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并非诗人的专利，而是所有人的向往一样，哲学人生也并非哲学家所独占，而是为关怀心灵和信仰的一切人所共享。平凡人也可以有哲学人生，我的朋友任建成即是一例。谨以此文纪念我们三十年的友情。

一

我和建成兄的第一次见面是1984年9月初，当时我们都是华工八四级新入学的研究生，他是社会科学系，我是经济学系。华工是华中工学院的简称，经历两次跟风式改名后，现在叫华中科技大学，简称华科大。老毕业生改不了口，还是一口一个“华工”。华工是一个标准的工科大学，学生埋头苦学，推导个公式、摆弄个实验是小菜一碟，但要论人文社科的修养，大多是空空如也。

在教育官僚遍地的年代，当时的院长朱九思却是一个异数，一个真正的、有抱负的教育家。他认为，单一的工科设置，势必导致学生思维方式的刻板僵化，只有引进人文社科专业方能激活沉闷的气氛。九思院长决心成为开风气者，并立志将华工建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是闻名全球的美国大学，文理工综合，但又不失工科特色。社会科学系和经济学系的建立，是迈向“中国麻省”之路上的一个小试验，这一试验将为更多人文社科学科的筹建提供借鉴。

我和任建成第一次见面时聊了很久，感到很有缘份。其实，缘分是一种因共同感而产生的认同感，而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种共同感：他出生于山西大同的一个矿工家庭，我出生于陕西的一个农民家庭，既有半个老乡式的“秦晋之好”，也同属“工农联盟”这统一阵线，彼此之间没有本科时大城市人与小城市和乡下人的那种“玻璃墙”式的分野；他天津大学本科毕业后在一工厂呆了两年，因工作缺乏激情而决定从文弃工，我则是在华工读本科期间，因爱读各类闲书而厌倦工科，也想弃工从文；我们都感到，与武大、华师等综合大学相比，当时华工的人文社科就是一小儿科，可交流的圈子太小，以后两个人之间的联系肯定少不了。

研究生三年，除了经济系同学外，我与建成的交流最多。那个时期是开放的初期，各种西方思潮如过江之鲫，让患有求知饥渴症的我辈眼花缭乱，但也难免会朝秦暮楚，今天觉得这个主义有理，明天又觉得那个学说高明。哲学是人文社科上的皇冠，自然成为社会思潮的风向标。二十世纪一些重大的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佛洛伊德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纷纷如排炮般袭来，这让哲学专业的任建成如醉似狂，他近乎贪婪地搜找、阅读所能找到的书刊。研究生最后一年，他还出面组织讲座，请一些刚冒出头的中青年哲学家向本科生演讲。没有合适的演讲者时，他就自己登台，把最近的阅读心得贩卖给学生，并热衷于与这些爱好者交流。建成有很好的口才，讲起自己的感悟时滔滔不绝。举办这样的讲座让他很享受，也有意料之外的收获：一个来自北京的女学生喜欢上了他，并开始了两个人有些曲折，但终成眷侣的恋爱之旅。

哲学思潮在那个年代享有的至尊地位，是其它人文社会科学所能比肩，更非今日已经衰落、沉闷和僵化的哲学所能比拟。这也导致我们讨论中的不对称：绝大多数时间都围绕着哲学问题，而我要么是听众，要么是一个提问者。我当然也想培养一些哲学细胞，也会在建成的建议下买几本翻译的名著，但极少有读完的、读懂的。哲学书与小说散文一样，都是同样的方块字，但前者对我却如天书，只认识字形，却不识文义。这种挫折感使我放弃了阅读大部头名著的念头，转而听他侃侃而谈。记得有一次说起唯物与唯心的分界线，他提到了哲学史上一个十分经典的测试——月亮在你不看它的时候是否存在？如果回答是，你就是唯物论，如果回答是不，你就是主观唯心论。我的答案当然是月亮永远存在，与你看它不看它无关。在我的脑子里，物质是一种客观存在，历史事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对此没有产生过丝毫的怀疑。建成却告诉我，答不的人大有人在，而且他也由是转向不。他提到了许多人物，有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有二十世纪初的马赫，有爱因斯坦和根本哈根学派之间的争论，还有现象学家胡塞尔和其学生、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唯心主义大师的观点我并没有理解，也由于内心的排斥心理而印象不深。但记忆犹新的是，他说他有几个晚上彻夜不眠，边观察月亮边体悟，边与师友争论，在近乎疯魔的状态下才悟到真经——如果你不看月亮，月亮就不存在。我无此体验，当时也只是一笑置之。多年后，我的唯物论信念开始晃荡、消退。其原因在于近代史中多重“历史真相”现象所造成的困惑：近代中国的急剧变迁，使得一代代学者反复地对历史叙述进行重构，于是同一历史事件就有了多种“真相”，这与唯一“真相”的客观论产生逻辑冲突。随着阅历的增加以及对自身经历事件的观察，我明白了所谓的“历史真相”，一方面依赖于讲者的叙述，而这一叙述又受太多因素影响。与其说讲者在叙述历史，不如说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叙述；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听者对历史叙述的信念，这一信念同样受太多的因素的影响。因此，与其说历史“真相”在那里，不如说听者从多重“历史真相”中选出自己认可的“真相”。如此看来，所谓的“历史真相”实际上是讲者和听者的“心”的构造，也是两个“心”双向选择的结果。这样的“历史真相”，绝不可能是一种客观存在。既然历史事件是非“客观”的，物质世界客观性的信念也就不那么坚定了。

