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戈登 著 吴万伟译
本文评论的书恩佐·特拉维索（Enzo Traverso）著《左翼的忧郁：马克思主义、历史和记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如果你走过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自由派堡垒的话，2016年11月9日是奇怪的一天。无论是在家中还是走在街上，共同的情感都是闷闷不乐，那是遭受突然打击后的麻木和疼痛，是心在滴血的那种痛楚。人人说话的时候就像在出席葬礼，压低了声音，且显得非常真诚。1621年，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忧郁的剖析》（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中写到，“无法治愈的东西就必须忍受。”坎布里奇的11月份（大选揭晓），人人都忍了下来，虽然没有人知道到底该怎么做。他们只知道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等待那个不可避免要来临的事，就像1939-1940年“怪战”（the drôle-de-guerre (假战)）中的法国人，对于德国的入侵，他们除了打起精神来没有别的事可做。
与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温迪·布朗（Wendy Brown）的观点不同，特拉维索认为左派的忧郁是一种抗争。
恩佐·特拉维索是意大利出生的历史学家，任教于康奈尔大学。他写的反思我们忧郁时代的书《左翼的忧郁：马克思主义、历史和记忆》与其说是一本书倒不如说是对同一主题的一套变体的集合：即共产主义垮台之后，左派对政治历史和理论批判性理解的典型特征是失败文化。该书并没有紧扣某个具体论证，而是以忧郁的心态在话题中游荡，追踪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左派文化中弥漫着的失败的影响。在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布拉格，人们对共产党政权的很多思想热情已经减弱，但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成为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彻底失望的标志，同时感到失望的还有从来没有成功摆脱对官方共产主义的专注的左派忠实支持者。那不是肝肠寸断的惊讶，而是东欧所有苏联式共产党政府的垮台彻底终结了西方左派与共产党独裁政权的浪漫史，那不过是西方梦想的虚幻投射而已。特拉维索注意到，今天我们生活在遭遇“乌托邦黯然失色”的时代。在21世纪，各地的左派仍然背负着难以排解的浓重哀伤。
忠实于他的忧郁主题，特拉维索的书对问题的担忧未必是自始自终论述它们。几乎所有章节都是在成书之前作为论文发表过，虽然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到底是靠什么将它们集中起来，而游荡或许是撰写文化史的理想形式，专门探讨产生于失败的情绪反应的左翼忧郁。毕竟，没有乌托邦的世界不是朝前看而是向后看：它为了自己的“记忆之场”（用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说法）把我们的文化记忆和时尚拉入谷底。特拉维索的书探讨了电影和文本世界中描写的失败乌托邦。在其中一个章节，他对比了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肯·洛奇（Ken Loach）、卡门·卡斯蒂洛（Carmen Castillo）、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和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的电影。他高度评价意大利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和《燃烧》，称赞他是擅长“光荣的失败的导演。”但是，左翼忧郁的最具偶像性质和最持久的形象是安哲罗普洛斯1995年的电影《尤利西斯生命之旅》（Ulysses’ Gaze），我们看到被肢解的列宁雕像就像格列佛那样被绳子捆起来放在驳船上沿着运河缓慢漂流。列宁的胳膊仍然举着，与其说是象征胜利倒不如说是对过去的引用，就好像那个长着胡子的布尔什维克现在不过是指着河水流向讲解的导游。特拉维索注意到，不仅列宁而且官僚社会主义的所有象征都已经被去神圣化。它们的破碎代表了“失败的乌托邦的忧郁卫士。”特拉维索是引导我们参观梦碎世界的导游，但是他从黑暗中走出，带着给政治左派的建设性教训：他声称，忧郁或许必不可少。
