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 • 吉鲁 著 吴万伟 译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挑战一种观念，即学校只是陷入支配性结构中不能自拔的黑匣子。虽然早期左派对学校教育的批判在挑战学校是尚贤使能的机构和为资本主义支配的更大结构中的人提供平等机会的观点时是正确的，但是，除了个别例外（如保罗 • 威利斯（Paul Willis）的《向劳工学习:劳动阶级青年如何得到劳动阶级工作》），它缺乏抵抗意识，也缺乏任何希望观念。抵抗和希望加上对理论、政治和教育的全面理解在我后期著作尤其是我后来对针对青年的战争、教学法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对高等教育和其他相关议题的攻击等分析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2017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一次采访，该采访旨在考察我有关教育、文化研究、教学法、青年研究等众多议题的著作。该采访记首次在本刊《挖掘真相》上登出视频版，开头是催生了我最重要著作之一《教育理论和抵抗》的历史条件的分析，该书对我后来的很多著作产生了规范性影响。

考虑到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破坏性政权控制下存在于学校之外的教学法模式的威力，这次采访也涉及到当今抵抗的挑战。教学法的场所和模式不仅扩展到更大的文化机构，从数字文化和印刷文化延伸到屏幕文化，而且连维持批判性思考的空间和批判性思考本身都逐渐陷入萎缩之中。

与此同时，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和年轻人越来越激进化，以及对政治的新理解，抵抗的新空间已经开放，这种理解让人们认识到地方政治与全球支配权力之间的关系。这次采访探讨了给人带来希望的新场地。它也探索了公立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逐渐受到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势力的激烈攻击，这些攻击与形形色色的右翼分子和保守派意识形态和极端主义者---宗教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军队的、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论者等密切相关。因为所有这些势力，存在需要重新理论化教育、权力和政治本身等迫切的议题。

资本主义不再简单地将剥削作为其主要支配机器；它现在将越来越多的人变成可抛弃的垃圾。

这次采访中讨论的核心元素之一是跨越边界的议题和抛弃性政治。这种政治不仅指向支配的新形式，而且暗示要在简单的剥削问题之外重新思考政治。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不再简单地将剥削作为其主要支配机器；它现在将越来越多的人变成可抛弃的垃圾。无论我们是在谈论穆斯林还是工人、有色人种青年、还是密歇根州弗林特市（Flint）贫穷黑人社区或越来越多的其他族群。可抛弃性是新型压迫政治的标志，它是金融资本出现的核心，必须被当作政治新模式和全球抵抗政治的组成部分。可抛弃性指向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其中新形式的排外与重新塑造意识形态、知识和权力问题的新专制主义纠缠在一起。可抛弃性的逻辑已经成为社会性死亡强大机器的驱动性力量。

在这些压迫时刻，要处理的关键问题还有狭隘的反乌托邦观念，它现在几乎附着在任何形式的批评上。不是打开需要真正斗争的窗口，这种反乌托邦观念堕落为玩世不恭的话语。在本次采访中，我反对这种观点，清楚说明，如果人们想明白他们陷入的被压迫境地的话，批判不仅是改变意识的前提条件，而且是揭露支配和权力新形式的前提。不是在扭曲的和反动的反乌托邦的有毒指控之内插入批判、对话和社会想象力，这次采访探讨了批判和现有压迫条件是个人和集体斗争形式的起点。这里，与反乌托邦的参与是提出批评和希望话语而非绝望话语的前提条件。

我们直面这个问题十分关键：尤其是在专制时期，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角色是什么？批判教育学看起来如何？它如何发挥作用使其成为在学习和批判性思考、积极参与政治的能动性和社会责任感、学习和社会变革之间可靠和持久的纽带？这次采访的核心是教育作为政治本身的核心的要点，有关理论、政治和抵抗的任何可靠意识都不得不处理这个议题。

译自：The Vital Role of Education in Authoritarian Times by Henry A. Giroux

http://www.truth-out.org/news/item/42217-the-vital-role-of-education-in-a-time-of-tyranny

作者简介：亨利·吉鲁（Henry Giroux），美国和加拿大学者，文化批评家，美国批判教育学创始理论家之一，以其在公共教学法、文化研究、青年研究、高等教育、媒体研究和批判理论方面的开拓性工作而闻名于世。2002年罗特利奇将吉鲁列为当今时代50大教育思想家之一。他曾经在波士顿大学、迈阿密大学和宾州大学任教。2005年，吉鲁担任安大略省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全球电视网英语和文化研究讲座教授，出版专著5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文章广泛涉及教育和文化研究文献。著有《新专制时代危险的思考》（Routledge, 2015）和《新自由主义反对高等教育的战争》（Haymarket,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