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五年，一则信息突然在微信圈广为流传，说阿富汗艾娜克（Mes Aynak）发现了重要的佛教遗址，出土的文物可以填满整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这则消息虽然有所夸大，但艾娜克出土的佛教文物，确实对我们理解佛教的发展史和人类文明的交汇融合很有价值。我们这里谈到的是出土自艾娜克的一块佛教浮雕，这块背面绘有疑似彩色佛传故事的浮雕可谓独一无二，展示了当时佛教信仰的一些重要层面；而这些层面，对理解中国中古文明本身也很有启发。
艾娜克，在普什图语中是 “小铜矿 ”的意思 ——“Mes”的意思就是 “铜”。佛教遗址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东南三十八公里处的一块荒芜的土地上，海拔两千四百五十米，属于卢格尔 (Logar)省。在这里，发现了四百多座佛塔、佛像以及百余英亩的佛教寺院群。除了佛教遗址外，还发现了两座军事堡垒、一座琐罗亚斯德教的寺院、铸币场，以及采铜场和矿工的生活区。目前主要挖掘的是哈梅德（Gol Hamid）的佛寺遗址、卡费瑞特 ·特佩（Kafiriat Tepe）寺院遗址以及靠近古代采矿场的瓦里（Baba Wali）村。从这里出土的千余件文物被送往喀布尔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保存。艾娜克佛教遗存应该是从贵霜王朝时期开始的，时代是公元二到八世纪，可能在八世纪后衰落和遭到遗弃。艾娜克出土的最早的钱币属于迦腻色迦（约一二七至一五一年），可能正是在这位贵霜君主统治时期，艾娜克繁荣起来，成为矿业中心和佛教中心。
在艾娜克出土的精美壁画、高质量的钱币、泥塑佛像和菩萨像、佛教石雕都清楚地显示，这里跟同时代的佛教中心哈达（今天的贾拉拉巴德地区）、巴米扬等地一样，不但是当时的经济中心，而且是佛教艺术的中心。犍陀罗曾经是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来自希腊、波斯、印度的不同信仰和艺术在这里交汇。艾娜克的考古发现，唤起了其作为犍陀罗经济中心和信仰中心，以及中亚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历史记忆。艾娜克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跟大犍陀罗地区的重要文明点都相距不远。沿着丝路商队或者中古时代西行巡礼的中国僧人的脚步，从艾娜克出发，往东就是保存了众多佛陀遗物的那竭国（即贾拉拉巴德），进入白沙瓦平原，就到了贵霜帝国的都城布路沙不逻（Puru apura），也就是中国文献中的弗楼沙和今天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往西就通往巴米扬，可以看到这里的两座巨佛。
艾娜克成为犍陀罗地区的经济中心、信仰中心和艺术中心，不同于巴米扬、迦毕试等地的重要原因，是它的经济形态。跟巴米扬和迦毕试不同——两者的繁荣跟丝路的贸易紧密相关——艾娜克的繁荣，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铜矿开采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收入。艾娜克遗址下方是一条绵延数公里的铜矿矿脉，储量据说有上千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矿床之一。也正是这个原因，二〇〇七年，中国的中冶集团跟阿富汗政府签订了三十年高达三十亿美元的开采合同。在佛教遗址层下面发现了更加古老的青铜时代的遗迹，就包括一座冶铜场。显然，在艾娜克作为佛教中心兴起之前，这里蕴藏丰富的铜矿已经为人所知，并开始了开采。佛教和商业贸易的紧密关系广为所知，但是佛教和类似采矿的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之前却鲜为人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艾娜克的考古发现可谓史无前例，填补了佛教史的重要空白。至少说明，佛教经济体系可能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要复杂得多。铜矿为佛教寺院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经济的繁荣、人口的聚集，也让这里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这一点可以从艾娜克出土的众多精美的佛教艺术品窥见一斑。