在哲学话题中，两人可以“公平”些讨论的是逻辑实证主义。我学的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是逻辑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最坚定的信徒，学者们的大多数学术性论文，都严格遵守逻辑实证主义设定的范式——从假设到建模，再到经验证据，最后检验假设的真伪。由于这一点，经济学家颇为自豪地宣称，经济学是与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也由于这一点，我对逻辑实证主义有着较浓的兴趣。我与建成的讨论围绕“证实”和“证伪”而展开，而这一争论缘起于逻辑实证主义者与他的另类成员卡尔·波普尔之间的论战。在我看来，证实与证伪是一体之两面，被事实证明的命题就是真理，而被事实推翻的命题就是谬误。建成则坚持波普尔式的论断，真理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他举了一个例子：即使你从第一个白天鹅数到第一万个，甚至更多的白天鹅，你也不能证明“天鹅是白的”命题，因为你必须永远提防下一个也许是只黑天鹅，而“下一个”是永远没完的。虽然不能证实，但却可以证伪。如果能找到一只黑天鹅，那就会给予“天鹅是白的”命题以致命一击。争论反复过多次，谁也未能说服对方。直至今天，我仍然认为二者在方法论上没有本质差别，但在认识论上却不是这样。在见证了以颠扑不破的“真理”名义所带给人类的各种灾难后，不论这一“真理”是以科学之名、还是以普遍规律、普世价值之名，人们是否应该对一切用“真理”命名的东西表示怀疑，并随时寻找那个能带来致命一击的“黑天鹅”。与此同时，当我们从自然或社会现象中有所发现时，是否也应该时刻满怀谦卑之情。

建成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主体间性”的，这是一个十分抽象但又极为重要的概念。每次碰到他，他都会以传教士般的热情给我布道，但效果如同对牛弹琴。毕业后，我到了北京，他则不顾已大学毕业回到北京的女朋友的召唤，去了武汉一所大学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在他看来，这个聚集了一批中青年才俊的研究所，是他哲学家人生的最好起点。然而，马克思那句著名的格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在是太具诱惑力了。当一场风波到来后，他对理论的激情变成了激情的行动，这一冲动终结了他两年的哲学家人生，并第一次感到命运的残酷：他被原单位劝退，已考取的博士生不能上了，已经通过的托福考试也派不上用场了。

二

一九九0年初，我和建成又在北京见面了。告别武汉而来京与女友相会，建成也算最早的北漂一族：没有正式的工作，也没有那个单位会给他一份正式工作，他也没有户口，没有住房，平时大都在不同的朋友哪里蹭吃蹭喝。几个月后，他本科的工科背景派上了用场，一个无需审查的私人公司给了他一份工作。工作的性质是做有色金属买卖，说白了，就是从一个厂家低价拿货，再加价卖给另一个厂家。节假日休息的时间，他要么与女朋友约会，要么我们两个单身汉一起上小馆子喝喝小酒。在杯中酒下肚前我问他，不再想哲学了？他说，当你面对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时，再崇高的哲学梦想也能抛诸脑后了。或许，今生都要与哲学说再见了。但几杯酒下肚后，潜意识就会冲破理性的束缚，所谓酒后吐真言，对哲学的怀恋之情还是溢于他的言表。

