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尼科尔斯著 吴万伟 译

我是专家（至少我自认为是专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而是在人类知识的特定领域，尤其是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方面。当我在这些领域发表观点时，我期待我的观点比其他大部分人更有份量。

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些是特别引起争议的观点。结果出乎意料，它们引起巨大的争议。今天，任何赞同专业知识技能的言论都能引发美国某些公众的愤怒之火大爆发，他们马上抱怨说，这些说法简直就是虚妄的“求助于权威”，是可怕的“精英主义”的标志，显然是企图用资格证书堵住人们的嘴的，但“真正的”民主要求对话。

但是，正如我在有关刘易斯（C.S. Lewis）和斯诺登事件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民主指的是一种管理制度而非实际的平等状态。它意味着我们在政府管理和相互关系中享受同等的权利。拥有平等权利并不意味着拥有平等的天赋、平等的能力或者平等的知识。当然它也不意味着“每个人在任何问题上的观点都与其他任何人的一样好。”显然，这个观点是屁话，但现在却被很多人尊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担心我们见证了“专家之死”：谷歌提供燃料的、以维基百科为基础的、博客信息泛滥的界限崩溃。从此之后，专业人士与外行，老师与学生，知道者与困惑者的区分已经不复存在，换句话说，在某个领域学有所成者与根本没有任何成就者的区分已经模糊不清了。这样说，我并不是认为专家真的死了，仍然有在很多方面将某些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专门性知识。总有医生、律师、工程师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专家。相反，我担心的专家之死是对人们不再承认专业知识和技能应该改变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我担心的专家之死是对人们不再承认专业知识和技能应该改变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是的，专家的确会犯错误，正如沙利度胺灾难、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等悲剧提醒我们的那样。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专家的平均成功率还是比外行高很多：医生无论有多少错误在治疗大部分疾病时还是要比神婆或者詹妮姨妈（Aunt Ginny）及其特别的鸡肠膏药好得多。排斥专业知识和技能，取而代之的是一本正经地坚持人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实在愚蠢之极。

更糟糕的是，这还很危险。专家之死不仅是排斥知识，而且是排斥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是排斥科学和理性，而这些恰恰是西方文明的基础。是的，我说的是“西方文明”：创造了原子弹、埃德塞尔汽车和新可乐等失败案例的家长式的、种族主义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知识途径，但是西方文明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挽救糖尿病患者的，在黑暗中降落大型客机，起草联合国宪章等文件。

这不仅是糟糕之极的政治问题。不，比它还要糟糕：专家之死的破坏性影响是如果没有真正的专家，那么人人就是任何事情上都是专家。只举一个可怕的例子，我们如今生活在先进的后工业化国家，正在与几乎在一个世纪前已经消灭了的百日咳的死灰复燃做斗争，仅仅因为本来聪明智慧的人在阅读了对医药根本一窍不通的人撰写的东西之后现在对医生将信将疑，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是的，我说的是像女演员詹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这样的人）。

在政治上，问题也达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政治辩论中的人不再区分“你错了”与“你笨蛋”。不同意我的观点就是对我的侮辱。纠正他人的错误就是仇恨他人。拒绝承认其他观点，无论思想封闭是多么狂热和缺乏理性。

     对话如何变得令人疲惫不堪

批评家或许对所有这些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人人都有权参与公共空间的讨论。不错，但是任何讨论必须在边界之内进行，必须达到基本的能力水准。但是，在公共领域，能力缺乏却非常普遍。强烈要求在国外进行战争的人很少能在世界地图上找到自己的国家在哪里；因为这个或那个法律渴望惩罚国会的人连自己所在州的众议员的名字都叫不上来。

