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比·迪伦 著 吴万伟译

罪犯与哲学家的共同点是局外人意识。

10多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尝试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要弄明白它讲了什么需要一辈子的努力。

14岁的时候，我辍学了，这个决定并没有遭遇与生活中的大人们的激烈反对。我的很多老师已经觉得我上学无望，母亲忙于自己的两份工作，无心为此大吵一架。父亲则从来都不掩饰他对教育的蔑视。他是寄宿学校的副产品，他的痛苦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很难找到充满同情的角色模式。父亲曾经抢劫过若干银行，在我小时候他就被关进监狱服刑。他的弟弟后来因为使用装甲车抢劫而被捕，还有一个家族朋友就在我长大的房屋工程几条街远的地方被乱枪打死。传承给我的生命就像一双廉价的指节铜环（brass knuckles套于指节上作武器用的指节铜套--译注）。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蒙特利尔已经被《洛杉矶时报》宣称是“北美洲的银行抢劫首都。”在那篇文章发表前的几年里，我的朋友和我竭力让这座城市成为首个舆论热点，接连很多家银行遭到抢劫。这听起来并不像乍一看那么具有戏剧性。银行员工得到严格的命令要配合，而警察通常允许劫匪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种操作---诱骗一帮十多岁的反社会人进入充满潜在人质的银行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无论如何，风险是实实在在的。在未来的十年里，我这个圈子里有几十人会被警察射杀或者被黑吃黑杀掉或者吸毒而死。

我觉得令人吃惊的是，我还活着讲述这个故事---这个情景被我归结为命运或者狗头运气。康德并不真正相信运气或者命运，不觉得它们能作为我们并没有任何合理理由而相信的观点的例子。有人认为康德是个道德意识很强烈且有一丝不苟习惯的人，他从来没有到过出生地东普鲁士的城市柯尼斯堡（Konigsberg）100公里之外的地方。康德的晚年一直思考和写作，每天下午准时出来散步休息，有传言说他的邻居可以以此确定自己的钟表是否准确。

抢劫犯的生活就像康德的生活一样受到限制和一丝不苟。当然，可能有怪异的汽车追踪，人们偶尔可能朝你开枪，但大部分时候，你是很舒服自在的，与其他一帮混混闲逛，寻找心仪的地方下馆子撮一顿。如果存在你被捕的正当理由，那常常是在我小时候---你的选择十分有限。上街就意味着到某个汽车旅馆集合，或者到当地剧院黑暗的地方鬼混，观看同样皮肤的家伙一次次地轻弹响指。

考虑到选择，图书馆干净整洁，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警察绝对不会想到来这个地方找你。有很多个下午，纯粹出于好奇，我在图书馆的书架间浏览和游荡。我阅读了很多东西，但几乎什么都看不懂，但我总是抓住足够多的东西以便继续走下去。当时，我并不明白，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反抗头脑中的声音，父亲常常骂我是个饭桶无赖，诅咒我将在监狱中度过人生，或者最终送进停尸房的案板。当然，我在做我能做的一切来实现他的预言，但是正如我现在看到的那样，我也在寻找一条生命线。

最终，我碰见了康德的代表作。总而言之，他的论证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那是独立于人类心智的结构、潜能和局限性的东西。有时候我喜欢设想，就像我父亲，康德不过是说，我们都是白痴，在不可知的物自体世界里盲目地蹒跚而行。但是，康德的书的确是寻找作为人的意义，我自己也在寻找。

我解读《纯粹理性批判》的方法与撬开保险柜并没有什么不同。里面有一些我渴望拥有的东西（金钱，见解）和阻止我实现目标的一系列障碍。对于盗贼而言，每次行动都是证明你的胆量、智慧和决心的机会。通过向我提出挑战，《纯粹理性批判》迫使我提出自己从来不知道自己拥有的智慧工具。

在康德和我之间，似乎不仅是中间隔了几个世纪，我们的价值观、语言和性格脾气也有重大差别。但是，抢劫犯和哲学家的共同点是圈外人的感受。两者都站在边缘，持续不断地测试各自世界的边界。

作者简介：

罗比·迪伦（Robbie Dillon），《罪恶》杂志的高级编辑。当前正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学习哲学。

译自：I Was a Bank Robber Until I Read Kant by Robbie Dillon

https://thewalrus.ca/i-was-a-bank-robber-until-i-read-k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