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
2016年是西方政治领域掀起惊涛骇浪的一年：英国以全民公决方式脱欧成功，德国默克尔的移民政策受到国内各方的挑战，法国右翼族群获得国内广泛的支持，以及特朗普挑战精英竞选成功，等等。这些政治事件之所以吸引人们的注意，是民粹主义的不断涌动和得手。尤其是在大多数政治精英们都认为希拉里将获胜，并且多数预测数据都报告希拉里将获胜的情形下，让整个世界错愕的是挑战精英政治和“政治正确”的特朗普当选。而“后真相（post-truth）”就是对这样一些西方政治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与真相不符的人们信念的一种描述。这一概念已在网上蹿红，被西方学界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
吴晓明教授在《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问题与对策”圆桌会议中撰写了《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一文，他认为：“无论是所谓的‘民粹主义’还是所谓的‘后真相’，都是现代性发展到特定阶段上的产物，是无限制的主观性，即‘坏的主观性’——它潜在地包含在作为主体性哲学的现代形而上学中——之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吴晓明的讨论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因此不可能指明这样一种“坏的主观性”是如何表现的。对于后真相时代与民粹主义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形而上的反思，也需要形而下的阐释。在平民公共领域所表现的民粹主义的“坏的主观性”，不是个体的主观性，而是群体的坏的主观性。这种坏的主观性可以一个概念概括：怨恨。对统治集团精英的失望，从而导致对制度的怀疑，而所爆发出来的情绪就是怨恨。暴力政治是怨恨的集中体现。特朗普以违反政治常识和政治正确的言论而得到底层民众的拥护，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暴力政治。当然，这只是言语施暴；而民粹主义怨恨的爆发，就并非仅仅是言语施暴了。
新的政治生态：后真相与民粹主义的合一
回顾2016年的西方两个重要的政治事件，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我们会发现，所谓“后真相”是与民粹主义兴起内在关联的。英国脱欧公投获得民众的支持，在于民众这一忧虑：即对边界开放而导致移民涌入，从而有可能使得英国普通公民丢失饭碗的忧虑，同时也是由于欧盟的叙利亚难民分摊政策带来的难民涌入的恐慌。正如有学者说：“精英权力与大众权利之间的政治博弈不啻引发了英国的民主合法性的危机,而且还导致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民主制度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而特朗普竞选所打的就是民粹主义的牌。他在竞选中说要把几百万非法移民遣送出境；要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筑一道“长城”，以阻止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入境；他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他在竞选时所承诺的，要让美国中部的煤矿工人重新获得工作岗位；他不顾“政治正确”，而要把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阿拉伯地区的入境人员严加限制……这些都是为了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
后真相与民粹主义的合一，是当代互联网背景条件下政治生态改变的一个重要现象。“民粹主义”这一概念在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后开始流行，特别是英国脱欧公投后更为引人注目。民粹主义基本精神是以维护平民利益为由而反对权威或精英，认为平民为精英所压抑，因而认为应当采取任何手段来改变这种状况。“后真相”这一概念蹿红的前提是互联网时代交往条件的成熟。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条件，也改变了当代世界的政治生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传统信息的来源是中心性的，在传统传媒时代中所确立起来的报纸、电台、电视的信息垄断已经被打破，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是一个信息源，互联网将自媒体所发布的信息传播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因此，全球信息平面化、民主化带来了对于事件发生、发布以及对于事件真相认识的方式、方法的重大转变，虽然权威媒体的作用仍然存在，但网络媒体的作用正在凸显。一方面，报纸、电台、电视等代表着传统的精英所控制的媒体而形成了一个精英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底层民众都可以在全球性的信息平台上表明自己的存在，同时利用这一平台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意味着一个平民性的公共领域已然形成。这一平民公共领域并非只是一个发声的平台，而且是一个交往的平台。各种不同政治倾向或兴趣爱好的人超越地域的界限，组成某种网络共同体进行交流与互动。应当看到，这意味着公共领域里的重大结构转型。传统媒体由于历史的原故，往往更多地代表着国家或政治精英，普通大众虽然有着平等参与权，但实际上普通大众多数被排除在文化和政治精英控制的媒体之外。哈贝马斯说：“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褫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
