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阿布拉姆•巴克希恩 著 吴万伟 译
为什么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在独裁政权中通常会遭到迫害和面临风险？可他们还偏偏喜爱暴君和可能的解放者？
本文是保罗•赫兰德 著《从贝尼多、墨索里尼到查韦斯：知识分子与崇拜政治英雄的世纪》（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的书评
我们生活在自称“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虽然到底什么人才算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得不到充分的解释。公共知识分子是像公共交通那样是为所有人提供有用的公共服务的人吗？还是像某些其他公共服务，人们需要付款之后才能登堂入室获得服务和救济呢？他们是公民、政策制订者和政客的启蒙源头？还是借用最初源自吉卜林（Kipling）后来被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普及化的说法，是“没有责任的权力”的最新继承人---人尽可夫的妓女的特权？鲍德温是在大萧条时代的英国说这番话的，他指那些毫无节操的报刊老板，他们对公共舆论发挥不受限制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当今时代的新公共知识分子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有些类似。
保罗•赫兰德（Paul Hollander）是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和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是考察20世纪和21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很多成员与那个时代无情和血腥的独裁者及政治体制之间的爱情纠葛的影响和源头的合适人选。正如他在序言中解释的那样：
“本书继续探索了我的一些持久的和混合性的立场和兴趣，其中包括极权主义、共产主义体制、知识分子与政治、个人与政治的关系、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现代性的精神问题、理想主义者的无限潜力、尤其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思考以及实质上做出政治误判的潜力。”
伴随所有这些附带条款，“我应该赶紧补充一句，依据本书提出的概括和主张仅仅适用于西方知识分子中的没有确定的但非常明显和活跃的那个部分。在缺乏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和其他内容进行调查的情况下，这些比例是无法确定下来或者量化出来的。”不过，即便没有量化数据也已经足以刻画出那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了，这一点还是有把握的。
在1981年的书《政治朝圣》（Political Pilgrims）中，赫兰德就谈及这个话题的部分特征，但有显著的不同：
《政治朝圣》考察了各种共产主义体制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巨大吸引力和无穷魅力。里面包括了对这些体制的领袖或创立者魅力的短暂讨论。与此相反，本书集中在知识分子对这些体制领袖的态度和认识之上，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被概括为英雄崇拜。。。第二，更重要的是，本次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了给西方知识分子留下良好印象的政治制度如共产党政权之外，而且包括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以及若干当代独裁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各异的领袖：委内瑞拉的雨果•查韦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以及北朝鲜的金氏政权。
结果，这个画布非常广阔的和精彩---保罗•赫兰德拥有高超的智慧和对话题的熟练掌握和强劲有力流畅自如的文笔---它不过是小规模的、按时间先后顺序浓缩在一起的更大画面，这画面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黎明时期即古希腊时代。
或许我们应该归咎于柏拉图。自从他引入“哲学王”的概念以来，数不清的知识分子就一直痴迷于这个观念，即找到这种哲学王，并与理想的老大哥携手打天下，但结果往往是致命性的灾难。在《理想国》中，这位创始哲学家写到，“有一个就够了；只要有一个人能使城邦服从其意志，那么他就可以实现为这个世界所如此之难于置信的理想政体。”柏拉图提出的理想政治梦想是他的“美丽城市”（Kallipolis）。而寻找人间的美丽城市和“热爱知识、智慧、可靠性和简朴生活意愿”的领袖人物，对知识分子来说则是永远的诱惑---更理想的情况是，用自己的手塑造这个领袖并通过他行使权力的机会。不幸的是，在少数梦想竟然成真的场合，结果却往往更多是悲剧和荒谬，而非建设性的或令人鼓舞的。
