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杰弗里斯 著 吴万伟 译
新一代摇滚歌星似的哲学家正在把德国哲学介绍给大众。但是，他们的特德演讲（TED Talks）、电视节目和畅销书可能彻底将其毁灭。
5月，明星选手出现在德国版本的“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哲学家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身着整齐利落的暗蓝色夹克和黑色脖口敞开的衬衫，有设计师的胡茬子和流线型头发，没有任何磕绊地回答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接着，主持人问了下面的问题，“下面哪个是英国报纸二月份的标题？”四个选择答案：A) 达尔文成为外务大臣，B)狄更斯接管英国广播公司，C)莎士比亚训练冠军， D)托尔金（Tolkien）赢得奖“全英音乐奖”？
普雷希特领先，但他决定放弃，不愿意冒险把已经积累起来的64000欧元全部丢掉。这是可以理解的。正确答案是C (克雷格·莎士比亚Craig Shakespeare)是莱切斯特城（Leicester City）的足球俱乐部经理，该队在2016年赢得英超冠军称号。
虽然他为慈善事业筹到了相当数量的善款，对于某些人来说，普雷希特在电视节目上露面是说明德国哲学存在严重问题的另外一个信号。德国其他哲学家自然对普雷希特热衷媒体嗤之以鼻。马尔库斯·加布里尔（Markus Gabriel）称普雷希特是“哲学表演者”，而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称普雷希特是“职业普及者。”
但是，普雷希特并不后悔。作为在新一波德国哲学中最著名的人物---最被推崇的人，他已经指出，为了维持哲学这门学科的相关性，哲学必须从象牙塔上走下来进入大众之中。在1990年代初期毕业于科隆大学的普雷希特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哲学家将被看作令人着迷的人，他们过着令人振奋的、不妥协的生活。他那一代理想化的同代人有自己的道路，他们的观点很少与其教授们的“徒劳无益的学院派哲学”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些教授“是穿着浅棕色或海军蓝制服的令人乏味的中年绅士。”
毫无疑问，普雷希特的这个梦想完成得很好，为该领域培养了更广泛的受众。被戏称为“非虚构书中的英国摇滚歌手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这个说法是一种恭维，因为普雷希特最著名的书《我是谁？果真如此，有多少？》被翻译成32种语言，销售高达一百万册。他的电视节目只是被简单地称为“普雷希特”却拥有观众将近一百万人。
当今德国哲学不是如马丁·海德格尔在黑森林小屋中像隐士那样从事研究的思想学科，而是竞争更多消费者的成功的服务产业。在德国全境发行的漂亮的双月刊杂志《哲学杂志》在2011年投放报摊。总编辑沃尔夫冈·艾伦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在社论中简要说明了它的使命：“这是一本将问题带到市场的杂志，让公众帮助解决它们。”
《哲学杂志》现在的发行量是10万份，这证明艾伦伯格的战略有经济上的回报。事实上，德国似乎存在对观点的新需求，有成熟的管道。2017年，德国哲学呈现繁荣的景象。哲学系课程的学生报名在过去3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其主要的实践者被邀请发表特德演讲，出版畅销书，录制排名靠前的电视节目，举办科隆哲学艺术节（phil.cologne），每年6月都能吸引上万名游客来到这个德国城市。
这就是德国哲学的变化：在谈及康德、黑格尔的时候从来不会用像“快乐的”、“诱人的”和“很容易消费的”等词汇。从最好处说，这个趋势说明，德国哲学在空前地吸引广大观众。从最坏处说，这意味着哲学已经变成了显著的消费项目，旨在恭维用户热爱思想的自我形象。
70多年前，德国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也是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领袖，描述了他们所说的“文化产业”。对他们来说，文化产业---充斥着浅薄愚蠢之极的明星和头脑烂掉的电视节目---事实上是欺骗大众和平息大众愤怒的手段。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这种文化产业的产品将不仅扼杀消费者的想象力和自发性，而且“不可否认，要理解它们的确需要快捷、观察力和体验；但是，这样的设计根本就不可能产生能持久的思想。”在2017年，若假设这新一波的德国哲学家已经成为前辈警告不要做的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你有这种想法情有可原。
