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者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即中国 “和平崛起”的良好战略理念是否正在得到充分地执行。关于如何有效地实施该战略，有3 个问题横亘其中：中日关系、中国台湾问题及对台政策给“和平崛起”所造成的国际含义，中国在对构建什么样的国际社会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上述问题（尤其中日关系的恶化）给美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超级大国地位带来极大的好处。中国所奉行连贯一致的“和平崛起”战略将提高其对大国地位的要求，这一战略不仅使中国在所处的地区拥有一个良好的位置，而且还给予中国强有力和相对安全的优势去应对美国。

【关键词】中国；日本；中国台湾问题；美国；和平崛起

本文摆脱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叙述角度。首先，笔者把“主要国家”区分为超级大国和大国。其次，笔者不仅考虑到物质力量及其分配，而且还考虑到这些主要国家的政治特征以及这些主要国家所创立的国际社会类型。未来的世界政治可能有3 种主要格局：延续目前一超多强的格局；重新出现一种不止一个超级大国的格局；或者出现一种无超级大国而只是由诸大国所构成的体系。无论在哪种格局里，中国都将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是现存格局不变，那么中国是诸主要大国之一；如果出现不止一个超级大国，那么中国是成为超级大国的一个主要候选者；如果没有超级大国，各个地区将比整个国际体系及国际社会更加至关重要，在这样一种世界里，中国同样是诸主要大国之一。

无论采取哪种途径，中国都是这番叙述的重心，但也是最大的疑问，与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相比，更是如此。因为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轨迹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20 年后中国会是怎样却难以估计。中国惊人的物质增长是会不间断地继续下去，还是在危机中失败，或者经受挫折和延迟？中国将能够维持多久目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以及其所蕴含的众多矛盾？它的国内政治及社会生活会遵循什么样的道路？除非我们设计出一系列可行的、覆盖广泛后果的格局，否则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并伴随着庞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上的释放。关于这一点，笔者可以肯定地说，20 年后的中国看上去将会不同于它的现在。因美国是最强有力和最具影响的主要角色，在许多方面处于这个叙述的中心，但是中国也处于中心，因为它未来的能力、角色以及政治特征是最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局外者如何理解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一个因素。

在思考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方面，人们还需要考虑到：一个大国在21 世纪获得成功的原因已经与过去发生了变化。在过去，诸大国通过成功地操纵联盟和使用武力去施加它们的意志并展示它们的地位。而现在，一个真正成功大国的标志，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和多长时间里维持它根据自身及世界需要所创立的安全共同体，也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共享的价值和稳定国际秩序。在这方面，美国推行市场及多边主义的战略曾在20 世纪后半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如今华盛顿仍在靠着那种投资收益过活着。不过，美国政策在过去的10 年里已经偏离了这种战略，变得更加单边主义，并对它自身多边主义传统中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攻击。这种错误转向的后果不仅可以从在中东的灾难中看到，也可以从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尊严、信誉和影响力遭到广泛的丧失中得到体现。相比之下，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似乎意识到这种新的现实，并且与这种新现实相吻合。不过，作为一个局外者（而且是欧洲的局外者）角度谈论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辩论，笔者发现有3 个重要问题需要给予回答，然后“和平崛起”才可以无愧于这种称呼：

1.维持中国和日本之间敌意和刻薄的政治关系服务于谁的利益？

2.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是什么？

3.如果中国目前的“和平崛起”政策是成功的，那么中国对自身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看法是什么？它愿意看到一种怎样的国际社会？

一 中日关系

就像俄罗斯、印度和早先的德国一样，中国无法回避地区政治。中国的全球地位决定性地取决于它与它的周边是何种关系。在东亚内部，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关系乃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因为它们是该地区两个最大的国家，还因为日本是确保美国作为一个外来力量在东亚具有强大地位的关键因素。过去的阴影沉重而消极地落在中日关系上,这不是什么秘密。尽管两国有着相当重要的经济牵连，但是它们的政治及社会关系却不那么融洽。中国没有忘记或原谅日本在1895~1945 年间对它采取的侵略行为，并将它作为自身民族主义叙述的一部分。日本似乎也不想过多考虑这个问题，其领导层仍然不敏感于他们的一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即其邻国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战时记忆。日本与其邻国似乎都不特别在意它们之间的关系处于这种充满危险的状况，而且目前双方均没有想采取任何重大努力去化解这一问题的主要举动。正如法国和德国所揭示的那样，即使是一部充满敌意和入侵的漫长历史，那也并非说这种历史一定要把一种糟糕的关系无休止地延续到未来。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并非注定它们就是敌对的。但它们至今还是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叙述它们的历史，使那种敌意的关系挥之不去，不过，它们的确还有其他的选择。对于存在着各种选择这一事实，人们很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中日双方保持敌意有助于谁的利益？它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诸后果是什么？

