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在国际社会中是一种客观存在,指的是各国在地球表面所占据的不同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比较地理优势或劣势进而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现象。作为一门学问,地缘政治学还要研究各国如何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或如何规避自己的地理劣势来为本国谋求最大限度的利益。作为一种政策,地缘政治指的是各国根据自身的地理优势或劣势并结合自身的国家利益以及周边的地理环境和相关国家的外交政策等因素而制定和推行的对外战略。而对外政策的改变,特别是大国对外政策的改变,则意味着其所理解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战略含义已经发生变化或者将要随之发生变化。以前欧亚大陆作为“世界岛”的主体始终都是陆权博弈的主平台,只不过现在的世界陆权地缘政治重心已经从欧洲的西部转移到亚洲的东部。以东亚为核心的亚太地区成为世界各主要政治力量在陆权领域进而在海权领域进行博弈的主平台,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诸多变化。
一、科技和军力发展不平衡推动地缘政治发生新变化
地缘政治学以19世纪美国的马汉提出的“海权论”为标志;20 世纪后,英国的麦金德和意大利的杜黑先后提出了“陆权论”和“空权论”。传统地缘政治开始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三论”自然成为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三大支柱。海权的领域在海上;陆权的领域在大陆;空权的领域在空中。而这一切都必须以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否则就不可能拥有制陆权、制海权或制空权。
(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在“三权”并立的前提下,应统筹考虑
尽管“三权”都各自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而且也都各自强调自身的独特优势,甚至还提出了“谁掌握了海权或陆权或空权,谁就能够掌控世界”的著名格言。但是如果甲、乙、丙三国分别拥有“制海权”、“制陆权”和“制空权”,那么谁能够最后控制整个世界呢?当然,解决这一矛盾的简单方法就是一个国家同时拥有这些“权力”,使其形成合力并一致对外,这样才能产生强大的战略威慑力和打击力,从而才有可能最后主导整个世界。
(二)传统地缘政治重心转向以美中对弈为主的新常态
陆、海、空三权朝着“三位一体”的方向前进,同时拥有“三权”自然成为各大地缘政治战略棋手追逐的目标。当前,地缘政治重心发生位移现象,博弈格局朝着美中对抗为主线的方向发展:陆权的重心已经从西欧转移到了东亚。海权的重心已经从大洋深处的交通要道和港口转移到了亚洲大陆边缘的专属经济区空权的重心从技术上已经从主权国家的领空转移到了更加广阔的“空天一体”领域,但是从空天博弈的主要战场来看,空权的重心已经过去的欧亚大陆上空转移到了亚太地区上空。
(三)新“五位一体”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形成
在科技实力的强力支撑下,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成为地缘政治新的新内容,并与传统的三大地缘政治空间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陆、海、空、天、网”五位一体的新格局;最近,“大脑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制脑权”必将成为“陆、海、空、天、网”地缘战略体系的制高点,相信未来还将会出“制度空间”、“思想空间”等“软实力空间”,并成为各国争夺地缘政治空间的重要领域和对象,但是这些空间最后也还是要由人类的大脑空间所支配。
二、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趋向更加复杂态势
中美间的合作、竞争、对抗现象交织并存,怎一个简单的“敌我友关系分类”了得。“9?11”事件曾暂时改变了美国对外战略轨迹,迫使美国将其所认定的主要安全威胁从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转移到了作为非主权国家的“基地”组织身上。然而,面对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的对外战略开始调整,美国逐步将战略拉回到“9?11”之前的轨道之上,重新将中国定位为未来几十年里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为此,美国开始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将美国在全球的大部分战略资产转移到亚太,尤其是要将其一半以上的军事力量汇集到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压力依然主要来自于美国。
(一)中国不同周边地区的利益应有所区别
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近层周边,具体指陆上 14 个邻国和海上 8 个邻国;二是中层周边,包括亚太、印太、中东等地区;三是远层周边,包括北极、南极、欧洲、美洲与非洲等地区。根据距离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成正比的规律来看,越是靠近中国的利益,中国就会更加关注和保护;越是远离中国的利益,中国的兴趣就会减弱一些。但是,中国周边的概念无论指涉哪一个层次,都反映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同心圈国际社会这个客观现实而已,而且,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对外影响力的扩大,我相信中国对在各个层次上利益的兴趣会呈现逐步上升的势头。
(二)中国周边主要大国和集团间合作与博弈共存
