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菲雷迪 著 吴万伟译

繁忙、干扰、精力不集中？至少从1710年以来人人都是如此了，我们来看看哲学家如何证明这一点。

因特网的崛起和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给我们身边带来了没完没了的干扰源：来自朋友的短信、电邮、图片分享，源源不断的音乐和视频，不停变化的股票报价、新闻和更多新闻。要做完自己的工作，你可以试图关掉数字流，但是当我们陷入错失恐惧症（FOMO）的时候很难做到这一点，总在担心失去或错过什么的焦虑心情。有人认为我们我们的意志力太过薄弱，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被数字噪音损坏了。但是，把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归咎于技术是放错了地方。历史显示我们的不安焦虑不是因为下一个新东西刺激而是被一种威胁引发的，即无论它是什么，都给当时的道德权威造成威胁。

注意力不集中第一次作为社会威胁出现在18世纪的欧洲。在启蒙时期，逻辑和科学在挤压宗教和神话的空间。《牛津英语辞典》引用了从高端社交杂志《闲话者》（Tatler）1710年的词条，将注意力不集中与懒惰结合起来，两者都被看作引起公众严肃担忧的道德罪过的代表。

处于文化构建前沿的哲学家和道德家将“注意力不集中的习惯”的特征描述为不仅是简单和孤立的道德失败，而且是其他罪恶的源头。在“论真理”一文中，苏格兰道德哲学家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把心不在焉当作“破坏道德潜能”的“罪恶习惯”之源。他确认“我们已经形成了坏习惯，如果有适当的关注，我们是能够摆脱这种陋习的。比蒂将心不在焉与“不友好和分心”结合起来，警告说，如果听任这种陋习泛滥，社会秩序将遭到破坏。

在英国，18世纪文学批评家如《卫报》的创始人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随笔作家和道德家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都认为，心不在焉是“思维飘忽不定”的症状。他们提供了建议来克服某些忙人容易陷入的“思想匆忙”。

有关注意力不集中问题，被最为广泛引用的18世纪建议源头之一是一本书《礼貌教育的要素：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已故菲力浦•多墨•斯坦厚甫（Philip Dormer Stanhope）阁下写给儿子的书信精选》（1774）。切斯特菲尔德在1746年3月写到“我知道再也没有比身边人的心不在焉和注意力不集中更令人恼火的了。”在1752年1月的信中，他将注意力不集中等同于“思想懒惰”，宣称两者都是“知识的敌人”。切斯特菲尔德关于这个恶习的统一主题是注意力不集中将破坏社会等级体系和道德秩序。

事实上，启蒙文化称赞专注是施展理性的最重要精神官能。历史学家迈克尔•哈格纳（Michael Hagner）在《文化和科学中的专注历史》（2003）中说，到了18世纪末，“专注已经不仅仅是开明抱负的适当比喻了。”它也被视为教育的媒介和精神和道德的发展。

法国哲学家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认为专注是启蒙的重要源头。在《论精神及其集中能力》（1758）中说，“持续不断地关注”与“智慧超群”联系在一起。但是，与关注的大部分其他崇拜者不同，这个激进的无神论思想家批评将注意力不集中当作道德罪恶来谴责的社会倾向。在反对这种道德控制的礼仪之前，他问道“不停地将注意力不集中描述为罪恶到底重要性何在？”

那些遭受这种使人衰弱的状况折磨的人对其感受有个特别的名称：“他们烦躁、坐立不安。”

专注被当作培养可靠人格所不可缺少的道德成就而被推崇。18世纪苏格兰“常识”的最著名倡导者，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在《人类心灵行动能力论》 (1788)中认为，“有一些尊重专注的道德法则，它们就像数学公式一样明白无误。”专注的道德法则要求修身和训练，确保年轻人受到保护，不至于养成“注意力不集中的习惯”，那是教育者的工作。注意力不集中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年轻人实现社会化的障碍。