网络平民公共领域的形成，改变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这一改变不仅是结构的改变，同时也必然反映在价值诉求上。但是，当大量的价值诉求已经展现在平民网络共同体中时，精英型的传统媒体则视而不见。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网络上就爆出美国华人组织对特朗普的支持。换言之，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平民公共领域与精英公共领域在价值诉求上的断裂。然而，当特朗普在底层选民的支持下当选之后，西方主流媒体认为它们迷失了真相，但实际上是对涌动的民粹主义视而不见，同时也忽略了平民公共领域的声音。正如吴晓明所发问的：“关于‘后真相’的议题，看来是与公共舆论的境况所发生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而这种转折又特别是与媒体手段的变革（即‘新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等）相表里的。在这样的转折过程中，公共舆论的性质和取向究竟在发生怎样的转变，并且在怎样的程度上使我们处于所谓‘后真相’的境域中？”
平民公共领域与精英公共领域的价值断裂
平民公共领域与精英公共领域在价值诉求上的断裂，反映的是当代西方政治社会内部的矛盾。但我们不可夸大这两者之间的价值裂痕。应当看到，在宪法共识的前提下，不同利益诉求的党派至少可以通过合法化的途径达成妥协或现实性的共识。正如任剑涛所说：“假如想确定民粹主义政治的危害，只需要判断它是否走到了挑战立宪民主政体的地步即可。只要立宪民主政体的根基未被动摇，民粹主义就不过是在发挥纠偏精英主义政治的作用而已；如果民粹主义超出了政治动员目标，发挥出颠覆立宪民主政体的作用，那就必须断然加以制止。”并且，西方公共领域文化从来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罗尔斯曾在理性多元的意义上谈论西方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在罗尔斯看来，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并非是西方民主社会的坏事，而是幸事。罗尔斯认为，政治文化的多元性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在罗尔斯看来，这是自由制度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所产生的结果。并且，对于理性多元的政治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不可能以国家手段来进行压制，“如果我们把政治社会当作以认肯同一种全面性学说而达到统一的共同体，那么，对于政治共同体来说，压迫性的使用国家权力就是必需的。”而这恰恰是中世纪基督教教庭对待宗教异端的做法，也是现代专制国家对待思想异端的做法。
那么，在现代民主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多元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呢？罗尔斯的方法是找出理性多元文化之间的共同点或共同处，从而达到重叠共识。不过，罗尔斯强调这个重叠共识是在对宪法根本原则共同认可的前提下。换言之，对宪法的忠诚是超党派、超宗教派别的，“一个持久而安全的民主政体……必须至少得到该社会在政治上持积极态度的公民的实质性多数的自愿支持。”特朗普凭借民粹主义策略和民粹主义的反抗而上台，虽然在选举结果后，美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时人们认为美国的政治生态已经被撕裂，但是，人们的情绪很快平息下来。美国的政治社会并没有因此而撕裂，其根本原因，并非是找到了类似于罗尔斯所说的冲突对立双方的重叠共识之处，而是服从于宪法的决策程序。换言之，民主政体的根本原则得到多数美国公民的自愿支持，是对宪法根本原则的忠诚维护了政体的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国内不同利益文化的冲突不存在，也并不意味着在特朗普上台后对于国内的利益关系没有进行调整。我们恰恰看到是一系列民粹主义的利益或价值诉求在特朗普的政策中得到体现，但他是在民主政体的框架内进行的。
应当看到，将民粹主义或平民公共领域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冲突限定在民主政体秩序的轨道内发泄与平息，是现代西方民主政体的成就。这是因为，平民公共领域或民粹主义文化与统治阶级的精英主流文化的冲突，是近现代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所在。平民公共领域并非在当代才出现，它与西方现代社会同步出现。哈贝马斯指出，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运动就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平民公共领域，但他在写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时忽略了它的重要性，他指出：“有关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党阶段和宪章运动，我用‘平民’公共领域加以概括，我认为，这一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历史进程中被压制的一个变种，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汤普森的筚路蓝缕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之后，大量研究论著接踵而至，论及法国和英国的雅各宾党人、欧文和早期社会党人的活动，宪章党人，以及19世纪早期法国的左翼民粹主义。”
