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在中国思想界三十年的历程中占有很特殊的地位。《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翻译和出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不间断地滋养着大学和学界，相当深刻地影响了几代学者进入西学、认识西方的过程。今天，这本书开启的对韦伯思想理路的讨论并没有随着大量专门研究的展开而衰弱，而在中国学者身上获得了一些更为关键的动力。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当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韦伯研究的核心的关注，首先是西方世界自身的样态的问题。韦伯对西方古代以降的核心命题的检讨，如资本主义的兴起、新教教派的影响、现代国家与暴力、官僚制等等，首先是改变了西方思想认识自身传统的局面。作为西方或者欧洲文明之子的韦伯，其研究的基础，却是在相当程度上将所谓的 “母文化 ”陌生化的结果。

前辈学者如苏国勋等在最早引介韦伯的时候就敏锐地注意到韦伯思想的 “文明母体 ”学说体现在他的 “世界宗教 ”学说，即“世界宗教 ”的伦理理性化学说中。与此同时，韦伯学说中另一个深具世界历史色彩的是他的支配社会学的学说。作为韦伯 “经济与社会 ”写作计划中篇幅最大的部分之一，支配社会学以支配行动的结构，而不是经典政治学或法学中的 “政治人格 ”团体作为分析政治的基本入手点，对世界主要文明中背负不同政治意志和行动能力的行动者进行了精当的分析。“支配 ”，或者说支配者、被支配者和行政者之间的关系，极深地改变了我们理解政治中 “规范性 ”的前提。

韦伯论现代国家的学说，有明暗两条主线。所谓的明的主线最为社会科学者熟悉，即国家是极为特殊的政治组织（politischer Verband），它在领土内形成对正当性暴力的独占。韦伯强调国家的形态只有在现代才得到充分的发展。所谓暗的主线，指的是这样一种国家的概念在韦伯最为系统的政治学说，即“支配社会学 ”（Herrschaftsoziologie）里面的理论位置。很显然，暗线迂回复杂，明线直接，而我们也会想象韦伯在 “暗线 ”中的工作是为国家在 “明线 ”上的含义服务的。

然而，两个主线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支配社会学的核心部分，是在正当性基础（Legitimit.tsgrunde）的概念下组织的。韦伯承认国家的暴力垄断的性质，但何以韦伯在支配社会学里面却恰恰要讲暴力的反面，“正当性 ”为基础的政治？无论如何，实现对合法暴力的独占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从他在《政治作为志业》的精到阐发来看，这个过程具有政治（家）伦理和国家行政架构两个重要面，这样一来，从支配社会学来看韦伯最为人周知的现代国家定义就更不容易了。

支配社会学如何告诉我们什么是操控暴力的政治家，他怎么对暴力的使用负责任呢？

国家作为 “正当性 ”的机构和作为 “暴力 ”之经营（Anstaltsbetrieb）之间的张力是广大社会学家都比较清楚的，深受韦伯 “支配社会学 ”影响的历史社会学家更不例外。所以历史社会学家从韦伯国家学说的遗产中分出侧重统治的和侧重行政的两个维度。历史社会学家非常强烈地倾向于从侧重行政的维度，即所谓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来理解现代国家之缘起。

但是这个侧重并不意味着历史社会学只是关注资源的汲取（extracting）而放弃了认识国家作为规范秩序的努力。恰恰是关注基础性权力，使得现代国家对历史社会学呈现的第一个形象，是家产制国家的君主（Patrimonialfürst）形象。这个强烈地从 “财产 ”中汲取资源的家产制国家，和同样是经由韦伯的论述而被社会学熟悉的 “治理型国家 ”具有非常不同的形态。在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概念里面，家产制君主既是恣意的，也可能具备最强的政治意志，因为他代表了将政治的支配变成所有物那样去经营，更为准确地说，变成私产那样去汲取。一言以蔽之，早期现代国家的重要面向，是以家产制君主行绝对权力的架构，包含了复杂的人身化（pers.nliche）的过程。这个架构的一个重要维度，是行政领域的公职（office）被变成私产的过程（appropriation）。通过给国王缴纳捐纳金担任公职的官员变成了所谓的 “捐纳官员 ”（venal office），也就是国王在领土内建立自己的直接统治的 “家产制官员 ”（patrimonialen .mter）。这样一来，君主在行政权的空间里面获得了自身的筹码，这一点在法国的专制王权里面似乎也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印证，也是家产制在早期国家的政治里面的重要的经历。正是这样的家产制君主，突破了封建制法权对国家的约束。

然而，家产制君主借助权力网络和公职私有的崛起并不是社会学理解的家产制的全部。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很敏锐地看到，家产制官僚的基本动力是依赖支配者的家计来维系的方式，要转变为家产制官僚依靠俸禄或者采邑的方式。“旧制度 ”下的特权阶层会着力通过家族网络、类亲族关系来控制地方教会和世俗官职，乃至运用形同捐纳官的办法保护自身所持的行政汲取能力。职官变成了财产性的占有（proprietary officeholding），是家产制背后的那种接近占有性 “欲望”的另一面。在历史社会学看来，可能和绝对君主就行政汲取发生争夺的特权阶层需要以某种形式的代表制度来平衡君主权力。但以什么样的方式组织自身，以什么样的形式遭遇到君主权力，对现代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 “家产制支配 ”一方面是以家产制的途径上升的绝对君主，另一方面则是以特定的组织方式进行身份化的特权阶层。这一双轨制的背后是现代政治社会在韦伯那里体现的深刻而丰富的规范内涵。非常明显，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几乎系统性地回避了我们在讨论现代政治，尤其是从政治理论理解现代政治的一些关键点。韦伯不仅几乎不涉及现代政治的外在（主权问题），也对政治的内属（一政体下的人民对何谓幸福的理解）很少着墨，这样的支配社会学总体上看是非常特别的，这样的支配社会学对我们理解政治可以带来什么改变？正如李猛等学者看到的那样，中国学者异乎寻常地重视韦伯思想的 “整体 ”格局，对他重写世界文明的 “观念类型 ”所表达的思想意识投入了很多的思考，这样的学术意识和研究积累无论对于认识今天的韦伯思想还是今日的中国文化与世界都是最为珍贵的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