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恩师席泽宗院士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
古人云：“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席先生正是这样的人。随着时间流逝，我现在每次回忆起席先生，越来越感到亲切，所谓“遗爱在人间”，其此之谓乎！
师生之谊，终身受用的教诲
我1982年春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研究生，导师是席泽宗院士。我那时浑浑噩噩，也不知道席先生其实是中国科学史界的泰斗人物——事实上，我那时对于学术界的分层结构、运作机制等等都一无所知，只知道要去念书、做学问。
我还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本科时，系主任听说我要考席先生的研究生，立刻大大鼓励了一番。他告诉我，席先生开始招收研究生，这已经是第四年了，但前三年都没有招到学生，因为席先生对学生要求特别高。系主任的话，逗引得我跃跃欲试，结果居然考上了，成为席先生的开门弟子。席先生对招收学生确实达到极端的宁缺毋滥——在我之后，他又过了18年才正式招收到第二个学生！所以我是他唯一的硕士生，以及他仅有的两个“正式招收、独立指导”的博士生之一。
席先生为人宽容厚道，对我也是极度宽容。可能他看我尚属好学之人，有一定的学习自觉性，所以对我采取完全放手的策略，几乎不管我，也不给我布置任务。
我念硕士研究生期间，到了要确定学位论文题目时，席先生问我，对于论文题目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我那时茫茫然，毫无想法，就率尔答道：没有。席先生就说，没有的话，我给你一个。于是就定下了题目《第谷天文工作在中国之传播及影响》，我也就一头钻进去开始做了。
我其实很早就开始关心怎样找到论文题目的问题。记得有一次我问一位前辈学者，我们怎样才能自己找到合适的题目写论文（不限于学位论文）？前辈笑曰：这是高级研究人员方能掌握的，你现在还没有必要关心此事。我听后不免爽然自失者久之。
我认识到，一个合适的论文题目，首先它要具有学术上的意义（当然意义越重大、越广泛越好），同时它又应该是我此刻的条件（学力、资料等等）能够完成的。这两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因为抵达这一境界并无固定的、明确的道路，我当时觉得这几乎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后来我就从研究所的图书馆里，将席先生和另外几位前辈的学术档案——就是他们已发表的所有学术文章——统统借来，逐一研读，试图从中解决我的上述问题。研读这些学术档案对我产生了相当震撼的效果，我惊叹道，他们怎么能写出这么多论文啊。然而，那么多论文研读下来，当然对我此后的研究大有裨益，但仍未能找到选题的方法。
我做硕士论文时，先自己拟了一个详细提纲，去和导师讨论，席先生当场给了我一些修改意见，我就回去开始写。写成之后，交给席先生审阅，几天后他对我说，去打印论文吧。我一看他还给我的论文，上面只改正了一处笔误，就此过关了。
我的硕士论文是提前答辩的。答辩前夕，我遇到席先生，向他表示了我的担心——我从未经历过“答辩”的阵仗，想到明天要面对那么多前辈“大老”，有点紧张。席先生安慰我说：你一点不用紧张，你想想看，这个题目你在里面摸爬滚打了一年多，他们中有谁能比你更熟悉这个题目？后来答辩果然非常顺利。
我硕士毕业之际，席先生问我是否打算考博士。我那时仍在浑浑噩噩之中，只是朴素地热爱学术，具体打算则完全没有，也不知道自己今后干什么好，所以就回答说，要是你觉得我搞科学史有潜力，那我就考，否则我就去干别的。席先生对我说，我很认真地告诉你，我觉得你是有潜力的。
我那时确实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搞科学史的潜力——要一个人自己判断自己有无某种潜力，本来就是非常难的。我是这样想的：我既然不知道自己有无潜力，那当然就要考虑别人的判断；而在此事的判断上，导师的意见当然是最权威的。所以我就考了席先生的博士生，也顺利考上了。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那时的台长叶叔华院士，是席先生的大学同学，当时叶台长想要在上海天文台开展天文学史的研究，就问席先生要人，席先生就将我推荐给了叶台长。所以当我1984年去上海天文台报到时，我手里既有派遣前往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的文件（那时还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又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根据叶台长和席先生的安排，我先在上海报到成为上海天文台的职工，然后再到北京报到成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这也是他们照顾我的好意——这样我就可以以在职方式攻读博士了。
离开老师身边，到上海工作，对我来说当然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因为这意味着今后（最迟也就是到博士毕业之后）我就要独自“闯荡江湖”了。但在当时，更让我兴奋的却是另一件事情。
大约在1985～1986年间，也就是我读博士研究生的第二年，我忽然发现，自己竟然一下子会寻找论文题目了！这实际上应该看作前些年积累的结果，但是突破确实是跳跃的。