私人老板给他这份工作让他感激，但由哲学的云里雾里骤然下落到生意场，难免会有新手常有的迷茫、沮丧之感。建成是一个干什么事都充满热情、忘我投入的人，差不多一年多后，他就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俨然一个生意人了。有一次谈及“生意哲学”（其实就是生意经），他说没什么神秘的，无非是当上家和下家的中间人，每天请人吃饭、套近乎、送回扣。先约请下家采购员，最好是有实权的科长吃饭，酒菜下肚后就海阔天空，套交情、拉关系。混了脸熟后就入正题，商量供货的量和价，还有按金额给下家的回扣比例。下家搞定后，回头再按相同的路数搞定上家，这生意就成了。我虽然学经济学，但都是纸上谈兵，对实际生意中的猫腻所知甚少，难免疑问重重：为什么上家下家不直接做生意，让你从中渔利呢？为什么要两头送回扣呢？建成告诉我，他联系的上家和下家大都是国企，两家直接见面就成了公事公办，支票来支票去，谁也得不到好处。如果货款从中间人公司的账上转一下，中间人就可以套现，打点上家和下家。当然，中间人的公司最好是一家私人公司，方便提现走账。两头给回扣？那是因为上家下家都想得点好处。话说回来，吃公家饭的谁不想捞点好处呢？当然，这一好处也是有代价的，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上家的发货价要比市价低，下家的进货价则要比市价高。与市价的价差越大，中间人能给出的回扣就越多。这种经商之道，听着怎么跟法官干的事一样——吃完原告吃被告，二者只是方向相反，法官是坐等两头送钱上门，他则是两头奔波上门送钱，但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在两头之间找到平衡。建成说，由于本小，加之很难从银行告贷，他只能在地方小国营企业中找机会，并且资金要快进快出。这样流水看上去还挺大，其实却属本小利微的生意，挣的是辛苦钱，仅够温饱而已，根本无法与那些财大气粗，有高官显贵和银行撑腰的“官倒”相比。今天这个年代，许多富豪——其实就是在一代人时间内大发横财的暴发户——都爱讲一些感人而励志，被包装成创业故事的发家史。但建成兄讲给我的生意经使我明白，这些故事大多不靠谱。所谓的创业，只是摸着了倒买倒卖与权力联姻的路数，而所谓的“第一桶金”，大都来路不明、不正、甚至是不法，是商业与权力联姻后寻租的自然结果。中国原始资本主义不仅没有避免马克思所说的原罪——血汗工厂，而且还多了另一宗原罪——商业与权力的神圣同盟。

做了七八年小生意后，建成说他感到厌倦。除了养家糊口，这个生意圈没有任何知性的交流，更不能带来任何的精神满足。而且，生意前景也不看好，最大的危机是老客户在迅速流失：地方小国营要么纷纷倒闭，要么在私有化大潮下卖给了私人老板。总之，他这样的中间人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内外交困之下他转行了，去了一个“书商”哪里。书商说白了就是些下海的文化人，又想发财，又想留个文化人的名份，便进入了出版行业。出版社和书号只能国营，但书商们可以以合作之名从出版社购买书号，所出之书也挂以出版社之名，但其实是书商自主选题、自主发行、自负盈亏。除了出书，书商们还在新华书店这一发行主渠道之外，建立了名为“二渠道”另一个批发和零售网络。于是，从图书出版到发行就成为一个二元格局——一边是体制内的官方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另一边是体制外的民间书商，二者既有竞争，又互相依存。出版社自恃控制着书号资源，且有上级主管单位罩着，很少把书商放在眼里。书商们则一个个唯利是图、眼光锐利，紧盯着读者的阅读口味。双方竞争的结果，出版社自己的书在市场上难得既叫好又热卖，而书商们则是呼风唤雨、财源滚滚，让体制内的人艳羡不已。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转到一个生意和文化嫁接的行当，建成之前的郁闷也一扫而尽。入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几个朋友一起策划了《西学基本经典》丛书。丛书目标宏达，选题涵盖主要的人文和社会学科，书目总计100种，并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帮助遴选原，之后影印出版。专家中就包括我的一位同事。这位同事酷爱读书，对西方经济学经典更是如数家珍，丛书中的经济学书目和版本就出自这位同事的指点。这套丛书也确立了他之后面向知性读者，追求知识性和思想性，追求格调和品位的图书定位，这迥然不同于一般书商以趣闻轶事、猎艳斗奇、感官刺激招徕读者的旨趣。丛书上市后不温不火，但对一个新手而言也算一个不错的起步。之后，他和朋友们组建了自己的小公司，接着又与出版界的后起之秀——海南出版社建立了合作关系。后者地处特区，在图书选题、经营以及合作方式等方面都比京城的出版社灵活。再接着，他和朋友在业界也有了名声，一些投资者也参与到合作中来。与这些并行的是他策划的数百种图书相继问世，当中包括从教育、国家战略到基督教和佛教的大型丛书，也包括他从国外各类榜单上精挑细选的人文社科类书目，这些书从选书、洽商版权、找人翻译、编辑到进入图书批发市场，往往是他一条龙负责到底。