显而易见，在中国和日本均存在着一些既得利益，它们可以从这种现状中获得好处。在中国，执政党似乎有效地利用在抗击日本侵略中国时期这段历史中它所起的重要作用，来巩固其合法性。鉴于执政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化了它最初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权力），因此，它的确需要这类政治资源，并利用这类政治资源将更为广泛的对日情绪置入民族主义的大众理解中。在日本，那些赞成继续与美国保持关系的人和那些想把日本看做是一个更为“正常”国家的人，可以从把中国描述为一种“威胁”中获得好处。也许，还有一种情形，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大众理解，因明确遭遇到日本历史问题而受到干扰——恐怕还是相当严重的干扰。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种现状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不夸张地讲，美国在东北亚的整个地位——以及就它在全球声称是惟一的超级大国而言——取决于中日之间紧张关系的维持。这种紧张关系可以为美国在日本保留军事基地以及日本愿意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附属伙伴而正名。与美欧关系一道，美日联盟是美国声称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两个基石之一。美国的社会关系——以及其他主要权力中心的欧洲和日本与它保持紧密联盟关系的事实——与美国被认为在军事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同样重要 （如果说不是更重要的话）。就迅速部署高新技术军事力量而言，美国声称物质上的相对优势似乎颇有道理，但就经济实力、一般的高新技术以及美国日益大肆吹嘘的“软力量”而言，则远没有给人留下印象。这里的关键是，美日联盟不仅涉及美国在东北亚的身份，而且还涉及它在世界的身份及地位。

在这种情形下，鉴于中国经常的陈述渴望看到一个更为多极的世界，这种表面上的不在乎令人颇有些吃惊——以这种不在乎的方式，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持续恶化。倘若中国想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确立一种地位， 那么，它首先不得不稳定与周边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改善与日本的政治及社会关系乃是中国应予以最优先考虑的事情。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军事领域保持低调、在政治上挑战美国的最有效途径。的确，稳定与周边的关系所获得的回报可能是巨大的，它将证明中国采取一种重要而公开的主动行动去扭转它与日本的关系是正确的。这便要求中国主要朝前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主要朝后望，它还要求中国做好打长期牌的准备。扭转中日关系可能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不容易的。这两个国家应该共同寻找一种途径，要么把历史留给过去但继续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要么对曾给双方带来“荣”与“辱”的历史进行一种妥当解释的建构。这是中国向它的周边及世界进行展示的机会：它的崛起力量是良性的，它已经变成一个足够强大和足够智慧的行为体，从而能够在朝着改善地区及世界秩序方面采取重要的政治主动。相比之下，这种持续存在的中日敌意关系将损害其“和平崛起”战略的可信度。

二 中美关系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重要的，这不仅因为关系的本身，还因为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过，有两个附加的核心问题明确摆在中美之间：中国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陈述的意图（即反对任何对它作为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

台湾问题仍然是使中国不可预测的另一个因素。只要中国继续把它看做是一个别国无合法发言权的纯国内问题，那么，一种由“诸事件”和误解而可能导致战争的“危险”便存在着。台湾问题几乎是这个地球上能够迅速在主要大国之间引发战争的最后政治问题。因此，它仍然是中美关系中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危险点，而且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中国声称正在“和平崛起”方面的一个问号。中国为自己在国际政治中打着一个长期的牌而引以恰当的自豪，而且它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这个世界的某些个别国家似乎没有准备接受台湾地区是一个“纯中国国内问题”，中国需要逐渐获得更多的信心，即它自身的发展以及海峡两岸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将最终会以可接受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依靠那种强迫完成这场革命的想法，对“和平崛起”的目标起相反作用。随着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政治及经济形态变得更加相似，这种想法将变得日益无意义。

当然，美国把中国作为挑战其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的一个“同等竞争者”而转向反对它，这个难题与海峡两岸之间、中日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相关联，但是该难题也有其自身不同的动力。这里需要思考的一个有趣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既崛起又避免被美国将其作为一个挑战者加以对待。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会如何对待一场中美对抗，如果美国为了捍卫自身的单极地位而寻求这种对抗的话，那就更需要思考这一问题了。笔者认为，美国在过去的5 年里非常成功地推行着全球反恐战争，将反恐战争作为对自身和对大部分世界的一种安全化进程。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其他国家一直巧妙地将它们自身的局部难题与这种广泛的政治构架联系起来。

然而，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华盛顿一直强烈担心中国会崛起为超级大国并成为美国的同等竞争者，这已不是什么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崛起会变得更为现实。不难想像的情形是，对中国的关切会在美国国内变成一个主要的安全化问题，并使全球反恐战争退居到后台。单凭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能力而不去考虑海峡两岸关系以及中日关系如何发展，它就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就地区和世界而言，中国已经“和平崛起”，那么，一种纯粹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美国对华采取敌视，不会在世界上引起什么同情或支持。只要中国以这种方式进行它的崛起，不“威胁”它的周边或国际社会的一般稳定，那么美国以外的许多人的确会欢迎这种崛起。欧洲有可能无所谓，许多国家（譬如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法国和马来西亚）均支持有关多极的言论，将它视为它们所偏爱的权力结构，并以此反对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假如日本不感到中国有“威胁”，那么，美国对华敌视会把日本拖入一场美中冷战的前线，并迫使日本竭力考虑它与美国关系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扮演得巧妙，中国的崛起也许似乎只“威胁”到美国，而不是“威胁”大部分其他国家。除非中国以这种方式崛起“威胁”到它的周边，否则，中国不会给一些国家制造某种安全化借口提供口实，譬如像美国与其他国家所一起分享的那种冷战或全球反恐战争的安全化。