中国周边主要大国和集团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对我具有敌视性的国家;二是对我持中立立场的国家集团;三是对我友好的国家。美、日、印是三个对中国怀有明显敌视性的大国。其中,美日是同盟,美印是战略伙伴,而美国则是领导敌视中国集团的核心。未来,美、日、印、澳四国有可能形成主要针对中国的“亚洲版小北约”。一旦“亚洲版小北约”形成,美国在亚洲的中小盟国和伙伴国也有可能纷纷加入。东盟作为最重要的地区集团对中国奉行不偏不倚的“大国平衡”政策。尽管半数东盟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分歧,但东盟始终没有因此而与中国发生正面对抗,而是坚持走一条“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中间路线。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俄关系现在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两国在反对美国霸权、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方面具有重大战略利益。
(三)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开始呈现“多对一”的基本格局
实力对抗驱动亚太地缘政治不断发生新变化。一是域外大国纷纷把战略注意力和海外资源转移到亚太地区。二是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和域内大国呈现集体围堵中国的发展趋势。三是美国因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而逐步提升对域内盟国和伙伴国的依赖度,这将进一步增大亚太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四是中国利用自身所处的地缘政治重心地位和优势,及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将自身的力量通过互联互通方式输出到世界各地,不仅可以打破美西方国家的围堵等战略图谋,而且还可以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世界各个角落,借此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目前,两种地缘政治力量在相互竞争战略的强力驱动下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一方面,外部力量极力“打进来”并极力维持地区热点的存在和热度;另一方面,内部力量则极力“走出去”并努力消除地区热点的存在和热度。这两种地缘政治战略之间的互动正在推动中国周边乃至整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新一轮的重大变化。
三、中国的诉求、机遇与挑战
国家间实力发展不平衡是一条绝对的国际政治规律,而主要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自然会导致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和大国关系发生相应变化。中国不仅是此轮拉动主要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的主要源泉,而且也是要求改变当今不合理国际政治游戏规则的主要国际战略力量。中国作为撬动国际政治主要板块的第一力量,与维护国际政治主要板块现状的传统力量之间,就形成了结构性的矛盾。这就是当下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大环境。
(一)带动世界富强,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不仅是要实现自己国家的强大,而且也要推动周边国家和整个世界走上富裕之路,在这之前中国提出了一些简单明了的要求。首先,中国不断壮大的实力和不断扩大的利益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可;二是美国应当平等对待中国,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将中国视为其战略合作伙伴而不是潜在对手甚至战略敌手,彻底改变与中国互动的零和博弈思维;三是中国在东海、台海和南海的主权利益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正确理解和积极支持,因为这些利益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大国崛起过程中的扩张利益有着性质上的不同;四是国际社会应当积极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共同把世界海陆基础设施建设得更加先进和完善,形成全球性的互联互通网络;五是在现有的国际合作框架下,以“二十国集团”为主体,大力推动全球治理进程,同时努力将“小国参与和大国负责”有机结合起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二)中国所面临的战略机遇空前绝后
特朗普当选总统实属美国罕见政治现象,国内社会分裂明显加剧,盟国体系基础发生动摇,中国应充分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积极作为。中国的国力在持续稳步增长,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央之后与其他大国打交道的机会增多,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而避免大国军事对抗的几率相应增大,而避免大国军事对抗是我和平崛起的关键所在;我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能力空前增强,把控周边热点并防止其失控的能力空前提升;中国政府的自信力空前增强,国际事务议程设置能力空前提高,主动发声和积极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的热情空前高涨。
(三)中国所遭遇的主要挑战空前复杂