书商任建成没有成为一个大款，但也足以维持一个普通中产家庭的生活。书商之辛苦较之倒买倒卖的颠簸有过之无不及，不过可以博览群书，因此也就乐此不疲。相对于他的忙碌，我因与单位和家庭的双重紧张关系而逐渐地走向封闭，而且更糟的是每当朋友约请相聚时，我大都会找一个并不存在的理由予以推托。朋友之间如同走亲戚，越走越亲，不走动也就疏远了。这个时期，我与建成的见面也少了许多，但每次见面他都劝我要振作起来。我也会口中答应，但心中却下不了决心。谈起他的抱负，他说出版几本能启迪心智，又广受读者喜爱的书就够了，不敢奢望成为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这样享有盛名的出版大家。问其原因，他说时代不一样了：一是时代的大环境判若云泥，当时的出版家不止是赚钱，还将之视为事业和精神追求，现在的出版人则仅仅以职业和赚钱工具视之，能成“商”难成“家”。二是当时出版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不再，在电视和新兴的互联网的双面夹击下，出版业已呈夕阳西下之势。我清楚的记得，他还开玩笑的说，希望不要在他退休之前，出版业就落下山去。

三

我最后一次见到建成，是2013年七月份的一天。见面前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好久没见面了，有时间一起聊聊天。我问在哪里见面，他说在八里庄的肿瘤医院。这一定是出了大事！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而至，眼前的这个人让我大吃一惊：脸色白里透白，不见一丝的血色，本来有些稀疏的头发也完全脱落了，而本来就有些消瘦的身体更显清瘦。显然，这一切都是化疗的结果。震惊之余让我稍感欣慰的是，他的情绪没有一点颓唐、沮丧的感觉，见面后依然是一如既往的微笑。他告诉我，他的肺癌已进入晚期。由于刚刚结束了新一轮化疗，可以到外面去吃饭了，他才给我打的电话。

吃饭期间，我们聊到了他的病况。几个月前他出差到外地，在爬宾馆楼梯时突然感到气憋胸闷。当时以为是劳累所致，但回京休息多天后仍未好转，几经碾转去了肿瘤医院，检查结果证实了之前的担心。甫一听到结果，整个人陷入极度的慌乱和崩溃状态。但这一状态仅仅持续了十多分钟，之后他就平静下来了。肺癌是男人的第一杀手，而晚期肺癌无异于死亡判决书。死亡是一个人面临的终极考验，杀人如麻的大恶之徒，在听闻法庭的死刑判决后，尚且瘫软如泥，而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这么快在终极考验面前恢复从容？建成告诉我，这要归功于佛学。最近几年他出了许多本佛教典籍，也和当世的大师多次会面，并把他们的著作介绍给公众。在这一过程中，编辑佛教书籍不只为了生意，更多地是为信仰所驱动。而对古老神秘又博大精深的佛教哲学的痴迷，一如当年痴迷于西方哲学。除了治疗、睡觉和会客之外，他住院后的时间都用在了佛教典籍上，这给他带来了面对终极考验所需的勇气、宁静和从容。

建成和我都是无神论年代长大的人，我们都被“宗教鸦片论”洗过脑。所不同者，我这一洗，至今不信任何宗教，对佛教和各种宗教教义更是一无所知。虽然也去过许多道山，教堂和清真寺，但都是“到此一游”，与游览其它景点没什么两样，更没有过一丝的宗教或精神体验。当然，作为思维和信仰承载者的大脑不会空着，有被清洗的，就有新的入驻者。如果宗教被清洗，那么世俗的东西就会蜂拥而至。一旦大脑被世俗的东西，诸如功名、利禄和权力这个神圣的“新三位一体”所占据、牵绊、缠绕，一个人还能在终极考验面前处惊不变吗？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些信奉“人死如灯灭”的无神论者，往往会在终极考验面前惶惶戚戚，心不甘情不愿。

相比于我，建成的脑子只是暂时被洗了，虔信迟早会降临他的信仰空间中。我不知是什么造成这种不同，或许是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不同的秉性，或许是不同的虔信基因。基因无法被永久的清除，只会暂时隐去。建成先是成为存在主义的虔信者，在历经了各种命运的苦难和挫折之后，他又成为佛教的虔信者。存在主义和佛教都与哲学有关，虽体系不同，但殊途而同归，共同指向生死——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这一最根本的哲学命题。在面对生死大限来临前的终极考验时，宗教虔信或许比哲学更有帮助，哲学关注的是现世，宗教则不仅关注现世，而且也指出来世的归宿。由于宗教给了人们一个确定的，甚至是令人向往的来世，人们得以避免漆黑一片和不可捉摸的来世带来的恐惧感，这或许是虔信者在终极考验面前从容不迫的缘由。

在这次见面的前后两年时间，严重的失眠使我的精神状况处在崩溃的边缘，只是借着药物和酒精的混合作用，才得以对抗这种糟糕的存在状态。自身的状况以及担心负面状态的相互感染，我没有再次去看望他，只是希望他能躲过这一必然和注定的命运。最后一次听到的消息是他在2014年6月于山西大同去世。大同是他生命的起点，在转了一大圈后，大同又成为他生命的终点。由起点出发，再回归起点，建成兄以另一种轮回走完了他平凡的哲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