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吴万伟 译
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了难以超越的分析，但他的错误是指望资本主义最终崩溃的前景，因而没有阐明资本主义如何从每次危机中复苏后变得更加强大。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用精确的术语描述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当今显然已经进入的资本主义的“最终分析”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危机是长久的衰败和解体过程，看不到黑格尔式“扬弃”（Aufhebung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也没有代理人给予这个衰败过程积极的转变，使其通向更高社会组织的通道。
“那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更好的说法是现代主义者的偏见，作为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将只有在新的、更好的社会能够被看见时才会终结，一项愿意为了推动人类的前进而实施的革命工程。这预设了对我们共同命运的一定程度的政治控制，我们甚至不能在集体能动性被摧毁后做梦，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革命中希望得到它。”[1]
施特雷克列举了这种衰落的若干不同迹象：利润率下降、腐败和暴力上升、金融化（依附在价值生产上的金融交易的利润。美国和欧盟金融政治的悖论是金钱的庞大输入并没有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它们大部分消失在虚拟资本运作中。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应该抛弃对债务爆炸性增长的自由派哈耶克标准解释，即源于福利国家开支的增长。数据清晰显示，大部分资金用来喂养金融资本及其利润了。
这个衰落还有另外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丽贝卡·卡森（Rebecca Carson）[2] 最近讨论了资本金融化（最大的利润来自金钱–金钱’）操作，根本不需要经过劳动力的价值增值（Verwertung）这个绕行过程，矛盾的是，这出人意外地导致直接的人身支配关系死灰复燃，因为正如马克思强调的那样，金钱–金钱’是最不具个人色彩的资本，也是最抽象的资本。现在抓住三要素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虚拟资本、人身支配和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金融投机发生在价值增值这个事实之前。它们主要由信用操作和投机性投资所组成，根本就没有把金钱投资在生产上。信用意味着债务，因而操作的主体或者持票人（不仅是个人而且是银行和管理金钱的机构）不仅作为主体卷入价值形成过程，他们还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也就是受制于并非建立在抽象的商品化支配基础上的另一种权力关系。
“因此，信用操作中涉及的特定权力关系拥有了一种依赖性（信用-债务）的个人维度，这不同于抽象的统治关系。但是，这种个人权力关系是通过交换过程形成的，这种交换被马克思抽象地描述完全非个人性的和形式上的关系，因为信用操作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价值形式的社会关系之上。因此个人形式的依赖性通过悬置虚拟资本的增值过程而生效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抽象的统治形式并不存在。”[3]
从表面上看，虚拟资本隐含的权力动态并不是在代理人之间直截一分为二：虽然从定义上看，人身支配出现在直接交易层次，债务人主要不是个人而是做期货投机的银行和对冲基金。有效的是，仅仅通过电脑编程而没有任何直接干预的虚拟资本运作难道不是越来越多？但是，这些操作需要在某种形式上重新转变为个人关系，于是抽象概念表现为人身支配。
那些没有受制于直接的商品化但是在劳动力再生产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人也受到越来越多地依靠未来的价值增值过程的影响，这个过程是被虚拟资本的流动打开的。这种资本掌握在未来将出现的价值增值过程的期待中，因此劳动力再生产受到压力，为的是让现在还没有工作的人将来准备好成为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教育话题（在这个生产性-技术专家性视野：准备好参与就业市场的竞争）在当今如此重要，它也与债务紧密纠缠在一起：学生为教育欠下债务，人们期待这个债务通过自我的商品化而还清，即欠债的学生找到工作之后。教育也作为如何对付难民的主要话题凸显出来，即如何将其变成有用的劳动力。
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自由选择被提升到最高价值观的地位，社会控制和支配不再表现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相反，它们必须显示出自由个人的自我体验。这种不自由却表现出自由的样子有多种存在形式。在被剥夺了全民医疗保健后，我们被告知，我们被给予了新的选择自由，也就是选择自己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当我们不再能依靠长期就业，被迫每隔几年就要寻找新的、动荡不定的工作时，我们被告知拥有了重新创造自我的机会，发现潜伏在个性中新的意料之外的创造潜力；当我们必须为孩子们的教育花钱时，我们被告知变成了“自我的创业者”，其行为就像资本家自由选择如何为我们拥有（或借用）的资源投资---教育、健康和旅游。不停顿地被所谓的“自由选择”狂轰滥炸，被迫做出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或者没有能力做出的决策，因为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我们看清自由越来越多的真面目，成为剥夺了我们真正变化选择的自由的沉重负担。资产阶级社会通常擦掉种姓制度和其他等级差别，让所有个人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仅仅因为阶级差异而分为不同阵营。但是，今天的后期资本主义连同其“自发性”意识形态，通过将所有人定义为“自我创业者”而努力消除阶级差别本身，我们的差别仅仅是数量上的（大资本家为投资借几亿美元；而贫穷的工人为了自己的教育借几千美元。）