刚学会寻找论文题目，特别兴奋，到处找题目做论文（和刚学会开车的人特别喜欢开车类似）。我写论文的事情，席先生也完全不管，通常我写完了投稿，也不告诉席先生，文章事先大都没有请席先生过目。有时他在杂志上看到了我的论文，会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我又看到你的什么什么文章了，“我觉得挺好的”，鼓励几句。他这样做，后来我觉得我受益特别大。
这时我才体会到席先生当年给我的论文题目的价值。一个好的论文题目，其实就是给了你一块田地，你可以在其中耕耘好些年，产出远远不止一篇论文。
到1988年我准备博士论文答辩时，我已经在《天文学报》、《自然科学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高端杂志上发表了10篇有点像样的学术论文。结果席先生说：你只需将这10篇论文的详细提要组合起来，再附上这10篇文章，就可以答辩了。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正文只有约四万字——篇幅还比不上今天的有些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的答辩也很顺利。我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中国科学报》（当时名称是《科学报》）头版还作了报导。
1991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举行“席泽宗院士从事学术活动40周年纪念研讨会”，我去参加会议，并为席先生带去了一项最为别出心裁的祝贺礼物——他的徒孙，我的研究生钮卫星。在当时的中国科学史界，还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够在生前看到自己的徒孙。如今有已经18年过去，钮卫星也已经成为博导——席先生门下已经有了第四代学生，这也是中国科学史界前所未有的。
席先生对于放我离开他身边，曾说过“放走江晓原是大错”之类的话，但他又怀着极大的喜悦看到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1999年3月，席先生亲自来上海参加了科学史系的成立大会，并担任科学史系的学术委员会主任。
2007年，席先生八十大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把一颗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编号为85472的小行星命名为“席泽宗星”，以表彰他在天文学史研究上的重大贡献。在那个仪式上，老师精神矍铄，还做了非常有趣的演讲。这年年底，他又亲自来到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为他的一众三代、四代弟子讲学，给全系师生以巨大鼓舞。2008年10月24日，在国家天文台宣布成立中国古天文联合研究中心的仪式上，我最后一次见到席先生，他仍然精神很好。谁也没有想到，老师竟会那么快离开我们……
虽然我远在上海，但我是北京训练出来的，北京是我学术上的精神故乡，而导师席先生那些平淡中见深刻的言传身教，则是我终身都受用不尽的财富。
席先生的处世育人之道
作为学生，我从1982年进入科学史所念研究生，就跟随着席先生，所以和席先生之间有很多的个人交往。我想在这里陈述一个事实：我从成为席先生的学生，开始和老师相处，一直到老师离我们而去，27年来，老师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人的坏话——包括那些在我面前诽谤我老师的人！对有些诽谤者，因为我实在听不下去，也曾当面驳斥过他们。但是，既使对这样的人，老师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们的任何坏话。老师口不言人之过。他对一个人表示不满最厉害的措词，也只是说“某某人不成话”，这已经是他指责别人的最严厉的措词了。我觉得这种深厚修养和宽广心怀，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关于席先生的治学，我觉得有两点相当重要：
第一是严谨，他的那些论文，都曾经是我学习的范本，都是非常严谨的。后来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答辩前交给老师过目，连掉了一个标点符号，他都会注出来。
第二是灵活。也许有的人会说，严谨和灵活不会有矛盾吗？其实它们一点也不矛盾。所谓灵活，是说他思想上灵活；所谓严谨，是说在操作层面上严谨。席先生治学，不是那种死做学问的类型，而是以一种大智若愚、游刃有余的方式做学问。他晚年尤其如此，比如他关于甘德对木卫观测记录的考证，这篇文章非常精妙，但是同时，它是带着某种趣味性的，甚至能看到作者的某种童心。当然，那同样是一篇非常严谨的论文。
关于席先生的育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这是我要长久学习的地方。
首先是因材施教，他对不同的学生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让大家都感到如沐春风，都感到在他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教育，但是每个人又都不一样。
说到席先生的为师之道，确有常人不能及之处，这里仅述我读博士期间遇到的一件小事，以见一斑：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与某著名学者商榷的文章，因为自己觉得不太有把握，就将此文先呈送给席先生审阅，听取他的意见。席先生建议我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并指出我文章中的一处错误。但是我认为我此处没错，回去就专为此事又写了一篇长文，详细论述，并又呈送给席先生。我的意思，本来只是为自己前一篇文章中的那处论点提供更多的证据。不料过了几天，席先生对我说，你那篇文章（第二篇），我已经推荐到《天文学报》去了。结果这成了我在《天文学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以后我每次想起此事，对席先生的敬意就油然而生。席先生非但容忍学生和自己争论，而且一看到学生所言有片善可取，就大力提携鼓励，这种雅量，这种襟怀，真是值得我辈后学终身学习。我后来自己带研究生，也一直努力照着席先生的方法去做。
