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30日，观察者网在上海长宁举办“2018，中国与世界新时代的样子”年度论坛。会上，众位学者、专家围绕“大国关系”、“大国政治”、“大国思想”三个议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和讨论。王绍光教授为“大国政治”部分主讲人，本文为其演讲内容。文章已经教授本人修订。】

我今天不讲“大国政治”，讲讲世界政治大势，这里所谓“势”即“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描述的那种“势”。 “势”显然不能在一个固定的时点上展示出来，而是要放在历史比较的视野中考察。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充满洞见。回望过去三十年，不由人不发出“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感慨。

时光倒转到30年前的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到柏林做了一次重要的讲演。当时，西方媒体并没有给予这次讲演太多关注；但是，事后却赋予它很大的历史意义。在柏林讲演中，里根呼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巴乔夫“Tear this wall down”——“把这面墙 （柏林墙） 拆掉”。后来，这面墙的确被推倒了。里根的这篇讲演现在它已经被当作历史上最伟大的讲演之一。但在那个时候，里根还没有那么有自信，西方主流舆论也没那么自信。否则，当时怎么会不大肆鼓噪呢？

两年后的1989年，日裔美国人福山发表了其最负盛名的文章——《历史的终结？》。大家要注意，当时发表这篇文章时，标题后面是带有问号的。虽然文章的内容写得言之凿凿，但它的标题却显示出作者未必那么肯定，所以才带着问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福山把他的这篇文章和其他东西拼在一起，出了一本书，标题也是《历史的终结》。此时就把问号拿掉了，这表明作者以及许多与他持同样立场的人认为历史确实终结了：世界上只剩下一种可行的政体了，即“自由民主”的西式政体。

那时，苏联刚刚于1991年解体了，历史好像真的要终结了。就在苏联宣布解体之后，我去了一趟莫斯科，当时是随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的同事们一起去的，目的是教俄罗斯人怎么搞民主。但到那儿看过之后，我受到极大的震撼。回到美国，我于1992年2月5日在纽约的《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用的是一本苏联小说书名《你到底要什么？》，副标题是“中国模式，还是苏联模式”？我觉得中国绝对不能走苏联的那条路，这也是我当时思考国家能力问题的时代背景。

也是在那前后，福山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他认为，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当时世界正在经历的是民主的第三波；这一波民主浪潮从1974年开始掀起，到九十年代初达到了高潮，这是当时的历史大背景。那时，西方主流思潮以及第三世界受西方主流思潮影响的学者都认为，西式的“自由民主”政体是人类唯一的选择，这个转折是世界大潮、历史大势，无法逆转。

“全球性”、“世界性”、“历史性”是那时不少人的口头禅，他们自信满满、言之凿凿，仿佛已站在了历史的领奖台上。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还记得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在1989年正好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他那一年的例行会长讲演题目是“威权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uthoritarianism），他断言，威权主义的危机是全球性的，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而中国是他反反复复提到的例子。

再往后1991年，福山就开始讲，自由民主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1994年，拉里·戴蒙德 (Larry Diamond)宣称，人类正在经历的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2003年，小布什开始打伊拉克的时候，把伊拉克战争说成是“全球民主革命的最前沿”（The war in Iraq was the latest front in the "glob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简而言之，在世纪之交那些年，西方主流的看法是，一波波的民主浪潮已经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了，最后必将席卷全球，中国也是在劫难逃。

那么，这些预言实现了吗？现在看来是落空了。正如《孟子》所说：“其进锐者，其退速”。测度世界大势的变化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也许可以用一个风向标人物的例子说明，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拉里·戴蒙德。

之所以选择此人作为风向标，是因为过去三十年，在世界范围宣扬西式民主方面，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标杆。他不仅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开发署的顾问；最重要的是，从美国政府资助的民主基金会于1990年创立机关刊物《民主研究》伊始，他就担任创刊编辑，至今仍然负责其编务。

在过去30年里，研究民主的人不计其数，但在这些人中，发表相关文章数量最多的，恐怕没有一个人比得过他。他研究的质量未必最佳，但发表数量首屈一指。他不仅出版物多过别人，而且在全球范围到处访问，是“自由民主”的首席推销员，是中国两岸三地的常客。如果把他称之为“民主先生”，恐怕并不为过。让我们来看看“民主先生”的变化轨迹。

从1990年到1999年，“民主先生”可谓意气风发。看看他这段时间文章的标题和内容，就大致可以感受到了。

·1990年，他发表题为“民主的三个悖论”一文，断言“当今世界尽在民主革命掌控之中”。

·1994年，他发表题为“迈向民主巩固”一文，乐观地认为全球民主化已势不可挡，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或正在变成民主国家，其余国家转向民主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剩下的任务只是一步步把新兴民主巩固起来。

