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宾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一、大战略的含义

“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一词可被拆分为两个部分。其中，“大”（grand）涵盖军事、外交、经济等多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战略着重研究国家如何统筹考虑本国与外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关系，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战略”（strategy）意指国家处于“相互依赖的选择”（interdependentchoice）的状态。具体来讲，一国在做决策时其他国家也将根据该国的决定做出回应，因此该国需试图猜测其他国家将如何做出回应。这样一来，一国在做战略选择时，它应当考虑“如果我知道你将做出何种回应，那么我应做些什么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的利益”。

“大战略”把涉及国家外交政策的各方面都联系起来，进而对国家的外交决策进行指导。当然，现实世界比想象中更为复杂。国家在制定大战略或做决策时，除了需要全面考虑经济、军事、外交政策及本国实力外，还应客观评估国际环境及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

二、冷战时期中国的生存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主要有两项基本的“大战略”，即冷战期间的“生存战略”（strategy of survival）和冷战后时期的“复兴战略”（strategy of revival）。“生存战略”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依次是对苏“一边倒”、向美国倾斜，以及后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向美国倾斜。迫使中国领导人采取“生存战略”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外界（前期是美国，后期是苏联）严重的军事威胁。

当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时，中国只能通过寻求苏联的帮助与美国相抗衡。然而，采取对苏“一边倒”的“生存战略”也给中国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这种战略有着许多军事安全之外的后果。中国不得不成为苏联主导的经济集团的一部分，被迫与西方经济体系相分离。中国领导人不喜欢完全“听命于”苏联的各种建议，由此带来的问题致使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

60年代中期，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大量兵力，给中国造成了巨大威胁。当这种威胁增加到不容忽视的地步时，毛泽东意识到中国必须向美国张开怀抱，中国由此转向“生存战略”的第二个阶段——依靠美国。尽管中国不想依靠任何国家，但当时中国领导人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便依靠美国意味着中国需要做出一些妥协。这一时期，中国需要通过维持与美国的战略联系，抗衡苏联。

“生存战略”的第三个阶段，即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向美国倾斜，开始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职位后。邓小平意识到中国不只受到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国内“失败”的发展战略也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带来了巨大挑战。此后，邓小平在维持与美国战略关系的同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措，如开启与西方的经济接触和文化交流，促进国家现代化并为以后的军事现代化奠定基础。可见，邓小平在“生存战略”上有着自己的见解。从大方向上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仍倾向于美国，因为只要苏联继续在阿富汗保持军事存在且越南仍是苏联的亲密盟友，中国就有理由继续担心苏联带来的威胁，尽管这种担忧在1980年代已经有所减少。

三、冷战后时期中国的复兴战略

1991年苏联解体，这标志着冷战的结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启了“复兴战略”时代。实施这一战略的前提是，从90年代起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生存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第一，虽然冷战期间中国已经拥有核武器，但其核威慑的能力尚且存疑。然而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对手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小心谨慎且不能过于强硬地对付中国，因为中国已掌握运用核武器给其对手以不可承受的“惩罚”的能力。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核威慑是有效和可信的。第二，90年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已经发展到即使没有核武器，其他国家也不愿挑战中国的程度，因为中国有能力使用常规武器对对方进行强烈军事打击且造成严重破坏，这些已足够劝阻美国等国家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

在保证中国的生存不被其他国家威胁后，中国共产党有更多的任务需要完成。中国的目标变成了两种意义上的“复兴”。首先，恢复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真正的强国地位。其次，使中国经济和文化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与国家科技力量不能只比二十年前有所提高，中国还应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占有一席之地。

“复兴战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从1991至1994或1995年。这一时期，邓小平仍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是“韬光养晦”。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中国保持低调，就可以实施长期的复兴和现代化进程，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强国。只要中国保持低调，就不必担心这一进程被其他国家所阻止，因为当时的中国十分落后，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

然而到1995或1996年时，这一方针不再奏效。东南亚国家、日本及美国等开始注意到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大幅增强，担心中国外交变得更加“自信”，因此一些国家开始讨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及其东亚盟友对中国进行了回应，这可被理解为“亚太再平衡”的首个版本。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仅靠“韬光养晦”已经远远不够，他们必须保证中国不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那些针对中国的紧密同盟使生存再次成为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从而削弱乃至剥夺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能力和自由。因此从1995或1996年开始，中国领导人认为虽然中国尚未获得与其对手相提并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但中国的富强程度已足够引起其他国家的担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转而实施积极主动的战略（proactive strategy），目的是减少别国对中国的顾虑。这一需求进而导致中国在1996到2008年间采取了各种安抚与合作政策，例如中国与多数世界强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国际组织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多边组织中变得更为活跃，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展现了与他国合作的意愿。有理由认为，中国并没有通过单纯的“纸上谈兵”来消除他国的顾虑，而是采取实际行动证明它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体。