离开大城市前往大学城担任系主任职位的教授的第一批喜欢卖弄的老师的例子之一肯定是著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他被粗俗的、野心勃勃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聘请（强大但野蛮的闭塞之地）担任国家科学院的院长，以教育菲利普的继承人和其他军队精英阶层子弟。亚里斯多德把未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置于自己的翅膀底下，认为他已经为王子灌输了希腊黄金时代的最高理想，同时还有对希腊永久敌人---强大波斯帝国健康的仇恨。虽然亚历山大的确获得了薄薄一层可以被称为希腊文化的装饰，但他的内心仍然是野蛮的士兵-征服者。征服的地方越多，他就变得越加专制和独裁。等到他打败整个波斯帝国之时，他就像之前的波斯先人那样决定要确立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人，要集上帝与国王于一身。亚里斯多德逐渐意识到，他远非塑造了柏拉图式的哲学王而是一手创造了热衷帝国梦想的弗兰根斯坦怪物，虽然有本来开明的哲学身体，却受到超级傲慢自大和野蛮残酷的大脑的驱使。
他对亚历山大的幻灭众所周知。此时，亚历山大的最伟大经典传记作家，非常有才华的拜占庭士兵学者阿里安（Arrian）可能说，“我明白有关亚历山大死亡的文章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如马其顿王国的将军和摄政者安提帕特（Antipater（公元前334-323年）送给他了一些做了手脚的药品，他吃了之后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据说药品是亚里斯多德制作的，因为他害怕亚历山大。”总体上说，很多现代历史学家否认毒药理论，尤其是亚里斯多德亲手参与谋害自己学生的说法，但是，有传言的事实本身就是证据，说明亚里斯多德与亚历山大不合是很多人都赞同的说法。
哲学家、饱学之士和圣人，如果用相对现代一点儿的说法知识分子一直受到第二手的权力及其物质奖励的吸引，渴望通过担任历史上的真命天子或者自命的领袖的精神导师，更不要提领受天命的女性了：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有深厚的友谊而且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虽然这种友谊最终糟糕变味了，因为腓特烈得知伏尔泰说他的坏话。伏尔泰描述其帮助修改国王写的蹩脚法语诗歌的笨拙尝试就像是清洗国王的脏抹布。此外，有关俄罗斯的主题，伏尔泰还为叶卡捷琳娜大帝写了很多恭维的话。不用说，他这样做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至于拿破仑，在很多方面，他是从前的“合法”皇家赞助者与自己打天下的独裁者之间的过渡性人物。在他之前或之后，没有人像他那样吸引这么多的学者、诗人、画家、作家、作曲家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为其歌功颂德，为他们提供大量的资金资助。可以说，拿破仑是所有军事独裁者的第一个和最伟大者。作为进入历史论文比赛中默默无名的年轻军官，他表达了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嘲讽，嘲讽他贪得无厌的野心和骄傲，正是这些野心“促使他去征服和控制世界”，并最终以上帝自居。但是，不到10年之后，拿破仑入侵埃及，希望创建自己的庞大东方帝国。引人注目的是，他手下还包括一支接受资助的庞大学者队伍。除了研究和盗窃所遭遇的古玩文物，拿破仑的学者们还被赋予歌颂现代亚历山大大帝的使命，虽然这种命运多舛的冒险的结果往往是一场灾难。拿破仑和他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早早撤退，留下大部分同志独自面对灾难，并被无情地抛弃。
那只是开始。在确立了自己作为首任终身执政官的地位之后，拿破仑进而宣称自己是皇帝，下令制作了数英里长的壁画、成堆的画像和数不清的雕像，它们通常被描述为亚历山大后期的样子或罗马大帝恺撒•奥古斯都（Caesar Augustus）的样子。紧跟着出现的是数不清的未来拿破仑，他们中的很多人从这个科西嘉小个子的剧本中取出一页，然后动员政权课题基金资助的学者、艺术家、建筑师炮制出虚假的经典氛围，如墨索里尼的新罗马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当然还有弗拉基米尔•列宁创建的第二个伊甸园和约瑟夫•斯大林指导下的苏联，那是根据卡尔马克思和自称的知识分子著作创建而成的天堂。
所有这些都有一个主题，那是我的一个备受尊重的老熟人，已经过世的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令人钦佩地概括出来的。赫兰德引用了康奎斯特对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描述。他写到，奥威尔的主要担心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轻信和上当受骗。这么多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怎么能相信所有这些虚幻和作假呢？”赫兰德补充了一句令人钦佩的委婉语，那是“我也非常感兴趣的东西。”
他的确在八个简洁的部分共享了这个兴趣：绪论章节“知识分子与政客”之后是“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和知识分子”、“希特勒、纳粹主义和知识分子”、“斯大林、匈牙利共产党领袖拉科西（Rakosi）、苏联共产主义和知识分子”、“西方知识分子、毛时代的中国、波尔布特治下的柬埔寨”、“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及其西方崇拜者”、“最近的其他独裁者及其崇拜者”和“结论：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本书的结构符合逻辑，论述展开流畅优雅。总之，它等于是令人遗憾的政治诱惑目录，也是知识分子渴望普罗米修斯式政治英雄人物时令人吃惊地一厢情愿地放弃思考的愚蠢，同样重要的是，本书还考察了这种饥渴到底源自哪里，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大规模破坏性的自我欺骗。
