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克劳德·默纳德 著 吴万伟 译
从辩证唯物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任何宣称拥有真理的政治都是虚幻和危险的。但是，这意味着民主不过是不求助于事实的意见统治吗？排斥绝对的相对主义意味着放弃后现代主义对真理和权力的批判吗？
随着后真理概念的出现，我们很多视为想当然的东西突然成了可辩论的内容---如在当今时代之前，我们的政治领域是民主且在本质上开明的，我们的媒体没有意识形态偏见。果真如此，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怎么回事？或者2005年有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 Maastricht Treaty）的全民公决中明显地将选择投票“不”视为犯罪，法国媒体上谈论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选择？因此，我们应该反思后真理概念的可靠性，更加仔细地查看它辨认出的现象的所谓新颖性。
但是，辩论首先需要被放在和政治哲学的经典问题相关之处：“事实真理与政治意见”的位置，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其“真理与政治”中讨论过的名言。1甚至在当时，阿伦特就要求读者注意‘事实真理与政治的冲突，那是我们今天在更大规模上看到的东西。’
一、真理与民主
阿伦特的笼统辩论如下：真理不是政治领域的唯一价值，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民主的真正基础是意见而不是真理。然而，在民主国家，意见形成方式必须包含对事实真理的某种尊重。
如果我们遵循阿伦特的话，真理不能被理解为与民主有着简单的和内在的关系，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类的多样性和观点的多元性是政治和民主的根本维度，所以观点的多样性必须得到尊重：阿伦特引用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话写到，“所有政府都建立在意见之上”。
第二，政治领域是行动领域、实践领域和决策制订领域。在现实政治中，有很多决定是不能仅凭理性证据做出的。政治决策制订过程的非理性的很好例子出现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期间，社会党候选人伯努瓦·阿蒙（Benoît Hamon）提出为所有法国公民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纲。包括社会党内部人在内的有些人认为，该建议完全是不现实的乌托邦梦想。有人认为，它接受了大规模失业或者引入了一种新形式的不平等，令南部的工作者补贴北部的闲人。但是，其他人欢迎这个建议，认为在技术变革已经引起工作场所动荡的时代（阿蒙也建议对机器人收税），这是我们与工作关系的一场革命。值得回顾的是甚至在18世纪末期，像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这样的大思想家也将全民基本收入视为补偿方法和鼓励穷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他称为“公民分红”，以此作为因引入私有财产而对某些人产生的不公平的补偿，要保证他们没有维持基本生活保障的后顾之忧。2显然，没有人能够毫不怀疑地证明全民基本收入的效果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我们必须进行辩论，必须解释工作为何是核心价值观---或者不是，并定义到底什么算工作---而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某种社会概念。
而且，在政治中，没有人能宣称能预测任何特定改革的所有附属性影响或者未来对它的反应。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牵涉到的价值观也太多，因而究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从来没有绝对的确定性，而只能有概率概念（即汉斯·布卢门贝格（Hans Blumenberg）所说的“非充足理性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宣称实施真理的政治学观点或政治科学观点是虚幻和危险的原因。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残余，此类幻觉仍时不时地盛行。从本质上说，这种幻觉是反民主的。任何将自己视为基于真理的政治，一旦掌了权就会免除自己的支持者为其观点辩护的责任。
我们或许将此称为“知识官僚制”诱惑，这是技术官僚诱惑的现代版本---即政府管理应该交给专家和专门人士的观点。在新自由主义被呈现为唯一理性道路之后，经济学取代了政治学：“没有替代选择”的教义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什么样的未来最好，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