然而，自2009年以来中国改变了这一成功的对外政策。中国认为其在东海、南海的行为是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但外界将此视作中国独断和强硬的表现。即便如此，中国领导人也没有采取措施，来努力消除外界的顾虑。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领导人感觉到当时中国所受威胁已经大为减少，可以在东亚地区或多或少地做一些想做的事。其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国际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以超乎其他国家想象的速度大幅增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等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第二，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牵扯了美国及其部分盟友的大量精力，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和风险减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可能以为其他国家围堵或遏制中国的风险很小，但实际情况却是，美国在此之后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2009至2012年间的中国似乎回到了1995年其他国家将其视作威胁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在确保政权生存及军事安全上，导致其难以将精力投入到复兴战略中。

四、习近平的“复兴战略”

2013年习近平上台时所面临的局面促使其采取不同的方式实施“复兴战略”。他实施“复兴战略”的方式由这样一种想法所支配——即如今的中国已相当强大，以至于所有国家都密切关注中国的动向，中国难以回到“韬光养晦”时代。习近平也清醒地意识到，简单地回到“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时代也不可行，因为中国在2009至2012年间所采取的强硬政策使其他国家难以相信中国将永远保持合作的姿态。为了使中国朝着真正大国和现代化社会迈进，习近平不得不寻找一种“一箭双雕”的办法，即在不激怒其他国家的前提下不断增强中国的实力，从而既能捍卫本国利益，又能继续追求经济和军事现代化。

我认为，习近平实施“复兴战略”的方式可以用“3R”来解释，即“安抚（reassure）”、“改革（reform）”和“抵制（resist）”。第一，中国应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反复安抚（reassure repeatedly）其他国家，培养这些国家对于尽管中国国力日益增长但不会给它们造成威胁的信心，使这些国家认识到中国崛起对它们来说是一种可以实现双赢的机遇。例如，双方可以发展经贸合作，中国可以在安全问题上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等，实际上这恰是1996至2008年间中国的所作所为。第二，对国际体系实施“负责任的改革”（reform responsibly）。中国正变得更为富强，应该积极推进国际体系的变革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澄清其目的不是为了破坏或推翻现存国际秩序，而是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仅服务于中国的需求，而且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中那些对全球化不满的群体。第三，坚决抵制（resist resolutely），即在必要的时候中国有能力、有决心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及坚持特定的底线，即使这样做会使一些国家感到紧张并怀疑中国是否会继续做一个合作者。因此，习近平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在“安抚”、“改革”、“抵制”之间寻求平衡。如果中国过于强调“安抚”，那么其他国家或许会认为他们可以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上向中国施压；如果过于严厉地“抵制”，其他国家可能会受到惊吓并再一次产生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如此一来“安抚”政策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认为习近平采取反复“安抚”方式，其证据有四个。第一个是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在美国加州阳光之乡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中试图说服奥巴马及其幕僚，中美两国应当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虽然由于各种缘故，美国最终拒绝了该提议，但这确实表明习近平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第二个证据是2013年10月，习奥阳光之乡会晤后不久，中国宣布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后来成为行长的金立群告诉世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或亚洲开发银行的挑战，反之，这是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奏效，因为尽管美国强烈建议其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听从美国，最终执意加入。第三个证据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多次强调其目的不是建立中国的新势力范围，而是建设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最近中国甚至努力消除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担忧，强调它不是对印度的威胁。第四个证据是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习近平和奥巴马宣布中美两国批准《巴黎气候协定》。对中国而言，此举在安抚外部世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成功。中美批准该协定，使得印度及其他大的发展中国家遵守《巴黎气候协定》的要求成为可能。[2]我认为，这在当时甚至是目前来看仍是中国的巨大胜利。尽管有些国家对中国仍心存疑虑，但更多国家认为此举表明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对国际体系实施“负责任的改革”也有证据支撑。第一个证据是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强调，中国支持建设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他认为，全球化确实带来许多问题，“为了维护全球化，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改变”。这便是“改革”战略的精髓。实际上，这不仅是习近平实施“改革”战略的证据，而且是中国争取国际领导权所付出的建设性努力。2016年发生了多起“黑天鹅”事件，如英国举行退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其他欧洲国家也举行了一些可能导致欧盟分裂的选举，各国都在为本国的利益着想进行“反全球化”，习近平的演讲就发生在这些事件之后。习近平本来可以在达沃斯宣称，“看看这个由美国创造的国际秩序，它正走向分裂”。他本可以说现在轮到以中国的方式建立新世界了。然而，他没有那么做。如果放到2007—2009年，中国可能会那样说，但今天它没有那样做。因此，有理由认为习近平精心设计了改革战略。第二个证据是习近平在2017年2月17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整体国家安全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的重要讲话。题为《习近平首提“两个引导”有深意》的报道对此次会议进行了解读，其中谈到“我们的治国方略和外交大略也必须与时俱进，走出’韬光养晦’阶段，不仅要多参与国际事务，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且还要做国际体系的贡献者和引领者。”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适应由美国创立的国际秩序，更有责任重塑和引导（并非推翻或破坏）这一秩序。换句话说，中国既不是“维持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也不是“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而是世界舞台上的“改革力量”（reformist power）。习近平将在不破坏现存国际秩序的前提下推进一些改革。第三个证据体现在近期习近平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讲话中。在这次发言中，习近平谈到“中国可以为改革国际秩序做些什么”等议题。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最神秘的事情之一就是“习近平究竟如何思考中国即将对国际秩序进行的改革？”

