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新航道上极速发展。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希望在未来数十年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其基础之一当属人工智能技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快培育壮大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产业。
7月20日，国务院印发我国首部国家级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人工智能在中国迎来了史上最大机遇，未来十年将是人工智能领域红利大爆发的十年。
发展：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1950年，英国科学家艾伦·麦席森·图灵（AlanMathisonTuring）的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机器能思考吗？》为人类带来了一个新学科—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纵观从PC互联网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再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历程，互联网所带来的改变更多侧重于整体效率的提升，带动了人们的消费质量和消费环境的进步。未来，在人工智能时代，新技术所带来的变革则更像是蒸汽革命、电力革命的颠覆性巨变，它所改变的将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思考路径，从而根本地提高效率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近日，普华永道发布报告称，到2030年时，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将高达15.7万亿美元。其中6.6万亿美元来自企业不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动化流程，加强他们的劳动力。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从人工智能中获得的好处要多于其他任何国家，因为制造业在中国GDP中的占比更高。埃森哲公司和咨询公司FrontierEconomics联合发布报告指出，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2035年的中国经济总增加值将增加7万亿美元以上，年增长率提升1.6个百分点至7.9%。
人工智能是信息时代和新科技革命浪潮中尖端技术的代表，近年来无论技术研发还是产业应用都实现了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邓洲向本报记者表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通用技术，需要嫁接于特定的产品和业态上。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已经浮出水面的战略都会在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上有所侧重。中国是全球制造中心，制造业是我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部门是服务业，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聚焦于互联网能够实现强强联合。但如果我国也将人工智能的投资重点放在服务业上，不仅会引起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正面竞争，还会失去在优势制造业领域率先发展人工智能应用的战略先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在图像、语音识别等领域上发展人工智能，只是我们需要慎重选择人工智能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格局中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目前我国在核心机器本体、减速器、伺服机等领域的自主化程度仍较落后。未来不仅需要在软件系统层面实现快速突破，还要解决硬件制造环节的缺失。”中国工程院院士蔡鹤皋谈到，未来的突破点将在智能无人设备方面，同时人脑科学研究、情绪感知等强人工智能有望在未来十年迎来突破。云计算和大数据在人工智能发展上意义重大。对此，工信部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副主任曹建华告诉本报，当前云计算在我国还要解决未来发展过程中的人工智能计算、连接和数据存储的问题，以及信息的确权和数字价值的计算问题。只有通过云计算等技术驱动，才能解决数字经济和信息经济的难题。
影响：具备人脑能力仍任重道远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尤瓦尔·赫拉利在其风靡全球的《未来简史》中提出了一个震撼性的观点：未来世界，大部分人类可能是多余的。当前，制造业、零售业、运输业等已经开始大量地使用机器人，翻译、速记、设计师、厨师、司机、医生、记者和作曲家，甚至诗人也都已经有了人工智能“同行”，这让很多人担心，“机器人替代人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我会失业吗？”
“人工智能未来将会影响每一个行业，尤其会对娱乐、零售和物流行业产生影响。”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表示，人工智能有其他更加直接的风险，包括对人类工作职位的影响、人工智能研究者对研究信息的分享以及人工智能软件自身的诚信程度。在未来几十年里，不仅是那些简单重复性的体力劳动将会全面被机器取代，而且那些需要对复杂事务进行评估与判断的工作，如金融投资、企业管理、军事指挥等，也有可能让位于机器智能。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教授龚怡宏告诉记者，甚至大到整个国家，也可能会越来越依靠机器智能预测政治、经济、外交发展趋势，制定最优的政策方针及发展规划。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智囊机构已经在利用各种评估及预测模型为政府提供对各种事物的预测与判断，提出政策建议或解决方案。