枢纽问题是，德国哲学能够在大众的日常生活层次上被消费，同时不被剥夺复杂性不至于过分简单化吗？而且，德国哲学被认定为是批判日常生活的，而非为维持这种生活提供思想工具。最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包括黑格尔、叔本华、海德格尔、卡尔·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在内都为我们提供了对日常生活背后的力量所做的入骨三分的分析。在维持德国哲学的相关性的斗争中，当今支持者忘记了德国哲学曾经擅长的东西吗？
如果德国哲学的确在衰落，那说明它已经签订了德国文学巨匠歌德欣赏的浮士德式协议，即用深刻性换来流行性。
果真如此，这种新的哲学消费不是其现代重要性的象征，而是事实上掩盖哲学领域衰落的幌子。如果德国哲学的确在衰落，那说明它已经签订了德国文学巨匠歌德欣赏的浮士德式协议，即用深刻性换来流行性。
1969年4月22日，西奥多·阿多诺刚要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开始他的系列演讲“辩证思想介绍”，就遭到了学生抗议者的阻挠。有学生在黑板上写到“如果让阿多诺平静地呆着，资本主义就永远不会停止。”接着三个女生抗议者围住了他，裸露胸脯，朝他身上撒玫瑰花瓣和郁金香花瓣。
阿多诺一把抓住帽子和外套，匆匆逃离大厅，系列演讲后来就取消了。几个月后，他陷入极度抑郁的状态，在阿尔卑斯山度假时郁郁而终，享年66岁。
这就是后来被彼得·斯洛特戴克在1983年的《犬儒理性批判》描述的所谓“胸脯行动”（Busenaktion ）：“这里，一边站着赤裸的肉体，她们在实施批判；另一边，站着极度失望的男人，如果没有他，在场者几乎根本不知道批评为何物。使得哲学家哑口无言的不是赤裸裸的武力而是赤裸的威力。”
若放在另外一个文化中，学生抗议者阻挠哲学家的演讲不会是多大的事。但是，德国哲学不同。拥有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伟大德国传统已成为国民骄傲的源头，但对本来得到广泛尊重的德国哲学家来说，“胸脯行动”是极具破坏性的攻击。
这种不受挑战的尊重文化部分源于德国哲学和德国国民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自从黑格尔在被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打败的阴影下写作时开始，普鲁士的军事胜利激发起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梦想着统一的德国。黑格尔想象这样的世界和平意味着出现一个先锋国家，它将战胜其他国家，带领人类历史走向充分实现潜能的进步。就黑格尔而言，普鲁士（祈祷美梦成真，统一的德国）具有独特的位置，能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其他任何国家的哲学家都没有如此强烈地将国民身份认同概念建立在其思想体系之上，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没有把这样的命运压在祖国身上。
在希特勒和大屠杀之后，德国哲学不再能够摆出昂首阔步向人类历史终结的大结局架势。
当然，一个世纪后成名的阿多诺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在普鲁士军事胜利的阴影下写作，而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阴影下写作，单单这一丑陋罪恶就永远终结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哲学合理性。而且，阿多诺是不喜欢黑格尔新教进步观念的犹太人。在希特勒和大屠杀之后，德国哲学不再能够摆出昂首阔步向人类历史终结的大结局架势。
阿多诺当然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与伴随自己成长的德国语言和文化毕竟有深刻的联系。在从加州流亡地返回德国后，他就提出德语与哲学有一种特别的契合。阿多诺写到，“从历史上说，作为仍然要求适当分析过程的德语已经能够表达超越本身存在、积极性和赐予的某些现象。”换句话说，阿多诺似乎在说，如果要进行适当的哲学探索，那就忘掉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吧。要进入哲学的核心，你需要用德语研究。而且在大屠杀之后，阿多诺变成了类似民族良心的代表人物（至少在西德；新东德的意识形态宣传家痛恨他的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认为那是异端）。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写到“希特勒强加在不自由的人类身上的新的绝对律令：安排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以便奥斯维辛集中营悲剧不再重演，类似的灾难再也不要发生。”这是德国哲学家对德国人阐述的道德义务，期待他们能听进去。