部分原因可能归咎于知识分子的懒惰而不是知识主义。就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安全的距离之外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杀戮大声欢呼，且沾沾自喜地宣称“自由之树必须靠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赫兰德写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坐在摇椅里的法西斯分子或者共党分子，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相对安全性高谈阔论。不过，真正访问过或者生活在他们称赞的独裁政权下的其他人在亲眼目睹见证了他们的残酷暴虐之后，仍然心知肚明地继续为独裁者做宣传。从他们的口中喷出的颂君话语很少是不令人恶心透顶的。
请看一位激进思想的记者斯通（I. F. Stone）是如何描述和赞美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
“他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不仅英俊潇洒而且漂亮无比的人。他长着卷曲的红胡子，看上去就像罗马神话中的半人半羊的农牧神和主日学校的耶稣像之间的十字架。在切•格瓦拉身上，人们感受到救助的欲望和对受苦受难者的同情。。。就像中世纪爱情故事中的完美骑士，他出于爱开始与世界强权作战。在此意义上，他就像早期的圣人在沙漠中栖身。只有在那里才能捍卫其信仰的纯洁性。”
当格瓦拉尝试煽动危地马拉的革命火焰悲惨地失败，并最终造成自己的死亡之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基于一鳞半爪的个人了解，宣称格瓦拉“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时代最完整的人，”如果萨特的观察局限在客厅激进分子的小圈子和大部分时间交往的欧洲名流士绅，那或许是真实的。但是，实际上，格瓦拉是上当受骗的理性主义者，一位情感战胜理性的家伙，用赫兰德的话说，其狂热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格瓦拉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但是，正如通常的情况那样，这种理想主义有黑暗面，源自无情行动的权利意识，因为他有强烈感受到的良好意图和对于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
赫兰德引用了丹尼尔•本维尼斯特（Daniel Benveniste）的话，“美国左派对共产主义古巴和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都感到幻灭，”因为在纳闷
“从前拥抱和平、爱情、非暴力、言论自由、对差别宽容和尊重人权等价值观的反文化成员怎么立场突变，转而赞美切•格瓦拉，赞美这个亲自或者放任手下杀害五百多人的恶魔。他谈到‘仇恨是斗争的组成部分，对于敌人毫不妥协地仇恨，推动人们超越天生的局限，让他变成高效率的、狂暴的、经过挑选的、冷血的、杀人机器。’”
但是，死去的格瓦拉的照片仍然在很多海报上被描述成穿着校园体恤衫，茫然的眼睛盯着虚无，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整洁的脸。一位充满敬佩之情的作者米迦勒•凯西（Michael Casey）带着感情脆弱的虔诚和苍白的想象的描述更适合中世纪修道女遭受宗教迫害的圣徒模样：
“切•格瓦拉流露出死者的智慧。他看着我们既没有谴责也没有同情。这是‘死掉的格瓦拉的凝视’，传记作家约格•卡斯塔涅达（Jorge Castaneda）写到，‘看着他的虐待者，原谅了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看着这个世界，相信一个人为信念而死时，他是没有痛苦的。’”
真相根本没有这么浪漫，作者卡布里拉·因方特（Cabrera Infante）用几句有深刻见解的清醒话语将其描述出来：“切·格瓦拉就像托洛茨基一样鼓吹永久革命。但是热爱一个抽象概念的人，却完全忘记了人民。他相信新人，但是不相信实际的人，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总之，这么多好心的乌托邦革命者以及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崇拜者中存在致命的性格缺陷。
这些偏差并不严格局限于激进左派。赫兰德为我们提供了小片段，但它可以当作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催化剂，其中，知识分子和独裁者的角色融为一体，象征着渴望成为强大的全民领袖的知识分子和渴望成为知识分子的领袖的混合体。虽然当今已经基本被人遗忘了，但是意大利诗人和作家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 D’Annunzio (1863–1938)）作为作家和可能的哲学王，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可能出现的法西斯地震的预警性震动。
虽然他深受民众的喜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积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都使其不同于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他的确以极端的形式体现出一些基本素质。他是一个有强大号召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个概念被创造出来之前），一个受到广泛崇敬的民族英雄，是知识分子竭力追求的潜在角色典范，即把真实性追求与将言论和行动、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渴望集于一身。他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尝试恢复他认为的早已丧失的英雄生活，这种生活毫不掩饰对权力和荣誉的迫切渴望。
