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琳·帕特尼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是亚历山大·德拉戈米尔（Alexandru Dragomir）著《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简评。该书由加布里埃尔·利伊西努和卡特琳·帕特尼编辑，詹姆斯·克里斯汀·布朗英译，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共167页，定价：£63.64，书号：ISBN 978-3319428536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学者拒绝在生前发表著作的决定反而帮助他成为不朽的思想家。我永远忘不了与他见面的那一天。那是在1985年12月圣诞节前，罗马尼亚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康斯坦丁·诺伊卡（Constantin Noica）邀请我参加有关柏拉图思想的讲座，这是在他朋友的公寓里进行的私人聚会。他说“德拉戈米尔也会去。”德拉戈米尔是诺伊卡的朋友，曾经是海德格尔的学生，我对此人的了解就这些。当时，我是布加勒斯特大学攻读哲学学位的本科生，我猜想诺伊卡邀请我参加这个专门讨论会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我听从他的建议开始学习希腊语。
讲座那天，布加勒斯特下了雪，公共交通无法预测，所以我开了父母的车去。那是小范围聚会，我的年龄最小。诺伊卡的讲座简短、引人入胜。讲座之后，他和德拉戈米尔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们言辞犀利、反应敏捷、充满智慧却又不失礼貌。在我看来，他们的怪异情调甚至比诺伊卡穿的鞋套更甚。我不记得说过了什么话。
当诺伊卡和德拉戈米尔离开时，我提出可以载他们一程，他们很愉快地接受了。两人坐在后座上，开始继续争吵，不停地做手势和比划。诺伊卡往上指，德拉戈米尔朝下指，我光注意他们争吵而忘记了开车，很快就失去对车的控制（街道上结了冰，上面还覆盖刚刚下的雪）。汽车开始打滑，我慌了神（罗马尼亚最杰出的哲学家被哲学系学生给杀掉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们，就像旋转的街区和房子世界背景下的安静点。我心里在想“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天，街上空荡荡的。”接着，车就撞上了雪堆。世界停止旋转，但两人仍然在继续争论，手臂在空中飞舞。诺伊卡往上指，德拉戈米尔朝下指。
德拉戈米尔出生于1916年。在1933年和1939年间，他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律，本来渴望继续学习哲学，但当时的罗马尼亚是麻烦频出的地方。1941年，25岁的他已经前往服兵役几个月了，他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长期留学海外。于是他先到波兰西南部城市弗罗茨瓦夫（Wrocław）布雷斯劳大学（Breslau）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接着获得洪堡奖学金前往马丁·海德格尔治下的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大学（Freiburg im Breisgau）攻读博士。我们不知道德拉戈米尔在海德格尔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什么，只知道博士论文是有关黑格尔的。
在一次小组研讨会上，德拉戈米尔告诉海德格尔，他对黑格尔话题有个有趣的解释，但找不到文本证据来支持其观点。海德格尔前往放有黑格尔全集的书架（他的办公室的书架），取出一卷，迅速翻了几页，然后将打开的书递给德拉戈米尔说，“啊，德拉戈米尔，这就是你寻找的证据。”他曾经告诉我，在上课前，海德格尔告诉学生们，“思考意味着与自己妥协。”德拉戈米尔回忆说，“听到这句话，我感到轻松了许多，我自言自语‘啊，这个我绝对擅长。’”
1943年，他被迫在没有获得学位的情况下离开弗莱堡大学，返国加入罗马尼亚武装部队。他被运往东部前线，1944年从军中释放。几年后，共产党人上台。德拉戈米尔在这个政权下不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先后干过形形色色的短工。在1950年代后期，他在一个大型水坝的供应部门工作，当时被称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水电站。他告诉我，到了那里他就遇见了一个小老头。他们相处很好，有一天这个人将他拉到一边说，“你知道，我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罗恩（Ion），你知道，罗马尼亚人重最常见不过的名字。但是，没有人知道另外一个名字，它是拿破仑。我发誓，这是真的。但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记得是什么导致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现在当我想到它，在我看来，罗恩·拿破仑似乎是俄国小说家、剧作家果戈理（Gogol）小说《外套》中的人物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Akakii Akakievich），对他来说，拿破仑是一种外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个谦卑的人，在经过一个又一个月经济匮乏之后成功得到一件漂亮的外套，这成为掩盖自我的一种手段。穿上外套，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令人尊敬的绅士。外套旨在保护你不受恶劣天气的伤害，它必须在户外穿而不是在房间内穿。危险就潜伏在户外。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在穿上外套的第一天就被两个流氓抢劫了，德拉戈米尔的朋友一直把外套放在家里，其它人根本看不见：没有人知道他的第二个名字。但是，有时候他忍不住诱惑要将秘密透露给他觉得可以信赖的人。所以他给德拉戈米尔说出了他的第二个名字。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任何引人注目的东西哪怕是自己的名字都可能给人带来伤害。