·同样在1994年，他另一篇论文题为“全球大势：建立民主的世界秩序”，好像西式民主的一统天下已指日可待。

·1996年，他发表一篇论文，“第三波的民主浪潮是否已经结束？”虽然标题带有问号，但他的回答斩金截铁：“没有”。相反他断定：“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某一时刻，世界将迎来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很可能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福音，远比我们在冷战结束时看到的更深刻、更持久”。

但是进入新世纪后，形势的变化却使他的底气泄掉了不少，反倒没有前十年那么足了。此后，他发表的文章在标题后面经常出现了问号。看来，文章标题有没有问号大有讲究。信心十足时，文章标题不会加问号；心中没底时，哪怕自己有倾向性的答案，文章标题很可能出现问号。

从2000年到2010年，“民主先生”变得有点迟疑踌躇。

·2000年，他的一篇文章题为“巴基斯坦开启了未来的逆流吗？”在文中，他承认：“虽然转向民主的国家数量不少，但全球民主的前景并没有那么灿烂”。

·2003年，他有篇文章标题很醒目，但却带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普世民主？”他在文中自问自答：“是否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全都会变成民主？我的回答是谨慎乐观”。很明显，“乐观”反映了其主观愿望；“谨慎”则来自客观分析。其实，“民主”之光是否会点亮全球，是这位“民主先生”那几年四处讲演的主题。

他曾于2006年到我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作过一次讲演，主题也是“民主”可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包括中国。但到二十一世纪初，已经很清楚，第三世界出现的很多所谓“民主国家”，徒有西式“民主”的形式（诸如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哪怕再热心推广“民主”，在这位“民主先生”看来，那些“民主国家”怎么看都不太顺眼。因此，他以前那种盲目自信开始大打折扣。

·2007年，他发表《中东欧开倒车了吗？》。

·2008年，他发表《民主倒退：掠夺性国家的再度崛起》。问号没有了，但确定的不再是世界范围的民主大潮，而是出现了“民主先生”不希望看到的现象。

·2010年，他发表《为什么阿拉伯世界没有民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阿拉伯之春”如约而至；但西方国家很快发现，其结果非其所愿。

当地时间2016年1月14日，突尼斯突尼斯城，突尼斯民众走上街头庆祝“阿拉伯之春”五周年。（图/东方IC）

从2011年到2017年，“民主先生”已经变得失望沮丧。

·2011年，他发表《阿拉伯之春以后的民主：第四波、还是错误的开端？》对刚刚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充满期望，但又害怕它演变成西方的梦魇。

·2012年1月，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的风波使他莫名其妙地重拾信心，发表《正在到来的大潮》一文，居然预言“如果下十年全球民主前景会出现一个大的飞跃的话，它最可能发生的地区应该是东亚”。当然，这里的“如果”是个巨大的假设，仅仅反映了他心底的愿望，恐怕自己也未必真信。

·2013年，他意识到阿拉伯之春已无疾而终，发表《第三波的起伏》。

·2014年，一篇文章用标题说出了他最不愿看到的事：“民主衰退日益恶化”。

·2015年，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显示出他的无可奈何：“直面民主衰退”。在这篇文章中，他坦陈：“民主衰退最让人担心的层面也许是，西方（包括美国）自身民主的功效、能量、自信都在不断下滑”。

此后，作为美国政府宣扬民主部门机关刊物的主要笔杆子，他变得非常沮丧，其出版物的标题就是证明：

·2016年的一篇论文标题“坠落中的民主：华盛顿如何能逆转潮流？”；同一年，他编辑的一本书题为“威权主义走向全球：民主面临的挑战”。

·2017年，也许是因为失望越来越深，“民主先生”几乎没有什么出版物，与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他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在这一年发表唯一文章题为“自由民主是否存在危机？”意味深长的问号再次出现，但现在问的不是“民主”来了没有，而是“民主”碰到了多大麻烦。

“民主先生”从意气风发到迟疑踌躇，再到失望沮丧，这个风向标人物的转变，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世界政治大势的变化。

如果把聚焦点从“民主先生”一人移至西方舆论的总体取向，世界政治大势的变化轨迹同样清晰可见。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当第三波民主化达到顶峰时，西方舆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溃败弹冠相庆，对民主浪潮席卷全球的前景满怀信心，但这种亢奋持续时间并不长。