但是，这意味着民主只是意见统治，特别是那种感受不到有必要关心事实的观点吗？在她有关苏格拉底的文章中，阿伦特回顾了希腊词语“意见”（doxa）与公共空间（phainesthai在公众面前露面）有关，从那里再转向民主辩论支撑的“冲突”（agôn）。3但是，这种人人（甚至最不聪明的人）都能为之做贡献的辩论文化是否意味着所有观点都平等可靠，事实在政治辩论中无关紧要吗？希腊民主诞生于科学理性主义的同一时期，或者某种经验性或理性“探索”取代古老的权威（阿伦特很少提及的）并非偶然的巧合。还可以说现代共和国为科学开辟了道路，使得建立在经验和控制下的程序尤其是在中学和大学的科学成为真理的管辖范围。这一点必须得到强调，因为很清楚的是，虽然真理未必是政治的唯一价值，但将真理与政治彻底区分开来最终令民主陷入相对主义状态，使其暴露在柏拉图特别恐惧的野心家面前。这里，一切都得到允许，政客能够随心所欲地撒谎，只要能说服他人就行，真理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二、真理与意见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思考我们所说的“意见”及其与真理的关系。若说数学真理或者更笼统的科学真理“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似乎有些荒谬可笑。想象一下说“在我看来4 + 4 = 8”会是什么情况。阿伦特所说的“事实真理”同样如此，即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如事实涉及到遥远的过去。比如，我不能说“在我看来，英国选民的大多数投票支持继续留在欧盟；”那是明显地与事实不符。因此，听到政治人物沉溺于这种话语却似乎并不令很多人感到担忧，的确令人吃惊。“知识官僚诱惑”的反面是“后真理”诱惑或“后事实”诱惑。唐纳德·特朗普上台是该趋势的最新展现：在宣誓就职仪式后，照片显示出席典礼的人数要比奥巴马就职时的人数少很多。第二天，特朗普说到“假新闻”，宣称他在演说时“看见”听众有一百五十万人。这里我们拥有了“我觉得”（the dokei moi），那应该是比文件或照片显示的人数更多的一种主观感受。
阿伦特支持“事实指导意见”的观点，也就是说，在民主社会，意见必须“尊重事实真理”。这对于普通的话题能辩论和国家能确立其权力边界都必不可少。公共权威能够通过宣传、公共媒体和学校课程等来推动宣传特定的现实概念，但它不能按照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改变事实真理。这显然并不适用于极权主义政权，在过去甚至于到了否认某些历史人物存在的地步，通过毁掉照片等证据来构建“另类事实”。
在一定程度上，阿伦特绕过了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区分：她提到了苏联的历史书籍，其中托洛茨基被清除出去（字面意思上的清除），也提到谁应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的辩论。但是，她保留了两种宣传和两种政权的差别。她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辩论的讨论---政治的、法律的（关于赔款问题）和历史的根源时得出结论：
有故事说，在20年代，法国总理克莱蒙梭（Clémenceau）在死亡之前不久，不知不觉地与魏玛共和国的代表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问题进行了友好交谈。有人问克莱蒙梭“在你看来，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对这个麻烦和有争议的议题提出什么观点呢？”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知道的是他们不会说比利时入侵了德国。”这里，我们关心的是最基本的事实，其不容篡改是连最极端、最高深的历史主义信徒也都理所当然地接受的东西。4
因此，阿伦特辨认出数据不能被否认，甚至不能被质疑历史“事实”可能性的建构主义历史学家所否认。不过，在阿伦特看来，甚至这条红线也可能被跨越，不仅出现在极权主义宣传的教育实践中，而且可能也出现在战争背景之下，民主国家也出现种种形式的临时性专制。
真实的是，要从记录中消除1914年8月4日夜德军突破比利时边界的事实需要的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异想天开；它还需要权力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垄断。但是，这样的权力垄断远非不可思议的，如果权力眼中的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在这些问题上有最后的发言权，想象事实真理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并不算困难。5
三、两种“后真理”
因此，我们能辨认出两种类型的“后真理”。一方面，有一种特朗普的态度，那里，人们渴望相信的东西比能够被证明的东西更重要。这与其说是公然撒谎，倒不如说是拒绝承认貌似真理或证据的可信程度。更加知情的、或有更好事实支持的意见并不比没有证据或者论证支持的意见获得更多的信任。这里起作用的是人们蔑视验证和论证，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因为验证和论证可能依据意见包含的真理的程度或者依据它与事实相符的程度来确定意见的级别。
“不在乎事实的后真理”应该与故意制造虚假信息的第二种态度区分开来。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在英国脱欧全民公决运动中，英国独立党（UKIP）炮制的数字---3.5亿英镑（GBP），它宣称这是英国每个星期要给欧盟支付的资金。这个数字后来被证明完全不准确，但是它被粘贴在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和公交车上，对选民产生了强大影响。第二个例子更加令人印象深刻：2017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了卡梅伦·哈里斯（Cameron Harris）的故事。在美国总统大选时，一位研究生创办了一个网站，他在网站上宣称在俄亥俄州的仓库中发现了数万张伪造的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选票。6这个骗局很快就被戳破了，但谎言仍然被广泛传播，该网站也很快成为因特网上两万个人气最旺的网站之一，在几个月内为哈里斯赚取了10万美元。
