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克鲁顿 著 吴万伟 译
20世纪60年，我16岁的时候购买了第一本书。那是哈泽尔·巴恩斯（Hazel Barnes）翻译的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43），500页的大书中有很多地方令我似懂非懂。虽然书很贵，我有些买不起，但花这笔钱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曾经阅读过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的存在主义选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的存在主义》（1956），从中了解到萨特的哲学是新生的自由世界里改变人生的指南。他已经证明激进的选择将扫荡从前的纽带，让个人获得解放。因此，多亏了这个我并不十分清楚的调查研究，我将成为我自己，纯粹的、个体的自我，在这个世界上由我的个人意识展现出来。学校里的所有伙伴都自称是存在主义者，人人都承诺于依靠激进的体现坚定意志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丹泽尔（Denzil）的行动是引诱被安排居住在当地很漂亮的女子住宿学校里的尼尔利亚公主，我的行动是用自制的炸弹将学校学生军训队的滑翔机炸飞上天。我们都宣称非常熟悉这本书的内容，虽然很少有人认真读过，谁也不明白到底在讲什么。我们都非常高兴地吸收了读进去的信息：自我的信息。正如威廉·华兹华兹（William Wordsworth）在谈及另一场法国激进运动时所写：“生命的黎明是乐园，青春才是真正的天堂。”
到了1968年，当人们在巴黎街头被人感受到存在主义地震的余波时，我已经像上年纪的华兹华兹一样对之感到幻灭了。我不相信任何人会严肃地接受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如此严肃以至于按萨特当时推荐的那样去做，即摧毁法国社会的肌体，重新安装一个“整体”系统取而代之。不过，到了此时，我已经适当地阅读了萨特的早期作品--《恶心》中的萨特，他的戏剧和小说、《存在与虚无》以及对想象力的两种研究。我非常钦佩他的才华，羡慕他用一种既有严谨论证又有充满想象的生活的文笔风格将哲学、小说、随笔融合起来的能力。我感到纳闷，他惊人的文学才能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否也能掌握，我的信念与萨特正好相反，我相信生活不是关于自己而是关于他人的。因此，我开始了自己的特别旅程。
萨拉·贝克威尔（Sarah Bakewell）也有存在主义觉醒，那发生在我觉醒的20年之后，16岁的她也被脚边的《恶心》俘虏了。这是一个证据，说明存在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时髦，而且是触动我们很多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文学体验。它不是别的东西，是在十多岁时浮上表面的某种东西，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世界被一种阴谋所控制，要将我们排除在外，虽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自己的错误。贝克威尔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和严肃的思想家，曾出版《如何生活：蒙田人生的一个问题和20个答案》（2010）。她能够引人入胜地解释萨特、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的观点，同时将他们与展现出的生活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她澄清了一个基本要点，即存在主义既是真正的哲学，根源于具有永久意义的猜测；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其中观点、感受和行动是有机成长可以说是对自我毁灭的欧洲的特殊状况的回应。
《在存在主义咖啡馆》的主人公是萨特和波伏娃，这两位都是贝克威尔特别喜爱的人。她能够快速绕过显著的常常难以被原谅的道德错误，如波伏娃习惯于精心训练她的女学生先与她发生性关系，接着再与萨特发生性关系，或萨特为共产主义屠杀的开脱和辩护等。像很多评论者那样，贝克威尔不由自主地对海德格尔也宽厚仁慈，此人对纳粹的支持---虽然可憎---远达不到萨特和波伏娃对时常乐在其中的种种革命凶手的热烈支持。（贝克威尔甚至没有提到萨特公开支持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1972年慕尼黑对以色列奥运会代表团的谋杀）我猜想这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必须接受的东西：归咎于“右派”的罪行不可原谅，而归咎于“左派”的罪行在很多时候不过是错误而已。萨特和波伏娃犯下了很多此类错误，但萨特的绝对自由哲学和波伏娃的激进女权主义为青少年时期的贝克威尔提供了生命线，难怪她至今仍然牢牢抓住不放。