艾娜克出土的佛教艺术品中，包括大量精美的泥塑佛像，有的可能高达四五米，上面仍残留各种颜色的彩绘痕迹。甚至还包括一座高二十厘米的木雕佛坐像，这是至今唯一保存完整的犍陀罗木制坐佛，佛陀结跏趺坐，施无畏印，端坐于莲花座上。但是对笔者而言，最感兴趣的是艾娜克出土的一块 “燃灯佛授记 ”题材的浮雕，镀金彩绘，高四十一厘米、宽二十五厘米，时代大约属于三至五世纪。这一片岩浮雕，是典型的犍陀罗风格的佛教石雕，但是却有其独特之处。从艺术形式上看，镀金彩绘能够保存如此完好已属罕见，而且浮雕的背面是彩绘的佛教画——笔者猜测是佛传故事里的 “初转法轮 ”；更为重要的是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而这些信息，在之前出土的文物或者文献记载里，并未发现。令人欣喜的是，它们却可以让我们对佛教史和中古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在释迦牟尼的历劫修行中，燃灯佛授记是其成佛的关键一步。作为过去佛的燃灯佛预言释迦牟尼将在未来成佛，这是释迦牟尼成佛的关键一步，也是其正当性的来源。从逻辑上讲，燃灯佛授记既是讲述释迦牟尼历劫修行的本生故事的终结，又是释迦牟尼修行成道的佛传故事的开端，意义重大。这种通过 “授记 ”（vyakarana，即预言，赋予一方神圣性）传法的逻辑，跟释迦牟尼预言弥勒菩萨会在未来成佛的预言，是一样的。简单地说，过去佛燃灯佛为释迦牟尼授记，现在佛释迦牟尼为未来佛弥勒授记。这种授记的思想，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进入中国了。有关燃灯佛为释迦牟尼授记的记载，广泛出现在汉文译经中，比如东汉竺大力、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东吴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等等。这个故事情节简单概括，就是作为释迦牟尼前世的儒童，买了五茎莲花礼敬燃灯佛，并以头发铺在地上让燃灯佛得以跨过泥泞（即“布发掩泥 ”），产生种种异象（撒向燃灯佛的莲花停驻在空中，儒童升入虚空向燃灯佛礼拜），最后燃灯佛做出预言，说儒童将来会成为释迦牟尼佛。
艾娜克出土的这块 “燃灯佛授记 ”浮雕，采用犍陀罗艺术中常见的一图多景的手法描述了上述故事。浮雕中包括布发掩泥的儒童（将来的释迦牟尼）、手持莲花的儒童、升入虚空礼拜的儒童，分别表现三个情节。燃灯佛形象高大，结无畏印，占据画面的主要部分。在其头顶，是停在空中而不坠落的莲花。如果仅仅从这些画面细节看，似乎这块浮雕跟其他犍陀罗出土的 “燃灯佛授记 ”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我们把浮雕基座的内容也纳入到图景中，就会发现，这是一块之前从未发现的类型——在浮雕基座上，出现了四人手持莲花礼敬佛钵（Pātra）的景象。佛钵位于中央，两边分别站立着两人，一僧一俗，相互对应。可以说，将佛钵信仰和燃灯佛授记连在一起，这是唯一的图像实物证据。
我们先来看看艾娜克和燃灯佛授记信仰的关系，然后再来分析为什么佛钵出现在了这一看似毫无关联的浮雕上。“燃灯佛授记 ”，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出土的数量之多令人惊讶。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一艺术主题，在印度本土很少见到。主要就出土于今天的贾拉拉巴德和迦毕试地区。可以推测的是，燃灯佛授记思想，应该是佛教在犍陀罗地区重塑的一个结果。佛教中心从东北印度往犍陀罗地区转移，带来了新的观念和艺术形式。作为历史人物的佛陀可能从未到过犍陀罗，但是佛教文献记载，燃灯佛为释迦牟尼的前世—儒童—授记，地点就是在今天的贾拉拉巴德地区，玄奘称其为那揭罗曷国（Naharahara），也就是汉文史料中屡屡出现的那竭国。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特别记载了哪里是燃灯佛为儒童授记的地方、哪里是儒童布发掩泥处、哪里是儒童买莲花的地方。燃灯佛授记的信仰和圣迹，可能是犍陀罗 “再造 ”佛教圣地运动的一部分。我们感兴趣的是，燃灯佛授记 “发生 ”的地点，就在艾娜克以东不远的贾拉拉巴德。这让燃灯佛授记这一主题，带有了地方信仰的色彩。
