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班尼特•亨特 著 吴万伟 译

2015年1月，《查理周刊》的巴黎办公室12人惨遭杀害的事件之后，“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这样的字就成为表达集体团结的口号而无所不在。在纳粹德国，心理分析家和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因为犹太人妻子格特鲁德（Gertrud）开始对她热爱的祖国的命运感到绝望，他试图用类似话语安慰她：“我就是德国”（Ich bin Deutschland）。

雅斯贝斯的生活极不寻常，他在第三帝国的人生经验是逐渐形成的。他出生于1883年，天生带有难以治愈的疾病，人们担心他活不到30岁，这是他出版里程碑式的心理分析教科书《普通精神病理学》（General Psychopathology）的同一年。令人瞩目的是，雅斯贝斯一直活到86岁，这让他能从事第二个职业，即进行哲学研究。

作为纳粹所说的“混合性婚姻”夫妇，卡尔和格特鲁德对反犹主义非常熟悉，这令他们很不舒服。他们大胆地决定继续留在德国，严格限制自己的生活和社交圈子。虽然被纳粹剥夺了在海德堡的教授职位，也被禁止教书和出版哲学著作，但雅斯贝斯仍然继续写作。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纳粹政权治下的德国是个监狱，”但“隐蔽的思想生活”仍然继续。

从哲学上说，雅斯贝斯可以被视为第一代伟大的德国存在主义者，但是他的途径更具学术性，比很多同事更有责任心和更具历史视野。像所有存在主义现象学家（生活经验结构的学生）一样，他深受康德式区分的影响，即一边是世界本身，一边是我们眼中的世界。基于康德的深刻见解，即我们受到外部现象世界的约束，没有办法将我们眼中的现实与现实本身进行对比，所以生活经验的“现象”是雅斯贝斯等现象学家所研究的东西。雅斯贝斯用某种黑格尔式的形式体系写作，但其哲学著作的内容挑战了这种形式体系的边界。他的法国同行让·瓦尔（Jean Wahl）描述了雅斯贝斯哲学中的形式与内容的斗争总是“站在体系之外，总要打破体系。”正如雅斯贝斯身在纳粹德国受限制的生活是一种对教条主义的抵抗一样，其隐蔽的思想生活也是如此。

波兰哲学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写到，“我们习惯于称卡尔·雅斯贝斯的哲学事实上是对尖锐的、难以治愈的痛苦人生条件的描述。”整体现实有三种模式，雅斯贝斯称之为“大全”（the Encompassing）：经验世界、存在和超越者（transcendence）。人类生活占据两个相互依靠的模式：存在和超越者，但两者都不是知识对象。两者合起来构成了无所不包的经验世界。存在和超越者是理解这个世界的关键，但是，它们不是物品，我们不能用科学的方式解释它。相反，若用科拉科夫斯基的话说，它们“为其赋予合法性”，给予它一种意义。

雅斯贝斯将人定义为展现出“可能的存在”。存在是当我们用自己激进的存在自由定义自己时表明的东西，用来决定我们是谁和我们与这个世界交往的本质。我们能够说存在属于“大全”的“主观性”一面，而超越者属于“客观性”一面。但是，雅斯贝斯坚持认为两者相互依赖：如果没有超越者就没有存在，我们作为“可能的存在”的例子，只有在超越者面前才能实现我们的存在。主观-客观划分可能很有用，但不是两分法。

我们不可能对世界提出一个完全经验性的解释，没有超级存在来帮助我们解释它。在雅斯贝斯的思想中，超越者取代了作为存在的上帝观念。不像某些哲学家介绍的用以幼稚地解释可观察的世界的存在和本质的神，超越者不是跻身其他东西之中的实体。我们不能科学地证明其现实性，也不能通过逻辑论证将其演绎出来。要赋予人类世界以意义，就有必要让超越者存在，但是，我们是在知识的边界之外遭遇超越者的。“超越者”这个词让人觉得不可言说。它指的是一种概念，就像咖啡的味道或看见绿色的体验，在原则上是不能用语言文字充分抓住和表达出来的。但是，我们必须持续尝试求助于它，因为尝试是人类自我实现必不可少的部分。

如果超越者不是物体，不能够被认知和言说，我们又怎么遭遇它呢？雅斯贝斯提出了若干方式，但最重要的是超越者对我们“讲话”---不是像旋风中或者燃烧的篝火中出现的耶和华（Yahweh），而是以一种模式，一种被称为“密码”（ciphers）的符号体系讲话。

