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开始，由于汉高祖在曲阜以大牢祀孔子，加上后来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影响到汉武帝的文化政策，在曲阜孔氏家庙之外，民间陆续出现了奉祀孔子的纪念庙宇。这些文庙的建筑遵循怎样的规制？对于地方城市有何文化意义？为何说文庙是一个分层式的知识精英群体的信仰空间？本文一一解答。
自汉高祖刘邦在曲阜以大牢祀孔子，开创帝王祭孔的先河，至南北朝近八百年间，华夏大地历经朝代更替、国家分裂、佛教兴盛，但祭孔、立庙相沿不废，并藉由官方行为逐步建立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世人心目中和国家统治机器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此间，“庙学合一”的雏形早已出现，其源头可能是曹魏黄初二年（221），“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韂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的阙里孔庙的家庙、学校一体。再历以东晋建康国学夫子堂建立为发轫的都城庙学制的形成，地方学校立孔庙逐渐发展，经北魏地方郡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创立，北齐令地方学校皆设孔颜庙，最终定型于唐代。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凸显了普及地方孔庙的官方意旨。原则上百姓不得任立孔庙，且祀礼位列国家大典，亦反映了孔庙的政治权威性。孔庙建筑于学校，明确了二者并立的不可分割，即所谓“庙学制”的真正确定和推行，如《唐六典》载国子监“庙干”职责为“掌洒扫学庙”，刘禹锡《许州文宣王新庙碑》载“洒扫有庙干”，韩愈《处州孔子庙碑》载“惟此庙学”等，均将庙、学相提并论。宋时“庙学”的使用频率已颇高，入元后更出现了收录窝阔台至成宗大德间（1297-1307）与之相关的奏章专辑——《庙学典礼》，证之已明确制度化；诚如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所言：“讲学道义，贵近庙庭。”孔庙是学校的信仰中心，学校是孔庙的存在依据。
迄至清末，全国已遍布1560余座孔庙，地方城市不论规模大小或建置等级都不可或缺之，其现象本身独具意义。孔庙的象征意义、祀典活动及建筑配置等，与城市的管理运作、空间组织及日常生活等复杂系统有着密切关联。
相地择址
孔庙兴建之基址选择不外乎两种：因城市其他旧有建筑或拆其材为之；新址新建，原有孔庙的迁建亦与此类同。前者涉及城市中正在使用或废弃的多种建筑类型，如佛寺、道观、驿站、官舍、城隍庙、仓库等。其共同特点在于原有建筑较为恢弘，基址较为广大，符合孔庙多重功能（祭祀、教育、生活等）开展的条件，且以寺观为最。亦有流传至今者，如河北正定、山西平遥的文庙大成殿，原本皆为佛殿。
新基的选择，则非随意为之。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及《续编》进行统计，显示孔庙选址以东最甚，次之为东南、西，再次乃处于一个数级的南、东北、北、西南，而西北最少。再将之按不同的省份归纳，地域的差异并未明显地波及庙学选址的趋同。
据《周易》“说卦”编，八卦之图有二：（1）乾坤居南北，离坎居东西，所谓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2）离坎居南北，震兑居东西，所谓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宋·邵雍认为文王作易，前者应天之时，后者应地之方，故阴阳风水家皆取后者为用。孔庙选址的数据表明，位于东方或东南方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较受控于所谓后天八卦的意识形态影响。如明时陕西韩城的祠庙布局即与阴阳五行中的礼象五行理论甚为吻合：“至圣先师孔子则庙于邑之震域，风云雷雨则坛于邑之巽域，社稷则坛于邑之乾域，邑历则坛于邑之坎域，城隍则庙于邑之艮域。”
宋以降，风水阴阳说已大行其道，此后的孔庙选址现象不出时代背景，而此前的状况如何？检阅史料，虽明确记载方位者不多，但“文明之方”的用词颇为频繁。“凡泮宫多居治廨之东南，其取文明之方乎？”其义甚明，不仅解释了“文明之方”的所在，亦证之古时确有将无形的吏治系统以选址的方式，坚实地投影于城市的构成空间。
