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邓小平对日外交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对日外交战略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他高度重视推动中日友好事业，认为“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大力倡导“中日友好”的同时，邓小平认为对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负面的消极因素应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对日本人民讲友好，也要对日本右翼作斗争。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高度重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中日关系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新型外交的大框架下进行全面审视，深入研究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及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日关系：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_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日两国领导人所作出的“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切问题的重要性”要与时俱进，要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起。

［关键词］邓小平；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林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主任

［文章来源］《邓小平研究》2017年第3期

中日复交四十余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毋庸讳言，近年来，中日互信缺失，普通民众相互好感度走低，两国政治关系持续低冷，并有向其他领域蔓延之势。对此，国务院参事时殷弘在《日本学刊》撰文说:“对日关系几乎始终是（至少经常是）中国对外关系议程上最为经久的头号困难和首要纠结。”

面对当前中日关系严峻的事态以及延宕态势，包括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团一员、说自己是“日中友好之子”的野田佳彦，一手导演了钓鱼岛“购岛”闹剧等，一些学者以至半官方出现一种“中日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说法，笔者也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听到“中日友好是不存在的虚幻历史”的论调。对此，笔者难以苟同，并深感“中日友好”没有过时，中日之间有重塑友好的必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温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特别是中日友好思想，对于推进中日两国关系，正确处理中日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承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对日友好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代领导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外交战略思想内涵丰富，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发展至今的我国外交战略思想来看，作为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世界杰出的战略家和外交家，邓小平洞察国际风云变幻，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和外交实践中，展现了他博大的胸怀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从1975年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开始，到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邓小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线方针。他密切关注世界发展的潮流，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目标、原则、方针等思想理论，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邓小平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和新时期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开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邓小平时代对外工作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外交思想富有远见卓识。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又据以新的外交实践，提出了在对外关系中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及提出用“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等一系列重要观点。

新中国外交战略思想肇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人类阶级社会的分析，提出了最大限度团结人民、孤立敌人的统一战线政策。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要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思想精髓得以传承和发展。195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对日工作总方针、总政策作了具体阐述和发挥。这一对日工作的总方针、总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把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在于强调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不在广大日本人民，责任应由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来负，日本人民包括普通士兵也是受害者；在于争取广大日本人民，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同广大日本人民，争取后者，孤立前者。

毛泽东曾多次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中国一贯采取向前看的方针，要重建和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他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指出，中国和日本“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执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在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毛泽东高瞻远瞩，倡导发展中日民间往来，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最终促成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友好关系崭新的一页。

多年以后，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时，感慨地说道：“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这段评语是十分中肯的。

周恩来同样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建立殚精竭虑。1956年5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工人代表团、日本五金机械产业工会代表团、日本机关报代表团时，针对日本政府的担心，说：中国接待日本客人，不打算宣传共产主义，我们只宣传一件事，就是中日友好。中日两国友好不是一方面的事情，而是两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广泛的要求。我们友好关系的基础是两国人民，而劳动人民又是基础的基础。在远东，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对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两国友好，双方都有利；不友好，双方都不利。我们友好就能够共存共荣；不友好，存在和繁荣都要受到影响。……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比起日本来，还是落后的。日本是我们的老朋友，你们的长处我们要学，在科学方面、经济方面都要学。

在欢迎田中角荣的宴会上，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相继去世。解决中日关系的战略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邓小平身上。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周边外交是他关注的一个领域。他亲力亲为，不断开创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在他的五次出访中，四次是周边国家，其中的两次即出访日本（一次是顺访），与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会见最多的是日本各人。

1978年10月，邓小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高职务的国家领导人对日本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在新干线列车上，日本记者问邓小平乘车的感觉，邓小平回答了五个字“就是感觉快。”这句话虽直白，但很有意蕴，引发了人们的多种解读。1978年12月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的访日密切关联：长期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宏大思想通过这次访曰的实际感触更趋成熟，更坚定了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决心。于是，一场划时代的改革从此拉开大幕！

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战略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周恩来对日外交战略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正如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反复表明的，中国的对日外交总方针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就已制定的，这就是同日本世代友好下去，向前看，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1987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出席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双方正式代表时也指出：我们总的方针是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这一方针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制定的。这个政策不会因为中国领导人的变动而改变。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没有理由不友好下去。

建立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关系，是我国历代领导人一贯倡导的对日方针。正是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对日方针、政策，推动中日关系逐步发展到今天超越历史任何时期的密切联系与深度合作，从中显示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及至习近平为代表的我国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日关系以及高超的外交艺术和深邃思想。