备受推崇的“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在此也发挥了作用。马克思总是强调，在工人（原则上）获得其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充分价值时，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流是“正当的”，因为这里没有直接的“剥削”，这不是工人“将自己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却没有得到充分的价值。”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我仍然是事实上的依靠他人者，虽然这种依赖性是“文明的”，以我和他人之间“自由”交换的市场形式实施，而非直接的人身支配或者对身体的强制压迫等形式。嘲笑安·兰德（Ayn Rand）很容易，但是，她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中著名的“金钱颂”（Hymn to Money）的确有点儿道理：“只有在你明白金钱是所有美好东西的根源之后，除非如此，否则你是不会走向自我毁灭的。当金钱不再成为人与人交往的手段时，人们就变成了其他人的工具。鲜血、皮鞭、枪炮或美元。做出你的选择，没有其他可说的。”[4] 难道马克思没有在他著名的理论中说过类似的话吗？在商品全球化的情况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呈现出相互承认的自由与平等：统治不再是直接实施的、可见的。（该句借自齐泽克著张苗风译“曼德拉的社会主义失败”《爱思想》2013-12-09 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298.html---译注）20世纪的社会主义证明克服市场异化“疏远”了自由，简单的自由（freedom tout court），把我们重新带回到直接统治的“非异化”关系中。在多大程度上，协同共享者遭遇同样的危险呢？他们能够在没有管理机构（控制协同的媒介因而能够实施直接支配的影响力）干预的情况下幸存下来吗？
预料之中的结果是出现了其他划分和等级差别：专家和非专家；享受充分公民权的公民和被排除在外的少数派群体，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性别的或其他。还没有被包括进价值增值过程中的群体，到难民和“流氓国家”的公民，他们被陆续归入人身支配的形式中，从组建难民营到对那些认定的潜在违法者进行司法控制，这种支配往往长着一幅人道主义面孔，就像旨在让“难民”更容易地顺利“融入”主流社会的社会服务措施等。
为什么出现这种直接权威（非民主）？除了文化差异之外，当今资本主义的逻辑中出现这种情况还存在内在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我们当今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后期资本主义“脑力劳动”的优势地位（霸权角色）是如何影响马克思将劳动力与客观条件分开的基本范式以及主观对客观条件再修改的革命？在互联网通信网络、生产、交流、消费内在交织在一起甚至潜在地等同起来的领域，我的产品马上传递给另外一个人，被他消费。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经典概念中，“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物与物的关系”的形式，因必须被彻底重新思考。在“非物质的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并没有“很深地隐藏在客观性虚饰之下，而是它们本身成为我们日常被剥削的物质见证。”[5] 我们不再能够用经典的卢卡奇意义上的“物化”（reification）。流动的社会关系远非看不见的，而是市场交换和交易的直接产物。在“文化资本主义”中，人们不再出卖（购买）能够“带来”文化或情感体验的物品；人们直接出卖（购买）这种体验。因为社交关系已经直接市场化，这意味着人身支配关系也被直接市场化了—我花钱请人当我的奴仆，难怪许多高管经理为了掩盖这种侵犯自由和恢复虚假平衡的做法，花钱请妓女与其进行自我羞辱性的性受虐狂游戏。
所有这些复杂现象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所谓的“劳动价值论”，它不应该被解读为宣称人们应该抛弃交换，或者否认它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作为外表用以掩盖劳动是价值根源的核心事实。如果我们认为金钱是价值的第二位的表现形式，这个价值存在于商品本身之中，在价值的表现之前。也就是说，如果金钱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第二位的资源，是为交易提供方便的物质手段，那就向虚幻打开了大门。李嘉图（Ricardo）的左派追随者已经臣服于这种幻觉，用表明持有者所做工作量的简单纸条代替金钱是可能的，这个纸条给予他或她获得相应社会产品的权利。就好像通过这种直接的“工作钱”，人们能避免所有“拜物教”，确保每个工人得到“充分的劳动价值”。马克思分析的要点是该工程忽略了金钱让拜物教产生必要效果的的形式决定性。换句话说，当马克思定义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外表时，人们应该在这里动员起本质与外表对立的整个黑格尔权重：本质仅仅存在于有外表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在外表出现之前就存在。同样道理，商品的价值不是独立存在于交换外表之外的内在物质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放弃将价值扩展的尝试，以便所有种类的劳动都应该被视为价值的源头。这里回顾一下1970年代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将家务劳动作为价值生产活动而写进法律的要求（从做饭到维持家庭卫生到照料孩子），或者当今某些生态资本家提出的将“大自然的免费馈赠”与价值生产结合起来的要求，通过尝试确定水、空气、森林和其他公共物品的成本。所有这些建议都“不过是复杂的绿色营销术和空间的商品化，从这个空间发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霸权及其我们与大自然关系疏远的激烈攻击”：在竭力“公正”和消除或者至少限制剥削的尝试中，这样做只是强制推行了更强烈的包含一切的商品化。虽然他们试图在内容层次上“公正”（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但他们没有能将商品化形式本身作为问题提出来。他们放弃了价值应该与非价值形成辩证关系来对待的结论，即确认和扩展没有包含在价值生产中的空间如家务劳动或者“免费”文化和科学工作中的关键角色。价值生产只能在纳入内在否定的情况下才能繁荣，并不产生市场价值的创造性工作在本质上是寄生性的。所以不是将例外情况商品化，将其包括在价值增值过程中，人们应该将其排除在外，摧毁那个贬低其地位的框架体系。虚拟资本的问题不是它位于价值增值过程之外，而是在于它仍然寄生于即将到来的价值增值的虚幻中。