而这一浮雕基座上的佛钵，是重要的佛教圣物。艾娜克繁荣的时代，它就保存在贵霜帝国的都城布路沙不逻（白沙瓦）。也就是说，这一浮雕基座上描述的景象，是艾娜克的僧俗大众所熟知、在现实中存在的场面。作为距离首都不远的经济中心艾娜克的居民，相信他们中不少人曾去布路沙不逻亲身礼拜佛钵。
根据文献（主要是汉文佛教文献，比如《马鸣菩萨传》《付法藏因缘传》等）的记载，佛钵是贵霜皇帝迦腻色迦在公元二世纪前半期，从佛陀故地毘舍离（Vai.ālī）或者华氏城（Pā aliputra）抢到国都布路沙不逻的。也是基于这些记载，二○一四年，印度要求阿富汗政府归还现在置放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入口处的 “佛钵 ”。正如研究中亚佛教的学者们认为的那样，将佛钵抢到布路沙不逻，是迦腻色迦打造佛教中矗立在喀布尔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入口处的佛钵，被怀疑就是历史上的那件佛教圣物心的重要手段。比如桑山正进就认为，以佛钵为中心，犍陀罗成为新的佛教中心。至少在法显的时代，来自中土的西行巡礼求法的僧人以及来自印度的僧人，以前往今天的白沙瓦朝觐佛钵，然后西行去那竭朝觐佛陀遗物为荣耀。而这两件事——弗楼沙的佛钵和那竭国的燃灯佛授记圣迹——都在我们讨论的这件艾娜克出土的浮雕中出现了。
这万里之外的事，跟中国中古史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很大。佛教在亚洲大陆的兴起与传播，不但是宗教信仰的输出输入，而且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融合激荡。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佛教有关理想世俗君主转轮王的观念就传入了中国。中国传统的君主理念是 “天子”，围绕着 “天子 ”理念的则是 “天命 ”“五德终始 ”“天人感应 ”等政治理念，以及 “封禅 ”“禅让 ”“革命 ”等政治仪式和行为，形成一整套的有关君主的理论。佛教转轮王则是另外一套关于君主的论述：累世功德的集聚、统一君主、护持佛法等等特征，并与弥勒信仰结合，成为佛教转轮王观念的内涵。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佛钵是跟弥勒信仰和转轮王理念密切相关的 “圣物 ”或者符号。佛钵本质上是最重要的舍利，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它被认为是佛法的象征。释迦牟尼涅槃后，经过漫长的岁月，弥勒将成为新的佛，而佛钵将传到弥勒手中，正法得到恢复。而佛教的理想君主转轮王，被赋予了供养佛钵的责任和角色。也因为如此，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佛钵往往跟弥勒的形象连在一起。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钵将来到中土的预言广为流传，对当时的信仰世界和政治起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饶宗颐先生认为，公元四到五世纪，中土有一个西行中亚礼拜佛钵的热潮，这是佛教史上的大事，影响深远，可谓慧眼独具（饶宗颐：《刘萨诃事迹与瑞像图》）。其实，也正在此时，中土出现了大量类似《佛钵经》（又叫《佛钵记甲申年大水及月光菩萨出事》）、《钵记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之类的伪经。这些疑伪经背后的政治、宗教观念，成为民众造反和统治者宣传的理论工具。东晋兴宁三年（三六五）四月五日，住在襄阳的习凿齿致书高僧道安，就表达了佛钵将来到中国的观念：“月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幽深。”（慧皎撰：《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佛教有关月光童子出世（为转轮王）的信仰，在中土固有的君主理念之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北魏熙平年间（五一六至五一七）发生的刘景晖事件，就是利用这样的信仰和观念发动的——刘景晖被假托是 “月光童子 ”出世而图谋叛乱。另外，月光童子诸经也被翻译进来，三国吴支谦译《佛说月明菩萨经》《佛说申日经》、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月光童子经》、刘宋时代的求那跋陀罗译《佛说申日儿本经》、隋代翻译的《德护长者经》等都是同经异译的佛经。《佛说申日经》中已经预言：“我般涅槃千岁之后，经法且欲断绝，月光童子当出于秦国做圣君。”