大量研究和文献表明平民公共领域在近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性。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党人运动，就是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民粹主义的或平民公共领域的运动。雅各宾党人代表着当时法国与国王和贵族对抗的平民的价值诉求和制度诉求，并由此掀起了改变法国命运和影响世界的滔天巨浪。哈贝马斯指出，传统形式的公共领域是把民众排除在外的。那么，什么是传统形式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所指的是由国王、贵族、教会显贵等统治阶级所组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没有提及古希腊雅典的全民参与的公共领域。雅典民主是一种全体公民参与的民主政体，在这个政体中，所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平等，并且其政治参与权都可以通过公民大会、法庭等活动来实现。而其公共领域，不仅表现在公共集会和市场上，而且表现在公民大会上，精英与平民两者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并没有实质性的分野。
近现代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从中世纪的由统治阶级代表，即国王、教会显贵、贵族所构成的公共领域转换而来。然而，近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公共领域仍然体现了这样一种政治精英统治的特征。平民公共领域的崛起就是以对占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的反抗为特征的。因此，平民公共领域生来就与占统治地位的公共领域具有对抗和冲突性。哈贝马斯说：“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这一惯常看法揭示出，排除机制在进行分野和压制的同时，也唤起了无法抵销的对抗力量。”
在近代史上，法国大革命是平民公共领域文化或民粹主义对抗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典型，法国大革命之后人类社会无数次的运动与革命，都内在包含着平民公共领域的兴起或民粹主义的活动。而且现代史上的德国法西斯的崛起，也是利用平民公共领域或民粹主义。2010年在阿拉伯地区兴起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同样是平民公共领域和民粹主义的行径。中国建国后的“十年动乱”，也可以看作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民粹主义泛滥。正如任剑涛所注意到的，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运动可能狂飙突进，导致社会秩序毁灭性的颠覆。因此，民粹主义或平民公共领域文化并非是像罗尔斯所想象的那样温顺。
从古希腊民主社会公共领域结构的一体化到近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结构的分裂，在这里的秘密是隐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哈贝马斯以博费弗尔德的话说明了这点：“随着国家和社会之间对应关系的形成，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到了国家决策权及其实施过程中。国家创造和维系新的普遍法律制度，从而赋予个人和社会以资产阶级自由，但是，个人和社会并没有得到政治自由，也就是说，个人和社会没有分享到集中在国家手中的政治决策权；也不可能在机制上对国家的决策权发挥积极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统治组织的国家是以自身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在社会学意义上，国家的支柱是国王、官吏和军队，有时也可加上贵族，在组织和机制上，国家与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相‘分离’。” 哈贝马斯指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仅可从19世纪德意志各邦的特殊发展过程得到反映，而且在英国的近代发展过程中也可辨别出来。尔后的西方国家，则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开始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
然而，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当代社会，这种相对分离性仍然存在。在哈贝马斯看来，一体化进程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话语的交往过程，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只有当意愿形成过程（此过程最终导向决策，并以团体组织形式出现）对围绕它的政治交往的自由的价值、观点、贡献和辩论是开放的，它才能实现共同寻求真理的目标”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得胜和主流精英话语的失真，表明平民公共领域与精英公共领域的分离仍然存在，并且即使是在当代民主政体框架内，仍然有着深刻的矛盾与冲突。这一冲突的实质是底层民众利益与精英集团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只要底层民众利益受到损害，平民公共领域的波澜总会掀起。
