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敏·德布拉班德著 吴万伟 译
人们上网之后顿觉轻松自由，可以随心所欲，觉得激进和自由。但是，敞开心扉与人对话和分享真的如表面上那样具有解放性吗？
我们很多人上网后的行为存在着这样一种众所周知的矛盾：明明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督，却只是在口头上支持揭露谷歌公司和政府的监督罪恶的人。究竟什么东西被看作过于私密、或暴露个人信息、或庸常平淡不适宜上传到网上，什么东西能够上传或与社交媒体“追随者”圈子分享，边界似乎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大量数字玩具为我们提供了令人神奇的连接和方便，面对此种情况，我们很多人相信作家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在《纽约客》上所说：“令人头晕眼花的数字产品让人觉得纠缠于隐私意识实在愚蠢之极”。
这并不是说社交媒体限制了我们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说我们的网上自我并不是高度加工过或伪装了的。同样也不是说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民众或者明知自己是攻击对象的社会少数族裔对自己网上言论的谨慎和担忧是没有道理的。关键是数字媒体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亲密感和羞耻感的概念，而且这种改变是以无法预测和矛盾的方式实现的。
比如，我哀叹隐私得不到尊重，但我心甘情愿地习惯性地为了方便而不惜牺牲隐私。下馆子吃饭时，我不再被迫碰运气或者猜测哪一家最好；点评网站Yelp会告诉我，然后引导我来到餐馆门口。乘坐公共交通时，我不再冒险因交通堵塞造成的晚点，谷歌地图会告诉我前往目的地的最快线路；只消打个手势，优步公司（Uber）的轿车就能通过若干条偏僻道路载我到达目的地。我不再需要记住朋友的生日；脸书会提醒我，毫无例外地引诱我不断更新帖子来提醒人们我的存在。为了使用这些软件，需要做的不过是把我所在的位置、我的习惯、我的观念都告诉其母公司，一旦它们选择核查我的情况，这些信息就成为透明的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中写到，“可见性是个陷阱”。他的意思是允许自己被人监视和学会监视他人既充满诱惑又十分危险。他引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8世纪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计划，在这样的监狱中，囚犯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位于中心塔楼里的占据者警惕的眼睛的监视，而囚犯却看不见是否有人在观看。要点是囚犯将幽灵看守的存在内置化，无论那里是否真的有人在监督，他们都要规规矩矩。边沁总结说，“道德改善---健康维持---产业激活---命令传播---公众负荷减轻”。
在福柯看来，非常神秘的是，圆形监狱的动态关系类似于人们在社会上的自我监督。他说，在警惕的证人面前，身体上的强制已经不再必要。人们会自己约束自己。他们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刻监视者是谁，他们在寻找什么，违反规定到底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但是，想象力能促使人们去尽量适应。福柯说，在此情况下，监督结构变得极其微妙和不显山不露水，“轻盈”得几乎令人感觉不到其存在。
个人不仅接受这种形式的规训，而且对他们来说，这些很快就变得看不见了，他们心甘情愿地将规训持久化。人们担任了自我审查代理人，但他们仍然幻想着自己是自由和自主的人。监督让权力变得“多样、自动、无所察觉”福柯写到，与其说是自上而下的暴力威胁倒不如说是引诱默许的“关系网”。福柯的权力概念类似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1930年《文明及其不满》中对人的心理中“超我”角色的描述：精神结构中最后发展的部分，从压抑本能要求进化而来，是文明在每个人身上赋予的道德潜力，如同“被征服的城市中的卫戍部队。”
那么，面对当今的数字媒体风景，福柯会说些什么呢？在很多方面，现代监督国家是圆形监狱的典型例子－－这多亏了新技术，国家监控的力度和范围在不断扩张。美国理论家伯纳德·哈考特（Bernard Harcourt）在《暴露：数字时代的欲望和不服从》（２０１５）中指出，“监督国家”已经很难符合现在的要求了。他更愿意讨论“有触手的寡头政治”（tentacular oligarchy），包括从众多角度监督我们的公司。此外，监控我们一举一动的还要加上好友、同事、熟人和社会大众。
福柯的核心主张是这样的监督令人担忧，不仅仅因为公司和国家能使用我们的数据做什么，而是因为观察行为本身是对权力的一种破坏性使用。它有影响人的行为的巨大潜力，强迫产生一致性，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合谋和帮凶。
但是，这里的有些观点并不正确。因特网没有中心；我们并不需要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公司和政府之间的阴谋，我们很清楚自己在网上的言行是有人在监视的。我们受到的监督似乎无处不在，但又不知道来自何处。不过，自我表演仍然持续进行。我们已经被彻底驯服以至于瞭望塔的看守已经撤走？还是有其他力量在发挥作用？
窗体底端