阻止儿童和青少年形成注意力不集中的习惯成为18世纪教学法的中心课题。教育者总是忙于赢得学生的专注，但在18世纪，这种关心赢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专注被视为理性心智的营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精神和道德的发展。有专门给家长提供建议的书籍如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的《实用教育》（1798)）坚持认为，注意力集中和专注的培养需要努力和技能。

窗体底端

在称赞专注是美德的合唱中，教育者、宗教评论家、医学专业人士不停地表达对注意力不集中的道德危害性的恐惧。从18世纪末期以来，有关“注意力不集中的习惯”的焦虑越来越多地描述为一种道德疾病。德国内科医生梅尔希奥•亚当•维卡德（Melchior Adam Weikard）在其1775年的医学教材中将这种状况诊断为“注意力缺失”（Attentio Volubilis或者 Mangel der Aufmerksamkeit）。他的描述持续不断在医学和道德缺失中游走。在维卡德看来，心不在焉者缺乏注意力集中所需的稳定性和道德意志。他们的典型特征是“没有警惕性、粗心大意、朝三暮四、寻欢作乐”。他们往往被描述为相对来说不成熟的、鲁莽的、不可靠的人。

维卡德相信，糟糕的育儿实践是注意力不集中这种毛病的根源，这种情况在年轻人中比上年纪的人更为常见。要治疗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他提供了18世纪性格培养的变体。他的处方是发酸的牛奶、钢粉和骑马。

英语中处理注意力不集中疾病的第一个文本是亚力山大•克莱顿（Alexander Crichton）的《精神错乱的本质和根源调查》（1798）。克莱顿认为注意力不集中的错乱是“属于医药领域”，但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声称专注会受到糟糕的教育、缺乏动机和家庭等不良影响。习惯性的注意力不集中和专注的过分滥用都可能削弱人们集中一点的潜能，从而成为一种疾病。克莱顿确认那些遭遇专注缺乏症的人因为“非自然的、心理上的坐卧不安”而搅动起来。他写到，那些遭受这种那些遭受这种使人衰弱的状况折磨的人对其感情状态有个特别的名称：“他们烦躁、坐立不安。”

在19世纪，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变得彻底道德化。注意力不集中被视为工业进步、科学发展和繁荣的威胁。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普莱菲（William Playfair）总结了这个问题上的流行共识，他说

社会的安全和繁荣依赖于人们的道德品质和对基本原则的专注，而道德堕落和专注丧失再加上财富成为国家衰落的最主要推动力量。

普莱菲甚至宣称在法国，“贵族对其义务的心不在焉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

到了19世纪末，心不在焉成为种族堕落的标志。在其《世纪末的恶化》(1895)中，社会批评家麦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警告说“没有专注的关照和不受专注的限制，堕落者和歇斯底里者的大脑活动将动荡不定，没有目标或者目的。”

事实上，直到1970年代，注意力缺乏症（ADD）的合法性医疗诊断才进入主流语言，被用来理解存在真正缺陷的附属群体，注意力不集中的广泛社会条件往往主要被呈现为有缺陷的道德控制。乔治•斯蒂尔（George Still）的先驱性演讲“儿童的某些异常生理条件”（1902）焦点集中在诸如“令人厌恶的残忍、嫉妒、无法无天、不诚实、放肆的恶作剧和破坏性、不知羞耻傲慢、性堕落和歹毒邪恶”等负面性格特征上。这种心态从来没有消失。事实上它潜伏在麦基•杰克逊（Maggie Jackson）的书《心不在焉：专注的削弱和黑暗时代的到来》（2008）中，里面宣称专注“驯服内心的野兽”是“形成良心的组成部分。”