三 中国的“和平崛起”之后是什么？

从许多方面讲，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及政策界所流行的“和平崛起”理论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理论。它表明，在向占主导的西方地位发动激烈的修正主义挑战所付出的代价方面，中国从德国、日本和俄罗斯那里汲取了历史教训。通过深化它对国际社会机制尤其是市场机制的融入，中国不仅自身获益，而且也给意识形态降了温。除非继续教条式地坚持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竞争造成帝国后果的理论，否则，一个崛起的中国不可能与美国重演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此外，通过利用市场，中国向西方提出了一个有力的挑战，在它自称坚持自由经济原则和它在执行这些原则中的实际做法之间，保持着一种最低限度的差别。通过维持一种防御性的而且主要是地区性的军事策略，中国既从它自身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又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的举止中获得好处。除了台湾问题和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之外，中国政府的对外及军事政策在处理棘手问题方面表现出色。

不过，“和平崛起”理论中的主要薄弱部分（或者说缺失的成分）是崛起之后会发生什么。怀疑论者和现实主义者（在中国和美国均大有人在）会说，中国一旦崛起，将会谋求在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就像美国已经所为和正在所为的那样，而且就像他们预料任何超级大国会做的那样。于是，他们会把“和平崛起”看做是一个旨在蒙蔽世界的“骗局”，当中国崛起到它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事情的程度时，那么，其他国家再想制止或遏制它则将为时已晚。笔者不赞成这种“中国威胁”论学派，在布什政府令人可怕和无能的表现之后，笔者倾向于认为，如果美国更多地受制于多极权力分配，那么，国际社会将变得更好。不过，笔者倒认为，关于中国崛起之后会发生什么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恰当的、有必要回答的问题，它需要获得比得到其答案更多的东西。除非它的确获得一个答案，否则，对中国长期意图的各种猜疑将仍然存在着，这些猜疑会使得它的“和平崛起”变得比它所需要经历的更加艰难。

对于局外者来说，由这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难题因不能确定20 年后中国会是怎样而被放大。目前这种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结合是一个巨大的矛盾，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混沌给中国将去何方提供了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在追求“和平崛起”，并将自身适应于国际社会更为广泛的现存制度中。从全球来看，中国外交在大部分全球管理事务中保持着一种低姿态，只是当中国的利益被认为直接有关时才反应强烈，从某方面讲，它没有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起主要作用。甚至在地区层面，中国举棋也极为小心谨慎，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不充当领导角色，并使自己参与主要由东南亚联盟所制定的地区制度中。笔者并非说在发展过程的这个阶段这种谨慎一定是错误的或不适当的。不过，中国的相对被动无助于其他国家了解其愿意推动一种什么样的世界秩序。除了有关提倡一个更加“多极”世界的含糊想法之外，中国想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愿意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社会，并成为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似乎并不明确。中国的崛起真的只是适应一种主要受西方所启发的世界秩序吗？还是有更多的东西要提供出来？它是偏爱一种更加以地区作为基础的世界呢，还是想在全球性的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它想推广什么样的价值？这些价值如何与现存的秩序相协调？这些问题可以而且应该被那些支持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发展的人所阐述。

四 结束语

写到这里，读者们可能会对笔者上述要求中国采取所有的举动并做出所有的让步提出异议。这是正确的，其理由在于笔者在有关是什么造就一个21 世纪成功大国方面所开启的观点。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有机会利用美国的错误，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中国自身必须说明那些看上去对它的“和平崛起”构成损害或与其相矛盾的难题。在当今世界里，一个成功大国的明确标志是，它应该向外界展示它具有能力在一种它所协助创设的共享规则及制度的框架内施展和限制自身力量。中国已经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一些进展，不过它还需要更深入下去。假如海峡两岸关系和中日关系把中国推入采取过时的、产生相反结果的大国行为中（就像最近美国所表现的那样），那么，它将是一个悲剧。如果这种“和平崛起”将是一种长远的成功，那么，中国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做法，将它与周边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和平的基础上。这样做不是一种不光彩的屈服，而是一种思想解放的攀登，一种超越历史的崛起，一种展示中国实现当代伟大的强有力方式。对中国来说，“和平崛起”是一项正确的战略，不过，为了使其奏效，中国应该更深入、更始终如一地应用它。

注释：

*本文是巴瑞·布赞在其所著《美国和诸大国：21 世纪的世界政治》（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文版前言的基础上重新修改而成，文章标题为译者所加。该书已由刘永涛博士译成中文，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