在我的感觉中，席先生属于智者类型，处世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只在最必要处进行干预。例如在我不务正业时（比如涉足性学史研究领域），席先生也提醒过我仍应以天文学史专业为主，然而他更愿意让学生在学术上自由发展，所以对年轻人的各种探索和尝试，通常总是宽容鼓励，乐观其成。
但是席先生并不是什么也不指点我，他在关键的地方指点，他在给我上课，给我指导的时候，知道我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我需要补的什么东西在哪。而且他从来不是绷着一个架子给后学指导，他的指授总是在春风拂煦的过程中进行的。
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说“程门立雪”这种话了，但是我记得多年前老师家还在礼士胡同旧宅里的时候，我经常到他家里上课，每次都是他单独一个人和我面对面上课，很多细节，回忆起来都很温暖。有一次我去的太早了，老师还在睡午觉，我就在门外台阶上坐着看书，后来老师醒了，他在屋子里看见了我，就敲着玻璃窗说，“你来啦”，此情此景，回想起来就象是昨天的事情。
《古新星新表》的历史意义
20世纪40年代初期，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1949 年又发现蟹状星云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不久发现著名的1572年超新星和1604年超新星遗迹也是射电源。于是天文学家产生了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由于超新星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天象，因此要检验上述设想，必须借助于古代长期积累的观测资料。证认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的工作，曾有一些外国学者尝试过，如伦德马克等，但他们的结果无论在准确性还是完备性方面都显得不足。
从1954年起，席先生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中国古代新星及超新星爆发纪录与射电源之间关系的论文。接着在1955年发表《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资料方面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古新星新表》发表后很快引起美苏两国的重视，两国都先在报刊杂志上作了报导，随后在专业杂志上全文译载。俄译本和英译本的出现使得这一成果被各国研究者广泛引用。在国内，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将《古新星新表》和《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并列为建国以来我国科学史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随着射电天文学的迅速发展，《古新星新表》日益显示出其重大意义。于是席先生和薄树人合作，于1965年发表了《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此文在《古新星新表》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修订，又补充了朝鲜和日本的有关史料，制成一份更为完善的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编年纪录表。同时确立了七项鉴别新星爆发纪录的根据和两项区分新星和超新星纪录的标准，并讨论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这篇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第二年（1966年）美国《科学》（Science）第154卷第3749期译载了全文，同年美国国家航天和航空局（NASA）又出版了单行本。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科学家在讨论超新星、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γ射线源、X射线源等天文学研究对象时，经常引用以上两文。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天文学乃至高能天体物理方面的一系列新发现，都和超新星爆发及其遗迹有关。例如1967年发现了脉冲星，不久被证认出正是恒星演化理论所预言的中子星。许多天文学家认为中子星是超新星爆发的遗迹。而有一部分恒星在演化为白矮星之前，也会经历新星爆发阶段。即使是黑洞，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和历史上的超新星爆发纪录联系起来。此外，超新星爆发还会形成X射线源、宇宙线源等。这正是席先生对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的证认和整理工作在世界上长期受到重视的原因。剑桥英文版《中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Chinese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杂志主编、爱尔兰丹辛克天文台的江涛，在1977年10月的 美国《天空与望远镜》杂志上撰文说：“对西方科学家而言，发表在《天文学报》上的所有论 文中，最著名的两篇可能就是席泽宗在1955年和1965年关于中国超新星纪录的文章。”美国著名天文学家斯特鲁维（O. Struve）等在《二十世纪天文学》一书中，只提到一项中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即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