对自由民主来说，这些公然违背事实的情况至少在其纯粹的规模和“病毒性”本质上是新鲜事，现在清楚的是，社交媒体和因特网发挥了作用。“后真理时代”的概念首先是拉尔夫·凯伊斯（Ralph Keyes）在2004年使用的，用以描述一种笼统的趋势，不是在政治领域而是描绘我们与社交媒体信息的新关系。7 我们不再等待用事实指导我们的意见，我们在核实之前就分享喜欢的“新闻”，我们可能谈论“事实分享”而非“事实核查。”
但是，不同的解释也有可能。最近几十年，我们已经看到了技术专家拒绝民主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政策被呈现为客观的必要性。不幸的是，这包括了欧盟在为其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辩护时所使用的论证。在整个欧元危机中，对欧盟技术专家新自由主义的任何一种反对意见都被谴责为非理性、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或不负责任等等，尤其是严肃的主流媒体都这样攻击。作为回应，新民粹主义运动声称，传统媒体说的一切都是自由派既得利益者的产物，都是肆无忌惮地炮制欺骗性信息和虚假统计数据来支持其意见。危险在于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忘记有意义的公共辩论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意见必须尊重事实真理。
但是，不仅仅是一种反智主义民粹主义形式成功地挑战了“事实真理”观点，不仅是这样的真理观，而且是成功地将自己呈现为当今批判性思想最前沿的复杂的思想倾向和哲学倾向。随着后现代主义和“法国理论”的崛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争吵不断的争议在“后真理政治”背景下开始复兴。该主张是试图消灭独立于话语和表达背景的任何真理观念的“超级-批判”反思形式，最终让知识分子在充当俄罗斯利益工具的民粹主义右派的意识形态操控面前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如果我们认同尼采的名言“没有事实，只有解释”；如果遵循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论述，我们认为真理和虚假的边界不过是很多排除体系的其中之一；如果遵循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我们抛弃本体论上稳定不变的指代概念，而更喜欢能指之间无限的“延异”（différance），我们怎么能反对“后真理”？
考虑到福柯的信念或者雅各·德里达与传统的高度复杂关系，这些问题或许显得荒谬，不可能与像特朗普这种人的标志性特征如赤裸裸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攻击性的“美国优先”排外思想和性别歧视等有更少共同之处。美国实用主义者同样可以这样说，其支持者也有进步知识分子，但他们的真理概念是不同族群实际共识的结果---或者无论什么，只要起作用就行---已经遭遇类似的批评（特朗普主义不过是庸俗的实用主义形式。8）
如果这些趋势的确拥有共同点，那么，它不是任何共享的“价值观”而是在抛弃真理观点作为话语与现实之间的校准时所隐含的意义。所以有论证说，要抗衡特朗普就有必要承认相对主义立场站不住脚，要坚定地捍卫独立于权力和语言的真理。
对此问题，存在两种反应。第一种是试图显示被指控绝对的相对主义和拒绝真理和虚假之间区分的思想家从来没有宣称任何此类内容。就福柯而言，质疑解决真理和虚假的价值的归属问题如何能系统地将某些种类的命题排除在外并不意味着拒绝这种区分本身。同样，将德里达的论证简化为“文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的口号支持了解构拒绝了证实和证伪的可能性，这个说法也很容被驳斥，只要简单地看看德里达话语在实际上是如何操作的即可。与此同时，实用主义是试图用行动和社会互动来重新定义真理，而非摧毁真理观点本身等等。
在政治层次上，这些哲学家显然并不是在呼吁减少批评分析和减少考察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而是呼吁有更多此类内容。他们恰恰是将焦点不仅集中“民粹主义者”或者极端右派身上而且集中在科学学科或者宣称具有科学性的学科的威力的影响上而做到了这一点。比如，福柯在1978-9年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就试图显示，新古典经济学如何成为知识和权力矩阵的产物，充当了新自由主义政府管理的意识形态。9 换句话说，这里我们来到了第二种回应---人们不能简单地用回避任何“真理游戏”分析的“纯粹”真理来回应“后真理”，这些真理游戏使得经济学话语变成可简化为‘虚假性’‘意识形态’生产的支配工具。
