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对东欧剧变的大致历程予以梳理的前提下，指出其具有加速发生及非暴力的重要特点，并进而以“革命性的革命”或“东欧版本的光荣革命”来对其予以定性。而各国实现剧变的关键节点，则往往是朝野双方共同参与的圆桌谈判，考虑到匈牙利的剧变进程又在整个东欧剧变的连锁反应中起到了某种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其圆桌谈判的历史地位便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值得学界予以重点关注。
关键词：东欧剧变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反对派圆桌会议 圆桌谈判 政治转型
作者：邰浴日，历史学博士。
一、东欧剧变的大致历程
1989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内出人意料地发生了一场“东欧剧变”，绝大多数原先由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及中欧国家都相继放弃了苏联模式的一党专政体制，转而采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仅仅两年之后，苏联也于1991年年末迎来了自身的解体，冷战由此宣告终结。东欧剧变作为苏东集团土崩瓦解的肇始与关键一环，其间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各国又是如何走到剧变这一步的，显然值得学界予以重点的关注。下面我们就先来对东欧剧变中各国的变革历程作一个大致的梳理。
波兰是东欧剧变中第一个开启实质性变革的国家，但是其变革的肇始却要追溯至10年前以莱赫·瓦文萨（Lech Wa??sa）为领导人的团结工会的成立。1980年11月，团结工会获得正式注册，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内第一个区别于共产党官方工会的独立工会组织。该组织的规模和实力在此后得到了迅猛的提升，其会员迅速蹿升至1000万人，占波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团结工会也并未将自身的诉求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在其于1981年9月底至10月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出现了要求实现国家自治、自由选举以及多党制等重要政治主张。但是在苏联方面以及东欧其他保守派当局的施压之下，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1]（PZPR）第一书记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不得不于1981年年底颁布戒严法对团结工会予以了取缔，团结工会运动由此被迫转入地下。
然而到了1988年5月，波兰日益恶化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又再次引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抗议风潮，团结工会运动也得以重新浮出水面。为了防止日益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继而演化为全面的政治危机，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共当局逐渐萌生了将反对派纳入进政治体系的想法，并提出了开展政治谈判的建议。于是在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这段时间内，波兰国内包括波共、政府当局、团结工会、天主教教会、官方工会以及共产党的卫星组织等各方政治势力的代表们得以围坐于一个巨大的圆桌旁边，共同就国家未来的变革事宜展开了一系列的谈判博弈，所谓“圆桌谈判”的概念也即由此发端，该模式此后亦将贯穿整个的东欧剧变全程。[2]在波兰的圆桌谈判中，团结工会争取到了自身的合法地位，并且与波共当局达成了将于当年6月举行半自由议会选举的协议。随后，团结工会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并且于9月主导成立起了社会主义阵营内的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1990年年底，波兰举行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总统直选，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当选首任民选总统，波兰至此确立起基本的民主宪政体制。[3]
匈牙利是东欧集团中第二个开启圆桌谈判的国家。其实现变革的有利条件在于已经有了波兰的改革先例以资参照，而且匈共当局也因迫于当时经济和债务危机的压力而于1989年年初决定放开党禁并继而实行多党制。但是另一方面，相比于波兰业已具备的那个组织完备且实力不俗的全国性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匈牙利的反对派组织当时还处于某种萌芽状态，其组织众多且极其分散，而且任何一个组织的规模和实力都堪称有限。以反对派当时的状况，根本难以与匈共当局实现任何有效且持续的互动与博弈，更遑论迫使匈共当局开启政治谈判、并进而在谈判中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了。事实上，相比于对变革作出建设性的推动，反对派阵营倒更有可能会面临着被匈共当局予以分化瓦解、进而逐个击破的命运。如果局势真朝着那个方向发展的话，那么推行整场政治转型的主导权就将完全掌握在匈共当局手中了。
关键的转折发生在1989年3月15日，反对派阵营于当天组织纪念1848革命的民间集会示威活动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此后各反对派政党的领导人便借着这一契机，决定联合起来，正式成立一个反对派的联合组织——“反对派圆桌会议”[4]（EKA）。在3月底至6月初的这段时间里，反对派阵营便一边通过召开内部会议来协调和统一其成员组织间的政治立场，一边以一个整体的身份来与匈共当局就开展圆桌谈判的各项事宜展开了筹备会议谈判。匈牙利的国民圆桌谈判最终于1989年6月13日得以开幕，截至9月18日举行的闭幕大会，各方达成了于次年年初举行全面议会选举的重要协议，确定了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基本目标。[5]在1990年3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以匈牙利民主论坛为代表的反对派政党取得了胜利，并于其后组建了二战之后的首届非共产党政府，匈牙利实现民主转型的主体任务就此宣告完成。