对于利用历史资料来解决天文学课题，席先生长期保持着注意力。1981年他去日本讲学时曾指出：“历史上的东方文明决不是只能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它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正在起着并且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段话是令人深思的。
作为科学史家的席先生
席先生早年有一件轶事：当时他因为戏将小行星谷神星（Ceres）译成“席李氏”而受到批评——竟将一颗星译成自己母亲的名字，岂非狂妄？谁能想到，50年后，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席泽宗院士本人的名字！
2007年8月17日，在北京一个隆重的仪式上，一颗永久编号为85472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席泽宗星”，以表彰席泽宗院士在科学史方面的卓越贡献。对于席先生来说，这项荣誉确属实至名归。
数十年来，除了《古新星新表》这个“成名作”之外，席先生在天文学史的领域内辛勤探索和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
宇宙理论的发展是席先生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他1964年发表《宇宙论的现状》，这是国内第一篇评价西方当代宇宙学的文章，毛泽东曾注意到此文，并在文章结尾部分的论述下划了道道。席先生与郑文光合作的《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一书是国内这方面惟一的专著，已被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从60年代起，席先生就中国历史的浑天、盖天、宣夜等学说发表过一系列论文。
敦煌卷子S3326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而且星数最多的星图。李约瑟1959年刊布了该图的四分之一，开始引起世人注意。1966年席先生对该图作了详细考订，证认出全图共有1359颗星，用类似麦卡托（Mercator）投影法画出。《敦煌卷子中的星经和玄象诗》一文则是席先生对现存敦煌卷子中天文史料的总结性研究成果。他将敦煌卷子S3326、P2512、P3589和《通占大象历星经》、《晋书·天文志》、《开元占经》、《天文要录》、《 天地祥瑞志》等史料系统地加以考察，理清了其来龙去脉及相互间的关系。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后，席先生对帛书中的《五星占》作了考释和研究。不久又发表了对帛书中彗星图的研究。这两项工作至今仍是研究马王堆帛书中天文学史料的必读文献。
席先生又曾发表全面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论文多篇，在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长期研究中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例如他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致用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深刻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兴衰是 与封建王朝同步的，因而它不可能转变为近代天文学。”
席先生并未把自己的眼光囿于中国国内，而是注意到世界天文学史的广阔背景。例如，他发表过《朝鲜朴燕岩〈热河日记〉中的天文思想》这样的专题论文。再如，为了配合宇宙火箭对邻近天体的探测，他发表过《月面学》、《关于金星的几个问题》等几篇现代天文学史的文章。又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中埃及古代天文学、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希腊古代天文学、阿拉伯天文学、欧洲中世纪天文学等大条目均为席泽宗一人的手笔。