因此，当今批判性思考需要在若干前线和若干领域来操作。科学理性将自动抗衡偏见和扭曲的假设阻碍了我们考察某些理性主义形式是被如何用来作为权力工具的。每当“民众”敢于起来反抗市场秩序、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劳工的弹性化，他们就会被贬低为“非理性的激情”。在挑战“知识官僚诱惑”时，在并不合适的“后现代主义”大帽子下形成的种种立场或许有些作用。但是，它们并不适用于对抗民粹主义话语，这些话语对科学学科或者任何种类的知识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更喜欢利用民众的怨愤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置于“精英”的对立面---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思想精英---同时将当今资本主义做了新的扭转，胡扯美国优先以及法国人的法国等等。这种思考打着反智主义的幌子，将学术严谨无情抛弃当作其骄傲的勋章，它们聪明地利用了完全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操作的领域。
这就是为什么阿伦特肯定是更好的参照系，她本来属于产生了解构主义的现象学传统，却进一步追求其政治思想。在企图改造和拒绝历史事实却同时宣称具有科学性的政权面前，阿伦特认识到宣称垄断真理和彻底放弃真理概念同样危险重重。
注释：
1. Hannah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 in idem,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Harmondsworth 1980 (1954).
2. Thomas Paine, Agrarian Justice, 1795.
3. Hannah Arendt, ‘Socrates’, in idem, The Promise of Politics, New York, 2005, 5–39.
4. Hannah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 239.
5. Ibid.
6. Scott Shane, ‘From Headline to Photograph, a Fake News Masterpiece’, New York Times 18 Jan. 2017, onlin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7/01/18/us/fake-news-hillary-clinton-cameron-harris.html?mcubz=3
7. Ralph Keyes, The Post-Truth Era: Dishonesty and Deception in Contemporary Life, New York 2004.
8. Pascal Engel, ‘Trump ne demande pas qu’on croie ce qu’il dit, mais qu’on croie en lui’ (Trump does not ask people to believe what he is saying, but simply to believe in him’), Le Monde, 17 Novembre 2016. 该文引起若干批评性的回应，包括Sandra Laugier, ‘Trump abaisse le débat jusqu’en France’ (‘Trump lowers the tone of debate as far as France’), Libération, 24 November 2016, and Patrick Savidan, ‘Pragmatisme et post-vérité : une reductio ad Trumpum (Pragmatism and post-truth: a reduction ad Trumpum’), raison-publique.fr, 30 November 2016, online at: http://www.raison-publique.fr/article838.html.
9.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trans. Graham Burchell, London 2008.
译自：Between post-truth and epistemocracy: Positioning a democratic politics by Jean-Claude Monod
http://www.eurozine.com/between-post-truth-and-epistemocracy-positioning-a-democratic-politics/
本文最初以法文发表在《思想》（Esprit 10/2017）上，后由索尔利普兹（Saul Lipetz）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欧洲杂志》（Eurozine 09-27/2017）上，本译稿译自英文版。
作者简介：
让-克劳德·默纳德（Jean-Claude Monod），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高级研究员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副教授。最新著作有Penser l’ennemi, affronter l’exception. 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ctualité de Carl Schmitt (La Découverte, 2006, new edition paperback, 2016), Qu’est-ce qu’un chef en démocratie? Politiques du charisme (Seuil, 2012, new edition “Points”, 2017), Ecrire – à l’heure du tout-message (Flammarion,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