后真相时代：理性与非理性的相互交织
平民公共领域是民粹主义精神展现的平台，这一平台在现代互联网的条件下得到提升。自媒体与各色各样的互联网共同体，展现了平民的各色各样的价值与政治诉求。传统或历史上的平民公共领域，或许是在街头巷尾，在公共集会上，而在互联网时代，则是网上的信息交流与网下的组织行动的结合。而互联网的动员组织力量又远比传统的街头巷尾，在公共集会上演说更为广泛。自从雅各宾党人以来，平民公共领域就有着它本身的特性。民粹主义在平民公共领域里所展现的，并非是某一个人的活动，而是群众性的运动。吴晓明教授认为民粹主义和“后真相”，都是“坏的主观性”之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但这种形而上学表述难以指明这样一种“坏的主观性”是如何表现的。可以说，在平民公共领域所表现的民粹主义的“坏的主观性”，恰恰不是个体的“坏的主观性”，而是群体的“坏的主观性”。
古斯塔夫·勒庞在法国大革命近100年之后，从大众心理学的视域对法国大革命现象以及类似的群体行动现象进行研究。我们知道，攻占巴士底狱是第三等级发动的法国大革命暴动成功的标志，或称之为法国大革命的开端。巴士底狱被称为法国专制王权的象征，据说里面关押了几百名政治犯。然而，当民众攻占巴士底狱，却没有如愿以偿地找到政治犯，也没有发现传说中残暴贪婪的看守者。发现里面除了监狱长之外，只关押了7名犯人，这7人中，4人是假证件贩子，两个精神病患者，还有一个性变态者。勒庞写道：“监狱长的职责，就是以保姆的身份，照料这些病人。当暴乱者冲进来的时候，监狱长正在替一个精神病患者擦口水，他转过身示意这些暴动者不要大声喧哗，以免刺激到病人让他们发病。”然而，暴动民众不仅没有停止喧哗，而且殴打监狱长。监狱长在受到殴打时，因控制不住身体，倒在了一位厨子的身上。于是有人提议将这个“试图反抗”的监狱长吊死，或是砍下他的头。最后有人建议让那个厨子割断监狱长的喉咙。那个厨子之所以随着暴动人群来到巴士底狱，只不过是为了来看热闹，而不是来杀人。然而，既然大家都这么建议，他也就认为这也许是一种爱国行动，从而充当了杀手。法国大革命的宗旨是反专制、反王权，追求自由平等，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而这个事件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仅杀死了一名监狱长，而在于革命党人认为那是专制王权的象征。它所以成为专制王权的象征，是他们认为巴士底狱关押着几百名政治犯，但真相只是在攻占后才知道。
莫斯科维奇说：“人类这种东西不能承受太多的真相。群体所能承受的就更少。一旦人们被聚集在一起，并融为一个群体，他们就失去了各自的鉴别力……他们理解的唯一语言是那种绕过理性，直接向灵魂讲述的语言，这种语言所描述的现实比实际的情况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在莫斯科维奇看来，人们在民粹主义的运动中，不仅失去了鉴别力，而且失去了理性。激发起民众的是对旧制度怨恨的情感和对新社会向往的热烈期盼的情感。因此，驱使他们行动的逻辑是这样一种逻辑，即情感的逻辑，不断被情感重新塑造的逻辑。“面对民众之时，政治学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因为他们总是受到两个事物，即情感和信仰的支配。”平民公共领域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狂热，因此，“我们熟知的这种传统观念，其基础就是政治学的理性本性，认为政治思想是与人类的知识，我们生活的社会携手共进的。按照这种观点，民众现象就有点像不发达社会中总是存在的人类的不成熟现象”。
勒庞还描述了在法国大革命中一起更大规模的群体屠杀事件，即“九月惨案”。这是法国历史上留下的记录最凶残的群体事件的纪录。在这次惨案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是谁下达了杀掉犯人的命令。“这个杀人群体残酷地屠杀了3000人，而且它完全是个典型的异质群体。除了少数职业无赖之外，它的成员包括了一些小店主以及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这些鞋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店员、邮差，在别人的怂恿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厨子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任务。他们呐喊着冲进一间间办公室，把官员与贵族当场活捉。这些人承担了法官和执行人的双重角色，他们先是大义凛然地对贵族进行审判，随即又将他们当场杀死，却丝毫不认为这是犯罪。”当我们冷静地看待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暴行，不得不问道，难道这些人都是罪犯吗？
民粹主义的狂热不仅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断地在随后的历史中重演，时而掀起历史的滔天巨浪。“个人已经死亡，民众万岁。这是当代世界的观察者发现的严酷事实。”20世纪是一个群众运动的世纪。这种群众运动的惯性可能还要在21世纪延续。民众的崛起是现当代政治学的重大主题。民众在运动中，并非需要多少理性的引导，激情甚至幻觉往往支配着群众。“群体心理学认为，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民众使非理性得以继续存在，这种非理性就像原始社会中诸神并存，众人狂欢的混乱状态。人们一度认为非理性正在消失，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非理性的重要性不是变弱了，而是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吸引力。非理性已经被科学和技术从经济中分离出来。它现在集中在政治权势的领域里，并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莫斯科维奇所认为的非理性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恰恰是平民公共领域里所反复出现的公众的情感或情绪。我们认为，现代政治制度的设计恰恰体现的是人类成熟的政治理性。正如罗尔斯终生所奋斗的事业给当代人的启示：有了能够以正义理念或正义原则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才是人类的永久福祉所在；并且，其政治运作的轨道是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