进入新世纪以后，哪怕从西方主流思潮的视角来看，所谓第三波民主化似乎已如明日黄花，呈现出颓势。尽管作为一种政权形式，“民主”已成为近百个国家“主导游戏”，但是，有一批国家遭遇民主的“崩溃”或“倒退”，多数转型国家则陷入所谓“不明不白区域”：那里的“民主”是“表面的”、“虚假的”、“有缺陷的”、“偏颇的”、“不完整的”、“不自由的”、“无耻的”、“仿造的”、“低强度的”。

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西方舆论对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前景已深感忧虑。例如，耶鲁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颓败的民主”（Democracy in Retreat），作者是美国外交协会的资深研究员。在他看来，全世界的民主都出现了问题，第三世界尤为严重。《经济学人》2014年3月推出一个专辑：“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民主研究》于2015年推出了一组七篇特邀文章，总标题就是“民主是否退潮了？”虽然，其中仍有个别人认为民主还没有退潮，但主流看法已经承认，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已经退潮了。2016年，《金融时报》的外交事务主笔发表了“全球性的民主退潮”，他认为，第三世界民主潮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

很快，西方舆论发现，不仅第三世界的民主出了问题，中东欧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问题重重。乌克兰就不用说了，虽然经历了这场“革命”、那场“革命”，这是一个典型的失败国家：经过近30年的所谓“转型”，乌克兰现在的人均GDP还没有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水平。其它那些所谓“新欧洲”国家，西方舆论发现越来越让他们操心。早先的例证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下面仅仅展示过去一年多西方主流媒体几份报道的标题：

·2016年3月9日《纽约时报》发表《欧洲的不自由民主》（Europe's Illiberal Democracies），把匈牙利等国打入另册。

·2017年3月，“欧洲巴尔干政策顾问团”发表报告《西巴尔干地区的民主危机：威权主义与欧盟的维稳政体》（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the Western Balkans: Authoritarianism and EU Stabilitocracy），把前南斯拉夫地区各国与阿尔巴尼亚打入另册。

·2017年10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捷克是否开始与西方作对？》（Is the Czech Republic Turning on the West?）。

·2017年12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波兰撼动法院：批评者看到民主的退步》（Poland Overhauls Courts, and Critics See Retreat From Democracy）。于1991年成立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本来被当作民主转型的样板，现在却成了西方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

·2017年12月17日，《欧洲新闻》发表《罗马尼亚的民主面临1990年以来最严重的危险》（Democracy in Romania facing its ‘gravest danger since 1990’）。

中东欧这些“新欧洲”国家在难民危机处理方式等问题上与“老欧洲”渐行渐远，使得欧美那些所谓老牌“民主”国家对它们越来越看不顺眼。土耳其不属于中东欧，但在西方舆论看来，它同样棘手，认为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已根本不符合民主的标准。

如果说西方舆论过去担心的主要还是民主在第三世界、转型国家根基不牢的话，那么，最近几年，它逐渐意识到，更大的麻烦是欧美国家自身：民主的危机已经蔓延到他们本土。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传统政党衰落、极端政党崛起、“民粹主义”泛滥、投票率下降不过是民主危机的表征，该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代议制民主”本身就是不民主的，难以取信于民。

世界上最大的公关咨询服务公司--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每年做一次全球性的信任调查，包括四个方面的信任，即对政府、工商界、媒体与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 2017》警告，西方国家现已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自己国家的这四类些机构，尤其是政府，非常不信任。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西方主流媒体没有给予这个警告太多关注，但它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警觉。

作为对比，该报告同时显示，就对政府的信任度而言，中国高居第一。实际上，如果我们检阅一下过去几年的《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几乎一直是全球最高的。西方舆论总是喜欢拿所谓“合法性”、“正当性”做文章，仿佛只有西方国家才享有“合法性”、“正当性”，而中国政治体制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其实，真正遭遇“合法性”、“正当性”危机的正是西方国家自己。2017年12月15日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到东京，希望鼓动一个全球的民粹主义联盟对抗中国。如果从全球民意来看的话，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任何人听从他的建议，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民主世界出了问题，不仅西方主流舆论开始关注，西方主流学者们也开始自我怀疑。2017年10月份，将近50位研究民主理论的重要学者聚集耶鲁大学，他们讨论的题目叫做“民主是如何崩盘的”（How Do Democracies Fall Apart ），副标题是“它有可能发生在美国吗”(And Could It Happen Here?)?。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认为，西方也罢，美国也罢，民主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正在走向溃败，包括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经济层面，更不要提政治层面了。有与会者甚至得出结论：“如果目前这种趋势再持续20到30年，民主就完蛋了”（观察者网翻译发表了该研讨会的报导）。

