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诺夫皇朝》一书开宗明义地宣布这既不是一本俄国通史，也不是一本外交或政治的研究论著。一千多页的篇幅和它的标题一样宏大，作者却没把它像一本普通的历史书那样划分成三卷十七章，而是别出心裁地分为三幕十七场，而且还在每一场的开头提供了登场人物表。于是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的历史，变成十七场戏剧，就像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只不过本书无需我们在脑海中创造“幻想的大军”，因为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兰克说瓦尔特·司各特小说中的历史细节完全不准确，但丝毫无损他作品的乐趣。这句话可以被反过来用在这本书上——这本书中的一切事实都是准确的，但却更加无损于它带给我们的乐趣。
这甚至是一本不需按顺序阅读的书，你可以从任何一幕开始看，例如《朱庇特》这一幕，开篇是亚历山大一世沙皇的死讯，高喊“宪法”的近卫军士兵占领了摄政广场，作者提醒我们那些高喊“宪法万岁”的士兵，其实根本不知道宪法是什么，他们以为新沙皇康斯坦丁的妻子叫“宪法”。这一幕终结在尼古拉一世的床前，临终的全俄专制君主攥着拳头对他儿子说“像这样抓住一切！”
作者西蒙·蒙蒂菲奥里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历史作家，作品兼具叙事性与历史性。他的祖上和罗曼诺夫王朝有着奇妙的纠葛：外祖母的家族曾在1863年的波兰大起义中为波兰而战，抵抗过这个王朝，他笔下这部罗曼诺夫王朝的宏大戏剧可谓匠心独运，纵览这出史诗剧后，作为读者的我们会感受到更多的历史本身的苍茫与无奈。
俄罗斯的二重性
沙皇俄国是一个身首分离的社会，对俄国人民来说“上帝在天堂，沙皇在远方”是生活的基础，人民不理解他们的皇帝，也不理解他们供养的那个宫廷、贵族、官员的社会。彼得堡是遥远的，莫斯科要近一些。人民的莫斯科是圣地莫斯科，上流社会的莫斯科是贵族社交场所和优雅生活的莫斯科。两个莫斯科实际上也少有交集。
俄国的上下两个阶层发生分化，发轫于彼得一世，这是一个强硬的沙皇行动起来推行欧化，让他的国家和人民能够从制度到生活都变得像欧洲的时代。彼得一世是罗曼诺夫的第一个伟大沙皇，但他本人依然是一个俄罗斯人。他的身高是俄罗斯式的，普希金说彼得一世的房子看起来就像是童话中的巨人之家。他娶了一个被他霸占来当情人兼厨娘的女俘虏，并让她日后成为摄政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这也是一种俄国君主的气派。但是从彼得三世开始这个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儿子，一个讲德语比讲俄语流利的人出现在彼得堡的宫殿里，一个新时代就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虽然名字没有被改为荷尔斯泰因王朝，但这个王朝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王朝的沙皇从一个千方百计想要成为欧洲人的俄罗斯君主，变成了戴上莫诺马赫冠冕的欧洲人，他们感受到自己手中的权力，却对这权力的来源感到陌生。
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中同样弥漫着这种陌生感，在俄罗斯的文学中尤其明显，即俄国文学家中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争。普希金说自己是彼得大帝的小黑人的子孙，经常怀念他阳光灿烂的非洲故乡。相比之下莱蒙托夫的故乡要近一些，从母系说虽然是斯托雷平家族的亲戚，但莱蒙托夫自己却更愿意相信他父系来自苏格兰的血统，经常怀念他雾气缭绕的高地故乡。屠格涅夫虽然是一个近卫军上校和一个有钱的女地主的儿子，但他的趣味和教养都是西欧化的，在巴黎和梅里美在一起，在莫斯科和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起，对他来说没有两样；在倒数第二本长篇小说《烟》里，屠格涅夫甚至让他的主人公站在西欧派的立场上参与辩论，作为西欧派屠格涅夫爱俄罗斯，但并不愿意去理解它。而跟屠格涅夫反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白痴》中崇拜俄罗斯，崇拜虔诚地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民，但他也并不理解他们。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冈查洛夫，在他的小说《悬崖》的结尾，主人公连斯基最终从欧洲回到俄国的时候，看着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平原，发自内心地说道“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啊！”
俄罗斯是难以理解的，无论爱还是崇拜，亦或遥望大地的感慨，实际上都是一种距离感的体现、一种“他者”的视角，这是十八世纪同样眺望着俄罗斯大地，却因为被“抛弃在亚洲腹地”而感到绝望的老俄罗斯贵族的心态的折射。沙皇从想要欧化的俄国人，变成了登上俄国皇位的欧洲人，那些跟随着欧洲君主来俄罗斯碰运气的贵族，或是跟随欧化的君主真正欧洲化了的俄国贵族，在心态上也随着他们的君主发生了这种转变——他们已经成了“神圣的俄罗斯祖国”的“他者”，俄罗斯广阔的国土和众多人民在他们心中变得遥远，眼中变得陌生。他们的国家成了一个谜，而这个国家的多数人则仿佛和几个世纪以前没什么两样，对他们来说“上帝在天堂！沙皇在远方！”
远方的沙皇