然而，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并不可能掩盖民众不安的情绪。一个社会只要存在着精英公共领域与平民公共领域的相对区分，平民或民众的情绪总会在历史的某个关头宣泄出来。不过，勒庞对于群体的非理性并没有感到多少悲观。在他看来，群体不受理性引导这件事，我们不必过于遗憾。在他看来，“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反倒没有多大用处，它既不能带来音乐，也不能带来美术。这样看来，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力量，这些幻觉无疑是必要的”。与我们的理解相反，勒庞认为，民众的非理性才是历史前进的最深层动因。我们知道，即使是理性主义者的康德，对于人类历史的进步，也并非是从理性的意义上来看待。在康德看来，人有一种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而正是“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于是就出现了由野蛮进入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换言之，正是人类的自私欲或情感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深层动因。勒庞列举人类的历史经验：如果不是犹太民族的坚信，耶稣不可能由一个木工之子变成持续两千多年的全能的神，而西方最重要的文明正是以他为基础。如果不是阿拉伯民族具有那种无与伦比的虔诚，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伊斯兰教，不可能征服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建立比马其顿王国领土还大的国家。如果不是法兰西民族对民主、自由与平等的狂信，一个炮兵中尉出身的拿破仑，怎可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征服整个民族和整个欧洲？勒庞说：“我们终于知道了，尽管理性永远存在，但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就像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这些东西。”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使得平民的情绪有着合理宣泄的管道，从而避免历史的灾难？
我们不可否认非理性的情感、情绪以及利益欲望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但是，我们更不可否认理性的作用。没有理性，没有理性的指引，人类可能永远在漫漫长夜中爬行。然而，正如柏拉图所认识到的，理性与非理性（欲望与情感）都是人的灵魂所要侍候的两个主人，而一仆二主对于人来说是何等之难，这是因为，这两个主人是正相反对的，一个向左，另一个向右；若一个向前，另一个则向后！柏拉图认为，只有理性能够支配或控制非理性，人的灵魂才能内在平静与和谐。如果非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整个人的灵魂不可能和谐与平静。如果人类社会始终处于非理性的支配之中，那么，没有和平、和谐与安宁。但我认同亚里士多德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看法，即，理性与非理性并非应当处于一种敌对关系中，理性应当能够协调非理性，并且，在理性的指引下，非理性能够得到合理形式的表现。
其次，现代性社会中的精英公共领域与平民公共领域的分离，以及以平民公共领域为载体的民粹主义对抗精英主义，在没有引发表现的时候，类似于当代社会表面繁荣兴盛下面涌动的深刻暗流。“随着平民意识的觉醒，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裂痕的加大，平民大众不再将自身的权利诉求于精英与政客，并开始走向政治前台。”平民公共领域成为民众情绪表达或宣泄的出口，民众的崛起已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重要政治现象。纵观法国大革命以来200多年的人类政治历史，政治舞台图景的中心部分都是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从大众心理学和政治史的角度看，是无名氏民众情绪的爆发以及政治家的引导在推动历史。2016年的美国选举为当代民粹主义的表现提供了绝好的舞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平民公共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实质性的发展，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结构真正有了实质性的转型。这一改变为当代政治学带来了新的课题。民众的价值诉求和民众的情绪是民粹主义的特色所在，然而，历史不应为民粹主义的非理性所牵行，但精英主义对民众价值诉求的漠视必然带来历史的惩罚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原标题为《后真相时代与民粹主义问题——兼与吴晓明先生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