密码不是符号。符号是代表其他物体的物体，用一个象征性的代表体系将自己客体化，虽然它们或许是并不存在于符号之外的虚构物体。对于骷髅的客观描述象征性地代表了另外一个客观现实——死亡。但是，密码求助于超越者，这位于主观-客观区分之外，并不是可代表的客体。密码可能稀松平常，充当了揭示超越者某种难以表达的方面的焦点：如一件艺术品、一个宗教神话或礼仪表演或风中燃烧的蜡烛。密码让超越者变成我们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它们并不揭示出超越者“究竟是”什么---因为超越者不是纯粹客观的，根本没有这回事。所以，超越者虽然变得可以理解了，但仍然处于隐蔽状态。

这意味着对于宗教神话的字面解释阻碍了我们将其解读为超越者的密码。密码是人人都能接触的东西，但是，迷信或教条思维使我们对其视而不见。同样道理，将四大福音书作为历史事实来解读就是错过了要点，就像将其视为对真实事件的准确描述的绘画一样是愚蠢之举。虽然绘画和圣经文本或许在事实上可能是准确的，但它们的重要性在其他方面。符号可以被翻译成非符号性语言，但是，对于密码，这就行不通。换句话说，总是可能说某个符号“真的意味着什么”，但是，密码是不可译的。雅斯贝斯在其发表的与《新约全书》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的辩论中说，宗教神话是密码，不是符号。宗教神话是不能“去神秘化的”（如布尔特曼说的那样翻译成世俗语言），这样做了之后必然抽空其宗教含义，只剩下空壳。密码能够被体验，但它们仍然无法解释。恰恰是因为仍然无法解释，密码才保护了超越者免遭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的误读。

那么，密码只是以能够被体现的方式体现了超越者。雅斯贝斯提供了两个隐喻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是语言，另一个是“相面术”。密码是超越者的语言（而不是超越者本身）。这个隐喻强调了密码与超越者之间亲密和直接的关系。密码不是超越者，正如语言中的某些语素并不是音位组成的句子所表达的东西。但是，超越者需要密码才能被人认识，就像语言意义需要具体音位。但是，与说出来的语言不同，密码语言是不可译的。它代表的东西并不能存在于其的外面，也不能离开它而被人理解。

相面术隐喻纠正了这种平衡。雅斯贝斯描述了一个人不自主的容貌手势是如何表达他和她的存在特征的。同样，关于密码，他写到“所有东西似乎都表达一种存在。。。我们体验到所有存在的这种相面术内容。”虽然有人反对，人类相面术表达了用其他方式可以理解东西（如通过实证性心理学），但超越者只能通过密码相面术才能被人理解。雅斯贝斯写到：

存在的这种透明观点就像相面术---但是，不像坏的相面术旨在构成一种知识形式，从符号那里取来的指代放在背后的某些东西之上；它像真正的相面术，其“知识”就全在于观看中。

但是，人类相面术是一样的，虽然有人可能反对。愤怒的手势所表达的东西就存在于这个愤怒者身体之外的某个分开的心理神龛？还是愤怒不可避免地与身体及其手势绑在一起，并通过它们表现出来？对雅斯贝斯的观点表示同情的哲学家（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认为，用伽达默尔的话说，“手势表达的是在手势本身中‘那里’，它并没有揭示其背后的内在意义。”无论如何，雅斯贝斯的要点仍然在：密码是含义，没有被指代的客观物体存在。如他所说，“指代本身就是其作为密码的一种隐喻。”

就像诗歌语言，形式和意义同样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密码的内容与密码本身的形式密不可分。密码解释了超越者的某些东西，就像人类世界本身的相面术。通过将经验世界解读为密码写出的超越者，我们就从简单的可能存在转变成为存在。可以说，超越者就在它用密码语言与我们“说话”的时刻被创造出来。因为就像语言，密码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文化现象，但又被我们修改。没有我们，就不会有密码。但是，密码必须受到比我们本身更古老和更伟大的文化和思想传统的修改。雅斯贝斯说，若用主观-客观区分，密码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体。透过这种根本上的模糊性，密码体现了超越者，它超越主观-客观区分，逃出我们认知能力和字面语言的掌控。