俄罗斯兼具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东正教与基督教、传统和文明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所带来的隔阂与距离感反映在文学和艺术中是一种美，甚至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引人入胜的特质。但对沙皇俄国的统治者而言，这种距离和隔阂直接损害了它权威的合法性，罗曼诺夫王朝的整个统治史都被这个主题所贯穿：一个欧化的、甚至本身就是欧洲人的皇室，试图理解、甚至融入他统治的国家和人民。
沙皇并不理解他的人民；当沙皇还住在莫斯科时人民就觉得他在远方，彼得大帝又把首都从圣城“第三罗马”莫斯科迁徙到了“北方寒冷的大城”。彼得堡这个会有极昼和极夜的城市更遥远，而且这种遥远是双向的，对欧洲人而言彼得堡是欧洲最遥远的都城，而对俄罗斯的人民而言，彼得堡是一个远在欧洲的都城。寒冷和遥远是彼得堡的两个标签，也是沙皇身上的两个标签。
对他们的欧洲亲戚来说彼得堡太遥远了。虽然罗曼诺夫王朝总是和欧洲的君主联姻，沙皇身上的俄罗斯血统已经稀薄到了可以忽略不计。虽然亚历山大三世沙皇娶了丹麦公主，他因此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以及被普鲁士吞并的汉诺威王国的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二世成了连襟，夏天在丹麦度假的沙皇一家和丹麦国王、英国国王、汉诺威国王亲密无间；在伦敦，俄国皇储尼古拉和德皇威廉是爱德华七世的小跟班，他们的生活方式、趣味都是他们的伯尼舅舅或者伯尼姨父教的。但很少有哪个欧洲君主亲自访问彼得堡，三皇同盟是在沙皇在波兰的行宫里签订的，1914年法国总统访问了彼得堡，在他回法国的船上，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递交了最后通牒。
沙皇对他的人民来说也很遥远。如果说在彼得堡曾经有过一个日子，俄罗斯的人民觉得他们和他们的沙皇近在咫尺，只要把自己的苦难，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的沙皇“人民的小父亲”听，沙皇就会流泪，就会站出来拯救他们，那就是1905年1月的那个星期日。彼得堡的人民在加蓬神父的带领下，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高举着圣像和旗帜，唱着圣歌走向冬宫。他们相信沙皇在那里，他们要去把真相讲给沙皇听。也正是在那个雪后的上午，正在事业上升期的谢尔盖·维特，在他的豪华公寓里听到枪声。那枪声是射向人群的，走在最前方的加蓬神父看到了血肉模糊的尸体，但自己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倒地之前他喊出了最后一句话 “这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沙皇！”这句话预言了1918年的枪声。
1905年的枪声割断了远方的沙皇和他们的人民之间的纽带，而这条无形的纽带是沙皇全部力量的源泉。在1812年的冬天，拿破仑的大军被‘冬将军“摧毁，而沙皇亚历山大自己的军队也被寒冬和可怕的传染病折磨的奄奄一息。但俄罗斯挺过了这个冬天，然后开始无情的追逐入侵者。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军队出现在巴黎，在处死路易十六的广场，举行了东正教的安魂弥撒。法国的贵族争相亲吻东正教的十字架，那是伟大卫国战争的奇迹，是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的亚历山大一世人生的巅峰。
但1905年的枪声让这条赋予沙皇以奇迹般的力量的纽带断裂了！1914年尼古拉二世皇帝号召俄国人民拿起武器，人民在这个召唤下进行了三年血腥的战争。1916年，这个帝国甚至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在布鲁西洛夫攻势的打击下，奥匈帝国看来即将土崩瓦解，然后尼古拉二世会像亚历山大一世一样，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跨马进入敌人的首都，成为俄罗斯人民的英雄。但奇迹没有发生，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悄然落下。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还活着，但沙皇已经在他的专列车厢里签署了退位诏书。
皇帝和他的人民
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们试图理解他们的人民，并且融入他们统治着的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统治，也因为沙皇是欧洲各国君主中风险最高的一个——最后十二个沙皇中，有六个死于非命，其中两个被掐死、两个被枪杀、一个被炸死、一个被匕首刺死。沙皇们的全部力量都来自他们眼中陌生而费解的俄罗斯人民，只有理解这些人民，融入这个巨大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家，才能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免于恐惧和焦虑。虽然他们的这种理解和融入，更多的是事与愿违甚至自欺欺人。