二、中日友好超过了两国间—切问题的重要性

邓小平高度重视推动中日友好事业。他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团结，亲密合作，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中日两国有着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最多有一百年的路程走得不好，这同两千年相比只是一小段。为构筑中日友好的宏伟大厦，中国人民将不念旧恶，一切从新的基础上开始，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长远”是多远？邓小平的回答是三百年，以至永远：“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邓小平不仅于1978年10月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中日要建立长期睦邻的友好关系。在1981年6月18日会见佐佐木义武率领的日本众议员访华团时说，中日两国要友好、要合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也是当前现实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不管中国谁当政，也不管日本谁当政，都不能违背这一点。尽管某些时候对某些问题中日双方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一些困难，但这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暂时的、枝节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

翻阅铘小平文选》和铘小平年谱》，在邓小平有关中日关系的一系列讲话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是“中日友好”。邓小平所说的“中日友好”绝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长期的对日外交方针，这就是“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据笔者对《邓小平年谱》的统计，这个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表述，竟有17处之多。事实上，这个“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中日关系的高度概括和凝聚，还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邓小平上升到了“国策”的高度。1982年9月28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时强调指出，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长期的国策。

在1982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论述日本和中日关系的文字有296个字，而且在报告中独立成段地论述美、苏在内的世界三个国家之中，日本居首位。在开宗明义“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日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之后，报告回顾近百年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指出中日两国发展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有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同时指出，日本有些势力美化过去侵略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史实，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这些危险情况不能不引起中日两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严重警惕。报告面向未来，昭告天下：“我们要同日本人民和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一起，排除一切妨害两国关系的因素，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十二大之后的历次党的政治报告不再单独开列国别进行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美、苏（俄）、日的地位不再重要，反而是因为中国整体外交被提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党中央把国际国内看作是一个大局，提出了要把国际和国内统筹考虑的思想，要在世界中看中国、看中外关系。其中，在对日关系上所蕴含的思想理念和一以贯之的立场观点，值得我们去深刻领会，特别是当下日本在中国的战略地位下降的情况下，更需要高度关注。

三、维护中日关系要既讲友好也讲斗争

长期以来，包括党的十二大报告也写入的那样，日本右翼势力极力美化侵略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史实，鼓噪强军精武，甚至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其倾向恶劣，影响颇坏，不可任其发展。因而,邓小平在大力倡导“中日友好”的同时,对于中日关系中的这些负面的消极因素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持原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中日关系既讲友好，也讲斗争。经过斗争，中日两国人民理解更深，从而使中日关系更加成熟。

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的”。

《邓小平年谱》显示，1982年7月邓小平曾就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同胡乔木、廖承志等谈话。谈话非常细致，具体到了写什么、怎样写，文章结构和核心思想，以及中日关系的目标等。其时，邓小平特别指出，“8•15”《人民日报》要写纪念社论，强调中日友好及其历史渊源，中间要有日本侵华的一段。在中日友好的长久历史中，只有一段短暂时间不愉快，问题是要对这段历史有个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不能也不允许进行歪曲。只有如此，中日两国关系才能按正常轨道前进，中日两国友好愿望才能真正实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日合作日趋深入，但中日矛盾和冲突也不时暴露出来。其时“八九政治风波”刚刚过去，国际上黑云压城，日本也追随西方制裁中国。中日友好方针会不会变？中日合作能不能继续？人们提出了疑问。在这样的非常时刻，邓小平会见了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他说，两国合作具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合作要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对中日友好的方针不会改变。希望日本方面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需要自强，不要自卑。只有这样，友谊才是永恒的，合作才是永恒的。w邓小平对发展中日关系，主张两点论：日本要对侵华的历史自省，中国要从被人欺辱中自强，而不能在成为经济大国后就洋洋得意，中国也不必自卑，要勇于赶超，在合作的深厚基础上，发展永恒的友谊。