匈牙利的改革局势还对周边国家的政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其圆桌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匈共当局便于9月11日宣布开放了奥匈边界，这就使得由各国共产党当局共同建立起来的有形“铁幕”突然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因为东德公民如今可以取道匈牙利进入奥地利、接着再进入西德了。东德民众的出逃风潮此后也不出意料地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6]与此同时，东德国内的反对派组织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与此相伴的是范围越来越广泛、声势越来越浩大、频率也越来越密集的集会示威抗议。[7]来自各方（甚至包括苏联领导层）要求实行改革的压力最终促发了东德保守派领导人埃里克·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下台、以及政府当局在公民自由流动这一议题上的节节败退。东德政府最终于11月9日宣布了允许其公民自由进入西德的决定，柏林墙也随即被涌上街头的民众给自发地拆毁了。
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议会于12月1日投票决定从宪法中删除规定了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相关条款，德国统一社会党（即共产党）也于数天后更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年1月至3月，东德的执政当局与以“新论坛”为代表的反对派组织举行了圆桌谈判，进而确定了举行议会自由选举的相关规则及时间表。[8]此后，东德实行民主政治转型的议题又迅速被两德统一这一更为宏大的议题所取代。在最终于1990年10月3日被正式并入西德之后，其政治制度也与西德实现了全面的接轨。
匈牙利的改革局势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匈共当局不仅于1989年年初就改变了其对于“1956年事件”的立场，同时还试图对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其自身参与军事镇压行动的做法予以重新的评价与解释。同样是在圆桌谈判进行期间，匈共当局就在咨询了捷方大使意见的情况下于8月17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公报。该公报宣称，匈牙利政府原先是主张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布拉格之春中的相关问题的，只是后来才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不得不转变了立场。[9]作为华沙条约组织中的一员，匈共当局如今却公然宣称其并不认同当年的那场入侵行动，这无疑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变革产生某种促进作用。
在波兰的改革业已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匈牙利的改革前景也正愈益明朗的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民众也开始大规模地走上街头，公开举行对于布拉格之春的纪念活动。当军警于11月17日对一次学生示威进行武力镇压之后，游行示威的风潮却反而有增无减。[10]考虑到柏林墙已然倒塌的事实，以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Milo? Jake?）为首的捷共常委会最终没有决定实行更大规模的武力镇压行动，而是选择了集体辞职。此后分别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反对派组织——“公民论坛”（Civic Forum）和“公众反对暴力”（Public against Violence）便与捷共当局展开了为时不过十数天的圆桌谈判，[11]并继而产生了总理依然由共产党员担任、但内阁成员却多为非共产党员的新一届政府。[12]12月28日，议会将反对派领导人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选举为国家总统。1990年元旦，这位新任总统随即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大赦，并于第二天解散了政治警察系统。[13]捷克斯洛伐克也由此实现了被后人誉为“天鹅绒革命”的这场变革。
罗马尼亚的剧变发端于1989年12月15日一群秘密警察试图将西部城市蒂米索瓦拉(Timi?oara)的一位匈牙利裔新教牧师驱逐出城，理由是匈牙利电视台（又是匈牙利！）此前曾多次播放了该牧师批评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escu）的言论。然而此举却引发了当地一些教众的不满，他们纷纷聚集到那位牧师藏身的教堂周围以示声援。次日，这场守护行动就转变为了一场反对专制政府的集会示威。在军警向民众开枪之后，示威风潮更是从当地扩散到了全国。齐奥塞斯库此时刚刚结束其对于伊朗的访问回到国内，他随即决定于12月21日在党的总部大楼的阳台上对民众发表讲话，为其所采取的镇压行动予以辩护。然而其强硬的措辞却遭到了现场民众的质疑与起哄，反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风潮。12月22日，罗共党内的另一位领导人伊昂·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组织起了一个新的政党——“全国解放阵线”（National Salvation Front），该组织在成功夺取了电视台大楼后便开始指挥军队与齐奥塞斯库控制下的秘密警察展开对峙。齐奥塞斯库夫妇也不得不乘坐直升机逃离了党的总部大楼，不过二人随后还是遭到了军队的逮捕关押，并在12月25日的草率审判中被判处死刑，随即遭到枪决。“全国解放阵线”此后改组为临时执政委员会，并指定其领导人伊利埃斯库担任了总统。[14]1990年2月至3月期间，“全国解放阵线”与国内的反对派组织举行了圆桌谈判，确定采行多党制，并继而通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非共产党政府。[15]