在塑造隋文帝月光童子转世为转轮王的政治宣传中扮演重要角色，并翻译《佛说德护长者经》的那连提黎耶舍（Narendraysas，约 517—589）约在公元六世纪四十年代，专门在犍陀罗地区巡礼，在弗楼沙礼拜佛钵，在那竭等地礼拜佛衣、佛顶骨、佛牙、佛齿等。那连提黎耶舍翻译《佛说德护长者经》，跟艾娜克的这件浮雕，从思想和信仰层面上，存在着直接而重要的联系。《佛说德护长者经》中做了非常清晰的政治预言：“此童子，我涅槃后，于未来世，护持我法，供养如来，受持佛法，安置佛法，赞叹佛法；于当来世，佛法末时，于阎浮提大隋国内，作大国王，名曰大行；能令大隋国内一切众生信于佛法，种诸善根。”而且还预测了佛钵将来到中土，接受隋文帝杨坚的供养：“于尔数年，我钵当至沙勒国，从尔次第至大隋国，其大行王于佛钵所大设供养。”（那连提黎耶舍译《佛说德护长者经》卷下）
我们回到这块浮雕本身，也就理解，为什么在燃灯佛授记的主题浮雕中，出现了佛钵供养的内容。从根本上说，释迦牟尼佛为未来的弥勒佛授记，跟过去佛燃灯佛为释迦牟尼佛授记，其宗教逻辑是一样的。而佛钵作为传法（所谓 “衣钵传人 ”最早就是从佛陀开始的）的信物出现在浮雕中，是再合适不过了。艾娜克出土的这块 “燃灯佛授记 ”浮雕跟之前迦毕试绍托拉克出土、藏于喀布尔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浮雕从构图上非常相近。绍托拉克出土的 “燃灯佛授记 ”浮雕，也是省去了儒童从少女那里购买莲花的场景，只表现了礼拜、布发掩泥、升入虚空的情节。在其右下侧是释迦牟尼佛立像；在其台座上，是礼拜弥勒的场景。宫治昭认为：“图像故事以授记故事为媒介，表现了佛陀的谱系和救济论思想。也就是说，如同过去一开始那样，燃灯佛预言之后释迦成就了菩提，接下去的未来，弥勒菩萨将成就菩提，宣告又一个开悟的世界，这个过程充满了神学性内容。”（宫治昭：《犍陀罗美术寻踪》）如果对比迦毕试和艾娜克的两块浮雕，就可以发现，艾娜克的浮雕台座上，只不过是将弥勒换成了佛钵，但是其表达的基本宗教意涵是一样的——佛钵本来就是弥勒成道的传法信物。可见弥勒信仰在当时的大犍陀罗地区是一种广泛的观念。
我们这时再看看这块浮雕的背面，就更加清楚了。浮雕背面，除了中间是结跏趺坐的佛陀，还有六个人物形象。虽然模糊，但是可以清楚判断，其中佛陀身后的一人，下身穿横纹服饰，类似武士形象，可以判断为佛陀的 “保镖 ”执金刚手菩萨；其他五人都是纯棕红色服饰，可以判断为五比丘。那么整个彩绘，可以判断，描述的场景是释迦牟尼初次讲法，或者说 “初转法轮 ”。“初转法轮 ”是犍陀罗佛传故事浮雕常见的主题之一，除了听法的五比丘之外，原型来自赫拉克利斯的执金刚手菩萨，也是常常出现的人物形象。而且，笔者必须指出，这块艾娜克浮雕背面彩绘中的释迦牟尼，结跏趺坐，施传法印，其手势不是无畏印，也不是禅定印，而是讲法的手势。这也更加佐证了笔者的判断。
如果我们把这块艾娜克 “燃灯佛授记 ”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其表达的宗教意涵，应该不是随意的，而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毕竟，宗教艺术，是很神圣的东西，不能随意造作。这样看来，浮雕主体部分，是过去佛给现在佛释迦牟尼授记；背面的彩绘，是释迦牟尼修行得道后的初次说法；基座部分，是释迦牟尼佛传法给未来佛弥勒的信物。整个的意涵，就是在表达 “传法 ”的主题：燃灯佛授记→释迦牟尼初次讲法→传给弥勒的佛钵。贵霜时期，弥勒信仰兴起，成为重要的信仰和思潮。艾娜克出土了大量高质量的贵霜钱币。其中在一种迦腻色迦的钱币上，有弥勒的结跏趺坐形象，这或许也能够给我们的论断提供一个小小的注脚。
即便是研究中国文明本身，我们也不能把眼光仅仅停留在现在的国境之内。古代文明从来不是完全割裂和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不仅仅需要换一个角度彼此看看，或者换套说法重新解释，还需要我们从失落的历史记忆里打捞文明碎片、重新认识文明本身。解决问题的关键，很多时候不在于自说自话或者各说各话的论争，而在于将（至少一个区域的）人类文明视为整体，从各种狭隘的羁绊（民族、国家、宗教认同等）中拯救历史。
二〇一七年五月于浙江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