市场经济的更进一步挑战来自金钱的爆炸性虚拟化，这迫使我们彻底改造对“物化”和“商品拜物教”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描述。只要这个话题仍然依靠崇拜作为固定客体的概念，其稳定的存在掩盖了社会媒介。矛盾的是，拜物教恰恰是在崇拜本身被“去物质化”，转变成为流动的‘非物质’的虚拟实体时才达到顶点。金钱拜物教在走向电子形式的时候达到高潮，其物质性的最后一丝痕迹已经消失。电子货币是第三种形式，在直接体现价值（金银）的“真”钱和没有内在价值的“不过是符号”的纸币之后，虽然它们仍然抓住物质存在不放。但是，只有在这个阶段，即当金钱变成纯粹虚拟的指代后，它才最终呈现为无法摧毁的幽灵存在形式：我欠你一千美元，无论我炒掉了多少物质性欠条，我仍然欠你一千元，这个债务刻在虚拟的数字空间的某个地方。。只有依靠这种彻底的“去物质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古老主题，在资本主义中，“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拥有了比马克思心中想到的更多字面意思，不仅我们的物质社会现实被资本的幽灵/投机运动所支配，而且这个现实本身也逐渐“被幽灵化”---只有在此时，德里达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幽灵一面得以充分实现。这里，我们拥有了“千变万化的自我”而不是从前的自我认同主体；其体验有难以捉摸的流动性而不是拥有物品的稳定性；简而言之，固定的物质产品和流动的观点的通常关系发生颠倒，客体逐渐解体成为流动体验，而唯一稳定的东西也成为虚拟的象征性义务。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崇拜这种幽灵化包含了其对立面的种子，也就是它的自我否定：人身支配的直接关系的意外回归。当资本主义为其作为隐含和扩展个人自由（作为市场交换的条件）的经济体制合法化时，它自己的动力带来奴隶制的复活。虽然奴隶制在中世纪末期已经绝迹，但它在从现代早期到美国内战时在欧洲殖民地突然再次发展起来。今天，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到来，一种新的奴隶制也在形成之中。虽然遭奴役者的直接法律地位被剥夺不再是可接受的，但奴隶制获得了众多新形式：沙特半岛数百万的移民工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亚洲血汗工厂中数百万工人的绝对控制常常以集中营的形式组织起来；很多非洲中部国家（刚果等）剥削自然资源的强制劳工的大量使用等。
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看这些偏远的国家。就在2013年12月1日，离佛罗伦萨10公里远的意大利城镇普拉托（Prato）工业区的中国人服装厂失火，烧死了在里面工作的7名工人，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近乎奴隶。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奢侈地看待上海（或迪拜和卡塔尔）远郊的新奴隶的悲惨生活，同时虚伪地批评容纳这些罪恶的国家。奴隶制就在我们国家，虽然我们看不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视而不见。这种新的种族隔离制，事实上的形形色色的奴隶制的系统性大爆发不是应该谴责的偶然事件，而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
注释：
[1]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London: Verso Books 2016, p. 57.
[2] See Rebecca Carson, »Fictitious Capital, Personal Power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manuscript, 2017).
[3] Quoted from Carson, op.cit.
[4] Ayn Rand, Atlas Shrugged,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7, p. 871.
[5] Nina Power, “Dissing,” Radical Philosophy 154, p. 55.
作者简介：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斯洛文尼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当今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1989年因为发表第一本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而一鸣惊人，成为国际公认的社会理论家，经常为《卫报》、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和《纽约时报》撰稿。曾被贴上“文化理论界的猫王”的标签，成为众多文献和书籍讨论的话题。
译自：FICTITIOUS CAPITAL AND THE RETURN OF PERSONAL DOMINATION BY SLAVOJ ŽIŽEK
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fictitious-capital-and-the-return-of-personal-domi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