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德·维尔蒙 著 吴万伟 译

美国人不相信机构。按照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只有32%的美国人对14家重要机构有“很多”或“很大”信心。无论是有组织的宗教、新闻媒体还是国会和医疗保健体系，美国人怀疑这些重要机构是否真的为国人提供了维持民主社会所需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信心水平显然处于下降之中：在1993年，当盖洛普第一次进行民意调查时，38%的美国人表达了对国家机构的信心。但是，不仅信任某个人---父母、朋友或者爱人---而且信任一个机构，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当盖洛普的调查受访者宣称对科学、医药、政治或者媒体有信心（或没有信心）时，他们信任这些机构提供什么？我要说是知识。在长久以来被越来越复杂的信息压迫和解放的世界，我们依靠他人来认识这个世界，并帮助我们探索这个世界。启蒙大师如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已经劝告现代人“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考，但是启蒙思考的关键特征是承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帮助。我们需要医生帮助我们治病；我们需要科学家帮助我们理解宇宙和更好地控制其力量和美；我们需要政客领导我们，并关照集体的共同生活；我们需要工程师维持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想象在世界上存在的新方式。我们需要了解具体事物的人出于共同利益而与我们其他人分享那些知识。总之，我们需要专家。

在《专家之死：反对现有知识的运动以及它为什么重要》中，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汤姆•尼科尔斯描述了专业知识技能是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在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承认“知识的局限性和相信他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仅服务于我们自己（我需要医生去掉这颗痣）而且更重要的是服务于公共生活。他在这本言简意赅和极富挑衅性的书中认为，民主共和国依赖专业知识技能的命运。

除了描述专业知识技能在民主共和国的社会功能之外，尼科尔斯还突出显示了公众与专家的相互关系。公众不仅仅依靠专家解决问题。他们信任专家，希望他们提供技术性的解决办法以便为公共利益造福。我们期待工程师设计服务于整个社区的道路，而不仅仅是某些飞地的利益。我们期待公立大学创造给城市、州和国家带来利益的知识而不仅仅是给个别学生带来好处。毕竟，我们的专家是这些公共机构的组成部分。正如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的那样，如果现代专家和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遭到破坏，专业知识技能的民主承诺也将跟着遭到破坏。专家将不再服务于公共利益而是受到限制的利益，即由党派偏见的、金融的或其他特定利益群体定义的利益。如果现代民主的公众拥有对专家的信任，专家就拥有对民众的谦卑。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限制了专家和非专家的声明和权威。专家通过诸如专业标准或者许可证要求等实践，通过与在规定的领域内的同行专家的交流在自己熟悉的专门化的知识领域发挥作用。要成为典型的专家，部分是要承认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水平的局限性。医生、科学家、工程师是公民也是专家，作为公民他们对同胞公民应该有尊重和认知谦虚，承认其他种类的知识和源头同样有美德，也值得认真听听。

专家中缺乏这种谦恭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美国人不再相信机构。去年，物理学家奈尔•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畅所欲言，意图良好地为科学权威辩护，他发了一个挑衅性的推特帖子“地球需要一个虚拟国家：拥有在线宪法的理性国（#Rationalia）：所有政策都基于科学证据。”泰森的推特以及此后的推特暗示，科学应该不仅在科学事务上指导我们，而且在更广泛的生活上也指导我们。理性国将是科学家管理下的世界，其中科学支配人们如何生活。即便我们暂且不谈及单一性科学的棘手问题（根本就没有单一性科学），科学探索的历史也并不站在泰森一边。科学史上充满了光荣的见解和有用的进步，但也充斥着怪异的跨界行为和道德败坏的做法。请考虑一下现代优生学的历史，不仅仅是纳粹德国的案例而且有20世纪弗吉尼亚的案例，那里超过7300名公民被认为有“心理疾病”，他们被打着种族纯洁性和科学的幌子结扎了。科学专业知识虽然在很多领域和方式上都非常宝贵，但它们并不能妄称拥有一切知识，或自称都掌握了真理，尤其是当这些命题涉及到我们共同生活的决策和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时。

1917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慕尼黑一个挤满了学生的礼堂中警告说，不要要求科学做出所能提供的东西更多的内容。他的意思是任何形式的专门知识都不能决定什么值得知道什么不值得知道。科学解决不了意义问题。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批评家一直攻击韦伯的演讲是放弃道德的命题或者对价值观冷漠无情，但根本不是这样的。韦伯的演讲是在渴望绝对专家的战后焦虑时代强烈呼吁对认识论的谦恭，他告诉学生们专门化的知识并不能指导他们如何生活。科学只能帮助他们认真和坚定地思考当今问题。有关终极意义和价值观的问题，他们则需要求助于教会、家庭以及大学之外的社会。

在那场演讲一百周年之际，我们能够回顾韦伯的智慧教导，将其修改后应用在当今脆弱的民主时代。民主需要专家，但它也需要专家成为公民，不仅尊重公共利益而且尊重知识的多样性，这些在民主社会能够为如何创造和维持公共利益的辩论做出贡献。

作者简介：

查德·维尔蒙（Chad Wellmon），弗吉尼亚大学德国研究副教授，文化高级研究院研究员。著有《有组织的启蒙：信息过载与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创立》，与人合编《研究型大学的崛起读本》。

译自：The Limits of Expertise by Chad Wellmon  

http://www.iasc-culture.org/THR/THR_article_2017_Summer_WellmonEXC.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