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部命名为《大国崛起》的节目唤起了中国人某种意识，稍后几年又因中国经济急剧增长，大国崛起、世界第二、中美共治、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说法一度占据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思想空间。中国仿佛已经重现“大国崛起”的梦想，中国的实力仿佛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老二。许多中国人认为，实力决定地位，既然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了，那么中国就应该享有世界第二的地位，于是什么“中美共治”，什么“黄金十年”，什么“盛世修志”之类的言辞不断充斥着报纸的版面、电视的画面。
其实，仔细想想，这些看法不止是一种有害的虚骄，与中国不卑不亢不骄不躁的大国传统不符，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不合乎历史，忽视了、抹煞了自己民族已经走过的路，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不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
中国肯定会崛起，中国也一定能复兴，能崛起，但显然不能是目前这个样子。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凭借孤立主义崛起的先例，也没有一个单纯凭借经济增长就成为世界大国的先例。当然，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些，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中国人在过去一百多年走过的路，看看过去的中国究竟给今天中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和可凭借的资源。
如实叙述近代中国走过的路，让民众知道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走过的挫折，还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己民族、国家的辉煌，不论这个辉煌是由哪个党派、那个集团创造的。这就是历史主义，就是实事求是。如果连自己先人创造的辉煌都不愿意提及、不愿意表彰，怎么能让人相信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会崛起，会成为真正的世界老二呢？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长时期领先于世界，不是世界第二，而是世界第一，是真正的世界老大。根据一些经济学家推算，中国在近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GDP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远远超出美国今天在世界格局中的份量。有经济学家根据相当充分的数据认为中国在清朝鼎盛时期在世界GDP总量中的份额应该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且与世界第二的国家拉开了很大距离。
中国不仅在经济上长时期领先世界，而且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基本文明形态上，中国长时期成为世界中心，所谓“中国”，所谓上国，所谓天朝，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其“中央帝国”、世界楷模的意思，就包括在“中国”、“上国”这样的符号中。如果翻看自利玛窦以来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在西方传教士眼里确实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大致上说，在十八世纪之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就是西方学习的榜样，而且在那短短两个世纪，西方也确实从中国文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科举制度后来在中国被视为一项恶政，承担着近代中国落后的原罪。其实，这种看法误解了科举制度设计的原初本意，科举制度只是一种人才选拔方式，是对公职人员的选拔方式，不是教育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或许是恶政，但在那几个世纪传到西方，慢慢形成了西方的文官制度。这在许多研究者的作品中都有很好叙述。
中国文明西传或者说“东学西渐”是一个客观事实，文明交往原本就不是那么功利的事情，我们回望明清之际中外文明交往，看看利玛窦那一代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阶层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交往，很容易体会那一代人的坦诚、不卑不亢不急不躁，中国面对西方并没有什么交往障碍，西方看东方，除了羡慕，也能坦率指出其不足；中国看西方，也没有什么崩溃式的惊奇、惊异或惊喜。中国学人谨记先贤往圣的教诲，以一事不知以为耻，发奋学习西方，将中国文明中所没有的东西引进过来，补充进来就是了。他们的坦然、淡然，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文明交往的常态在那个时代体现的最为充分。如果不是中国后来发生的政治变动，中国一定能够沿着这种常态接触西方，一定能及时回应西方工业革命对全球的挑战。
然而不幸的是，在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利玛窦那一代人交往不久，中国内部发生了改朝换代大事变，大明王朝成为历史，一个来自周边的新兴族群建立了大清王朝。
