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各位代表，各位朋友：
经过两天热烈、紧张、温馨和富有智慧的讨论，第五届新莫干山会议就要胜利闭幕了。昨天晚上有人问我：你第六次上莫干山，会不会产生审美疲劳？我想莫干山是中青年改革开放史上的一座丰碑，虽然山水如故，但就像我们对心爱的人一样，百看不厌，浓妆淡抹总相宜。
今年的莫干山会议不仅有干将莫邪，还有西施徐生，充满了温馨。我们的讨论除了剑拔弩张、延续当年莫干山精神，也有新时代的特色，融合了智慧、和谐和包容的精神，这是我参加今年莫干山会议的一点感受。我和大家一样，两天的会议就要结束，仍怀有依依不舍之情。下面，我谈谈对这次会议主题的个人观点和看法。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幸参加了三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第四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参加了前期的研究和筹备。我职业生涯的时间有二十二年是在国家计委、发展改革委的财政金融司岗位上度过的，深度参与了国家经济金融发展改革的许多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既充满自豪和成功感，也对于一些不足和经验教训存在切肤之痛。
本次会议之所以选择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作为主题，也是为了呼应和配合即将召开的第五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凝聚广大中青年代表的智慧，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为全球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献计献策。这次会议和往届会议相比，很大的一点不同是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分量显著上升。我们六个分论坛中，有三个与国际金融改革创新密切相关或者以此为主题。其他三个分论坛的讨论也不乏国际经验的介绍和借鉴。
在开幕大会上，郑新立主任提到莫干山精神是理论联系实际，研究要从问题导向。昨天下午我接受媒体采访，也说到莫干山会议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研讨会，而是从实际出发，对当前的政策进行审视、批判、辩论、创新，这才是当年的莫干山会议精神，也是我们五届新莫干山会议的主要特点。与前四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相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新一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主要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我在会前和会中一直在思考的。我们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金融政策的研究人员，应该关注什么？现在市场上关注的热点很多，包括人民币汇率稳定、金融监管改革、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普惠金融、"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等等。但是归结起来，我认为本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主题还是应该承续第四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即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同时增加研讨确定中国推动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方针。
2012年初的第四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持续性影响的背景下召开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金融脱实，所以会议提出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要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服务。我想第五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是应该聚焦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主题，围绕此研究怎么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深化金融创新，怎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已持续八年多时间，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没有散去，影响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黑天鹅事件还不断发生。基于这个考虑，十三五时期，以及在本次金融工作会议中，我们建议关注研讨的焦点，还应该包括中国如何深入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发展。因此，我想围绕这两个问题，即"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和"如何参与推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谈几点看法，也是对下一步金融改革发展研究重点和优先顺序的个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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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融政策要大力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应该作为十三五乃至今后更长一个时期金融工作的重点。
昨天我在供给侧改革金融分论坛讨论时跟一些中青年学者互动，提出当前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如何支持"三去一降一补"？这些方面我们要出理论联系实际出实招。例如金融监管政策是否也应该考虑"逆周期"调节？到会有的银行家认为金融监管应该是中性的。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即在一次公开的研讨会上较早提出货币政策应该有逆周期化调节的观点，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了。对于金融监管，我认为也需要有逆周期的思维。当前学界正在热烈争议对产业政策的看法，昨天记者采访我也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两派在理论上都有渊源、实践中也有依据。但我更主张从具体实践去分析总结我国产业政策成败的经验教训，空洞争论有为政府还是无为政府意义不大，更应该讨论的是如何才是负责任的政府。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企业都是市场内在的参与者，具有不同的责任和追求。一个较为完善的国家治理，政府还是应该出手的时候就要出手，不该出手的时候不要乱伸手。
在当前全球和国内经济形势低迷的背景下，大量结构调整和债务重组任务离不开政府干预，金融监管指标也应该具有弹性和提高容忍度，为实体经济企稳反弹提供有力支持。而在经济繁荣的时期，金融监管应当采取更加审慎严格的政策。又如，昨天分论坛讨论我还提出一个观点：当前我们是否需要通过宏观上的加杠杆，才能帮助微观层面的去杠杆、去库存和去产能？换言之，即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才能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已明确提出需要适当地提高赤字率，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政策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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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研究创新和强化金融的分配功能，支持调节收入分配和区域均衡发展。
几次国际经济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收入分配的失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有深刻阐述和预见。但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经八年多时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仍然没有实质改变，贫富差距在国家之间和国内各阶层之间仍在恶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短板，我想也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各种不均衡的发生，包括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