二、东欧剧变的特点与意义
牛津大学教授提摩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在概括东欧剧变这段历史进程的时候这样写道——“东欧的变革，在波兰用了10年的时间，在匈牙利用了10个月，在东德用了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10天，而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个小时。” [16]这段颇富文学色彩的表述可谓十分传神地揭示出了各国开启变革的顺序、各自实现变革的不同难度、以及因为先行者的示范效应而产生的变革加速度（即所谓的“多米诺效应”）。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东欧剧变的最终发生也绝非毫无征兆。事实上，东欧各国民众、乃至统治阶层中的某些群体对于苏联模式的反感及抵制一直都可谓其来有自，进而言之，或许恰恰是各种历史事件的层层累积，才最终导致了东欧集团各国共产党政权的相继垮台。此外，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彼此不同的变革历程，而那些先行开启变革的国家对于后来者所起到的示范与影响，也同样值得予以重点关注。
如果说东欧剧变的第一个特点是迅速的话，那么其第二个特点就是非暴力。在整场变革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成功避免了政权更迭时常常会出现的暴力流血冲突，并且转而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政治转型。[17]这就使其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拉开了距离。
匈牙利中欧大学政治系教授波佐克·安德拉什（Bozóki András）曾就本国的变革过程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进行了对比研究，进而指出了两者间的具体差别：首先，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往往是从底层发起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然而匈牙利的圆桌谈判则显得更为复杂，是通过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掌权者与反对派之间不断进行的互动来实现的；其次，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往往伴随着诸多的暴力因素，或者至少存在着使用暴力手段的可能与威胁，但是匈牙利的政治变革却自始至终都并未出现任何暴力因素，而且各方政治势力还都在极力强调实现和平转型的重要性；第三，以往的革命往往会呈现为新旧政治势力的分化与对立，但是匈牙利的政治转型却呈现出某种更为复杂的面貌，即当权者（改革派与保守派）及反对派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某种分化与角力；第四，以往的革命往往会强调对于民众的充分动员，鼓励其直接参与到革命的过程当中，但是匈牙利的转型却并非一味地鼓动民众的政治参与，普通民众也并未一直起着积极且直接的政治作用；最后，以往的革命往往意味着统治阶层的彻底替换，但匈牙利的变革却仅仅呈现为精英阶层自身的演变及流动，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替换。[18]
毋庸置疑，在参与推动此次变革的过程中，各方主体自然都怀抱着获得某种政治收益的期望，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其自身就必须要在下一届的议会大选中赢得选举。在经历了以往那种要么被取缔、要么大权在握的党国体制之后，各政党如今更期望能够确立起某种可以通过定期的公平选举来实现平稳政权更迭的政治制度。在该制度的安排下，任何政党都既有权利以民主反对派的身份参与到日常政治的运作当中，也有希望在未来的某次选举中赢得上台执政的机会。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这些国家才得以成功摆脱了传统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零和博弈、乃至于双输的结局，而是转而确立起了一种能够实现双赢局面的制度性安排。
总而言之，东欧剧变似乎蕴含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和政治意涵，因此也亟需一个全新的概念来予以定性——如果仅仅从结果来看，东欧剧变实现了各国政治制度的彻底转型，无论是从一党制到多党制、从专制到民主、又或是从一元化到多元化，都无疑堪称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因而用“革命”来予以定性似乎也并不为过；但是如果从具体实现的过程来看，其又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显示出了极为明显的差别，因为多数国家此次都是诉诸开展政治谈判的全新方式来实现转型的，其间并未出现诸如以暴力手段推翻政府当局并取而代之的所谓“革命手段”。
由此看来，东欧剧变是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达成了一个“革命性的”结果，因而堪称为一场“革命性的革命”（Revolutionary Revolution）。与此同时，这场变革也难免会令人联想到1688年的那场同样是以非暴力的方式确立起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所以我们亦可以将之视为一场东欧版本的“光荣革命”。[19]这其中的关键环节及背后动因究竟有哪些，无疑值得我们予以重点关注。
三、东欧剧变的关键环节及重点案例
