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以及如何评价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都和科学的定义直接相关，而愿意使用哪一种对科学的定义，又涉及更为深层的问题，所以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因为有目共睹，就很少争议。但是在我们已经普遍接受的来自现代教育所灌输的观念体系中，我们习惯于认为，技术后面的理论支撑是科学。在当下的情景中，这一点确实是事实。但是，很多人在将这一点视为天经地义时，却并未从理论上深入思考。
现代科学出现之前的技术靠什么理论支撑？
例如，如果对“科学”采取狭窄的定义，那现代意义上的以实验为特征的科学，至多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那么即使只看西方世界，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那里的种种技术成就如何解释？那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又是什么呢？举例来说，欧洲那些古老的教堂，都是在现代力学理论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建造起来了，那些巨大的石质穹顶，当然可以视为技术奇迹，但这种技术奇迹显然不是由以万有引力作为基础的现代力学理论所支撑的。
当我们将视野转向中国时，这样的问题就会变得更为明显和尖锐。
比如都江堰，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公元前三世纪建成的大型水利工程，引水灌溉成都平原，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真正做到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两千多年过去，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巨大效益。都江堰这样惊人的技术成就，背后支撑的理论是什么呢？人们当然无法想象李冰父子掌握了静力学、重力学、流体力学、结构力学。人们更容易也更有把握的猜想是，李冰父子熟悉阴阳五行周易八卦……
在今天很多人的观念中，阴阳五行周易八卦当然是“迷信”和“糟粕”，我们许多教科书也是这样说的。多年来，遭受这种“划界”结果伤害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医了，因为中医明确将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支撑。
为中医辩护的理论路径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医几乎已面临灭顶之灾。那时西医界和“科学界”在“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的口号之下，发动了一波又一波废除中医的努力。而最令人惊奇的是，一些中医的支持者居然也接受了这个荒谬的口号，因此他们的“救亡”路径，就变成竭力证明“中医也是科学”。
可是一旦试图论证“中医也是科学”，立刻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医是用什么理论来支撑的？如果答案还是“阴阳五行”，立刻就会遭遇更加气势汹汹的质问：难道阴阳五行也是作科学？科学和“迷信糟粕”还有没有区别？正是在这样进退维谷的理论困境中，中医被一些“科学原教旨主义者”宣布为“伪科学”，让中医界人士痛心疾首。
这就需要从宏观上回顾一下中医的历史了。这种宏观的历史回顾具有明显的启发意义，却经常被人忽略。
在西医大举进入中国之前，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的健康就是由中医呵护的，这种呵护持续了几千年。若要问这种呵护的成效如何，我们只需注意到一个简单的事实：晚清的中国人口已达四亿。四亿人口，这就是中医呵护中华民族健康的成效。放眼当时的世界，这个成效也足以傲视群伦。更何况如同都江堰至今仍然在灌溉滋养着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一样，中医中药至今仍然是许多国人面对疾病时的选项之一。
从理论上为中医辩护，路径有如下几条：
一、为中医争取“科学”地位（目前许多中医界人士和中医支持者就是这么做的），为此就要求承认阴阳五行也是“科学理论”，而这会遭到科学界的普遍反对。
二、坚持阴阳五行是“迷信”和“糟粕”，为此不惜将中医视为“伪科学”，某些思想上奉行“科学原教旨主义”的人士就是这么做的，但他们被中医界视为凶恶的敌人——从客观效果上看也确实如此。
如果采取更开放、更宽容的立场，就应该质疑“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一原则。即使在科学技术已君临天下的今天，我们生活中也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非科学”的东西。比如诗歌是科学吗？昆曲是科学吗？如果贯彻“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的原则，这些东西是不是都不允许存在？
诗歌昆曲都是随意举的例子，并无深意，但下面这个问题却不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从未见有人说诗歌或昆曲是“伪科学”？
一个“科学原教旨主义者”将会回答说，这是因为诗歌和昆曲从未宣称过自己是“科学”呀，而中医却试图将自己说成也是科学。
这个虚拟的回答，却提示了中医在理论上“救亡”的第三条道路：
不再宣称自己是科学，而是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我，我就是中医。既然我没打算将自己说成科学，也就没有人能够将“伪科学”的帽子扣到我头上。至于你们愿意将我视为“科学”与否，我无所谓。
我们描绘外部世界的图像
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并非所有的技术成就都是依靠现代科学理论来支撑的。至少有一些重要的技术成就是由非科学、甚至是由和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的理论所支撑的。
一旦在理论上接纳了这一点，我们眼中的历史和世界，就会呈现出一番新面貌。
首先，现代科学理论不再是衡量古代和现代的各种技术成就的唯一标尺，我们不应该强制性地将技术成就区分成“科学的”和“非科学的”，甚至以此来决定我们对待某项技术成就是支持还是反对，是重视还是冷落。2015年屠呦呦以青蒿素而获诺贝尔奖，应该有助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深入反思。
其次，我们有必要反思看待外部世界的现行方式——这种方式被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是看待外部世界最好、最“科学”的方式。在这种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中，我们不仅确信一个纯粹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世界的存在，而且确信自己能够认识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还确信现代科学为我们描绘的这个世界的图景是唯一正确的（这种信念实际上排除了科学进步的可能）。在这样的观念框架中，现代科学以外的任何其他理论（比如阴阳五行理论）对外部世界的描绘，都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迷信”或“糟粕”。
而事实上，举例来说，我们对人类身体的认识就远远不够，所以至今西方人并不像我们习惯的那样将医学视为科学的一部分，而是将科学、数学、医学三者并列。用西方学者熟悉的话语来说，在中医和西医眼中，人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有经络和穴位，一个却只看到肌肉、骨骼、血管、神经等等。由于我们的思想和意识寄居在其中，所以我们很难将人体视为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 推而广之，我们对整个外部世界的认识，其实存在着类似状况。史蒂芬•霍金在堪称他“学术遗嘱”的《大设计》一书中，对我们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论述，是近年来最值得注意的哲学讨论之一，极富启发性。霍金表示，对于外部世界，他主张“依赖模型的实在论”（model-dependent realism），而所谓模型，就是我们用科学所描绘的外部世界图像。他强调指出，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使用不同的图像描绘外部世界，而且这些图像在哲学上具有同等的合理性。根据霍金的上述观念，完全可以认为，支撑中医体系的阴阳五行理论，就是人类用来描述外部世界的图像之一，虽然这个图像我们今天已经很少使用了，但它又何尝没有哲学上的合理性呢？
载《新发现》杂志2017年第4期 科学外史（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