宋以后往往将地方科举的兴盛与否归咎于孔庙选址，为振兴“文运”，常“人谋龟筮”、 “考诸阴阳家者之说”另择吉地。既然各处地形地貌不一，基于不同流派和个人色彩的风水蛊惑就更加“见仁见智”了。如宋时漳州儒生对“阴阳家者流，拘而多忌，每耻言之”，然“自有龟筮以来，则有相方面势之宜。盘庚迁都，周公营洛，皆其事也”，何以“独于漳学而疑之”？盖因“唐有周几本先生者，读书于州南天城山之高峰，其后收元和丙申年科第，所谓三十三人同得仙者。时君贤之，封天城山为名第山。然则漳之儒学，蝉联不绝，盖有端绪，夫以周先生破天荒为儒学唱”。
概括而言，孔庙择址的所谓风水考量是较为朴素的，不似诸如阳（阴）宅堪舆中的众多忌讳或讲究，回溯风水本源《周易》即明：“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亦可视为孔庙选址的理论注脚。或征诸《礼记》，则“独记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与今京师郡国建学之方无所乖戾。然则位必东南，理无疑矣”。小至县城，“亦国也，子男之制，其可忽哉？”
庙学布局
地方孔庙的“庙学合一”，决定了其布局方式必然围绕祭祀功能的“庙”和教学功能的“学”展开。因于城市等级和所处的环境不同，其布局方式亦有所不同，不仅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孔庙的进入方式也随之而变。
庙学布局方式首先当明确参照标准，即“学校的主体是明伦堂，应该以明伦堂和文庙的位置关系来确定庙学的布局形式”。如此，则中国古代孔庙的庙学布局形式主要为三种：前庙后学，左庙右学，右庙左学。虽有个别特殊者，则只能算作变形。
北京国子监孔庙前有南学，乃为清初扩大教学区加建使然，附属于原有左庙右学，非为前学后庙。不过，后者在朝鲜却比较常见，但似无定制。而日本古代学校的形制虽简单，但庙学布局关系却复杂多变，且大都学大庙小，庙多偏处一隅。除上述四种布局外（包括朝鲜的前学后庙），尚有：庙学分立、中庙旁学、侧庙正学、正庙侧学、庙主学附、庙学一体、庙在学内、有学无庙（有祭孔仪式或无）等，其自由度颇类似于中国古代书院设置的孔庙。日本不似朝鲜对于中国的附属关系，如科举的缺失，对孔圣的膜拜亦更具自主性，庙学布局游离于华夏制度的约束之外，即为一证。
历代都城的庙学布局并未见之明确规定，在无制可循的情况下，地方上参照中央是可信的，即“仿京校取正焉”。如南宋建宁府学“右庙左学，前殿后阁，京邑制也”，即为模仿临安太学的右庙左学。且在南方地区有一定的受众，如广东地区最早立庙在北宋仁宗朝（1023-1063），但大发展却在南宋，并以右庙左学居多。亦有改作案例，如东莞县学“庙旧瞻之在前”，嘉定五年（1212）“更置于学之西”。
但同样是南宋的案例，临安府新城县学在嘉熙元年（1237）得到改造后，“前殿后学，地别而庙尊，礼也”。不仅说明了地方上对于以建筑空间方位表现尊卑的理解各有不同，亦反证庙学布局并无定规，如元时袁州分宜县学为右庙左学，乃“用阴阳家言，面乙之位”，风水术士的所谓堪舆亦会影响庙学布局。
教化本原，一正于上，天朝如是，四方岂有不风闻而动之理？如明清两代，皆见地方重修庙学时改前庙后学为左庙右学的案例，但仅能说明乃以都城为参照，不代表“左庙右学”的所谓定制。
朝向与入
一般以为，以孔庙之尊，当坐北朝南，其实不然。早在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就颁诏： “诸州孔子庙堂有不向南者，改向正南。”（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方令“夫子始皆南向，以颜渊配”，可推中宗颁诏所指乃建筑朝向）证之早期的地方孔庙建设并无太大约束，亦佐其普及是一个逐步被接受、再清晰其重要性的过程，否则不至于出现此等以示圭臬官方令旨。
入宋后，朝向不一的现象仍然存在，或庙学皆不南向，或庙与学朝向不一，或主体建筑朝南而大门非南向，不一而足。原因大致有三：因地形为屋；用地狭促；惑于阴阳家之说。亦有改原有南向的案例，如南京的六合县文庙，明隆庆二年（1568）“形家以学当迎辛水，府丞邱有岩批准改建，……知县李箴极力措处，教谕吴邦、训导庐文卫同力协赞，自宋以来，学宫墙皆南向，至是知县李箴以形家言改向西南”；不过，清康熙六年（1667）六合建新城，又改回南向。
孔庙改作南向的动机，则无非“以夫子不南面于礼为不称”，或“非王礼也”等时人意识中的正朔观念。朝向不南面的现象，在元以后已绝少见到了。
