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评论了保罗·霍兰德的《从墨索里尼到查韦斯：知识分子与崇拜政治英雄的世纪》（From Benito Mussolini to Hugo Chavez: Intellectuals and a Century of Political Hero Worship, by Paul Hollan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38 pp., $29.97)）
被抓起来的连环杀害女性的凶手常常成为有些女性求婚的对象，她们对这些人除了犯罪记录之外一无所知。这个令人好奇的现象说明，人们陷入自我欺骗决定人类行为的程度是多么深刻。这些提出愿意嫁给凶手的女性可能相信凶手的本质是善良的，她们是能够触发他们善良本性的特别之人。因此，也与其他女性不同，她们对待连环杀人犯的态度没有那么传统，并非不加思索地大声谴责。因此，他们看的更深更远，因而也比传统的姐妹感受得更加强烈。与普通女性不同，她们对渺小的、更卑鄙的罪犯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兴趣。
人们可能注意到至少某些知识分子对待独裁者的态度与此类似，尤其是当独裁者宣称他在追求一种乌托邦理想之时。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社会学荣誉教授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长期以来一直对政治欺骗和自我欺骗感兴趣---考虑到他在母国匈牙利亲身经历的纳粹统治和共产主义经验，这也许并不令人感到吃惊。1981年，他发表了有关西方知识分子的经典研究成果，那些主要参加旅游团在导游带领下游历共产主义国家，主要是斯大林的俄罗斯，毛的中国和卡斯特罗的古巴，然后返回国内写出炫目耀眼的游记，对那里正在建设的新世界大加赞扬。如果现实本身不是如此可怕的话，他们的描述与现实的对比本来应该会非常好玩儿的。
在《从墨索里尼到查韦斯：知识分子与崇拜政治英雄的世纪》中，霍兰德将其注意力集中在知识分子对众多独裁者和专制政权领袖的观点上。他的研究并没有假装科学的或伪科学的量化分析，如首先定义随机抽样的独裁者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然后通过精心设计的问卷调查来了解知识分子对待独裁者的态度。这种准确性常常被误认为是洞察力，但测量并非意义，人类居住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霍兰德的研究属于定性研究，不仅一点儿也不差，而且比定量研究更加有意思得多。无论怎么定义，西方知识分子的确是独裁者的辩护士或支持者或崇拜者，有时候是系列性的，当一个独裁者最终死掉或令人失望之后，另外一位独裁者被当作政治英雄再次得到接纳---虽然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有10%，但这种现象仍然非常显著和重要。为公认的邪恶政权大唱赞歌的有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清单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威尔斯（H. G. Wells）、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系列吹鼓手)、诺曼·米勒（Norman Mailer）、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等几十个。
霍兰德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偏偏会如此痴迷于外国的压迫者甚至是屠杀很多国民的刽子手？要知道他们自己在母国遭遇危险的经历不过是自己写的书得到负面的评价或者职称评审委员会充满敌意而已，他们对自由的哪怕最轻微威胁都非常敏感啊，无论这威胁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
首先，存在需要考虑独裁者的本质。显然，并非所有独裁者都一样，正如知识分子有形形色色一样。非德国是知识分子崇拜希特勒而不是崇拜斯大林会更加困难，因为希特勒的观点的本质：他宣称自古以来在任何方面，自己的种族和国家具有天生的和难以磨灭的优越性，这显然不是吸引外国崇拜者的最好方式。然而，很多德国知识分子站在希特勒一边，最臭名昭著的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很少人积极反对希特勒。他们对独裁者的支持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恐惧或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是没有办法说明的；但多年的研究和思想探索并没有保护他们免受粗糙的错误判断的侵袭，甚至在希特勒当权之前。希特勒的支持者比例在大学生和大学教授中要比整个国民中大得多（这里，定量研究的数据很重要）。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常常宣称，如果与国民中其余人的愚昧无知相比，自己拥有入木三分的清晰洞察力和对人类的仁慈同情。这种论调至少有时候是一种神话，是为自己谋利的自私考量。
现代社会中受到最良好教育的人支持某个政策的事实并非证明该政策正确性的证据。但是，若从此得出结论说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总是正确将是逻辑错误。错误的反面未必就是真理：常常不过是另外一种错误而已。同样，特别的（ad hoc）独裁者---其主要目的是维持自己及其扈从牢牢抓住政权如叙利亚的阿萨德（Basher al-Assad）或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或许有辩护士，但很少有热情支持者。要激发知识分子的热情，独裁者必须体现或者自称体现某种乌托邦理想。
知识分子常常喜欢自诩：他们拥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特殊能力，这其实是他们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如果知识分子不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的价值何在？在头脑简单的人看到牧师被屠杀中只看到牧师被屠杀之处，比如，知识分子辨别出历史辩证法的运行，对他们来说，想象出来的未来死亡结局比自己的实际死亡更真实的，那不过是通往煎蛋卷的道路上的蛋壳罢了。
虽然霍兰德并没有宣称知识分子喜爱斯大林、毛、卡斯特罗（或者霍梅尼，对福柯来说）等独裁者存在单一的解释，更不要说已经找到这种解释了，但他的确相信，在我看来是有道理的，在实际宗教已经被抛弃的时代，对准宗教信仰的渴望是这种解释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专制政权的独裁者不是民主体系中的典型政客，无论他们的修辞话语是什么，他们似乎主要是修补人类存在的边缘；准备好或者被迫与对手达成肮脏的妥协；暴露自己在道德上和经济上的腐败堕落；在做反对派时比在执政时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没有救赎人类的首要观点，没有提出成为所有人类知识和智慧的首领。相反，那些独裁者是宗教领袖，他们宣称有权力一下子回答所有人类问题，并带领人类前往永远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慈悲为怀、善良友好，无限关爱民众福祉；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谦虚、恭顺，对民众的崇拜感到尴尬和不知所措。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寻求的不是人而是弥赛亚先知。
萨特崇拜一个又一个独裁者的准宗教本质的证据就在于他在1970年代重新创办的报纸的标题《解放报》（Libération），该报至今仍然在出版。到底从什么地方解放？当时的法国很难说是独裁政权。很难不得出结论说，他的意思是人类受到限制的或永远被要求劳作的神秘的解放或其他世俗解放。不幸的是，很少东西能像一个不敢说出自己宗教名称的宗教那样更少有吸引力。
霍兰德的引人入胜的、文笔优美的时机得当的书在最后有一个隐含性的警告，我们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吸取历史的教训。因此远远没有在将来保护我们免遭类似判断错误的免疫力。相反，就像对“正常的”政治和政客的不满出现在世界很多地方一样，我们期待乌托邦幻觉将冲进来填补真空：
这本书确认许多知识分子就像普遍人一样（或许更严重）需要种种幻觉来承诺一种更加有意义的和令人满足的生活。他们的想象力、理想主义和自我超越的迫切渴望使其在体现其所谓追求社会正义的英雄领袖的善良意图的诱惑面前特别容易被俘虏。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城市杂志》编辑，著有《不是砰的一声垮掉，而是轻轻地啜泣着消亡：衰落的政治和文化》等。
译自：Crushing on Crushers Why do intellectuals fall in love with dictators and totalitarians? By Theodore Dalrymple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crushing-crushers-15207.html
译注：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徐贲 “犬儒时代的知识分子选择”
http://dajia.qq.com/original/dajiabooks/xb160609.html
保罗·拉赫尔“马屁精知识分子”《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57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