席先生治学严谨，实事求是，1956年他发表《僧一行观测恒星位置的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清代梅文鼎开始，许多学者认为一行在唐代已经发现了恒星的自行，现代著名学者如竺可桢、陈遵妫等也曾采纳此说，认为比西方领先一千年。但席先生在研究中发现，上述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于是纠正了前人的误说。1963年发表的《试论王锡阐的天文工作》，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治学态度。此文深入研究了清初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的天文工作，发表后在国际科技史界引起重视。在此文中，席先生也纠正了一个相沿甚久的误说。王锡阐曾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预先推算了金星凌日的人，席先生用无可辩驳的证据否定了这一说法。也许有的人会认为，一行发现恒星自行，王锡阐预告金星凌日，都是可以使中国人引为自豪的结论，况且又有现代著名学者赞成，应该“为尊者讳”、“为贤者讳”，避而不谈才好。但这显然是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相容的。
席先生常对他的学生说，“处处留心即学问。如欲办成一事，要经常把各种其它事与此联系 。所以也要关心旁的事，这样可获得启发”。又说，“有的人看书很多，但掉在书海里出不来，不能融会贯通。这样虽然刻苦，却未必能获得成功”。这都是他长期总结出来的治学之道，不仅体会深刻，而且是针对科学史上这个学科的特殊性的。他对木卫的研究，最生动地体现了他的治学之道。
1981年，席先生以一篇两千多字的简短论文《伽利略前二千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再次轰动了天文学界。早在1957年，他就注意到《开元占经》中所引一条战国时期关于木星的史料，他怀疑当时的星占学家甘德可能已经发现了木卫。这条史料许多人都知道，但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木卫这一事实，使那种认为木卫只能用望远镜才看得到的说法深入人心，成为传统观念，所以人们对这种史料大都轻易放过了。席先生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多年之后，他在弗拉马利翁（C. Flammarion）的著作中发现了木卫可用肉眼看见的主张；后来又在德国地理学家洪堡（B. A. Humboldt）的记述中发现有肉眼看见木卫的实例，这使他联想起甘德的记载，于是着手研究。经过周密的考证和推算，他证明：上述甘德的记载是公元前364年夏天的天象，甘德确实发现了木卫。
同时，他又将这一结论交付实测检验——北京天文馆天象厅所做模拟观测、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青少年在河北兴隆所作实地观测、北京天文台在望远镜上加光阑模拟人眼所做观测一致表明：在良好条件下木卫可用肉眼看到，而且甘德的记载非常逼真。这些观测有力地证实了席先生的结论。席先生的这项工作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和兴趣，国内外报刊做了大量报导，英、美等国都翻译了全文。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薮内清为此发表了《实验天文学史的尝试》一文，认为这是实验天文学史的开端。
席先生在学术上一贯主张百家争鸣和宽容精神，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他的忠厚宽容素为科学史界同行所称道。他认为：老年人应该正视思想差距，承认后来居上，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己任；而青年人则应该尊重老年人，不断充实提高自己，并加强自己的修养。
席先生至80高龄时，依然壮心不已，坚持工作，除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之一主持了其中的天文课题以外，他勤于笔耕，著述甚丰，写了不少综合性的论文，如《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和《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等，均引人入胜。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曾称赞席先生“在科学史上的学问广博，不仅限于得以成名的天文学史”。
科学史这门学问，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是相当冷门的学问，但席先生就做这冷门的学问，一样将它做到成绩卓著，乃至名垂宇宙，对于当今的青年学者来说，这或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益。
1993年，我曾在《中国科技史料》14卷第1期上发表了《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一文，后来又收入《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4），可以算是席先生“学术传记”之早期版本。那时觉得老师方富于年，后面的学术生涯还长着呢。此后席先生确实又度过了成果丰硕、为学术辛勤工作的15年。
现在由郭金海访问、整理的《席泽宗口述自传》即将付梓，作为弟子，弥感欣慰。此书不仅可见席先生一生行状，也是中国当代的科学史事业从起步到繁荣的一份实录，具有多方面的珍贵史料价值。
2009年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席泽宗院士追思会上，叶叔华院士说：我们现在能做的最可告慰席先生的事，就是把我们现在的工作做好。此言初听颇觉平淡，细味之实有深意。我们可以告慰席先生的是，他的二代，三代、四代……弟子，一直都会努力，把他倡导的学问和事业做好。
弟子 江晓原
2010年11月18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