强烈要求在国外进行战争的人很少能在世界地图上找到自己的国家在哪里。

所有这些无知并不能阻止人们像从事科学研究的专家那样辩论。如今随便找个外行就复杂的政策问题发表意见，你就会得到急躁和复杂的要求，要求你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你的观点，虽然在这样的辩论中的普通对话者并没有真知识能力来决定什么能作为证据，即便提出了证据也无法辨别其真伪。证据的使用是专业化知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掌握，这就是为什么论文和专著需要接受“同行评审”而不是“人人评审”，但是不要告诉那些用莫斯科或北京或华盛顿的内幕吓唬你的人。

这破坏了对话的任何真正希望，因为它令人感到疲惫不堪---至少从我个人作为政策专家在很多此类讨论的视角来看---不得不从任何辩论的最初开始，确立最基本的知识水平，然后不断地协商逻辑论证规则。（比如我遭遇的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没有因果关系的推理（non-sequitur）是什么，当他们做出这种推理时浑然不觉；他们也不知道概括与俗套观念的差别。）很多人在遭遇手头问题的实质内容之前已经感到怒气冲冲或者受到冒犯了。

从前---返回到2000年之前的黑暗时代---人们似乎总体上明白专家和外行之间的差别。在政治食品争夺中存在清晰的边界，因为专家的反对和不同意见来自专家群体---也就是拥有类似知识背景的人。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旁观者。

这是好事也是坏事。虽然它过滤掉了讨论中的怪人傻瓜等因素（编辑控制读者来信栏目，今天可能被称为“审核”），它也意味着有时候公共政策辩论过于深奥难解，与其说是启迪公众倒不如说是专家之间决斗的黑话。

如果专家返回到只与专家对话的时代，那对民主来说绝非好事。

没有人想返回到那些时代---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喜欢21世纪，我喜欢知识的民主化和更广泛的公共参与。但是，更大的参与度因为完全不符合逻辑的坚持每个人的观点都有同样的权重而陷入危险之中，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迟早被迫忽略那些坚持我们都从思想起点开始的人。（捣乱者：我们不是）如果发生那样的事，专家将返回到只与专家交谈的时代，那对民主来说绝非好事。

   没有把门者的糟糕一面

对于专家的满腹牢骚从何而来？人们为何变得如此愚蠢？

部分纯粹是因为交际的全球化。不再有把门者：从前受到严格编辑的期刊和评论专栏已经在自我发表的博客的压力下沉没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公共辩论的参与，即使在当地报纸上的参与都要求提交一封信或一篇文章，提交的内容必须文笔清晰，经过编辑评审，并署上作者姓名。在当时能够在大报上发表一封读者来信也都是很了不起的事。

现在，任何人都能闯入任何大报的评论栏目。有时候造成刺激更好思考的混战，但很多时候意味着人人都能在上面发表自己想说的任何话语，而在匿名的情况下，根本无需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也不会因为自己说错了而遭到传唤。

专家声誉扫地的另外一个原因不在于全球大众而在于美国政治选举活动越来越明显的党派偏见本质。曾经有段时间，赢得选举之后，总统要从大学和智库中搜罗可信赖的智囊；那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进入政界方式，或者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与政界之间往返穿梭。

这是武士道，不是知识分子之道，它优先考虑的是笼络忠诚的追随者而非专家。

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当然，部分原因在于社会科学中过于狭隘的研究越来越丧失了对政治的相关意义。但是，也因为政策世界的高级人才的首要条件常常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你在选举中做了什么？”这是武士道，不是知识分子之道，它优先考虑的是笼络忠诚的追随者而非专家。

比如我曾经很难想象自己会像1990年代那样被召唤到华盛顿任职，当宾夕法尼亚资深参议员请美国前任驻联合国大使为其推荐提供外交事务建议的人才，她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虽然我与宾夕法尼亚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来没有在其选举活动中出力，他还是到我所在的大学拜访我，后来邀请我加入他的幕僚团队。