同年12月，邓小平会见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这是他会见的最后一批日本客人。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我虽然退休了，但还是关注着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日有过极为不幸的历史。两国在地理上离得很近，即使在和平时期也难免磕磕碰碰，产生各种矛盾。特别是当下，中日共同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日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变得纷繁复杂。为了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以利于两国乃至本地区发展，两国应特别注意尽量化解矛盾而不能激化矛盾。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正在有步骤地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介入南海事务等一系列步骤，图谋破坏中日关系。他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妄图激化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甚至妄图激化对方国家内部的矛盾，以达到煽动两国走向对立和冲突的险恶目的。我们决不能让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复交以来的经验教训越来越证明邓小平的一个精辟论断的正确性：“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显然，邓小平所说的对日本人民讲友好与对日本右翼作斗争，正是讲这两者之间辩证统一关系。因为，对日本人民讲“友好”恰恰显示了对日本少数右翼的“强硬”通过同日本人民讲“友好”促使中日友好关系健康发展,就不利于少数右翼扩大其影响和势力，这才是少数右翼最担心和害怕的事情。可以说，惟其中日关系出现暂时困难，才更需要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而破坏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恰恰是日本右翼和强硬派推行“军事大国”化政策的需要，因为包括修改和平宪法在内的日本右翼和强硬派的所为，都不能不求得国民的支持选票。因此，应该阻止和化解不利于两国人民友好的行为，在客观上阻遏日本右翼和强硬派。

胡锦涛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在对日关系上，我们要通过争取大多数，争取和平主义力量，促使对华和平友好的政治力量和政策主张在日本国内获得更高的“支持率”才能有力地反击日本右翼和强硬派掀起的逆流，防止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和强硬派牵着鼻子走，坚决粉碎日本右翼通过挑动民族仇恨将中日友好关系引向相互对立对抗歧途的图谋。

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中日关系。他始终主张把中日两国人民都当作为“中日友好”的基本力量，把中日之间的问题主要归结为中日两国人民同“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主张要在矛盾和斗争中维护中日友好关系。尽管科技进步、时代发展空前的今天，情况已与当年迥异，中日也因国力趋近而开始平视对方，两国的矛盾和斗争比当年更加复杂，但邓小平这样“划线”无疑对我们正确处理当下中日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中日友好”与中日关系的实践

一部新中国的外交史，可以说是一部坚持和平友好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其间，历经曲折，如克服‘左”的错误造成的失误，逐渐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外交道路。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亲邻、睦邻、善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又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包括“一带一路”构想等，都是周边外交理念的具体化。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高度重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而无论是从“对发达国家外交”还是从“对周边国家外交”看，对日外交都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正如习近平同安倍晋三首相以及其他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所表示的，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中日应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础上，共同发展。中国重视与近在咫尺的发达国家日本的睦邻外交，正是我国“和平发展”国家战略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是我国推进周边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对外战略思想、外交理念，从战略的高度和前瞻的视野因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开拓创新，积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国外交道路。习近平“七一”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强同各国的友好往来，同各国人民一道，不断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向前进”。

由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谋求的是友好合作、互利共赢，提供的是和平与发展的正能量。可见“友好”的旗帜在今天仍应高扬。

‘友好”这一形容词，原词义是亲近、和睦。中日一衣带水，两国漫长的交往历史，用习近平颇有深意的话说，“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但显然，对于“搬不走的邻居”的中日关系来说，定义要比创造友邻的过程简单得多。中日关系的严峻现实，也给理想国的人们上了一课。但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广义的中日友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上，而狭义的中日友好历史和近年两国交恶，则几乎是同时代史，殷鉴不远。

习近平指出：“一切以地点、时间、条件为转移。”众所周知，在中日关系交往史上，晁衡、空海、鉴真等，是中日两国的友好使者，汉金印、遣隋使、遣唐使、唐招提寺、东大寺等，都是中日两国国家友好的历史见证。当然，也有不友善的国家行为，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侵华战争，这是邓小平说的两千年友好交往中的一百年走得不好的那段路程。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佐藤荣作政府长期顽固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官方关系断绝。田中角荣上台，毛泽东决策，中日一举实现邦交正常化。回想邦交正常化前后，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大都健在，当年需要解决诸多议题、问题、难题远比今天艰巨，复交、结束战争状态、放弃赔偿、签订和平条约……哪一件都关涉重大，光是各级政府的群众思想工作就可谓千头万绪。但是，诸多困难都被逐一克服了，甚至邓小平的“搁置争议、后人更聪明”的解决争端的方式，也被认为是一种“智慧”。而被认为是日本自民党的右派人物的福田赳夫，在其执政期间，两国却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这些史实说明，即使是在日本右派当政的情况下，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也能破冰前行，关键在于双方对此关系重要性的认知程度。那么，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更加聪明的人们有理由把中日关系拉到向好的方面。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客观现实由诸多因素构成，我们说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完全是日方造成的，要集中打击和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的行径,