第三个“R”是“坚决抵制”（resist resolutely) ，这可能是习近平的大战略中并不十分友好的一个。其背后的逻辑是，中国将依靠自身实力维护其核心利益。在这方面，习近平的行多于言。

首先，在军事现代化方面，中国不仅增加了军事开支、购买更多军事装备，而且实施了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如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火箭军的地位，以及创建战略支援部队，其重要性在于向国际社会宣告中国已获得更加先进的常规军事武器，同时中国的军事行动有常规弹道导弹、核武器，以及外空、信息和网络武器的支持。

其次，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硬的姿态。中国于2013年底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体现了其在东海问题上的态度。实际上，此后中国并没有严格执行防空识别区的规则，但此次事件被视为中国有且严肃看待其利益底线的信号。在南海问题上，中国通过吹填工程及建设防御工事等巩固其对南海主权的主张。即使相关国家不喜欢中国的所作所为，中国领导层仍视南海主权为坚决维护的核心利益。我认为，中国领导人难以在该问题上妥协的原因涉及国内政治，即如果中国不能维护其长期以来宣称的“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那么后果将非常严重。当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也是幸运的。去年南海仲裁结果公布以后，各方都十分紧张。然而事态突然出现转机，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明确表示不愿与中国发生冲突。其结果是，习近平与杜特尔特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这一不利于中国的裁定，试图通过开展更为深入的合作，避免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

第三，台海关系。一年前，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习近平及中国领导层已明确表态，中国大陆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直到蔡英文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如果蔡英文不承认中国大陆的底线，台湾问题将持续陷入僵局。

中国“坚决抵制”的第四个证据表现在其对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的强硬回应上。中国将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视为对其核心利益的严重威胁，并表示除非韩国撤回部署的决定，否则中国在这一事件上决不让步。美国试图向中国政策制定者及科学家解释，以图消除中国对萨德的担心，但中方拒绝接受。最重要的是，中国对韩国接受部署萨德系统作出了严厉的制裁，这也引发了韩国民众的愤怒情绪。

在上述分析中，我并没有提及习近平的大战略能否成功。实际上，继续实施这一大战略面临很大困难，因为它要求中国巧妙地平衡“安抚”、“改革”和“抵制”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求中国在回应其他国家时切勿过于突出“抵制”，从而使它们认为中国对其构成了威胁。同时，还应注意避免“过于软弱”，因为大战略具有国内政治的考量，习近平必须确认中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他在国内政治和经济上的所作所为，反之亦然。实际上，来自国内各方势力的压力限制了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些行动。习近平面临的国内挑战远大于国际挑战。十九大以后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赵建伟 翻译整理，节大磊 校）

[1]本文根据2017年6月23日金骏远教授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举办的“中国大战略：延续与变迁”学术座谈会上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经本人审阅及授权刊发于此。

[2]译者注：2017年6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