出发来考虑和制定殖民政策的。概而言之，它企图在一时无力在欧洲称雄的情况下，以海外扩张的新“成就”来显示普法战争后法国地位的加强和法兰西民族的“光荣”，同时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夺取战略要地，以便为日后争霸世界打下基础。
然而，殖民扩张即便在1880年代的法国亦并非始终能够得到国人的广泛理解与支持。而且，殖民地在当时法国的名声并不佳。那些在殖民地服役并得到晋升的官兵往往被在本土服役的军人视为无能之辈，而移居殖民地者的普通居民，亦通常被看作是在本土难有出息的处境落泊者或懒汉。
不过，此期对殖民扩张政策最为不利的反对声音，来自议会中的激进共和派。他们纷纷以“转移论”来抨击“补偿说”，认为根据法德两国当时实力的对比，“复仇”与“扩张”无法两全，而殖民远征不仅昂贵无益，而且会转移法国对对德复仇的注意，贻误对德复仇大计，并最终妨碍法国重新称雄欧陆。激进共和派首领克雷孟梭甚至认为，殖民扩张是一种背叛，因为它使得复仇的政策变得难以贯彻，法国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双管齐下，舍弃阿尔萨斯-洛林去追逐远方的土地是一种亵渎行为。
面对种种非议，温和共和派政府一方面一再强调对外扩张并非就是不要对德复仇，宣称鉴于法国当时并不具备复仇的实力与条件，与其消极等待，不如通过积极扩张“在别的方面增加法国的荣光”。另一方面则一意孤行地进行疯狂的对外扩张。他们首先拿矿产资源丰富，又处在地中海战略要地的突尼斯开刀，使其沦为由法国控制的保护国；其次，法国扩大了在西非的殖民侵略。在向非洲大肆扩张的同时，法国还力图占领整个印度支那，并把印度支那作为侵占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的跳板和基地。由此，第三共和国在1880-1885年间出现了第一次殖民扩张的高潮。
如果说这一时期可称之为“费里的扩张时代”的话，那么，这一时代很快就在1885年被划上了句号。是年3月，法军在谅山与中越军队交战时遭到惨败。消息传到国内，法国人无不为“又一个新的色当”而痛心。克雷孟梭更是指着费里的鼻子破口大骂，说“你背叛了法国的尊严、荣誉和正义”。面对强大的压力，费里被迫辞职。随着力主殖民扩张的费里内阁的倒台，法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对海外的殖民扩张一度停顿。
三、复仇与扩张：从相互抵牾到相辅相成
如果说殖民扩张政策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还谈不上颇得人心的话，那么在进入90年代后情况有所变化。其中一个新的情况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对海外市场和廉价原料的需求加强以及许多国家普遍强化了相关的保护主义措施，殖民地的经济意义或经济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在这一背景下，在此期法国日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工商业资本家中的不少人，开始日益倾向于支持扩张政策；与此同时，一些具有强烈的“普世主义”观念，但实际上深受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影响的法国人，亦大肆宣扬殖民扩张是向劣等民族传播“文明”的“进步事业”，是改善其落后条件的“善举”。
此外，这一时期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也对法国加大殖民扩张的力度颇为有利。换言之，随着法俄同盟的建立，法国在欧陆的安全似乎大大地得到加强，法国似乎可以在在欧洲已较少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不用冒太大风险地在海外进行扩张。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扩张殖民事业，法国从1889年开始创办旨在培养进行殖民扩张的专门人才的“殖民学校”；1892年，议会中甚至还形成了一个人数可观的“殖民党团”；两年后，政府又设立了专门管辖殖民事务的殖民部。不久，殖民扩张政策在法国已获得左右各派相当普遍的赞同，殖民主义思潮在法国更是甚嚣尘上。由此，殖民扩张的高潮再次在第三共和国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野时曾对温和共和派的殖民扩张大肆抨击的激进共和派，在自己上台执政后，也已把过于狭隘的复仇观点搁在一边，转而从世界大战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殖民扩张的意义，并表现出在完成殖民帝国的大业方面，丝毫不逊色于温和共和派。
更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法国在着手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时，不仅始终没有忘记对德复仇，而且开始力求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包括借在殖民地问题上和相关国家做交易，以便让法国更有效地摆脱在普法战争后因俾斯麦刻意打压而曾持续多年的孤立地位。
例如，为了更好地对付最主要的敌人——德国，法国不惜在“法绍达事件”中向长期来与自己在殖民地问题上存在尖锐矛盾的英国做出让步。此举不仅使法国避免了与英国关系的恶化，而且为此后英法接近铺平了道路。“法绍达事件”和平解决后，时任法国外长德尔卡塞利用英德之间在殖民地与外贸竞争中的矛盾，坚持不懈地寻求与英国结盟。在他的努力下，1903年，英王爱德华七世和法国总统卢贝实现了互访。随着1904年4月双方达成“诚意协约”，英法两国事实上建立了同盟关系。这一点对法国在进入20世纪后法德矛盾更形尖锐的情况下，更好地去应对来自德国的各种威胁与挑战至关重要。
总之，在进入20世纪之后，法国在殖民扩张方面取得的进展还是极为显著的。若与第二帝国时期进行纵向比较，法国的殖民帝国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2600万人口。若进行横向比较的话，法国此期在殖民扩张方面迈出的步伐也远远要比自己在欧洲大陆最强劲的对手德国要大。显然，法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的地位已得到了巩固与提升。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法国虽然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但其殖民地的经济意义或经济地位根本无法和英国相提并论。不过，虽然法国本土在从其辽阔的殖民地上获取经济利益方面，也就是说算“经济帐”的话，其总体结果或许远不如英国那样令人满意，但若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角度来看，这一庞大的殖民帝国的存在，在当时毕竟极大地有助于法国显现其强国地位以及彰显法兰西的“伟大”。