“虽然人工智能同以往很多新技术一样，不会在短期内显著减少就业岗位，但是却会逐渐改变就业结构。非技能型脑力劳动、非标准化体力劳动将最早被人工智能替代，除了工业部门，服务业中很多岗位也会受到威胁。”邓洲向本报进一步指出，虽然大多数观点认为，在信息化加快技术进步和传播步伐的情况下，人类自身学习和进步的速度也会加快，虽然不需要担忧失去工作，但必须调整就业机制和教育体制，发现新的岗位，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来自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一个研究小组最新发布了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结果，通过对人工智能计算机喂食似的进行一系列IQ测试，他们发现从更实际的角度看，人工智能计算机的智商接近4岁小孩——在一套由MIT专家打造的人工智能系统ConceptNet中，计算机对一些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回答得非常好，但被问到“why”时则遇到许多问题。
“人的大脑是一个通用智能系统，可以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与之相比，现有的人工智能还做不到，因此人工智能并不比人类聪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谭铁牛认为，目前来看，具备类似人脑这种能力的通用人工智能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杨生对此也有同感，他打了一个比方：前50年，我们研究的多是机器人“穿衣服”这个动作，却没有让机器人学会“要不要穿衣服”等感知和认知能力。
据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网站文章称，实现先进的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要克服三大挑战：它如何计划一系列行动以实现目标；它如何模拟它的环境；它反思它的处境与行为的能力。例如，AlphaGo战胜李世石产生的一个直接效应是，很多人认为，AlphaGo的胜利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突破某种极限达到了高智能水平，照此下去，人类所珍视的所有智慧终将被机器所替代，人类未来命运着实堪忧。
但事实上，虽经历数十载岁月的洗礼，人工智能目前还没有摆脱“无心的机器”的命运，今天的人工智能可以说既无智力也无心灵。这是因为目前计算机使用的都是二进制编码的图灵机计算，是递归算法。“机器理解语言吗？机器懂得人类语言表达的意义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现代逻辑与科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刘晓力教授告诉本报，时至今日，机器根本不能理解语言的意义，不能理解我们跟外部世界究竟有怎样的关联，因为这个意义的解释者只有人类自身。
人有喜怒哀乐、爱恨情愁；有追求真理的欲望；有宗教情感和同情之心，能在与他人的交流中获得理解、体验痛苦和快乐；人也经常会出错会失败，有各种非理性的行为。这些正是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机器没有这样的信念欲望意图和意识体验。尽管目前人工智能专家也在研究机器情感、机器意识，但是离机器真正有情感有意识和意识体验，恐怕还有本质上的距离。
未来：应严把伦理尺度
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Hawking）曾感到忧虑：“人工智能的强力崛起，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最糟糕的。将来，人工智能可能会发展出来它自己的意志，一个与人类相冲突的意志。”当然，机器人也可能并不与人类冲突，而是发展出与人类相近的意识与情感。这同样会遭遇棘手的法律和伦理问题。英国剑桥大学已收到资助以建立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所，由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相关行业规范。这一行为具有必要性和前瞻性，现阶段人工智能没有意志，需要规范人工智能的使用界限；也要在研究中防止人工智能出现意志的可能，一旦出现，后果将不可预料。
“应该研究是否需要明确机器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并从民法、公法、隐私法、知识产权法等维度构建机器人法律框架。”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罗伯特哈文教授谈到，就像从婴儿到成人，伴随机器人的进化，它将被不断赋予更多的人权与责任。
谷歌、脸书和其他从事人工智能开发的企业表示，它们将建立道德问题专家小组来考虑合理利用这些技术。人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外部监督来保护公众免受人工智能某些发展的负面影响。一些法律问题，比如隐私保护和自动驾驶汽车的责任认定等，将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应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中国，应形成一套透明和广泛的质询程序来确保公众做好迎接变革的准备。
2016年8月，中国科技法学会人工智能法专业委员会正式设立。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平告诉本报，专委会将致力于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从近期棘手的无人驾驶，到遥远可怖的“超级人工智能”，为中国政府和业界提供必要的预警和前瞻研究。
“让智能机器具有复杂的功能性道德，就是要构建一种可执行的机器伦理机制，使其能实时地自行做出伦理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段伟文研究员向本报表示，在实践层面，机器伦理构建的具体策略有三：其一是自上而下，即在智能体中预设一套可操作的伦理规范。其二是自下而上，即让智能体运用反向强化学习等机器学习技术研究人类相关现实和模拟场景中的行为，使其树立与人类相似的价值观并付诸行动。其三是人机交互，即让智能体用自然语言解释其决策，使人类能把握其复杂的逻辑并及时纠正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际，应严把人工智能的伦理尺度。人工智能和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智能化自动系统的普遍应用，不仅仅是一场结果未知的开放性的科技创新，更将是人类文明史上影响甚为深远的社会伦理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