从今天的眼光看，大清王朝是中国历史序列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王朝。但在当年，这个来自周边的满洲人毕竟还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文化形态。按照孔子的说法，满洲人还有待于中原文明的熏染和教化，这就是以夏化夷。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说，满洲人的汉化程度还远远不够，至少在那个时代还不足以担当大中国治理的责任。满洲人建政中原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是中原内部各股政治势力相互厮杀渔人得利，是一个文明相对落后的族群凭借着野蛮、不规则上位。所以，满洲人建立了大清王朝后，就没有办法继续沿着前明路径往前走，大清没有大明的文明底蕴，没有办法与西方人和西方文明坦然交往，他们面对中国文明已经心悦诚服自叹弗如，当他们看到西方文明时，更感到了压力，感到文明更新、增长的迫切性。但从满洲人的实际处境而言，他们在建政中原之后最迫切的任务显然不是西化，而是怎样尽管汉化，尽管学会治理这个庞大帝国的办法，而不是像历史上一再重复的那样，一个落后的弱小文明，总是在征服了一个庞大的先进文明之后，不自觉地、悄无声息地被被征服者所同化。满洲人在此后两百多年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戒心，这也是清代历史不同于过去中国史的一个特例。
历史没有给大清王朝留下那么充裕的时间，正在中国改朝换代调整政策的时候，在遥远的英伦三岛发生了一场改变历史基本走向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其实就是全球化的起点，是一个超越先前主导世界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新文明，标志着一个新的工业时代的来临。
工业革命导致巨大的产能过剩，革命的结果是将世界连为一体，需要一个庞大的世界市场去满足这个世界工厂，迫使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例外，能够避免工业革命的冲击而继续自己的文明形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不是什么“三座大山”，不是什么侵略与反侵略，不是什么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是中国能否顺顺当当地回应工业革命的挑战，能否引领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工业社会，用后来五四思想家的表达方式说，能否从传统走向现代，与世界同步。
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工业革命对中国的要求只是让出或者说释放出一部分市场，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因素，是加法，不是减法，更不是用工业文明完整替换农业文明。
回望工业革命之后的中国历史道路，应该坦率地承认，中国并没有及时正确地回应工业革命。
随着大航路开辟，中国享受了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些好处，对外贸易有了巨大增长，中国已经成为西方人不能不觊觎的巨大市场，特别是因为中国市场发育不够，中西贸易呈现出巨大不平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觉得有必要开发中国市场，让中外贸易趋于平衡。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就是希望与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就是和平通商，资源共享，市场开放。中国如果在这个时候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那么西方工业革命向东方向中国转移，就不会有后来如此剧痛，更不会有什么灾难或挨打。
然而那时的清廷统治者实在不太明白国际贸易的真谛，只是固守你买我的东西，你支付真金白银是天经地义，我不需要你的工业品是因为我不需要，根本无从理解市场需要开发，消费习惯需要培养，消费冲动需要激活的道理。
满洲统治者之所以这样想可能有很多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应该与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特殊构成有关，“四民社会”的固化形态必然导致社会需求不足，农工两个阶层如果不进行引导乃至根本改造，他们无论如何没有力量去消费近代工业品。马克思曾说英国的纺织工业资本家对中国市场寄予很高期待，他们曾设想每一个中国人一年穿一双英国纺织资本家生产的袜子，那就会给英国带来怎样巨大的财富。只是中国数亿农民、手工业者根本不需要袜子，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的希望注定落空。
市场需要引导，消费习惯需要养成，消费冲动需要激活，开放市场成了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的关键。如果现在的非洲不对中国开放市场，我们今天中国巨大的产能就没有办法获得释放。由此分析满洲统治者在1793年对英国人“说不”，我们应该坦率承认这一句话使中国错过了至少一百五十年的机会。
贸易的不平衡终究无法维持，中国的初级产品瓷器、茶叶和丝绸等已经成为西方人的日常消费，久而久之，“罪恶的鸦片贸易”成为平衡贸易赤字的手段，中国跳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经过1860年之后三十多年向西方学习，为中国建构了一个非凡的近代工业基础，国家的实力也获得了长足恢复和发展。
然而，洋务三十年的发展太过于“物质化”了，满洲统治者没有注意随着经济增长培植一个新的阶层，没有注意西方进步的社会、文化、制度层面的因素，因而中国三十年的增长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的考验。《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一切归零，从头开始。