四、仇仇相报，何时能了？不可或缺的“后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局的发展，对德复仇和殖民扩张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逐渐和谐地汇入让法国重新以“伟大的法兰西”的面貌再次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主旋律当中，而且还日益在法国民众当中深得人心。之所以如此，欧内斯特·拉维斯（1842-1922）等历史学家和广大小学教师可谓功不可没。
作为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拉维斯曾领衔主编过两套前后衔接的大部头《法国史》，这两部在法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堪称“丰碑”式的巨著，在法国经常被人以“大拉维斯”相称。与此同时，拉维斯还亲自动手为小学生撰写法国史教科书，如《一年级法国史》、《二年级法国史》和《一年级公民教育》等等。由于这些书面向的是小读者，拉维斯在撰写被国人亲切地称之为“小拉维斯”的这些教材时采用了条理清晰、生动活泼的方式，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向孩子们讲述法国历史并借此灌输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概而言之，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的法国史坛，乃至更大的范围内，曾出现过“大、小拉维斯”交相辉映的文化景观。而其大名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拉维斯本人，亦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教师”。
自19世纪80年代初费里全力推行教育改革方案，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了世俗的、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的口号以来，法国的学校开始摆脱教会的控制，教育普及的程度大大提高。由于共和国政府使小学教师的薪金待遇与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导致不少教师即便出于感激也应该是共和主义者，同时乐于响应共和派执掌的政府的引导，把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而在他们采用的由拉维斯亲自主编的相关教科书中会引人瞩目地包含这样的语句：“战争虽然不是多半要发生的，但却是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法国必须保持武装，时刻准备自卫。虽然它有一个同盟者和一些朋友，但首先要靠自己。保卫法兰西，就是保卫我们生于斯的土地，这是世界上最美丽富饶的土地。保卫法兰西，我们的一举一动，要像祖国好儿女一样。我们要履行对我们祖先应尽的义务，许多世纪以来，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创建了我们的祖国。保卫法兰西，我们就是为一切国家的人民而工作，因为法兰西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在世界上传播了正义和人道的思想。法兰西是最公正、最自由、最人道的祖国。”
通过几十年的教育，市镇小学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早已在精神上做好了反德战争的准备，“为了正义，战争是正义的；为了保卫共和国，战争更是神圣的。”更有甚者，由于不少小学教师还经常兼任市镇政府的秘书，因而他们同时还卓有成效地担当起能对其周围的成年人施以道德和政治影响的政治宣传员。要而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法国公众舆论对宣战所表示的热烈欢迎，广大民众阶层爱国主义情绪火山一般地迸发，清楚地表明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成效显著。
毋庸置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令法国实现了对德复仇的愿望。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鉴于威廉一世曾在1871年1月18日于凡尔赛宫镜厅宣布建立德意志帝国，法国在巴黎和会召开之际利用东道国的身份，特意先是把和会召开的日子定在1月18日，继而又将《对德和约》的签订地点放在凡尔赛宫镜厅。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战结束前夕，败局已定的德国代表不得不登上停在贡比涅森林雷通德车站的福煦元帅的座车，向法国等国乞求停火。为了纪念一战的胜利，法国人曾特意在停放福煦元帅座车的铁轨旁竖起了一块用大理石制成的纪念牌，上面刻写着：“ 罪恶而骄横的德意志帝国被它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击败，于1918年11月11日在此屈服投降。”当时的法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20年后，这一曾让他们扬眉吐气的地方竟然成为使他们再度蒙受国耻的伤心之地。法国在二战中遭受溃败之后，德国人不仅蓄意选择此地作为停战谈判地点，而且还在会谈开始时宣读了一份宣言，内称选择此地乃是为了“用一种纠正错误的正义行动来永远消除法国历史上并不光彩的一页和德国人痛恨的历史上的最大耻辱。”希特勒不仅专程前来见证这一时刻，而且还在走下座车时手舞足蹈。
上述现象难免让人想到一句话：仇仇相报，何时能了？也正因为如此，当人们看到镌刻在兰斯大教堂正门外地面的法德和解铭文，回想起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德国总理阿登纳1962年7月8日共同出席兰斯大教堂弥撒，随后签署第一个法德和解协定的场景，不仅会有所触动，而且还会引发思考。（完）
（本文为嘉宾在战略圆桌“近代西欧大国的战略与兴衰——世界千年战略经验”的论坛的发言，经过嘉宾本人审阅。）
文章转自公号 “镜厅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