“虽然在我们的时代，他已经被广泛地忽略了，在美国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但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很可能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活动和反文化运动中。那个时代的年轻抗议者和积极分子将发现，他的生活方式和对自由资产阶级社会酣畅淋漓的谴责和攻击是极具吸引力和意气相投的。”
事情发生在1919年9月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阜姆（Fiume）（南斯拉夫西北部港市里耶卡（Rijeka），如今是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一部分）。阜姆的居民中有很多人说意大利语，多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解体，它就成为意大利和以塞尔维亚为主导的新南斯拉夫联邦争夺的目标。因为意大利和塞尔维亚都站在盟军胜利者一边，协商久拖不决。就在达成协议之前，邓南遮和一支衣衫褴褛的退伍老兵、学生和青年理性主义者组成的队伍和在政治上、社会上、甚至性生活上的波希米亚人杂牌军“占领”阜姆，并宣称它是独立的城市国家，以邓南遮为最高领袖。临街很多阳台上高挂鲜艳的旗帜标语，民众情绪兴奋热烈的局面大概持续了一年，随后被意大利政府首先占领，接着阜姆就被吞并了。但是，邓南遮的狂妄风格和他诉诸罗马帝国伟大的浪漫主义吸引力可以说墨索里尼通向国家权力道路的模版。
丧失的帝国荣耀和对传统社会机构信仰的丢失，包括宗教信仰本身在内都在墨索里尼等独裁者的崛起中发挥了作用---墨索里尼是训练有素的记者，在“知识分子”的定义还很模糊的时候自认为是个知识分子。虽然在墨索里尼的崛起中，个人魅力、充满自信与领袖素质等毫无疑问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赫兰德指出另外一个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的因素：“压倒性的宗教冲动。”拥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往往产生于严峻的社会政治危机和民众彷徨迷茫的时期。人们渴望简单的、快捷的和激进的解决办法：
“这些态度的高潮是相信具有独特品质的少数个人---新领袖---将成为救赎者，他们将复兴、恢复和重新激活已经腐败变质和道德破产的社会体制，重新定义各种各样的社会公平正义。虽然日益恶化的严峻客观条件（战争失败、国内混乱、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失业等等）在催生这些希望和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用现代政治英雄崇拜的最终分析来看，英雄崇拜包含的个人魅力的主要源头乃是压倒性的宗教冲动，这种冲动把独裁者事实上奉为神明。”
这种精神和宗教因素在赫兰德教授有关希特勒和知识分子的一章的开头所引用的语录中体现出来，那是来自劳伦斯•里斯（Laurence Rees）的精彩著作《希特勒的个人魅力》
“首先，希特勒给公众提供的是一种救赎。他在演说中很少谈论政策，谈论更多的是使命。他说，生活在历史上的这样一个决定性时刻是我们的特权。纳粹在进行 “辉煌的圣战”，这将流传下去成为世界历史上最神奇、最卓越的现象。。。即将到来的奋斗旅程将为每个德国人提供机会，好在生活中找到意义。”
赫兰德对希特勒的准宗教吸引力特征做了言简意赅的刻画，他使用了引自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非常合适的弥赛亚先知口吻，海德格尔宣称，“元首本人并且只有元首本人才是当今乃至未来德国的现实以及现实的法则。。。元首已经在整个民族中唤醒了这种意志，并将其打造成为单一的决心。”如果有的话，那就是铁十字勋章。
共产主义将自己变成新普世宗教的尝试也得到了传统宗教很多因素的支持。再三在列宁墓前表达对党的路线的忠诚非常舒服地吻合世纪之久的俄罗斯东正教对于修道院和其他神圣场所的朝圣热情，对于圣人和神圣隐士遗迹的尊敬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东西具有神秘的威力。有些共产主义独裁者甚至赢得了接近神的崇高地位，虽然他们仍然是走在地球上的凡夫俗子。一个特别令人恶心的被奉为神明的例子是马蒂亚斯•拉科西（Mathias Rakosi），那是约瑟夫•斯大林挑选的担任战后匈牙利共党领袖的残暴家伙。拉科西骄傲地描述自己（非常准确）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和残酷的政治流氓（记者约翰•贡特尔（John Gunther）曾经将其描述为‘我在政治生活中见过的最恶毒之人’），他被赫鲁晓夫和斯大林之后的政治局最毫不客气地称为匈牙利独裁者。从身体特征上看，秃头的拉科西与从前电视剧《亚当斯一家》中的菲斯特大叔（Uncle Fester）出奇地相似，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御用诗人写出如下恶心的诗句。
今天拉科西在电台上说
风儿减弱了，国人的心啊
在他的手掌心跳动。
像斯大林一样，赫兰德告诉我们，拉科西“被认为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领袖，他强大无比，他公正无私，他充满仁爱友善之心。他废寝忘食，睡眠稀少，在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深夜甚至凌晨；每天阅读数百页书，其中包括政治、历史、科学和小说等。”我能够这样不停地说下去，但我敢肯定你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