现在我们大力提倡扶贫攻坚、精准扶贫，十三五要完成全面小康和脱贫攻坚的任务。近几年我去过西部地区不少地县，许多当地政府都已经把在十三五期间消除贫困人口当作主要目标也是最大的压力，一个月前我们到南疆调研对这点感受更深。南疆地区维稳任务最重的根源还是出在收入分配上，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口占比97%，但是我们维吾尔族兄弟有1/3无法就业。他们由于语言、文化和宗教问题，也无法到中东部去打工。如何通过改善当地的金融环境，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如何尽快切实改善他们的生活问题，提高他们的福利？我们的金融政策有没有关注，在座的金融专家和学者有多少人关注和研究过这些问题？这次会议我们专门设立普惠金融的分论坛，讨论得很好。
当年上莫干山的中青年骨干很多首先是从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起步的，充满人文情怀和报国责任，当代中青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深入到贫困地区和落后地区去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主要从教科书原理出发去解释或争论我们采取的政策。最近有学者激烈反对证监会出台支持贫困地区企业上市的政策，公道地说这个发明权并不是刘士余主席。我觉得恰好中国太缺乏这样的金融政策，金融支持扶贫的政策案例早就有。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我在担任灾后重建规划办公室筹资组组长时，就领导制定过许多支持灾后重建的金融政策，包括允许灾区的企业走绿色通道优先上市。我建议当前国家在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开放上应该更有作为，如鼓励民间资本在西部地市级设立中小金融机构和民营银行，优先放开外资银行在西部地区设立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等等，设立西部开发银行支持PPP项目和扶贫攻坚。中国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消灭贫困人口，已经创造了很多经验，贡献了很多智慧和力量，但是我想，我们还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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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金融改革和创新要大力支持产业结构升级与企业创新。
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应该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需要不同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比如当前大力提倡的绿色金融也是贯彻产业政策。我在发改委财金司工作的时候，和银监会、人民银行一起制定了很多产业信贷政策。对产业政策的争论更多应该关注总结过去哪些产业政策是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哪些是成功的，当前和今后应该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支持产业结构的升级？关于支持企业创新，我也曾长期主持关于支持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政策，2005年出台了十部委联合颁布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最近国务院又制定发布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当前是对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最多政策利好的时期。
但是，当前也要警惕另一种倾向，即过多金融资金涌入风险投资、创业投资领域，造成高科技泡沫或虚假创新。昨天微信上的两篇文章引发我深思。一个是风险投资家写的，他很极端地批评一些地方政府目前盲目支持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的政策，批评鼓励全民创业创新。还有一篇文章也引起了我的关注，说深圳市现在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达4.6万家，注册资本超过2.7万亿，是我国风险投资最活跃的地区。最近深圳市政府设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政府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达1000亿。过去我们领导全国产业基金试点和创业投资搞了十年，我离开财金司的时候全国也才几百亿元，现在一个基金就一千多亿元。去年武汉成立了一个长江产业基金，号称几千亿元的规模。金融怎么支持实体经济，怎么支持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创新，又怎么防范风险，我们最好还是具体分析解剖这些案例来研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才能提高我们莫干山会议讨论的含金量，才能使我们莫干山会议更有对政策和实践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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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加强海外金融布局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
这几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包括成立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我这几年从事国际合作工作，深深体会到我们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仍然是较大短板。我们的金融业在海外的布点、人力资源和市场开拓，大大落后于许多实体企业，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投资第二大国、全球进出口贸易第一大国等国际地位很不相称。
今年上半年我们民间投资增长迅速。2015年，我国对外投资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其中，民间资本占比高达65.3%。我们海外投资也从过去走出去以拿资源、能源为主，到现在转向以信息产业和制造业为主。所以我们很需要研究，金融如何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而不应该满足于我们的银行在全球前十大金融机构或500强中排名多少。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于海外，国内一些成功的实体企业也已经如此。但是我们金融机构有多少利润来自海外？显然，我们金融业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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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应该推进深度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
巴塞尔协议II、巴塞尔协议III没有关于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内容，因为它们主要都是从发达国家的现实和经验出发制定的。我们的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在制定政策时，可能更多是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一定与我们现阶段的发展相匹配。事实上，金融监管在世界上也没有统一模式，也需要适应具体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我们中青年学者、金融专家在这些方面应该立足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并且在参与国际货币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中发出更多中国的声音。本次会议的论文集有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要研究如何转化为可具体操作的政策建议，还需要进一步下工夫。
综上所述，我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将推出的金融改革是否成功，金融创新是否有效，主要参考两个指标：一是中国经济能否在十三五期间保持6.5%左右的增长速度，当然这种增长不是过去那种粗放式增长，而是与现在提出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即"创新、协调、包容、开放、共享"相适应的增长速度。二是能否保持人民币在均衡汇率基础上的稳定，人民币国际化应该继续稳步推进，在未来一个时期应该保持人民币成为国际次强货币。中国实体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也将促进人民币的稳定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
最后，我为大家朗读一位与会青年代表发在会议微信群的诗作为结语献给大家：
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莫干山，
是沧桑年老的。
有平静流淌的泉溪的莫干山，
沉稳有如中年。
有清脆茂密的竹海的莫干山，
是朝气年轻的。
在这座思想激荡的山上，
处处都是清凉世界。
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
可以一起创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