抑制其对中日关系的损害。但日本政治右倾化并非铁板一块，需要区别对待,也并非社会潮流，在中日交涉中需特别争取经济界等正义人士及广大民众。双边关系还需双方的共同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所谓中日关系剑拔弩张，实情并非如此。看看15年前美国的“9*11”事件，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反恐战争，中东战火，难民潮涌，如今欧洲、中亚又成为恐怖袭击的重灾区，朝鲜半岛核危机……相形之下，中日两国整体而言可谓太平盛世、安泰祥和，战后至今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和平发展道路，近些年尽管因领土争端矛盾上升，也远未达到敌对的地步(有学者称非敌非友），所谓“中国威胁”、擦枪走火，如果不是虚张声势,就是很大程度上的日本政客博取国内支持率、为强军精武的造势和鼓噪，大可不必如临大敌、兴师动众，以至影响中日关系中更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甚至干扰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进程。

从政治层面来说，人们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都可以看到“中日友好关系”表述，且均以和平、友好、合作为基调。特别是1978年两国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其中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正如它的名称“和平’、“友好”“条约”的关键词所示，该条约是两国以法律的形式批准的，确认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持久的友好关系，确立了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的大方向。条约有效期为十年，至今中日两国都没有宣布终止条约，所以条约一直自动继续有效。

况且，中日之间还有一系列的机制化建设，不说政府层级的外交安全与经贸事务部门，包括新近出现的危机管理机制，仅民间友好合作的实体、团体、机构以及对话磋商机制就不胜枚举一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日友好协会、中日友好城市、环保医疗……人员往来，每周500个航班、每年600万人互访。

在里约奥运会上，中国的运动员奋力拼搏，特别是中国女排勇夺金牌，女排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日本NHK电视台直播了女排决赛，日本的播音员不断为中国队喝彩，称赞郎平教练率领的中国女排太强大了，给世人奉献了一场了不起的高水平比赛，很多日本报纸也登出大幅评论。同样，在中国，人们对满口东北腔的“瓷娃娃”日本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也喜爱有加，在奥运会上很多中国人为她加油。2020年，东京将再次举办奥运会，回想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之前的2002年中国首次进军韩日世界杯的场景，人们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大量报道显示，访问日本的中国游客几乎大都对日本作出了良好的评价。他们实际去日本看看，和日本人亲密接触，往往改变了他们对日本原有的看法，产生了较为积极正面的情感。这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反观日本，近两年由于中日关系低冷和某些不负责任的日本媒体的鼓噪，来华观光的日本游客人数在减少，人们正在为改变现状而努力。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有不少热心的人们运用各种机会在积极推进双方的友好父流。

当然，我们不能空谈“友好”但我们没有理由把两国人民推到各自的对立面上。现实中‘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学者和以“搏眼球”、“收视率第一”的媒体、舆论对中日双方的分歧冲突强调过多，有意无意地把中日关系的“不友好”势态扩大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前面说到惊动邓小平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最初就是源自某些记者的“误报”不过是为了统一词汇。至于那本被中国媒体视作洪水猛兽的右翼编撰的歪曲历史的扶桑版中学历史教科书《新历史教科书》，当年的实际采用率只有区区0.039%!而“政冷经热”一词，也被某些中国知名日本研究学者用来争夺它的“发明权”直到今天的“政冷经凉”。曾几何时，蜂拥而上的各个研究机构和媒体参与的各种中日民调，每每在两国掀起轩然大波。近些年，渐成一统的一年一度的中日民调结果，无论是对日本民众对美好感度稳居高位，还是对中日民众相互亲近感屡创新低，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问题是，民调的调查样本数量是否合理、设问是否科学、得出的结论是否经过检验等等，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当一个选项摆在面前一你认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亲近感是好、较好、一般、较坏、坏，时下人们当会选择一般或较坏吧！而所谓亲近感，这个近年来被诸多舆论调查列入选项之一的原产自日本的热络词汇似乎已被逐渐异化，八成中日人士对对方无亲近感的调查结果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学者和舆论涂上了政治色彩，这与2014年中日关系紧张时期互联网上的虚拟战争可谓异曲同工。如此设问和诱导，如此定义和定性，加上公知的鼓噪借助互联网的巨大魔力，于是乎一幅中日关系的可怕图景便蓦然呈现了！