在前文梳理东欧各国具体变革历程的时候我们就不难注意到，共产党当局与反对派组织所举行的圆桌谈判，可谓往往处于某种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首先，面对1980年代末愈演愈烈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于道德危机，各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不同群体的分化与演变，而民间的反对派组织也同时得以逐步建立并浮出水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野双方实现有效正式互动的需求也显得愈发迫切，由此便催生出了圆桌谈判这一独特的模式；此后经由圆桌谈判中的博弈与妥协，朝野双方才得以就宪法的重新拟定或是修正、政党团体的组建与管理、议会选举的日期与规则、以及新闻媒体的开放与管理等国家政治生活的各项基本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从而提供出了一套替代性的制度方案；[20]而由此所确定的各项政治规则，则不仅会对参与谈判的各方主体此后的政治命运产生可观的影响，同时更会对该国民主制度的设计与构建、以及该制度未来是否能够得到完善与巩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言之，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安排以及各方政治势力在此后民主选举中的不同表现，对于各国后来所实行的私有化及市场化改革、以及对于所谓“转型正义”[21]的实现方式与力度，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22]
当然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并非所有国家的圆桌谈判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与影响。若是以历史重要性而论，波兰和匈牙利两国的谈判则无疑是首当其冲。[23]波兰是圆桌谈判模式的开创者，考虑到当时各方主体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以及由此所生出的各项全新挑战，我们是不难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突破性价值以及重要历史意义的。匈牙利作为第二个开启圆桌谈判的国家，虽然已经有了波兰的谈判先例可资参照，但是其国内反对派组织的弱小与分散，则无疑为朝野间实现有效的政治互动平添了一重新的障碍。虽然后来反对派阵营得以联合起来，以“反对派圆桌会议”这样一个整体的身份来面对匈共当局，但是其比之于团结工会所具有的诸多劣势依然可谓是一望便知，这便为谈判增添了更多的变数。然而匈牙利的谈判却最终达成了举行全面议会自由选举的协议，其突破性比之于波兰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其局势发展更是间接促发了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东德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东欧剧变的连锁反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匈牙利的剧变过程不仅堪称是一场通过谈判予以实现的革命，同时还更可谓是整场剧变大戏中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那张最为关键的多米诺骨牌。
至于波兰和匈牙利的剧变具体又经历了哪些一波三折，这就要留待以后的文章来予以介绍了。
[1]以下简称为“波共”。
[2]András Bozóki: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András Bozóki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 the Gene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xvii.
[3]关于波兰圆桌谈判的概况，参见Wiktor Osiatynski: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Poland”, in Jon Elster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21-68.
[4]“反对派圆桌会议”成立于1989年3月22日，解散于1990年4月27日。
[5]关于匈牙利圆桌谈判的概况，参见András Sajó: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Hungary”, in Jon Elster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69-98; 又见László Bruszt and David Stark: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From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to the Politics of Competition”,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55.
[6]事实上，早在1989年5月初的时候，匈牙利政府就已经拆除了奥匈边境的电子警戒系统以及带刺的铁丝网，虽然边界本身还仍然处于正常的关闭状态。接着便有越来越多的东德公民抱着能够穿越奥匈边界进入西德的希望陆续进入了匈牙利。截至9月初，滞留在匈牙利境内的东德公民已经达到了6万人之多。而在匈牙利政府宣布开放奥匈边界的当天，就有6500名东德公民启程进入了奥地利境内。Norman M. Naimark: “‘Ich will hier raus’: Emigr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3-84.
[7]以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为例，其民众每逢周一都会例行发起一次抗议政府的游行示威，其参与人数从10月2日的1万5千人，逐级增加至9日的8万人、16日的15万人和23日的20万人，到了11月6日则达到了惊人的50万人。Norman M. Naimark: “‘Ich will hier raus’: Emigr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2.
[8]关于东德圆桌谈判的概况，参见Ulrich K. Preuss: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in Jon Elster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99-134.
