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阿尔萨勒 著 吴万伟译
世界政治潮流见证了担忧自己被取而代之的白人民族主义者的崛起，他们表达了一种愿望，留下一个让白人孩子拥有存在地位的世界，这就体现在夏洛特斯维尔听到的呼喊“你们替代不了我们”。这种恐惧理应得到严肃的对待。为文化做贡献是我们竭力为自己留下遗产从而获得某种不朽的最根本方式之一。那么，值得提出的问题是被取而代之的恐惧到底是什么？种族性民族主义是有效的回应呢？
有这样一种直截了当的意识，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取而代之；这是人类有限生命的本质，我们都会死去，新的一代会取代我们的工作和家园。人们很少发现游行示威来抗议这个事实（虽然在这个领域，硅谷已经有了自己的抗议活动）。不过，显著的是典型情况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取而代之。相反，在很多时候，我们倾向于认为以这种替代方式是好事；子孙后代的持续存在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很关心的事。
在其最近的新书《死亡与来世》中，萨缪尔·谢夫勒（Samuel Scheffler）考察了这种担忧，设想他称之为的世界末日场景。他让我们想象这样的场景：在我们死后30天，一颗流星撞击地球，地球人全部遇难。谢夫勒问道，这样的消息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工程计划？我们很难找到继续进行跨越很多代人的长期工程的动机---他暗示癌症研究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或许不再有动机继续从事有助于传统持久存在的事业，如教育培养新一代希伯来语学者，因为我们知道这项传统也将很快消亡。我们甚至发现不大可能去从事针对未来读者和观众的艺术作品创作。在谢夫勒看来，这说明我们被子孙后代取而代之不仅不是令人恐怖的灾难，反而是我们很多人非常在乎的很多东西的重要背景条件。那不是真的被取代，或者至少不是很多人担忧的那种取代，这恰恰是因为它让文化能够在子孙后代中传承下去。
很难说这是愤怒的抗议者关心之事。不过，现在让我们来对比世界末日场景与本文说的取而代之场景。想象就在我们死后不久，你们的文化成员感染致命的疾病，很快导致这个民族大部分人的死亡。接着，失去亲人的幸存者也遭杀戮或者被驱赶到他处，在狭小的领地内苟延残喘。他们的土地很快被来自遥远文化的成员强占，这些人对你们的文化成就、宗教信仰和语言没有多大兴趣。换句话说，想象你们的文化面临着1492年美洲土著人的悲惨遭遇。
这个场景完全不同于世界末日场景吗？如果我们思考谢夫勒的遭到前者破坏的种种活动的暗示，我是存疑的。如果你明明知道所有这些文化遗产都会被侵略者清洗，为什么还要关心文化成就、目标追求、或者传统维持呢？我猜想白人民族主义者心中或许就有这种担忧，难怪他们担忧这个想象中的未来在打击人们现在从事文化工程的积极性。难怪他们觉得自己当今受到了攻击。但是，任何现实生活中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并不能支持美国白人基督徒很快将被取而代之的情况，他们设想的场景是有些不同。
想象一下取而代之场景不是发生在几年之后而是几个世纪之后。你们的文化成员不是突然死于疾病，而是寿终正寝。没有外来侵略者闪电般占领其土地而是其他文化成员缓慢渗透，先在你的商店旁边开一家商店，再逐渐确立自己的文化机构，继续说自己的语言，携带自己的宗教、神话和文化英雄（当然在现实中，他们一直都存在，很多人在你自己的祖先到来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他们做出必要的调整以适应你们的规范，但也保持了自己的某些传统。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渗透进你们的文化机构中。他们甚至能够在你们的教育机构中要求开设讲授其文化、宗教、神话和成果的课程。最终，他们可能取而代之，因为他们的文化工程挤掉了你们的工程，他们的孩子比你们的孩子多，他们的文化凌驾于你们的文化之上
这种场景我们或许可以称为美国场景，不同于取而代之场景，在此场景中，在很多方面，歇斯底里的反应都显得不合适。最重要的是，它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允许那些宣称关心“白人文化”的人和表达担忧者的存在，取而代之场景并没有提供摆脱困境的方法。
这里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拒绝接受美国场景，要么隐藏起对他人的恐惧，躲在宝贵的安全墙和虚假性之后，要么通过武力手段获得安全感，用一种策略防止外人入侵，捍卫自己的文化，这几乎注定要失败。考虑到可能的后果，这在历史上已经非常清楚，在有更好的选择可以使用时，以这种方式把美国场景威胁等同于取而代之场景威胁是错误的。
解决办法是白人民族主义者最强烈反对的东西本身，因为他感受到的强加在他身上的多元文化主义道德恰恰就是问题的答案。如果你的工程目的是共同利益，它们就不会被受益者扔到一边。如果你将他人的传统纳入到你们的传统中，他们不会反对。如果你欢迎他人进入这个空间，他们的孩子不会取代你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成了你的孩子。当我们听到被取而代之的恐惧时，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感觉到自身文化不能做出适应和调整者的呼喊。在这种情感中，他们表达最多的是对自己人性的否定，不仅是被打上文化烙印的人而且是文化的创造者。种族性民族主义者并不觉得他能够为人性做出什么贡献。他相信没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自己的共同体，而是只有祖先传承的东西，因而他认为自己是捍卫者而不是拥有者或者传播者。因为他相信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世界，其身份认同已经预先充分确定下来，他强调的只是自己的基因，他错误地认为这是外部世界的影响无法穿透的，完全属于自己控制下的范围。他认为他的角色---尤其是女性角色---仅仅局限于生儿育女，人类物种最显著的创造活动，它能不需要实施人性而完成。
但是，基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化赋予了它价值，文化能持续为任何东西赋予价值，只要它们充满活力和适应性，能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我们假设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把个别人团结起来，以便他们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那么，停滞不前的文化就是失败。事实上，文化不可能真正停滞，因为文化被个人推动前进，这些个人只能微调。如果不能在变化的文化中把握自己的所有者角色，过分强烈地沉溺于过去不能自拔，其文化将可能被更容易适应的文化所取代。避免被取代的最好方法是认同一个足够开放和拥有足够活力的文化，以便能在其他文化大量涌入的大变革中幸存。只有加入到人性大潮中，你才能有望避免被取代的命运。
译自：How Not to Be Replaced by Roman Altshuler
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how-not-to-be-replaced/
作者简介：
罗曼·阿尔萨勒（Roman Altshuler），库兹敦大学（Kutztown University）哲学副教授，发表过有关死亡、叙述身份、行动理论、自由意志等方面的文章，他感兴趣的领域之一是时间如何塑造我们的潜力，编辑文集《时间与行动哲学》（Routledge,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