毫无疑问，大学也有自身的乱象。告诉学生教授主导课堂，教授知道得比学生多，这个观点在很多学生看来是骄傲自大，很多教授不这样做（我曾经有过的最伟大老师之一詹姆斯·沙尔（James Schall）在多年前曾经写到“学生有对老师的义务，包括信任、谦恭、努力和思考”，这种说法在当今校园肯定引发权利意识强烈的一代学生的愤怒。）结果，很多大学院系变成了精品时装店，教授被期待扮演类似思想上的贴身男仆的角色。这在学生身上造成思想充分的幻觉，他们本来应该是接受教导的对象，而非需要讨好的对象。

笨蛋的自信

还有被称为“人性”的不可改变的问题。它现在有了名称：即达克效应，总结来说就是无知要比知识更容易产生自信，你越是无知就越有自己不是傻瓜的自信。当你卷入到攻击性的无知中时，最不愿意遭遇的就是与你观点不同的专家了。你要抛弃他们以便维持对自己毫无根据的高度评价。（社交媒体上这种内容多得很。）

所有这些都是同一种疾病的症状：对民主的躁狂性重新解释，其中人人都必须发言，人人都不应该被“遭遇不敬”。（动词遭遇不敬是我们的语言多年来创造的最惹人讨厌的和最阴险的革新之一，因为它真正的意思是“没有对我表现出我要求的那种高程度的尊敬。”）这种对尊敬和平等的渴望---尤其是没有经过奋斗赢得的那种---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忍受不了半点儿不同意见。它代表治疗文化的全面开花，其中终极性的人类价值观是自尊而非成就，它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更加愚蠢。

因此，拒绝专业知识技能的至少部分人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真正显示其思想的独立性。相反，他们不过是排斥任何可能搅动其痛苦的不安全感，即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观点其实并没有多大价值。

   专家：民主的仆人而非主人

那么，我们能怎么做？令人悲哀的是，我们可做的事并不多，因为这是需要很长时间来矫正的文化问题和代际问题，即便有可能改善的话。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不应该控制这个世界：20世纪末我们已经受够了这种人，现在非常清楚的是理智主义炮制出一些根本没有政治常识的蹩脚政策。事实上，在理想的世界，专家应该是民主的仆人而非主人。

但是，当公民放弃通过学习而实现自治的基本义务，相反顽固地维持沉溺于脆弱的自我状态，被束缚在自己的权利意识中不能自拔，专家最终将被默许去管理一切。那将是每个人的灾难。

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必要的，它不会消失。除非我们返回到公共政策中的健康角色，否则我们将变得更加愚蠢，更不容易提出建设性论证。所以，此刻在毫不谦虚和缺乏政治敏感性的情况下，提出一些当我们与专业领域的专家进行讨论时需要思考的东西。

1. 我们都能确定：专家并不总是正确的。

2. 但是，与你相比，专家更有可能是正确的。就切实的解释和评价问题而言，认为专家的观点可能比你的观点更好并不应该产生不安全感或者焦虑（因为，本来就如此啊）

3. 专家在很多方面具有优势。教育促成了这一点，在某个领域的从业者通过经验积累获得了专业技能；两者的结合通常是某个领域的真正专家的标志。但是如果你既没有教育也没有经验，你或许就要考虑到底是什么让你参与到这个辩论中的。

4. 在任何讨论中，你有积极的义务去学习一些东西至少足以让对话可以进行下去。不能指望谷歌大学。请记住：拥有对某个东西的强烈观点并不等于了解某个东西。

5. 是的，你的政治观点是有价值的。当然有价值：你是民主社会的成员，你的愿望与其他任何选民的愿意一样重要。但是，作为外行，你的政治分析的价值要小得多，很可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有价值。

我怎么知道这一点？你以为你是谁？

啊，当然，我是专家啊。

作者简介：

汤姆·尼科尔斯（Tom Nichols），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哈佛进修学院兼职教授。著有《没用：核武器与美国的国家安全》（Penn, 2014）。

译自：The Death Of Expertise By Tom Nichols

http://thefederalist.com/2014/01/17/the-death-of-expert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