既然孔庙布局概括为三种原型，孔庙或大门朝向亦尘埃落定，那么建筑空间的进入方式就变得甚为清晰了。庙门自当正对殿堂，无须赘言。所谓“棂星门直夫子殿，礼也”，孔庙设门尤其注置轴线的对称，如南宋嘉熙元年（1237）新城县学将“旧改而西”的棂星门“为三门而还之”。
因为孔庙地位之显赫及时人赋予其身的众多象征，其出入口的空间设置方式亦生出诸般变幻。如：不置正门，据说是没有出过状元的地方不能开正门，而以照壁为之，壁两侧或东西庙墙辟门或建坊，作为出入口；即使设立正门，因非一般人等可随意经由，仍设旁门以供出入。该现象至迟在元时已出现，如慈利州学，“丞相用礼官议，旌其门曰‘乐善向道’之门。有司作门于所居，署之如其文。庙南有东西出，各树门其端，亦以‘乐善向道’分题之”。
门乃建筑院落组成中空间转换的必备元素，尤其古代社会更赋予其诸多象征喻义，孔庙亦不例外；更有将其比之宫殿“三朝五门”，如元人所作《学记》即有如是说法：“应门居中，皋门居外，大小异制，壮伟闳耀，过者起敬。”谓“灵（“灵”通“棂”，后同）星门实用皋应之制，宜高亢而不宜卑陋。抡材庀工，重作三门六扉，以壮礼容”。
总之，孔庙“大屋如垂云”，设门须“高门深静”，各自有别，“限嚣尘以严启闭，由是重门辟焉”。
祈祝文运
按照风水理论，孔庙（或学校类建筑）的选址若背靠主山，面对案山，必然科甲发达。
案山之形，如几案、笔架、三台、三峰、天马、文笔、文峰等都是绝妙形状，即使所选地址无上述地理形状，亦可采用人工方法增加类似笔峰形状的突出点，以补缺憾。如浙江临海巾山，高百余米，南濒灵江，两峰耸立，山形东望如麒麟，西看似伏牛。“两峰如恰，其顶双塔差肩屹立。”据《康熙台州府志》载：巾山两峰系风水汇聚之所，“形家号双廌峰”，双塔建成后，“故台多父子兄弟连登甲第者。”故，二塔又合称“大小文峰”，是文运昌盛的徽记。此外，山腰又有南山殿塔，西有多宝塔，一山四塔，实属少见。
在许多地方志的孔庙总图中，孔庙同案山亦被画为一体，可见其间关系之紧密。如云南石林路南文庙与文笔山的位置关系，文庙基本上朝东南向，同一方向约20公里以外即有文笔山与之相对。不少孔庙案山建有文峰塔，有的先前已有，有的则是为补风水之不足而特建。
如果城市中或周边无山体可借，亦大多建塔或阁，各种表现形式多样繁复，寄希望本地文运亨通，文人多入仕途。基于景观层面，以古代楼阁的高度，尚不足以在城市的任何角度与孔庙发生所谓的“文运”对话；解决途径则可借助于城墙，位居其上，则高度自增，“对话”亦得以建立。如“按邑城楼在治东，文庙棂星门左，横跨通邑大衙。其在宋世扁曰登龙，翼然内拱，凡安洲之胜，合形转势，争效奇献秀于几荐之下”，即典型的据城楼表意的做法。
祈祝文运的建筑，在城市中的数量常常甚为巨众。如山西乡宁，文庙的学门前建有魁星楼，其下为桥门；又在城墙东北建文昌祠、东南建魁星楼，而城南山上再建文峰塔，近塔有魁星楼、楼西又有文昌祠，祈祝文运昌盛，可见一斑。且当地在每年元宵节前数日，先“聚儒童，用废碗底栽干糊灯”，沿着文笔蜂到昭远寺约一里长的距离，“就山之形势，或摆物形，或列楼阁，或集文字，傍晚燃之，光烛城闉，可及夜半”，类似的活动似乎一直延续到民初。
城市意义
美国斯蒂芬·福伊希特旺先生在调查江浙及台湾地区的县级城市时，发现“学宫和城隍庙是其最古老、最常见的特点，它们成为官方信仰的两个最基本特点。城隍是以自然力和鬼为基础的信仰中心，因而可以说是用来控制农民的神；学宫是崇拜贤人和官方道德榜样的中心，是官僚等级的英灵的中心，学宫还是崇拜文化的中心”。斯氏所言学宫即孔庙，对孔庙在古代城市中的地位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对于城市而言，孔庙首先是自上而下强势介入的，乃作为古代城市运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且直至封建社会结束，孔庙的受重视程度和高高在上的精神膜拜地位一直未变，明末清初江南人士倘遭官方屈辱或是民族存亡之际，辄往“哭庙”，即为一证。孔庙作为官方信仰权威的纯粹性始终保持，并统领着其他如文峰塔、魁星阁等之类祈祝文运的建筑或景观，共同编织了覆盖于城市肌体的教化之网。
民国以降，封建意义的庙学制运作戛然而止，朱维铮先生的话发人深省：历朝历代其实“学随术变”，只有取士制度才真正与儒学联系在一起，而“当取士的传统被改变的时候，孔庙就此作废”。走下神坛的孔庙渐至亲民，如南京朝天宫棂星门外的垂带石因孩童长年累月的滑梯嬉戏，已镌下可爱的痕迹。今日中华大地遗存的孔庙又借教育的东风大兴所谓高考祈愿或状元榜，难免敛财之嫌，或苦于孔庙维护的拮据不得已而为之。姑且不论家长学子们趋之若鹜的功利心态，孔庙的渐被关注是否亦孕育着一阳来复的契机？
（摘自《碧山05：文庙：儒家的先贤祠》，金城出版社2014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