不久前，人们曾经觉得因特网能为２１世纪塑造新的公共空间－－充满活力的数字城邦以取代衰败的实体场馆和破碎的都市环境。是的，社交媒体或许意味着资产阶级道貌岸然的可敬性的终结；但是，它难道不是也让人变得更大胆、更坦率和开放，让我们不再受到压抑和束缚，毫无羞耻感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福柯暗示，大规模的监督能挤压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空间，赢得被监督者之间的合作。但是，社交媒体或许赋予人们免疫力来抗拒这种强迫。我们或许变成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家一直渴望的那种民主社会的公民：为了对话和辩论，我们愿意毫不掩饰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隐瞒，也不受任何边界的约束。
不过，特朗普因为得到了极端右派产生仇恨的文化基因机器的支持而当选美国总统就是这种梦想的局限性，指出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更像在私人空间运行的公共空间，很多人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知道观看他的人同意他的观点，尤其是对因特网怪兽（internet troll最初作为网络用语是描述在公共论坛等讨论区故意用激烈的言辞引起别人进行没有意义的争论的行为，后来释义延伸为几乎所有做出令人厌恶举止的行为－－－译注）来说，相信他们在网络上说什么都不会为后果承担责任，似乎受到技术中介的保护。拥有智能手机和自动上网就能为我们配备了工具，用以进行有效的和可敬的合作、协商和演讲等民主所需要的种种行为。
柏拉图可能对网上羞耻感的缺乏感到警惕。他认为羞耻感是一种关键的情感，是从事哲学研究和道德行为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在柏拉图的著名对话中，苏格拉底总是被人纠缠，他们抱怨说，一旦开始完全理解他的论证之后，他的智慧让他们感到羞耻。在被称为“会饮篇”（the Symposium）的某个地方，喝醉的了阿尔西比亚底斯（Alcibiades）宣称，他对哲学家是爱恨交加，“我知道我不能回答他的问题或者应该听从其劝告，但是当我不在他面前时，赢得众人喜欢的欲望就占了上风。”
羞耻预设了我们本应该更清楚那些法则却仍然藐视和嘲笑它们。这恰恰是柏拉图有关道德知识的要点：我们已经拥有它，已经知道过公正而充实的生活的适当方式，但常常偏离这个高贵目标。在柏拉图看来，羞耻是帮助我们抗拒诱惑的力量，尤其是在我们知道同流合污是错误的时候。羞耻帮助我们做到表里如一，忍受苏格拉底尖刻语言的刺激，听从内心道德知识的呼唤。柏拉图说，一个没有羞耻感的人是欲望的奴隶－－－渴望获得物质财富、权力、名声、尊重等。这种欲望具有专制性，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得不到满足的。
数字大众的核准已经逐渐填满了忏悔者渴望权威的空间。
但是，福柯在《性史》（１９７６）中并没有认为羞耻感的解放性作用有这么大。他认为，西方文明是通过忏悔的工具来作为谈论性的中介的，而忏悔涉及到批准和羞耻的特许权。他说，“人已经变成了会忏悔的动物”。从天主教的圣事开始，就在敦促恳求者袒露自己的灵魂，深度挖掘自己，把丑陋的真相暴露出来。这是利用上帝的恩赐，通过忏悔而获得净化的另外一种方式。这样做，牧师将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为你的行为提供批准或授权。
后来，按照福柯的说法，忏悔机构从宗教转移到一系列世俗传统之中如忏悔类文学、医疗检查和心理分析。但是，它们的运行原则都是同样的，那就是在常规和可接受的东西与羞耻和变态之间的边界线上巡逻。福柯写到，“现在忏悔的义务通过这么多不同要点而延后，但它深深地扎根于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已经不再认为它是限制我们的权力的影响。相反，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深藏在我们神秘本质深处的真理现在只不过要求附上台面罢了。”
忏悔感觉起来像是解放，因为它似乎让我们从羞耻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它也可能成为展示民主美德的论坛，包括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所显示的诚实、勇敢、谦恭等。但是，如果人们相信福柯的话，那总是一种诡计。我们总是向某人忏悔－－－在权威面前忏悔，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权威。当人们在网上发帖时，总是有设想的听众；绝非无缘无故。
有些展现出来的东西看似无耻，但其实恰恰是其反面。数字大众的核准已经逐渐填满了忏悔者渴望权威的空间。或者换句话说，它是苏格拉底的道德良心的替代品。人们从重压下解放出来与追随者坦诚相见，是希望其需要得到证实，其意见得到确认，其怪癖得到愉快地接受。结果是小圈子内部越来越明显的一致性，从而导致相互之间理解和对话的共享空间日渐狭小。
那些当权者总是渴望有一种机制用以暴露公民的内心状况，揭露福柯所描述的“我们每个人携带的黑暗面碎片”。每个人都存在或似乎存在一些危险和狂暴的东西。当权者要想控制我们，就必须了解我们心中的黑暗碎片，并驯化我们。他们只需要让我们暴露内心，同时承诺绝对性，就能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并诱惑我们进入自我管理的空间之内，这是最好的办法。
译自：Shame on you by Firmin deBrabander
https://aeon.co/essays/how-baring-and-sharing-online-increases-social-conformity
作者简介：
弗敏·德布拉班德（Firmin deBrabander），马里兰艺术学院哲学教授，著有《枪支能让我们自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