虽然在他的思想中，“超越者或上帝”取代了“哲学家的上帝”，但雅斯贝斯的密码理论提供了一种从哲学上将古代的神秘宗教观点（我们人类有必要回答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体验、思想、语言和仪式中）与不可言说的超越者上帝（不是众多存在中的存在，而是存在本身的基础和来源）结合起来的方式。这个观点与雅斯贝斯的公理平行，即没有超越者就没有存在，虽然我们只能通过非常不完美的方式通过其密码语言或者相面术或者引用圣保罗的话是“通过一面黑暗的镜子”抓住超越者。“宗教符号”必然将它们象征（因而能够被解读成为纯粹的世俗的语言）的东西客观化。与此不同，密码是我们必然失败的符号，我们试图客观地掌握超越者---我们有欲望持续不断地尝试抓住它。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我们被迫“通过毫无希望的寻找某种我们明白永远也找不到的东西”来确认我们的人性。雅斯贝斯强烈否认可能存在确定无疑的专有密码体系，但是，他允许一种思想体系（宗教的或非宗教的）本身成为密码的可能性。今天，人们忍不住想把多样性的宗教体系看作人类的确认形式。在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和不人道声音越来越响亮的当今世界，我们迫切需要听一听卡尔雅斯贝斯的反教条主义的声音。

雅斯贝斯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和广泛的思想遗产，其范围横跨心理分析、思想史、政治学和哲学等。在他和妻子在二战期间所居住的海德堡获得解放之后，雅斯贝斯被重新聘为大学哲学教授，成为第一批公开反思德国人普遍感受到的内疚心理的人。正是在这种后期著作中，他的声音在当今对来说具有罕见的威力和尖锐的紧迫性。在《德国人的罪责问题》 (1946)中，雅斯贝斯直接触及到让所有德国人感到沉重的集体罪责这个最令人不舒服的问题。他的“形而上学罪恶”概念指的是个人的共同责任，因为都属人类而应该为人类犯下的种种暴行承担责任。最关键的是，形而上学责任适用于所有人而非属于特定群体。雅斯贝斯赞同之前的博士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观点，对附属群体的集体谴责能很容易变成令人担忧的纳粹种族理论的翻版，同样抹去普遍的人性。形而上学罪恶超越了为挽救同胞而冒风险牺牲个人的道德责任，如果冒险行动有什么收获的话。它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缺乏与人类同胞的团结情愫。

我谨慎地冒生命危险阻止某种犯罪行为的发生，这是不够的；因为如果罪恶发生，如果我在场，如果我活下来而其他人死了；我知道，我的内心会发出一种声音：我在犯罪现场却无所作为，这是有罪的。

所以，雅斯贝斯的概念也描述了一种心理感受，预兆了现在已经成为常识的观点“幸存者负罪感”的出现。

在作家和漫画家遭枪杀的当今世界，集体罪恶的哲学问题或者幸存者罪恶的心理学现象都不会消失。雅斯贝斯的遗产对当今时代的意义与对1946年的德国一样强烈。但是，当今最紧迫的是他有关未来新生任务的思考。回顾他在最黑暗时刻对妻子说过的话，雅斯贝斯建议，要求德国作为国家要做的事也要要求每个个体做到。对雅斯贝斯来说，作为德国人和作为人不是天生继承的条件而是一场艰巨的任务。他充满希望地认为，形而上学罪恶令人不舒服的意识将有助于人们完成这个任务而不是陷入绝望。对于未来的危险，甚至早在1946年，雅斯贝斯就非常令人窘迫地预测到了：如果希特勒式政权出现在美国，所有的希望都将丧失“若干世纪”：“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内部产生了独裁者，像我们德国人一样，那就不会再有外来者帮助，也就不会有解放的希望了。”

雅斯贝斯对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有很长远的观点。他认为自己是保护超越者避免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消失的哲学家，是超越者观点的守护者漫长链条的链接性人物。这个观点就像火炬一样一代一代相传，有时候只是作为“闪烁的火星”，直到下一代更伟大的思想家重新将其点燃成为更耀眼的火焰。但是，火焰有一天可能熄灭的威胁仍然存在。就像汉娜•阿伦特一样，我们或许充满感激，雅斯贝斯在纳粹德国内部从“像诺言方舟时代”的洪水中幸存下来。我们也认为未来后代继续携带其思想前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阿伦特在1969年纪念雅斯贝斯的服务的演讲中，承认他的声音具有无可替代性。但是，从歌德的《浮士德博士》中引用了若干片段后，她也显示出一种乐观主义，总是有人听见和理解超越者的语言---卡尔•雅斯贝斯的语言“因为地球将把他们再次送来；她已经从遥远的古代把他们送来了。”雅斯贝斯留下了丰富的哲学词汇能被当今有信仰者使用以表达类似化身（Incarnation）等观点的核心重要性。因为他的帮助，基督徒和其他人有资源让这些信念在更广泛的话语体系中变得更有说服力。

作者简介

盖伊•班尼特•亨特（Guy Bennett-Hunter）居住在伦敦的哲学家和作家。著有《宗教体验的不可言喻性》。

译自：Karl Jaspers and the language of transcendence by GUY BENNETT-HUNTER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public/karl-jaspers-transcen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