首先,国内各种矛盾可能集中爆发对我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破坏性影响,从而延迟甚至阻断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二是美、日、印、澳成立亚洲版“小北约”以共同对付我和平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因素,届时可能会在亚太地区形成与我战略对抗的基本格局;三是东海、台海和南海出现“三海联动”对我核心利益构成的巨大威胁,以及中印边界争端失控对我在南亚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造成的不利影响;四是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对我安全利益和对外战略利益所构成的巨大挑战,甚至对我“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也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准确判断形势,精准制定政策,积极作为
“亚太”和“印太”概念之争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大国战略博弈,即“美印联合对抗中国,而中国极力采取反制措施进行破解”这一战略格局。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中国应该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提出以下几点初步的看法和建议:
(一)从战略高度重视科技发展
科技对地缘政治的驱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其地缘政治功能也更加凸显。尽管地缘政治历来与军事因素紧密相连并受其强力驱动,但科技对地缘政治发展的驱动现在比以往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将地缘政治与军事和经济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为此,我应加大对科技研发和利用的战略投入,为我成为“科技创新国家”和实现“科技兴国”的战略目标夯实基础,为我综合国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而强大的战略支撑。
(二)防止自身战略透支问题的发生
当前,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越是快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越是要格外小心做事,头脑一定要保持冷静,尤其是要做好战略顶层设计,一切都要以自身的实时国情和实时能力为根本依据,坚定不移地奉行“量体裁衣,看菜吃饭”的原则,绝不做任何损害支撑我战略实力本源的事情,也不做任何可能导致我国力出现“战略透支”的事情,同时还要防止外部大国势力利用我“一带一路”建设而从战略上把我拖垮。
(三)可以适度采取战争边缘政策
我们应将双边外交与多边外表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突出军事外交的作用,着实提升我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能力,坚决防止周边热点问题失控而产生对我不利的战略后果,但不可轻言动武并因此而打断我和平崛起的进程,因为中国目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发展经济的结果,而不是通过武力打出来的局面。
(四)继续强化对外战略议程设置能力
大国协调在国际政治中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机制,而核心大国协调对于整体国际关系的稳定举足轻重,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我们应紧紧抓住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议程设置能力明显不足的“机会窗口”,积极主动提出建设性的战略倡议,及早建立中、美、俄“三大国协调机制”并努力使之成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模式。种大国协调机制不仅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也符合三大国的根本利益。为此,我应根据“靠住俄罗斯,拉住美国,牵住欧盟,稳住印度,防住日本”的基本思路,大力推动该机制的建立,借此做实我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
(五)我国要实现海洋强国目标任重道远
我们应当从全球海权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及“亚太”和“印太”两种不同概念背后所反映出的深刻战略矛盾等战略视角来认识东海、南海和台海斗争对我实现“海洋强国”目标的深远意义当前,作为全球公域之一的公海在范围上因沿岸国纷纷设立专属经济区而大为缩小,在此过程中,掌控了“局部制海权”的国家逐步成为地区海权国家,从而导致全球海权与地区海权形成竞争态势,美国的全球海洋霸主地位因而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与此同时,我们建立“世界海洋强国”的努力势必与美国形成结构性矛盾,与另一个追求海洋大国身份的印度也会产生结构性矛盾,而这些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战略博弈无疑还要持续许多年,其结果将进一步推动地缘政治发展更加深刻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东海、台海和南海显然是我们有资格与美印等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基础,如果守不住这个根本的话,那么一切将无从谈起。为此,我应积极营造对我有利的周边海上环境,一定要解决好这三大海洋问题,为下一步成为全球性海权大国打下坚实基础。
(本文根据南京大学南海中心孙建中教授2017年11月在“第八届西南论坛暨第五届国际安全论坛”的发言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伊彤整理而成,经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