关于斯大林大叔本人，赫兰德引用了非常有趣的区分，强调了知识分子对斯大林的崇拜：
“不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所激发，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或者卡斯特罗等拥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与他们不同，斯大林很少对大众讲话，即使讲话，其演讲也绝不是令人激动人心的。他也没有充满活力和气宇轩昂的英雄气概。普通人理解的个人魅力在他赢得权力和崇拜的过程中都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相反，奉如神明的父亲形象是其吸引力的来源。”
除此之外，他也是可以追溯到恐怖的伊凡（ Ivan the Terrible）的俄罗斯传统的脉络---彻底让民众害怕得灵魂出窍。他们都知道，他拥有对决定其生死存亡的绝对权力，而且在使用这种权力时从来不会犹豫不决。 非常说明问题但没有被包括在书中的非常有意思的描述是，斯大林和富于传奇色彩的苏联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在1947年2月25日深夜11点的一场根本不存在的会面。斯大林非常喜欢爱森斯坦的桂冠杰作《恐怖的伊凡》的第一部分，但对于后面的叙述不是很高兴---非常真实地描述了沙皇伊凡越来越偏执和残暴，他的很多个人性格与这个格鲁吉亚出生的苏联独裁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爱森斯坦还描述了伊凡组建的野蛮的准军事组织奥普里希尼那(Oprichnina)，那是在执政后期用以恐吓臣民的力量。斯大林认为这是不友好的部分。爱森斯坦后来回顾了这次会见。
斯大林：你研究过历史吗？
爱森斯坦：多少看过一些。
斯大林：多少看过一些？我对历史也有一些了解。你对奥普里希尼那的描述是错误的。那是皇家军队，是常规军队，是一支进步的军队，完全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军队，能够在任何时期都能卷起旗帜离开战场。而你将这支军队描述成了像美国三K党一样的东西。
爱森斯坦：他们佩戴白色头饰，我们佩戴黑色的。
莫洛托夫（也在会见现场）：这在原则上并不构成差别。
斯大林：你的沙皇显得就像哈姆莱特一样犹豫不决。人人都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做，他本人不做决定。伊凡沙皇是个伟大和智慧的领袖。恐怖伊凡的智慧就在于他的国家视角和他拒绝允许外国人进入自己的国家，因而维护国家免受外国势力的影响。在你显示恐怖的伊凡时，偏差和错误溜了进来。彼得一世也是伟大领袖，但他过于自由了，恐怖的伊凡的确很残酷。你可以描述他是残酷的人，但也必须显示他为什么不得不如此残酷。恐怖的伊凡的错误之一是停止切割（现代术语应该是清算）五大封建部落。如果他彻底毁灭这五个部落，他将花费更长时间来忏悔和祈祷。在这方面，上帝是他的障碍。他应该更有决断性才对。”
爱森斯坦的职业生涯再也没有从斯大林的宣判中真正恢复，他曾经描述恐怖的伊凡宗教色彩过于浓厚---不够恐怖---在其代表作的第二部分。
如果用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方式解释伊拉斯谟（Erasmus）：这么多的愚蠢，这么少的时间。赫兰德是超级导游，带领我们来到知识分子畸形秀（freak show）展览馆，了解众多伟大思想家如何落入更大魔鬼的魅力中不能自拔的。他制作了一个极具破坏性的妄想倾向清单，导致这么多伟大知识分子竟然去拥抱这么多声名狼藉的残暴独裁者。这个话题的最后一句话或许应该是共产党匈牙利的另外一个聪明难民，我的老朋友和已经过世的提伯尔•绍穆埃利（Tibor Szamuely）。作为斯大林官僚政府的子弟，他非常清楚所写的内容，赫兰德在书中引用了这句话：
“‘进步’知识分子卷入政治的引人注目的和矛盾的方面，从根本上说是其承诺的反思想本质。。。几乎毫无例外地统统是一种情感态度，即便有理性思考和研究过程也是非常少的，这与知识分子通常拥有的含义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
作者简介：
阿布拉姆•巴克希恩（Aram Bakshian Jr.），曾担任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和里根总统的助理，为美国和海外报刊撰写过很多有关政治、历史、美食和艺术的文章。
译自：Che, Stalin, Mussolini and the Thinkers Who Loved Them by Aram Bakshian Jr.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e-stalin-mussolini-the-thinkers-who-loved-them-23776?page=show
译注：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
1. 徐贲 “犬儒时代的知识分子选择”
http://dajia.qq.com/original/dajiabooks/xb160609.html
2.“马屁精知识分子”《爱思想》2011-03-25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576.html
3. 为什么知识分子喜爱暴君和独裁者？《爱思想2017-05-21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40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