德拉戈米尔是个最引人注目的人，这个事实本身让他处于危险之中。他不需要某种东西使其变得非同寻常。相反，他想要某些东西帮助他拆解或隐藏自己不是寻常之辈的事实。所以他戴上了普通人的面具，他的伪装效果非常好，因为他的工友从来没有想到他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在业余时间阅读希腊语版本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在1961年时，他在一家木材出口公司担任经济核算工作，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76年退休。到2002年去世，他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他死后，人们在其遗物中发现了将近壹佰本笔记，里面有注释、有随笔也有研究著作。我对他惊人的写作数量感到困惑不解。德拉戈米尔活着时，他并不在乎写了什么，我感到纳闷；等到他死了以后，我感到纳闷的是他为什么写了这么多东西。
他的六本笔记专门探讨单一话题：时间问题。他的第一篇始于1948年，是用德语写的。偶尔会出现一个错误的终结，但当时德拉戈米尔的德语几乎无懈可击。在那凄凉和希望渺茫的年代，用德语写作（许多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最终都进了监狱和劳改营）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拯救自己过去的一种尝试，对任何人说起这些都太危险了。但是，他知道，没有与本族语者说这种语言的机会，他将丧失对德语的掌握。1957年，在离开德国14年后，他最后一次用德语写作。为什么他放弃有关柏拉图的研究论文，在1948年开始研究时间？40年后，在另外一本专门阐述时间的笔记中，他写下了一个片断，那是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写给妹妹卡罗琳的信。洪堡在信中说，“时间是在最不幸的时候我能想到的最能给人安慰的东西。我不知道还有比时间更伟大的神灵了。”德拉戈米尔或许也发现，时间是他在罗马尼亚最黑暗的历史上所能找到的最令人感到安慰的东西了。从1948年到2000年的50多年中，他在六本笔记中记录下他有关时间话题的想法，手写的小字足足有一千多页。1989年12月8日，他写道，“过去的东西（that which）似乎是存在本身，但是我对that which这个词语感到不满意”，因为存在不是东西。下来一条写于1990年3月6日：“现在是持续性的，但是，我们并不总是生活在当下；通常我们用计划、回忆、抽象思考、想象力和欲望掩盖当下。”就在他写下这些话的两个日期之间，齐奥塞斯库已经被处决，那个似乎永久性的专制政权已经突然垮台。德拉戈米尔的时间笔记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的原逻辑哲学论（Prototractatus），那是他1917年在战争前线写的。维特根斯坦和德拉戈米尔的笔记让人们看到不被历史动荡干扰的思想家的思考场景。
他继续思考这个时间话题一直到2000年，此时他已经病得很厉害，就像时间本身，他也没有办法阻止疾病的前进。更加奇怪的或许是，德拉戈米尔没有将日记给任何人看，甚至包括他的哲学家朋友。其中之一米哈伊·索拉（Mihai Şora）向我证实了这一点。
很多年里，我们定期在共同的朋友家里见面，那位朋友也是哲学家。我们讨论很多哲学话题，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在进行有关时间的深入研究。当这些笔记出版，在我阅读之后，我感到震惊。我对他做的研究没有一丁点儿线索。
在他的私人谈话中，德拉戈米尔谈到很多东西，但从来没有谈及对他如此重要的话题。50多年来，他独自探索和思考，就像孤独的收藏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思考欣赏他收藏的艺术品。德拉戈米尔在其中一本笔记中写到，“时间实在太可怕了（deinon）。”这个希腊语单词的意思是可怕的、令人恐惧的或怪异的。时间或许的确如此，因为它是我们每个人都亲密体验的东西，但又如此神秘莫测。正如奥古斯丁的名言所说，“如果没有人问我，我对时间是什么了解得足够多。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时间到底是什么，我就张口结舌不知所措了。”
德拉戈米尔本人或许也太可怕了（deinon)。我非常熟悉他，但当有人问我他是谁时，我也感到张口结舌不知所措。我们如何解释他孤独的哲学探索呢？柏拉图在《政治家》中宣称“不使用模式(paradeigmata)来展示任何真正重要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2013年，我与一位演员交谈，在我看来，他可能是理解德拉戈米尔的模式。他是罗马尼亚最伟大的演员之一马林·默拉鲁（Marin Moraru）。年轻时，我看过他在《等待戈多》中扮演埃斯特根（Estragon）。他在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Rameau’s Nephew）改编版中的表演已经成为传奇。退休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在布加勒斯特国家大剧院《暴风雨》的演出彩排。他扮演凯列班（Caliban莎士比亚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形怪物，比喻丑恶而残忍的人。---译注）他们彩排了将近两年，但就在首演时，审查官认为《暴风雨》的演出不合适，因而被取消（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不是齐奥塞斯库政权的最糟糕的阶段但也足够糟糕了。）马林·默拉鲁在那次采访中说“我的凯列班本来能够成为伟大的凯列班，因为我从莎士比亚文本中已经发现一些不寻常的新东西。”主持人问他，“什么东西？”“某些我看到的东西，但我不告诉你那是什么。”他没有说。多年后，我遇到了他。我告诉他看过那次采访，我问他在莎士比亚的文本中发现了什么。他说，“我不告诉你，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但是，马林先生，难道你不愿意与人分享你的发现吗？”“不，我不愿意。”我怕来不及，赶紧在心里继续说“但是，为什么呢？”“啊，我告诉你一些东西吧，虽然你可能搞不明白。当审查官取消我们的演出时，我感到极为震惊。我震惊是因为我知道再也没有机会扮演凯列班了。上帝啊，我的凯列班该怎么办呢？”