[9]匈牙利电视台此前还播出了对于当年布拉格之春的主导者杜布切克的访谈，而匈共中央委员会外交事务负责人在8月初接受采访时就曾公开表示如今应当对布拉格之春中的相关问题予以重新评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均就此提出了强烈抗议。Csaba Békés: “Back to Europe: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ungary, 1988-1990”, in András Bozóki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 the Gene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58.
[10]仅仅2天之后（11月19日），就有20万民众共同参与了抗议军警此次镇压行动的游行示威。Tony Judt: “Metamorphosis: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Czechoslovakia”,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8.
[11]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圆桌谈判的概况，参见Milos Calda: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Czechoslovakia”, in Jon Elster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135-177.
[12]Tony Judt: “Metamorphosis: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Czechoslovakia”,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9.
[13]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Vintage, 2010, p. 620.
[14]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Vintage, 2010, pp. 624-625.
[15]保加利亚的剧变与罗马尼亚一样源于共产党内部的政变行动。1989年11月10日，以时任外交部长佩特尔·姆拉德诺夫（Petur Maldenov）为首的改革派势力将自从1954年起便一直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赶下了台。此后共产党更名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党”，并于1990年1月至5月与国内的反对派组织举行了圆桌谈判，确定采行多党制，并继而通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非共产党政府。同上, pp. 626-627. 关于保加利亚圆桌谈判的概况，参见Rumyana Kolarova and Dimitr Dimitrov: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Bulgaria”, in Jon Elster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178-212.
[16]转引自László Bruszt and David Stark: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From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to the Politics of Competition”,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4.
[17]如前所述，罗马尼亚是东欧剧变中唯一发生过流血冲突的国家，但是即便如此，其冲突的烈度也是相对较低的。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蒂米索瓦拉还是在布加勒斯特，流血冲突的规模都要比人们所担心的要小得多。”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Vintage, 2010, p. 628.
[18]参见András Bozóki: “The Hungarian Transi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András Bozóki, András K?r?sényi and George Sch?pflin (eds.),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Emerging Pluralism in Hungary, London: Pinte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p. 163-191.
[19]此前已有不少学者将东欧剧变中的某些案例类比于英国的光荣革命。譬如波佐克教授就曾分析指出，在匈牙利的剧变过程中，各方主体一直致力于以谈判而非暴力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的变革，因此这场宪政革命亦可称之为一场“光荣革命”；而费赫尔（Fehér）和黑勒（Heller）则更是将其研究匈牙利政治转型的著作直接命名为《东欧的“光荣革命”》。分别参见András Bozóki: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András Bozóki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 the Gene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xxv; Ferenc Fehér and ágnes Heller: Kelet-Európa “Dics Séges Forradalmai”, Budapest: T-Twins, 1992.
[20]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圆桌谈判在事实上承担了国家制宪会议的某些核心职能。然而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某些国家的反对派阵营有理由推测其自身要比共产党当局享有更高的民意支持率，可是严格来说，其委派参与政治谈判的那些代表也都只是得到了自身组织的授权而已，他们并未得到过民众通过法律程序所给予的正式授权。因此，圆桌谈判所享有的合法性其实也并非无懈可击。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转型，也是迫于当时特定历史情境的一种“次优”选择而已。
[21]涉及“转型正义”的具体议题，主要包括是否应当对共产党时代的历史真相予以全面揭示、如何对相应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以及如何对相关的组织和人员予以补偿或惩罚等等。
[22]值得指出的是，东欧各国在剧变后所呈现出的转型质量也是有所不同的，其“优等生”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就大体实现了民主制度的完善与巩固，并进而实施了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私有化及市场化改革，最终于2004年正式加入了欧盟；而有些国家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依然处于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之下；此外极端情况如塞尔维亚和黑山甚至还由于民族冲突的升级而爆发了局部战争。各国转型质量的参差不齐，显然又是与其共产党统治时代所形成的政治传统、以及剧变期间各方经由政治博弈而确立的关键政治规则密切相关的。
[23]波佐克曾对东欧集团各国圆桌谈判的各项要素（包括谈判时间、参与者、主要议题、谈判结果及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对比。根据他的研究，波兰和匈牙利的圆桌谈判对于本国的民主转型进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谈判则具有“相对重要”的作用，而东德和罗马尼亚的谈判则并未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参见András Bozóki: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András Bozóki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 the Gene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