贝克威尔阐述了海德格尔的忧郁和内敛性格，虽然她重复了现在得到普遍接受的陈词滥调---他是个伟大哲学家---或许是现今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她毫不犹豫地引用了神谕的话语来显示没有这回事。我尊重的很多人支持对海德格尔的正统看法，但我可能犹豫不决地说，他是一个没有什么话要说的装腔作势的老啰嗦。问题是，在虚无在欧洲大陆横行的时期，当人们支起耳朵想聆听“虚无总是虚无着（Nothing noths，德语原文das Nichts nichtet）”或者“存在的意义是时间”的时候，他有一种说大写字母N开头的Nothing (虚无)的方式。在紧急时刻，我们渴望听到大写字母的内容，忘记了形而上学家的魔咒和意识形态大师的口号都不过是要让我们闭嘴的把戏，要求我们不再提出问题。
贝克威尔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当时巴黎的咖啡馆文化。咖啡馆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无家可归者的家园，那里，自我和他者能够享受她的标题中的杏仁鸡尾酒，在烟雾缭绕的房间进行目光的交流，同时在纳闷这种事情究竟是否真有可能。毕竟，能眼神接触的不是自足的存在（the en-soi ) 而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自为the pour-soi)，当眼睛遇见眼睛的时候，我怎么遇见我？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就像贝克威尔的著作一样，种种的新奇研究（le regard）---从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到梅洛·庞蒂、萨特等人已经改变了哲学能够告诉我们的人生状况。
贝克威尔展开论述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描述其灵感，同时充满了一种她自己的认识，即为什么它们很重要。在论及的评论家中，她很少将存在主义时刻追踪到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时刻，她尽最大努力描述他从老师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那里借用并带入现代哲学核心的关键概念：意图性概念。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始于承认我知本身作为主体只是因为它将其他东西作为目标：关注的客体；正如胡塞尔所说，“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向性意识。”我不能在没有想到某物时思考。我们不能在没有爱或恨某物时爱或者恨。我不能在没有在思想中代表这个世界时看见听见或者想象这个世界。我们的心理状态拥有意向性，用客体呈现给我们，根据它们被给予意识的方式而给物体不同的色彩。但是，主体和定义我所站立的水平线的纯粹意识从来都不能成为客体本身：主体轻快地从自身的注意力中掠过，总是占据知者之位，从来都不是被知的对象。因此，哲学只是作为对“超验的自我”的研究是可能的，是世界边缘的观察者，他不可能被发现处于自身的边界内。
贝克威尔写到“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心智很难是任何东西：它是关联性。。。任何其他东西都可以如心智一样是彻底的意向性或者有关事物的：甚至一本书只能对拿起这本书的人显示它的意向性”，展开阅读它，否则就不过是存储工具。”胡塞尔提出了一种技术语言，用以孤立和探索这种意向性（关指性/关于性）（aboutness），相信他能够从对第一人称的研究中达成对我们心智状态本质的认识，而且是在思想中被呈现的世界的认识。他用特别的速记方式写下了他与自己没有终结的对话，写下大量的笔记，在战争洗礼的中欧经受很多的冒险幸存下来，最后落在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那里胡塞尔档案馆作为大学的一部分仍然存在。（这是贝克威尔用优雅和同情讲述的很多故事之一，第一次将胡塞尔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萨特适当地忽略了胡塞尔的技术性语言和伴随的意识机构理论。从自我意识的同一个前提开始，他开始了全面展开的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即作为主体存在意味着什么，意识到任何客体都不能展现出的自由的自为（a pour-soi特指自我意识的存在,即人），渴望从来不能确定的相关性。贝克威尔引用了萨特发表在1939年的有关胡塞尔的论文中描述有意识意味着什么的一段话，即：
让自我从湿润的、胃的亲密关系中挣扎出来，超越那里，超越自我进入不是自我之地。飞越那里到树上，但在树之外，因为它躲避我，排斥我，我不再迷失自我在其中，而是它溶解在我身上：在它之外，在我自己之外。。。在这同一过程中，意识被纯洁化，变得像一阵风一样清晰。里面除了逃出去的冲动和自身之外的滑落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
等等，在真的似乎告诉我们有关自我状况的充满情感和诗意的隐喻中，对自由思想的人来说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有份量的理由。在尝试说出自己心智状态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求助于隐喻？
我认为，任何一个存在主义者都没提出的这个问题，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当然也没有，就在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精彩讨论的第一人称案例的核心。贝克威尔根本就没有提到这本书。