“左翼的忧郁”曾经是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1931年为德国报纸《社会》（Die Gesellschaft）专栏写的评论文章的标题。那是诗人小说家埃里希·卡斯特纳（Erich Kästner）的新诗集发表的场合，除了儿童冒险故事《埃米尔与侦探》，他作品现在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没有乌托邦的世界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
若说本雅明对卡斯特纳的诗歌没有好感那是故意的轻描淡写。这篇是以书评为幌子的杀戮。他把卡斯特纳与其他“左派”激进宣传家如沃尔特·默林（Walter Mehring）和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归为一个群体，指责他们的作品是“衰败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拙劣模仿。”他们不属于学派而是一种时髦，不是组建政党而是构成小帮派。本雅明指控他们是不明所以的左派偏见分子，是首先热衷于印象主义，后来热衷新客观性的唯美主义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具体的政治活动变成了空洞的姿态，是“纸糊的紧握着的拳头”。本雅明用恶毒的言辞描述卡斯特纳是知识分子精英眼中的诗人，在他们看来政治变成了丧失真实情感的“万事通讽刺”。他写到“剩下的只有空洞的空间，在落满灰尘的像心一样的天鹅绒托盘中曾经有情感---天性和爱，热情和人性。如今，人们心不在焉地抚摸把玩空洞的形式。”
那是1931年，当金融危机和左右两派的政党激进化在推动魏玛共和国走向灾难。筹码非常高，那时与当今的政治气候并非完全没有相似之处。事实上，正如政治理论家温迪·布朗（Wendy Brown）指出的那样，左翼的忧郁是本雅明创造的名称，用来指已经成为“假定左派心中被物化和冰冻起来”的“保守的、向后看的依恋”。在布朗看来，这种谴责具有决定性。经过一系列的失望和失败---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特朗普主义---她担忧左派可能陷入另外一种莫名的不安中，那可能“更加依恋其不可能性而不是潜在成果。”沉溺于“对已死的过去的某些痕迹的依恋”的左派不大可能为了现在的行动摆脱过去的羁绊。布朗宣称，结果是左派传统主义自相矛盾的立场：放弃了社会改造工程，关闭想象政治能动性新形式的任务，这种能动性不是回顾过去而是带着“有远见的精神”展望未来。在政治中，关键时刻到来时要求的是不是讽刺而是行动。
这是令人振奋的论证。得益于事后回顾的眼光，人们特别忍不住称赞本雅明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放纵做出的未卜先知的判决，显示出超人的洞察力。但是，特拉维索请我们暂停一下，考虑一下其视角的局限性。本雅明难道不也是在恣意享受愤怒的人吗？争强好斗不留下任何忧郁的空间吗？行动和讽刺、信念和怀疑在人的灵魂中能以某种方式共存吗？特拉维索的书中更有意思的主张就有布朗（和本雅明）或许错了。特拉维索认为，左派的忧郁的所谓“保守主义”也可能被看作“一种抵抗形式”，因为它破坏我们重建与政治现实的不受干扰的亲密纽带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看，忧郁能帮助我们召回这个世界曾经为之奋斗的乌托邦理想。它甚至能够限制我们“认同敌人”。特拉维索敦促我们将忧郁“去病态化”，不是将其视为哀悼的替代选择而是出发点。它是“先于哀悼和允许哀悼”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将政治主题引入永远被抛弃的状态。