这当然并不是单指美国民主要完蛋了，而是指代议制民主这种政体作为人类的理想将面临破灭的危险。两本于2016年出版的书用书名表达出这种深度的幻灭感。一本叫做“反对选举”（Against election），该书作者中认为，实现民主最好的方式不是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代议制，而是还有其它方式，包括我一本新书讨论的抽签方式（见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另一本干脆就叫“反对民主”（Against democracy），认为民主是不值得追求的。

总而言之，说到世界政治大势，不仅从我们中国人的观点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它在过去30年也发生了180度的逆转。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势”未来的变化方向，具体说就是下一代人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有几位美国学者在2016-2017年接连发表两篇文章研究这个问题，分别题为“分崩离析的危险”（The Danger of Deconsolidation）和“分崩离析的迹象”（The Signs of Deconsolidation）。他们使用的是西方学界用得最多的一个数据库——世界价值观调查。通过数据分析，这些学者发现，西方青年一代对所谓“自由民主”的信念急剧下降，体现在下面两张图中。

左边这张图问的问题是“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是否至关重要？”，结果显示出生在30年代的人认为很重要，但是出生在80年代的人觉得不太重要。右面这张图问的问题是“用民主方式治国是不是糟糕或者很糟糕？”我们看到，相对而言，16-24岁这个年龄段有较高比例的人认为，民主治国是一种糟糕的治国方式。这项研究让西方一些人更为担心，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西式民主的未来：如果西方国家的年轻人失去了对西式民主的信念，西式民主怎么可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效仿的榜样呢？那些曾一度鼓吹历史终结的人现在看到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嘲讽。

从世界政治大势的角度看中国，中国崛起势不可挡。回望过去三十年，简直恍若隔世。谁还记得，在1989年到2000年前后，当时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今天恐怕很少人知道，有位流落海外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曾在1989-1990年间多次预测，中共三个月内必定垮台。他当时言之凿凿，并声称国内很多内线都是这样告诉他的。正是在这种大氛围中，出现章家敦那本名噪一时的《中国即将崩溃》，引得台湾的李登辉之流连声叫好。

“崩溃论”流行了十余年后，中国不仅岿然不动，而且发展越来越迅速。进入新世纪，西方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开始慢慢发生变化。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这是一位希望看到中国政治体制垮台的人，但他的一个学生给他看到很多来自中国实地调查数据，使他意识到中国体制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脆弱。所以他在200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韧性很强的体制（他称之为“有韧性的威权主义”）。

此后，越来越多的西方观察家认识到，中国未必会按照他们的意愿发生变化，他们习以为常的理论模式未必适用于中国。尤其到了过去两三年，我们看到不少西方学者开始自我怀疑，开始怀疑他们曾深信不疑的现代化理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假设，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西式民主化。但中国的发展令他们大失所望。

2017年12月5日，美国的民主基金会发布了一份长达150多页的报告，专门讲中国与俄罗斯的所谓“锐力”（sharp power），即影响别国舆论的能力。本来美国对自己的“软实力”很自信，从不掩饰要影响别国舆论的企图；现在也轮到它处于担惊受怕的地位了。本来这篇报告针对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两国，但《经济学人》则在有关“锐力”的专辑中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到中国身上，有点枪打出头鸟的意思。

2017年12月12日，《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方人你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中国绝不会变得像我们一样”。

2017年12月17日，美国政府公布了最新的战略评估报告，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对美国这样定位自己，中国一方面当然要有所警惕；但另一方面，不妨把这种定位看作一种褒奖，因为它告诉我们，美国人开始否定了他们头脑中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美国或西方有能力把中国重塑为一个像它们那样的所谓“民主”国家。现在，他们终于认识到，这个判断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 这才是美国本次战略评估报告调门大变的深层次原因。

不管在我们听来，西方使用的语言多么不顺耳，但最近接踵而来的信息告诉我们，西方对世界政治大势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咄咄逼人的西式民主似乎转而退居守势，中国政治体制的吸引力、影响力已引起了西方不少人的巨大恐惧。

在中文里面，“锐力”其实是个好词，我们不妨接过来用。中国现在已锐力初露，正处于一个临界点上，不仅经济实力已大大增强，到达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临界点，中国民众（尤其是九零后）对走中国道路、对中国体制的自信心也不断增强；更令人欣喜的是，中国道路的国际吸引力、影响力不断增强。换句话说，中国的“势”已形成。当然，尽管势必在我，也应该多借势、少使力。稳步跨过这个临界点，中国将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