对某些德国人来说，仅仅听似乎没有说到点子上。在1969年，那些学生抗议者攻击阿多诺就是因为他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却蔑视他们的行动呼吁。在他们看来，当革命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他却退回到理论中。卡尔·马克思在1845年就写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这个角度看，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尤其是阿多诺戏剧性地体现了德国哲学在清算时刻的失败。
如果哲学在阿多诺死后的德国要意味着什么，就必须变成不同的东西。
为了理解阿多诺死后德国哲学发生了什么，以及是什么导致它变成对媒体友好的令大人难堪的孩子（enfants terribles ），我们需要考虑德国思想界的老者，88岁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正是哈贝马斯改变了德国哲学的走向，这位希特勒青年军的悔改者在1970年代初期成为阿多诺的助手和指定的法兰克福学派领袖继承者。
他这样做是以俄狄浦斯的方式反抗思想上的父亲。在1979年接受采访时，哈贝马斯说过“我并不赞同批判理论的基本前提，即工具理性已经赢得如此高的支配地位以至于根本没有办法走出整个幻觉体系，深刻的见解只能在孤立的个人的废墟上获得。”在他看来，那种见解过于狭隘，不仅有精英主义色彩而且过于悲观。
相反，哈贝马斯用他毕生的职业生涯创建了一个跨越哲学、政治理论、社会学、法学理论的思想体系，洋溢着乐观主义希望，即人类能够在拥有某种自主性和自我支配的市场资本主义下繁荣发展，这恰恰是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人物否定的可能性。在1981出版的代表性著作《交际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设想了“不受限制的交际共同体”，其中人们通过话语和论证从自身学习和相互学习，并同时质疑想当然接受的观念。
从本质上说，哈贝马斯的著作成为阿多诺的悲观主义和精英主义风格的哲学与新消费主义者哲学复兴之间的桥梁。不是对人类的命运感到绝望，现在的话语做的是如何将途径改变理论化。虽然哈贝马斯没有试图抹去阿多诺的领袖禁令---永远避免另一个希特勒---他更为乐观的哲学的前提是试图把防止奥斯维辛再次发生的方式理论化。为此，哈贝马斯相信像他本人这样的哲学家必须努力改善生活条件，而不是像阿多诺可能做的那样发表有关人类命运的令人绝望的悲叹。也就是说，他比阿多诺更严肃地接受了导师的领袖使命。
但是，令哈贝马斯具有革命性的还有他敢于超越那些看到更远的地方，到英美哲学家迄今为止遭诅咒的思考。在阿多诺看来，英美哲学不过是技术专家资本主义的婢女，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哲学应该是批判权力而不是为其提供思想合理性。相反，哈贝马斯在美国实用主义者乔治·米德（George Mead）、哈佛正义理论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牛津的奥斯汀（J.L. Austin）的著作中发现了像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的灵感。虽然阿多诺在牛津呆了几年，在美国呆了十多年，但他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英美哲学家，除了蔑视还是蔑视。伴随这种激烈的转变，哈贝马斯开辟了德国哲学的思想通道，年轻的枪手至今仍迫切跟随。
事实上，在谈及在媒体荒原的操作时，当今的明星如普雷希特和加布里尔也接过哈贝马斯的领袖角色。在1980年代被称为历史冲突（Historikerstreit）的论战中，哈贝马斯是不知疲倦的斗士。他一次又一次拿来德国报纸上的段落攻击试图为纳粹在大屠杀的罪恶开脱辩护的修正主义者德国历史学家。1999年，彼得·斯洛特戴克打破自第三帝国结束以来德国思想界一直存在的禁忌，激发丢人的争议，被称为一个人的哲学挑衅。在演讲中，彼得·斯洛特戴克使用了“选择”Selektion这个词而不是当今更常见的词“选择”（Auswahl ）来暗示，通过基因再生产的人类生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合理性的。怒火万丈的哈贝马斯很快写了社论，他指控斯洛特戴克是法西斯分子。哈贝马斯在这次争论中的角色仍然引起回响。这是逼迫国人参与国家羞耻的过去因而革命化其情感的德国哲学家。对这个转型的反思能在当今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道德领导力中看到，就是她在几年前让德国成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欢迎难民的国家。
但是，虽然哈贝马斯使用公共平台审视德国的战争罪恶，以及赞扬新版本的德国宪法爱国主义和他称为“交际理性”的乌托邦理想，在他之后出现的新一波哲学家的批评家则认为，他们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和撰写新世纪畅销书很难说是有道德的。
但是，虽然哈贝马斯使用公共平台审视德国的战争罪恶，以及赞扬新版本的德国宪法爱国主义和他称为“交际理性”的乌托邦理想，在他之后出现的新一波哲学家的批评家认为他们在电视上的表现和新世纪书籍很难说是有道德的。