亚历山大一世相信他的统治权来自东正教，他在西欧也留给人们一个东正教信徒、甚至一个东正教疯子的印象。1812年亚历山大在莫斯科号召人民参与卫国战争，人民用震天动地的欢呼回答他，作者引用伊丽莎白皇后的话评论道“从拿破仑跨过我们边境的那一刻起，仿佛有电火花在整个俄国上空迸射！”这奇迹般的电火花是亚历山大一世带来的么？恐怕他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只能说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在那一瞬间迸发出来征服了他、也征服了整个俄罗斯，他体验到了那个神圣的瞬间，感受到了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但他弟弟尼古拉一世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力量，在继位的第一天就不得不用榴霰弹去对付近卫军士兵。他体验不到宗教的奇迹，觉得沙皇的力量就来自军队和官员的服从，来自沙皇的钢铁意志，俄罗斯是他勇气的战利品。但在他人生的末端，他在克里米亚被打败了，英国舰队甚至出现在他的眼前，彼得堡的外海。
他死后，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希望被解放，只要解放人民，就能赢得人民对他的爱。于是他着手推动废除农奴制，他因此而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他赢得了人民的爱，也成为最后一位伟大的沙皇。但革命的火种也被他点燃，1881年3月1日当这位皇帝即将实行改革的最后一环“立宪”时，一个革命者向他投掷了一颗炸弹，但沙皇奇迹般地毫发无损。当一个没认出亚历山大二世的军官向他喊道“沙皇怎么样？”时，沙皇回答“感谢上帝我没事”，这时被捕的刺客喊道“别急着感谢上帝！”，混在人群里的另一个刺客向他们扔出了第二颗炸弹。沙皇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送我回宫…去…死！”
亚历山大二世临死前没有让他儿子抓住一切，但新沙皇自己做出了判断，他要抓住一切。他认为问题就出在改革上，是改革让国家失控，让皇权失色，让俄罗斯失去了秩序。他相信人民需要他这个巨人般的沙皇恢复秩序。在他的统治下，俄国一方面追赶欧洲，修筑铁路建造工厂，一方面严厉地迫害任何可能威胁到君主和神圣俄罗斯的人，无论是革命者还是犹太人。沙皇可以统治人民自然也可以统治科学和文明。但他自己却吃到了被置于神圣皇权之下的科学的苦头。1888年10月17日，在乘专列从克里米亚返回彼得堡的路上，亚历山大三世在专列上接见了西南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后者警告说沙皇的专列速度过快、不符合安全规章。沙皇对此不以为然，依然命令列车加速。第二天上午，刚刚吃完早餐的沙皇一家，被出轨的列车甩到了车外。这件事让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进入末期，却让公然顶撞沙皇的铁路公司经理谢尔盖·维特的事业进入快车道。
1896年继位的新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到三十岁，他对俄罗斯并没有自己的见解，经历了十多年盲目的统治之后，他在远东的军事冒险导致了1905年革命。革命成了沙皇生命的转折点，也成就了维特的事业最高峰。从1888年的维特经理到1906年的萨哈林伯爵，《十月法令》的起草者，维特告诉沙皇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宪法和杜马”，而不是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所认为的“有人试图制造宪法和杜马”。
1906年以后，已经不再拥有绝对君主权的尼古拉被带有强烈的忠君色彩的斯拉夫主义吸引了，这些人公开反对《十月法令》、鼓吹沙皇的专制君主权，颂扬神圣的东正教和大俄罗斯，甚至主张沙皇是全世界斯拉夫人的保护者。这些主张让尼古拉皇帝想起他巨人般的父亲。他觉得这是在杜马与宪法之外和他的人民、他的俄罗斯建立起一种直接的联系的道路。成为一个人民的、东正教的沙皇！而他的首相、伟大的斯托雷平也并不反对这种主张。
斯托雷平看到的是一个正在急剧工业化的俄国，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铁路建设甚至军事行动都要仰赖外资，而政府唯一的财源就是对外销售农产品。这个国家的农产品外销，工业原料进口都主要途径黑海，黑海只有一个出口，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所以海峡成了俄国的经济命脉，斯托雷平死后，他改革事业的继承者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成了夺取海峡通行权和在巴尔干扩张的最坚定鼓吹者，1914年正是这个强硬的农业大臣推动沙皇投入战争。
在尼古拉二世看来1914年的战争是一个正义的选择，上帝和人民都站在他一边，虽然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此时在他眼中已经变得神圣的俄罗斯能够承担这样的损失。但经过三年的战争，德军跨过了俄罗斯的边界，彼得堡爆发了革命，1917年3月2日被扣留的沙皇签署了退位诏书，罗曼诺夫王朝三百零四年的大戏落幕了。
1917年以后的尼古拉以一种殉道者般的姿态面对了自己的命运，这个本质上是欧洲人的皇帝，这个曾经和乔治五世偷着互换制服、并且成功地骗过两国的大臣，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英国国王的人，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东正教徒。1918年的枪声给他的生命画上句号，也给这个王朝对它的国家和人民的漫长探索画上了句号。当最后一个全俄专制君主和他的一家一起被封为圣人，被画在圣像上的他们，头上描绘着金色的光环。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们终于和他们心中陌生的俄罗斯融为一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