我不停地问自己，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在这个世界上，我独自一人看到了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某些非同寻常的新东西。后来，几年之后，这种想法给了我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强烈快感。那种快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至今仍然像第一次我感受到的那样强烈。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言辞来表达那种感受。就像心中的外套，只要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就没有人能把它从我身边抢走。如果没有它，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作为演员，我常常想那都是舞台表演问题，但并非如此。从你的面容看，我知道你没有搞懂。在共享成为全球意识形态的时候，你怎么能懂呢？我说过你不大可能弄明白的。
德拉戈米尔的著作在他死后被出版了（罗马尼亚语），共五卷。英文译本《我们生活的世界》包含他在1985年和2000年之间在哲学家小圈子里发表的演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参加过其中的一些演讲。德拉戈米尔演讲的精确数字和主题已经没有办法确定下来了。《我们生活的世界》集中了保留下来的所有东西，也包括他人对德拉戈米尔生平和著作的研究及两位好友写的简短纪念文章。第一部分的演讲相对短小，每篇演讲阐述一个具体话题：问题的功能；自我欺骗；形而上学维度的平庸性、国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同胞情谊以及神圣性、自由和服从、对话、男人和女人、遗忘等。第二部分包括三篇演讲－－－有关苏格拉底的，有关柏拉图《斐莱布篇》（Philebus）的评论的，还有思想如何塑造世界的。
严格来讲，德拉戈米尔不是海德格尔主义者（虽然时间是其哲学探索的主要话题之一，无论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他几乎总是走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的途径或许被称为现象学（在从人类体验的具体场景开始的意义上来说是如此）但是，他尽一切努力避免使用哲学专业术语（他在演讲的开头时说，“我试图尽可能用具体的话语，也就是说不用哲学术语。”）这里有一个样本，选自谈论自由和服从的演讲。
自由和解放之间存在混淆。我们相信一旦解放了自己，我们也就根据事实本身（ipso facto）自由了。但事实上，我们仍然处于解放的对立面，看似获得了一种否定服从的状态，但是从积极的方面看，仍然不知道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是一种神奇的内在品质吗？服从的限制就像砖石在其基础上构建吗？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在自身产生了自由的情感，它与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生活的服从中，在整个思考过程中，我们都把解放与自由的情感联系起来。
他的现象学途径也可以从这三个系列演讲中看出端倪。这里有一个专门探讨苏格拉底的系列演讲的片断：
苏格拉底是第一位吸引我们注意自己所处场景的欧洲思想家：我们的人生是我们选择的结果，但是，选择最佳人生的知识基础却是我们无法拥有的东西，因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持续不断地询问最佳人生问题，也就是说，一直在没有答案的问题空间内相互讨论。我们陷入的场景就是苏格拉底考察的现象学基础。
另外一个片段选自专门谈论柏拉图的系列演讲《斐莱布篇》：
在柏拉图看来，除非接触到永远不变的东西，否则什么也不能把我们从脆弱性中挽救出来。接触那个不变东西的方式是辩证法，因为它不处理拥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东西。如果通过辩证法，你能拥抱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东西，你就不再需要害怕分崩离析和死亡；人类精神能够藏身于那个不变的东西，因而能克服自己的脆弱性。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最后部分系列演讲的标题，这个系列演讲最长（在1986和1988年之间录制，共有24盘磁带。）主要主题是在临近结尾时提出来的：
在知识分子中存在潜在的可能性，他们可能偏离作为人类导师的角色，反而宣称自己至高无上地位。这种可能性自从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实现，知识分子将自己从人生导师转变为知识生产者。他们生产的是科学，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结构掌握得非常好。。。现代科学是当今时代的形而上学。像任何形而上学一样，它是缺乏宽容和令人怀疑的。
他的时间笔记已经出版了法语和德语译本（译者分别是让·福林（Jean Vrin）和克尼斯豪森和诺伊曼（Königshausen & Neumann）。2009年，罗马尼亚现象学协会在布加勒斯特发起成立了独立的研究机构---德拉戈米尔研究所。
作者简介：
卡特琳·帕特尼（Catalin Partenie），布加勒斯特国家政治和管理学院哲学副教授，编著有《柏拉图：神话选》（牛津大学出版社）和《柏拉图的神话》（剑桥大学出版社）。
本文评论的书：The World We Live In, by Alexandru Dragomir, ed Gabriel Liiceanu and Catalin Partenie, trans by James Christian Brown, Springer, 167 pp., £63.64, ISBN 978-3319428536
本文的英文版最初发表在2018年元月《都柏林书评》上。（Dublin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2018）
译自：The Philosopher as Private Collector by Catalin Parten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