萨特的现象学藏在其最强有力的祈祷和论证后面，其中包括《存在与虚无》中有关性欲及其悖论的无与伦比的精彩描述。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输入，那是贝克威尔在描述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the alterité ”（他者）的讨论时顺带提及的东西。其他的输入还有黑格尔（G.W.F. Hegel）的《精神现象学》。这部将“现象学”这个名称引入哲学的名著虽然在后来的意义上并非很显著，但它是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1933年和1939年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th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发表的有重大影响的演讲的话题。那些演讲的参加者包括波伏娃、梅洛·庞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雅各·拉康（Jaqcques Lacan）---简而言之，法国思想界的精英都囊括其中---的身上都被植入了共同的语言，从而塑造了他们对战后现实的反应。在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释中，自我意识和自由是同义词，不仅通过对自我的反思而且通过与他者的遭遇而存在，通过最初导致奴隶制后来导致共同解放的“生死斗争”而存在，我的自由要通过承认你的自由而实现。这个论证连同所有很多细节支持的与其说是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倒不如说更多的是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的想法。这个论证受益于贝克威尔坦率的、吸引人的呈现抽象观点的方式，即将这些观点作为人生的指南。
除了那个缺陷之外，贝尔威尔展显现象学遗产的方式令人钦佩，不仅讨论了主要存在主义者的著作，而且涉及以自身方式影响现代欧洲自我认识的中欧思想家---特别是让·帕托卡（Jan Pato?ka）和他的学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作者广泛而富于冒险精神的阅读激励我跟随她进入思想史中某些人迹罕至的角落，几乎说服我忘记她常常回避的重大事实。那就是给她带来积极灵感的令她最喜欢的两大思想家在当时法国也是巨大的负面力量。他们鼓吹的解放往往与对那些信守古老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人的蔑视纠缠在一起，而这种价值观正是在战后创伤中把法国人团结起来的精神支柱。他们的著作造成法国社会的巨大分裂，一边是遵守法律的“资产阶级”，一边是蔑视资产阶级行为准则的知识分子。萨特所称呼的那帮杂种（Les salauds ）在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之后的世界呈现为敌人，是要嘲讽和摧毁的对象。这些内容是萨特著作中最虚弱无力的东西，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杂烩《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该书被所有参加1968年革命的人所采用，从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到阿兰·巴丢（Alain Badiou）到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拉康（Lacan）无不如此。他们想象自己因为蔑视那些支持自恋主义生活方式的人而成为更耀眼的明星。
现在，我要用这些术语回应萨特的激进自由和波伏娃的激进女权主义。从根本上看，他们的哲学是一种拒绝，一种对竞争的反叛，拒绝受到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牺牲的束缚。他们生活在自尊的世界里，因为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来赢得这种自尊，于是假定了“bonne foi（诚心）”或者“真实性”作为其充分的基础。如果人人都像他们那样生活和思想，这个社会就完蛋了，再也不会有孩子。但是，他们需要孩子---否则不断更新的情人从哪里找？就像布鲁姆斯伯里那帮没落的英国知识分子，存在主义者依靠英国著名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所说的“结婚阶级”生产社会的负担，这样他们就能轻快地在花丛中飞翔，享受那怡人的自由，这是他们蔑视的人所无缘享受的自由，虽然正是这些人才让他们的自由成为现实。
译自：SONG OF MYSELF By: Roger Scruton
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 Volume XVII, Number 1, Winter 2016/17
http://www.claremont.org/crb/article/song-of-my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