特拉维索的书的困难是，它从来没有将这个极富前景的建议展开论述并得出结论。书的各个章节有丰富的文化历史见解，尤其是对“波希米亚”政治的冥思苦想非常具有吸引力。那是抓住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到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Puccini）等诗人、画家、音乐家的想象力的19世纪艺术自由梦想。正如特拉维索显示的那样，波希米亚并不总是大众记忆中珍爱的左翼乌托邦之岛，它还是政治反应的孵化器，是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罗伯特·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等文学法西斯的家。虽然这些章节引人入胜，但是它们与左翼忧郁的理论辩护有什么关系并不总是很清楚。
政治信念肯定包含着后悔，野心伴随着对过去的失败的悲伤。对世界的改造从来不可能比“忧郁的赌博”（melancholic bet）更多。某种沮丧肯定会出现，就像那些期待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本雅明发表出的通信中看到新见解的读者那样（第6章的话题）。把本雅明看作更具斗争精神的思想家和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朋友是现代批评的常见模式，此人拥抱摄影和电影等现代艺术形式的可能性。令人吃惊的是，特拉维索暗示，我们应该将其二人的通信看作“两种左派忧郁形式的对话”。不过，因为没有认真的分析，这种主张并无多少吸引力。这里我们遭遇有关阿多诺的很多现在熟悉和不准确的观点，如纯粹美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政治承诺的任何观念，退回到一种不问世事的浪漫主义形式等。这是有关阿多诺的不幸的陈词滥调，虽然他在战后德国持续不断地努力推动公众的自我审视的共同任务，他称为这是要“从过去中走出来”。
虽然特拉维索为左翼忧郁的辩护从来没有变成真正的论证，但它仍然是有隐含意义的概述（aperçu），值得我们当今关注。情感或许有历史，但是左翼的忧郁不能被限制在特定的时间或空间里。它也是我们的痛苦忧伤。弗洛伊德在1917年的文章“哀悼和忧郁”中，将忧郁描述为“痛苦的沮丧”状态，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失去兴趣。这种忧郁不仅丧失爱的客体本身而且丧失爱的能力。他屈服于自我谴责甚至自我仇恨的感情中去。虽然哀悼是“从中走过”的过程的必要和“正常”的阶段，但忧郁仍然是病态地局限在所丧失的客体上。弗洛伊德写到，“在哀悼中，那是世界变得贫困和空洞；而在忧郁中，那就是自我本身。”在弗洛伊德的文章中，人们已经发现疾病和健康的重要对比，哀悼归于容光焕发的正常人的迷人品质；而忧郁呈现出心理疾病者被扭曲的特征。这里我们陷入试图“治愈”表现出错误行为或者错误欲望者的治疗语言中，在弗洛伊德看来，心理病态的症状是在单一光谱内排列的，从柔和到令人警惕，从拒绝与人交谈和吃饭一直到拒绝与正常人发生性关系。而在这个光谱的某个地方，我们发现患上忧郁症的可怜人，他们拒绝做出改变。他不认为哀悼是个阶段而是将其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这个谈话将一套规范强加在人类情感的多样性上，这种规范假设“健康”是最后的奖赏。对于一直专注于过去的创伤而无法正常生活的人来说，要求他停止沉溺于失落的情感中可能是对他的另一个心理打击。从弗洛伊德的哀悼是健康的，忧郁是病态的权威裁决来看，只需要走几小步就可以进入自己的情感得到净化的文化，那里，临时地陷入悲伤中成为精神药理学干预的场合。
争强好斗就不能留下忧郁的空间吗？