最近几十年已经见证了注意力不集中的这种概念化的戏剧性翻转。与18世纪它被视为异常不同，注意力不集中常常被描述为正常状态。当今时代的特征常常被描述为“心不在焉的时代”，注意力不集中不再被视为只影响少数人的状况。如今，人类专注潜力的削弱被描述为存在问题，据说与源源不断流向我们的数字信息流的破坏作用有关。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潜水区：因特网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思考、和记忆方式》（2010）指出，“因特网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结果却将其分散开来了。”按照美国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列维廷（Daniel Levitin）的说法，现代世界的心不在焉能够从字面意义上损坏大脑。

但是，总是支持社会抓住注意力不集中问题不放的道德担忧仍然潜伏在背景中。美国文学批评家斯文•伯克兹（Sven Birkerts）最近承认，“我的确知道关注和道德等词汇在我看来就像电光似的直接感一样总是联系在一起。”

对任何历史学家而言，这是说得通的。在整个历史中，注意力不集中充当了对道德权威感到疑惧的净化的焦点。这在18世纪时被发现并不令人吃惊。理性时代的思想气质就是拒绝传统的神圣真理，坚持论证应该基于证据和理性。

爱尔维修坚定地相信，人人都有潜力获得“持久的关注”和“克服懒惰的胜利”。

从历史上看，老师们都知道赢得年轻人的关注总是一个挑战。但是，一旦针对年轻人的道德权威成为拔河的对象，谁将赢得他们的关注的问题就变成了非常具有紧迫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道德哲学家关注注意力不集中问题的原因之一。这也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努力心理学》（1897）中承认的一点，他注意到，当社会面对吸引注意力竞争时，我们意识到专注问题。

虽然注意力不集中被描述为专注的对立面，但更有用的是将此议题视为对那些不关注被呈现为合理关注焦点者的担忧。它也表现出一种恐惧，即心不在焉者可能太多关注错误的文本或文化实践。这个要点被研究在线世界人际关系的麻省理工学院的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辨认出来。她在《收复对话：数字时代谈话的威力》2015中写到，“专注存在很大的利害关系，”因为我们将关注放在哪里就说明我们重视什么。

干扰时代的感知与我们对“专注什么或专注什么人”问题的不确定答案有关。有关因为技术导致的注意力不集中的崇拜而上升到对道德权威感到焦虑已经造成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患这种疾病者的比例升高。但是，正如很多清醒的观察者都明白的那样，对老师上课心不在焉的学生往往对于他们收到的短信非常痴迷和关注。经常出现的对英美世界年轻人注意力不集中的哀叹可以被解释为实施成年人权威相问题的症状。

通常不能激发或者抓住年轻人想象力的失败被归咎于心智的注意力不集中。太常见的情况是教育者对此状况的回应是采用致命性途径，迎合数字时代年轻人的所谓注意力不集中的阅读习惯。这种模式在高等教育中非常明显，其假设是大学生不再被期待阅读长篇和有挑战性的文章或者关注严肃的课程导致将课程材料修改以便适应数字时代年轻人的心不在焉心态。呼吁教育环境的改变以便适应学生在高等教育界已经非常普遍。

道德哲学家杜加尔德·斯图亚特（Dugald Stewart）也关注学生的心不在焉问题，但他的反应有很大的不同。斯图亚特著有《道德哲学概要：爱丁堡大学学生用》（1793），他相信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可以通过道德教育来解决。与当代学者不同，他认为注意力不集中的早期习惯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无法改变的生存事实。爱尔维修坚定地相信人人都有潜力获得持久的专注和克服懒惰的胜利。

遗憾的是，爱尔维修的乐观主义让位于一种顺从心态。专注仍然被认为是值得向往的却几乎难以达到的目标。正如一个耸人听闻者警告的那样（见上文）“削弱专注的传染病是即将到来的黑暗时代的确定性象征。”爱尔维修或许对这种哀叹中表达的宿命论观点感到沮丧。

作者简介

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英国社会学家和评论家，曾是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17本书，最新著作是《大学怎么啦？》（2016年）。

译自：The ages of distraction by Frank Furedi

https://aeon.co/essays/busy-and-distracted-everybody-has-been-since-at-least-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