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中日关系，或者说日本在中国的外交排序中，似乎已被排除出了美、俄、欧盟“大国”之列，而被列入“周边国家”行列。尽管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国家实力不可小视，但中国的“四邻”外交又分明将日本排除在外。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合作共赢的理念，需要一个和平友善的和谐环境，友好是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很难想象，一个高度对抗、充满危机的中日关系能够长期共存，一个龃龉不断、麻烦丛生的双边关系能够在共进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中日关系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新型外交的大框架下进行全面审视，而深入研究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及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日关系。

五、“中日友好”的旗帜与未来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近邻，“一衣带水”俨然已经成了形容中日关系的专有词汇。但近年来，中日关系面临愈益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中日间的合作与交流达到中日关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全方位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态势；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日政治关系、国民感情持续走低也是不争的事实。APEC北京会议期间中日首脑会晤，两国关系实现转圜。2015年，世界各国以不同形式纪念二战70周年的声音犹在耳畔，2016年上半年中日却因一系列的新老问题而错失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扩大合作的良机。中日两国存在着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分歧、冲突不断。中日在历史认识问题、东海问题，特别是日本追随美国介入南海事务，使得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不减反增。在当今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大潮中，中日两国却渐行渐远。面对这种“居近心远”的现实，人们不禁发出“中日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究竟是机遇还是威胁”的诘问。种种迹象表明，中日关系站在了一个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上，进入了一个需要反思的新时代。

中日关系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世界的大框架和多边关系网络下进行全面审视。随着美国加大“亚太再平衡”力度、中国着力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中日在国际及地区的矛盾与摩擦加剧，但同时应看到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与国际合作潜力也在增加。而且，日本国内形势深刻变动及转型、对外战略加速调整及落实、中日关系“外溢”中的机遇与挑战同步加大，这一趋向也将变得更加明显并影响深远。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大势下，在风生水起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共处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中日两国，并非必然成为PK的对手。中日关系的开放性机遇与挑战，为增进互信，合作共赢，携手同行，构筑在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关系状态之上的新型国家关系提供了现实条件。

因此“新时代的中日友好关系”似可期待，尽管这一目标短期内尚无法实现。对此，我国领导人的态度一以贯之，亦将长期坚持：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中国愿同日方一道，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推进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实现两国人民真诚相待、以德为邻、世代友好。

当年，邓小平赴日本出席仲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同福田首相的第一次会谈中指出，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多次讲到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不是权宜之计。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2015年,习近平在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时也指出：“中日和平、友好、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马克思说“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日邦交正常化基于当时的国际战略大背景，是由两国政府主导实现的，但民间先行，起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巨大作用。当今，中日两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互联网时代下，民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空前上升，在当前情况下，两国民间层次的深入交往、增进亲近感对国家关系的改善则显得更为重要。习近平多次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并身体力行引领促进中日民间交流。他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期待两国青年坚定友好信念，积极采取行动，不断播撒友谊的种子，让中日友好长成大树、长成茂密的森林，让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谆谆话语，一脉相承，弥足珍贵。我国领导人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的论述昭示我们：

第一，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中日为什么“要永远友好下去”？这是中日面对“两国是永远无法搬开的近邻”的现实、承接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所作出的正确抉择。中日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还因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国长期的国策，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日领导人所作出的“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它关乎“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和“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就是说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应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中日之间的“一切问题”，当然包括那些消极因素。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以至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对于中日关系中的消极因素，特别是对少数日本右翼破坏中日友好以及否认侵略战争等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批判。周恩来将中日关系交往史概括为“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邓小平则说，中日关系既讲友好，也讲斗争。但邓小平强调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因为“问题”而破坏“友好”，不能因为“局部”而颠覆“大局”。邓小平的这个论点与周恩来主张的“求大同，存小异”，异曲同工。

第四，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要“与时俱进”。我国历代领导人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一以贯之、承前启后，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发展性。新时期我国对日外交表现出理性、灵活、务实、细致和建设性的姿态与温和而坚定的风格，重视经济外交并充分考虑到国内稳定与对外关系稳定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策略。

第五，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要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起。民间友好是中日友好的根基所在。损害中日友好关系“两国人民不会答应”，民间友好是今后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关键因素。只要有了两国人民的民意基础，中日友好关系就能稳固。这精辟地说明了整个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刻本质与坚实底蕴，有着十分深刻的含义。

显然，我国领导人所倡导的中日友好的旗帜要高举下去。中日关系的发展关涉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关系到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历史经验、国际时局以至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特别是对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而言，面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坚持我国历代领导人倡导的“中日友好”方针比过去更加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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