如果我们停下来考虑过去的政权宣扬正常和病态的区分意味着什么时，我们将遭遇令人担忧的事实，该区分几乎总是被用来反对弱者、不坚定者和“反常者”。比如在最近的书《冷战宿怨：灾难时代的心理分析》中，达格玛·赫尔佐格（Dagmar Herzog）显示，西德政府招募了军队心理分析师来诊断集中营幸存者的常常的症状清单，包括“令人虚弱的失眠、噩梦、慢性忧郁、恐惧、不健康的依恋、让人做不了事的身心疼痛、注意力难以集中、严重的冷漠”。在受害者提出起诉时，政府使用其诊断来回避承担法律责任。文件说，幸存者要么遭受之前就存在的病症要么从集中营出来后遭遇生存挑战，反正不是来自集中营的实际创伤。这里的教训不应该被过分夸大：我们并非都是法西斯迫害的受害者。但是，心理常态的指标被用来作为防御真正痛苦的方式应该令我们感到警惕，他们竭力消除忧郁，将其视为病理性身体虚弱而已。我们应该承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太常常屈服于夸耀心智的力量和身体健康的诱惑。一旦上台，其表现与从前的敌人是一丘之貉，伸下巴、拍胸脯、组织游行显示自己的威武。单单斯大林集体化的记录就足以证明假定左派无辜是多么虚假了。但是，斯大林的个人风格独裁统治和他之后的官僚集体主义从来不是真正的解放政治典范。当今的问题不是政治左派是否应该最终停止哀悼共产主义垮台，而是思考如果它继续崇拜其争强好斗还能否生存下去。
在美国大选之后的那些天，胜利者对左派拒绝承认失败变得越来越恼火。就在总统就职后的元月21日爆发的女性示威游行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持续一天的政治示威，吸引了全美各地三百万以上的抗议者进入公园和街道。游行者的情绪不是垂头丧气而是兴高采烈。那些粉红色猫帽将特朗普的粗鲁用狂欢的嘲讽方式回赠给他。
这些日子，人们抗议少了，玩笑的心态变成了对越来越多伤害的严峻形势的承认。对新上任的领袖及其右派偏见者，民众的不同意见越来越多是让自恋者感到自尊心受伤的事，他们用三个字的愤怒话语“忘了吧”做出居高临下的回应。但是，人们显然不能很快很轻易地忘掉。我们不是生活在共产主义之后的时期，而是政治左派遭遇忧郁袭击造成的欧洲和北美的政治反应的最初阶段。这不是很容易消失的情感---任何数量的组织活动都不能弥补这次选举更为持久的失落感。将其留给反应力量去夸耀其威力吧。对于左派来说，关键是牢牢抓住讽刺和超脱的美德，尽管有采取政治行动的命令。
特拉维索的书的鲜明主题是政治信念肯定包含着后悔，野心伴随着对过去的失败的悲伤。他引用丹尼尔·本萨义德（Daniel Bensaïd）的话认为，改造世界从来不可能比“忧郁的赌博”更多。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改变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它与20世纪只剩下名称的左派分子的拙劣模仿有什么不同。我们只知道，这种政治将必须保持对未来的开放态度，超越任何工程或指令的确定性。需要牢牢抓住的不是欢欣鼓舞的革命者的梦想，而是每当胜利成为政治行动的最高标准之后，那些遭受最大痛苦者的记忆。在苏联集团一党专政的实际记录只是名义上的左翼之时，许多读者可能对特拉维索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持久依恋感觉到困惑不解。（你不是哀悼屠杀了数百万人的政权，你欢呼它的垮台。）但是，在政治现实和政治理想之间，总是存在着伤痛。每个理想，无论多么激动人心，都带一种悲伤的感受，世界会离它有多么远，忧郁不是别的，就是描述这个空间的名称。
在此意义上，特拉维索或许是正确的。怀疑和失望的忧郁感受或许从来都不可能从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彻底消除，因为失望是行动的另外一面：一方刺激了另一方。但是，心理分析或许提供了更为深刻的教训。虽然弗洛伊德区分了哀悼和忧郁，他也知道自我从来不可能获得比部分幸福更多的东西，因为“本我的贫瘠”不是一种病，而是对我们太过人性的脆弱性的准确描述。人们可能说，忧郁不仅仅是病理学或情绪而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政治左派常常为抓住这一点而挣扎---其团结不在于不妥协的力量而在于自己脆弱性的共同经验。在这么多痛苦和不公不义面前，忧郁者拒绝像通常一样参与行动体现着一种抗拒，那是承认世界出了毛病，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译自：Mourning in America by Peter E. Gordon
http://bostonreview.net/politics/peter-e-gordon-mourning-america
作者简介：
彼得·戈登（Peter E. Gordon），哈佛大学哲学系阿玛贝尔詹姆斯（Amabel B. James）历史教授，最新著作是《阿多诺与存在》（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