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AlphaGo大杀国手、无人驾驶夺人性命以来，人对人工智能（AI）的情感就开始变得爱恨交织。倘若不把人工智能单纯想象为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而是以大数据、神经网络、机器学习、超级计算为依凭的智能系统，那么我们就可以暂时抛开电影《黑客帝国》中Matrix引发的战栗，以及《她》中OS1带来的绮梦，回到理性平和的人工智能本身。不过，与之前讨论颇多的人工智能面临的法律挑战有所不同，本文试图描述法律可能面临的人工智能挑战。
人工智能会改变法律的产生方式吗？
自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以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成文法国家中，立法机关都是最重要的法律供给者。正因如此，它们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通过体系完备、逻辑严密的法律规则，将纷繁芜杂的世间万物囊括其中，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然而，这毕竟只是人类的妄想。天才的数学家哥德尔业已经证明：一个复杂到一定程度的系统，其无矛盾性与完备性不可兼得。因此，任何既定的法律体系如果是完备的，就一定有矛盾；反之，如果它是无矛盾的，则必然不完备。为了化解这种悖论，立法机关不得不在明确的法律规则之外，引入抽象的法律原则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以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为例，其既有公平诚信、公序良俗等价值理念，又有“重大”、“合理”等模糊术语。正由于成文法的这一特色，司法机关才接过立法机关的接力棒，通过司法解释和个案判决，参与到法律的创造之中。但是，这种妥协在某种程度上为司法者打开了主观擅断的阀门，动摇了以立法为中心的法律产生模式。
上述看似无解的困局如今却有望缓解。人工智能的到来，使收集、存储、处理和分析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基于深度学习的预测又远胜于目前的回归分析，这些令立法机关可以更好地预测人类行为及其后果，并能在算法的协助下，根据特定情形、特定地域和特定对象，自动化地制定细致、精准的规则，甚至能够一事一议。传统上以典型类型、普遍状态和静态经验为基础的立法，以及由此导致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将不复重在，司法机关的事后介入和司法解释也将不再重要。在极端的情况下，鉴于法律已将几乎所有争议的处理结果予以事前规定，事后提交法院的诉讼必将大幅减少。
人工智能对于法律产生的影响不限于此。在信息成本高昂的年代，法典是立法机关的优先选择，因为它所具有的体系功能，有助于最大程度地拓展调整范围，降低法律适用者搜寻成本，并防范恣意裁判。但在人工智能面前，不管数量多么庞大的法条，均瞬间可达、触手可及，法律规则的定制化更在法典之外滋生种种特别法。这么看来，法典的优势所剩无几，在未来很可能沦为中看不中用的古董旧物。倘若如此，当前如火如荼的中国民法典编撰，究竟意义何在、命运如何？开放式和松散化的法律体系是否可行？恐怕还要费一番思量。
人工智能会改变人们对法律的认知吗？
让民众知法守法是所有国家的愿望，中国从1985年开始的30年普法活动就是其最好注脚。然而，法律是由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形成的复杂化合物，学习它并不容易。1788年，主要起草人Carl Gottlieb Svarez在题为《法律能简短吗？》的演讲中说，最好的状况是同时制定两部法律，一部简短的，告诉人民如何行为，另一部则巨细靡遗，让法官受到完全的节制。而就像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已经解决了后一部法律的问题，那它可以解决前一个吗？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想一下驾驶汽车的演进。20年前，当你准备从家去300公里开外的景区度假，你必须是一个老司机。你要研究地图，规划路线，并且有能力应对路上各种交通指示和发生的不测。今天的出行已大不相同。通过车载GPS导航系统，你不但可以找到最近的路线，而且可以根据路况实时优化。同时，凭借车道偏移抑制、自动刹车、巡航定速、事故避让、自动泊车等技术，新手也可以轻松抵达目的地。而在自动驾驶普及的未来，你将完全听从算法的安排，你不会违反任何交通法规，也无需知晓它们。
同样的变化可以发生在任何法律部门。以商业合规领域为例，监管机构的指令将被内化到企业的工作流程之中，并通过人工智能在具体场景下形成微指令（micro-directive）。服从这些指令不再是额外负担，而是自动自发的结果。假设公司拟进行一项或许违反董事忠实义务的交易，现在的做法是从外部律师或内部法务那里获取专业意见，综合考量后决策。而在未来，法律评估将嵌入到决策层面，人工智能将首先筛选并禁止违规活动的开展。总之，未来的人们在作出法律决定时，他们既不需要检索法律，也无须理解法律，更无须权衡行为的合法性，他们所遵循的不过是经由人工智能优化了的微指令而已。
人工智能会改变法律服务职业吗
在2013年广为关注的一篇研究中，Carl Benedikt Frey 和 Michael Osborne 核查了702种职业的计算能力，并发现美国47%的雇员都面临着工作自动化的风险。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法律职业当然无法置身事外。伦敦法律顾问公司在《文明2030：律师事务所的近景》报告（Civilisation 2030: The Near Future for Law Firms）中提出，在15年内，人工智能将会主导法律实践，或许会给律所带来“结构性坍塌”（structural collapse）。IBM首个人工智能律师 ROSS、英国的机器人律师DoNotPay以及中国的“小梨”、“法狗狗”计算机系统的问世，大大强化了这种担忧。
但是，这一对律师职业的悲观态度并不正确，因为它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实际上，人工智能同时改变了法律服务的供应与需求。通过降低法律检索、尽职调查、文件审阅、合同起草的劳动成本，律师事务所提高了工作效率，在按时收费制下，这意味着律师费用的降低。由于法律成本是内生性的，这反过来增加了客户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并且，在人工智能冲击下，大型律师事务所的规模优势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传统上依赖大量律师助理，因而不得不在大型律所开展的项目，有可能被转移到小型律所。这或许算作人工智能把大量程式化服务从小型律所夺走后给予的补偿。更重要的是，这种市场民主化的趋势，给年轻律师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他们不再汲汲于大型律所，而可能凭借创新服务，发现法律服务的利基市场。如此，人工智能不仅增强了法律服务职业的灵活性，而且能吸引更多的法律人投身其中。
正如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一样，它对法律的变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变革已经开始。想一想电梯的历史吧。尽管1900年就出现了自动电梯，但在发达国家，直到上世界50年代，它才成为标准配置，中国甚至到现在，还有很多电梯由专人值守。人们是如何信任一台自动化的金属盒子将我们提升到上百米高空的？答案是——时间。长远来看，人们终将克服对人工智能的怀疑和恐惧，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做好变革的准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