从2002年到2012年，斯洛特戴克虽然有引起争议的观点，在德国一直是受欢迎的人物，也是德国电视二台频道（ZDF）的脱口秀节目《哲学四重奏》（Das Philosophische Quartett）的主持人之一。该节目构成了在英美电视上很难想象的讨论节目；斯洛特戴克和德国哲学史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与另外两个应邀嘉宾辩论当天的议题。十年之后，德国电视二台担忧节目的收视率，将主持人换成了上文提到的普雷希特。
就好像要抓住德国哲学落入民粹主义个人崇拜陷阱的关键点，该节目将名称从“哲学四重奏”改为“普雷希特”。虽然新的主持人没有穿开怀的衬衫，普雷希特有英俊的外表和讨媒体喜欢的魅力---在外貌上非常类似于法国同行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斯洛特戴克告诉德国媒体，替换他的“继任者更像走红的小提琴家安德列•里欧（André Rieu），女性尤其是50岁以上的女性在后理想主义情绪下很喜欢听。”在别人读起来，这些话不无酸葡萄的味道。
但是，事实上，德国哲学现有困境的真相比普雷希特在屏幕上的表演---或者他的攻击者---暗示的内容更细腻。请考虑马尔库斯·加布里尔在2015年的国际畅销书《为什么世界不存在》，这是又一个证据，说明德国哲学的现代著作仍然可能既思想深刻又取代商业上的成功。
加布里尔的书的封面是个独角兽，这非常适合一种提供很容易理解的解释的文本，即为什么所有种类的不可能实体---不仅是独角兽而且还有小精灵、神仙、甚至希拉里·克林顿总统或者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英国工党领袖）首相---等真的存在。加布里尔的著作证明是巨大成功，不仅因为它是对科学的傲慢和后现代主义相对黑洞的攻击，而且因为它是根据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确定的原则写成，即“能够说的东西都能说得清楚。”而且，他的新书《我不是大脑：21世纪的心智哲学》成为对早期哲学家的反驳，因为他们想象民众不可能或不应该阅读哲学。因为只有37岁，加布里尔表明，德国哲学家能够找到更广泛的读者，同时无需变得华而不实或流俗浅薄。
像普雷希特和加布里尔等哲学家不仅满足了国内读者的需要。虽然德国哲学很难成为像宝马、德意志银行或者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那样利润丰厚，但热衷新媒体的、消费者友好型的特征仍然给予德国哲学全球性的影响力。这一点意义非凡，虽然德国的产业和金融影响力得到广泛的承认，但德国很难说是以软实力闻名。德国的电影或文学在这个千年都很少有国际名望。相反，德国哲学的确拥有出口市场，这恰恰归功于年轻的哲学贩子。或许我们不应该像斯洛特戴克在贬低普雷希特时那样玩世不恭。如果哲学家在2017年想让人听见，他们就需要在思考的同时也要上台表演。
在有关德国哲学命运的文化战争中，在斯洛特戴克等人看来，通俗易懂和相关性掩盖了它的衰落，但是，对于普雷希特等人，那些品质恰恰对于维持哲学的活力和影响力至关重要。1934年，法裔德国神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曾对哲学家同胞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说，他们的同行必须处理人人都关心的问题，文笔风格应该不仅仅让受过教育的精英看得懂。他相信，这是最重要的。这至少是德国新媒体友好型哲学家试图在做的事。
译自：German Philosophy Has Finally Gone Viral. Will That Be Its Undoing? By Stuart Jeffries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7/24/german-philosophy-has-finally-gone-viral-will-that-be-its-undoing-precht-habermas/
作者简介：
斯图尔特·杰弗里斯（Stuart Jeffries），著有《深渊大酒店：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活》（Grand Hotel Abyss: The Liv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译注：此处书名中的“深渊大酒店”是有典故的。它是“乔治·卢卡奇在其作品《小说理论》（Lukács, Georg. (1971).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MIT Press, p.22）中用以批判西奥多·阿多诺等人而创造出的。卢卡奇认为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规避政治实践，悖离了卡尔·马克思对美好未来的许诺。” 转引自姜殿君的译者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e04f650102wdro.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