《马关条约》有一项重要约定，就是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投资，并且享受关税优惠。用今天的语言去表示，就是彻底放开了日本资本进入中国的管制。根据条约体制，这项政策其实也对东西洋各国有效。这个政策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进入中国的关键，较之三十几年前的《北京条约》，五十年前的《南京条约》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更大。《南京条约》以五口通商结束了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冲突；《北京条约》让各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承诺中国也在西方各国设立公使馆，是将中国强行拖入世界共同发展的轨道；《马关条约》解决了资本自由进出中国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忘记马克思有关资本的分析，熟悉列宁有关资本输出的分析，我们就知道资本对于近代中国的真正意义。
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变化。先前以文明冲突为理由不愿修筑，其实是无力凭借自己力量修筑的铁路，在几年时间就构建起贯通南北的两条大通道；沉睡数万年的矿产资源也因外国资本的介入被大规模开采出来了。中国的经济地图在发生巨大变化，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成长，中国人的文化意识、生活习惯、政治信念也在变化。特别是经历了1900年义和团战争的教训，中国人通过《辛丑条约》构建了一个必须走向世界，与世界一致的共识，中国道路终于走上正确轨道，短短几年时间，中国从新政走向预备立宪，走向1911年大革命，走向共和，构建民国，中国终于挣脱帝制束缚，构建一个现代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重回世界中心。
中国原本可以很顺利地“大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重回世界领袖地位，重新担当起对世界事务引领者的角色，就像过去两千年处理亚洲问题一样，“率有道伐无道”，维持世界秩序与和平。然而由于历史积淀，由于中国内部的党争，中国没有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主持正义，维持人道，反而在党争中错失良机，让日本人捷足先登，对德宣战。日本人从德国人手里攫取了山东全部权益。中国虽然在后来毅然对德绝交对德宣战，加入战团，勉强成为一个战胜国，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力量明显因其在战争初期的暧昧而受到削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重回世界中心一个机会，“大国崛起”虽然受挫，但中国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不可更易的目标。只是此后，中国的内部纷争继续存在继续发酵，直至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北伐成功，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不败而败，完全终结，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1927年开始，中国确实有了一个“黄金十年”。这十年，其实就是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的十年。正是有了这十年的积累，中国方才有力量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对日本“说不”。
十四年苦撑待变，中国没有向邪恶让步、低头，中国坚守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不动摇，终于让中国获得了应有的回报。1945年中国在不经意间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成为战后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发起人和五常之一。中国重回世界中心，中国重新成为主导世界走向至关重要的大国。中国人百年梦想在1945年成为现在，这是那之前一百年林则徐、魏源那代人想也不敢想的事。
中国重回世界中心，成为四强、五常，都不是浪得虚名，是中国在经历了一百多年奋斗后的名至实归。那时的中国虽然还很贫穷，但那时的中国与世界贴得最近，中国人的心灵与世界可以说是心有灵犀息息相通，一个古老东方大国的崛起就在那个时刻成为现实。
1945年之后，中国不幸因冷战而卷入国共内战，几年之后，国民党败北，蒋介石退到台湾，大陆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党天下。实事求是地说，此后的大陆，不是大国崛起，而是一个曾经的大国再度陷入衰落，而且陷入到了谷底，陷入不能再陷的地步。到了1976年，中国在一波又一波劫难中度过，中国的辉煌与罪孽不成比例。数千万人死于发正常，数百万读书人受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羞辱、杀戮，一个二战的战胜国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远远落后于战败国，几亿人苦干几十年竟然弄得没有吃没有喝，沦为自嘲的第三世界。
1976年后，特别是1978年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向常态国家回归，但是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大国真的重新崛起，而是执政党绕开历史难题走，不敢面对世界、面对现实，只是以最简单的经济增长换取执政合法性。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知识人应该具有清醒意识，应该引领执政党重回正确轨道，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民主自由、充满自信、自豪的政治大国、文化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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