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懂中国，是当前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和中西文化对话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顾明远先生团队精心打磨的学术力作——《中国学校研究》，以西方读者看得懂、感兴趣、规范化的形式讲述中国学校故事，成为我国学术研究“走出去”的一个重要范例。

《中国学校研究》的孕育

1989年，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在历史的挣扎中被推延；1991年，台湾参与了比较教育理事会这一学会组织，又因涉及更名问题与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失之交臂；直到本世纪马英九上台后，“中华台北”贯耳于世，经过20几年的争取，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的举办权才终于在2016年得以落实。

顾明远先生为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而今已年近九旬，他十分珍视这来之不易的盛会；将有7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代表参加大会，是难得的“讲讲我们中国的故事”的机会。

于是开始策划《中国学校研究》。顾明远先生认为选题应该从比较的视角体现教育学中的辩证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王英杰教授透露，选题定了之后，又在教育的方方面面选了12个子课题，比如说教育国际化、教育民俗化、男童与女童等。

当前，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变革引世界侧目，而外国人对中国的教育认识极为不足。这本书希望给世界一个较为完整的答复。顾明远先生认为，过去讲中国故事比较抽象，论文理论性、学术性比较强，实证的东西太少；真正让外国朋友们了解我们中国，还要有实际的、实实在在的内容。

顾明远先生主张用规范的学术研究来展示中国教育发展的成就，而不是一般的政策性或者新闻式的展示。

在顾明远先生的主导下，马健生教授和滕珺副教授开始了具体的研究工作。在操作中，他们需要知道：作为一个外国人，他们希望了解中国教育的哪些方面；他们喜欢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两位教授与多位外国专家不断沟通后确定了选题，而支撑选题的因素从对大量数据的追求转移到了讲故事的探索中来。我国教育部、教育统计年鉴、教育事业发展公报等等都有大量的数据。如果只是呈现数据，会议一结束，就会发现满地都是扔下的那些数据。因此，确立了既要有数据又要有故事的表现方式。

此外，国内对教育的过度批判也显露无知，舆论批判者未必知道我们的教育设计究竟是何模样；家长对校长的工作、学校的期待以及教师的辛苦都是不清楚的。因此，《中国学校研究》也兼顾沟通国内社会的目的。

《中国学校研究》选择了比较大的研究样本，尽可能地覆盖了中国人口广大的地区；利用现代调查技术，辅以问卷调查平台，通过问卷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同时，除了长期累积的对中国中小学教育的观察成果外，研究团队还基于特定目的开展了不少实地研究，比如跟踪校长的一天，收集到大量的一手资料，为讲故事做了铺垫。

数据和信息异常庞大，如何让中国教育呈现得既完整又不失特色呢？

《中国学校研究》强调“人的灵魂”，因此这本书选择了学校组织活动中涉及到的四种主要角色：学生、教师、家长和校长。

对其进行白描式勾勒。比如关于学生：

1、一天到底如何度过

中国孩子在学校中的一天时间是怎么分割的，怎么安排的，活动是怎么推进的。

2、集体认同

中国教育重视集体认同感，那么中国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和实施途径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3、高考

这是中国学生高度关注的，也是饱受国际社会批评的。让学生来谈他们对高考的感受，是从局内人视角来描述这一点，而不是漫无边际把各个方面都放进去。

这样一来，就用白描的手法勾勒了学生的三个突出特征。

把这四种角色灵魂结合于学校这个组织，又对学校组织做了介绍。《中国学校研究》介绍了几种创新性的进展，比如，优质学校的建设和推进。政府强调优质均衡，而这种优质教育怎么进行的呢？这本书描述了中国师范高中的发展和组织创新。我国对已有教育资源进行集团化的改革，从而发挥更多优质校长、优质学校的作用。且学校以文化领导力的建设为线索，推动了学校更高层面的变迁和变革。

至此，中国学校呈现出了一种充满张力的状态。

国家转型和社会变革时期，中国学校如何在扬弃中发展？

顶层的褒扬声

《中国学校研究》中文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联合出版，是第十六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唯一的主题图书。

4月23日，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讲中国故事：学校在变革中发展暨《中国学校研究》中英文图书研讨会”。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张大良司长认为，此书学术与普及性相统一、规范性和趣味性相映衬，将增强国家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西方的对话交流，是我国教育“走出去”、学术“走出去”的重要典范，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和教育自信。高教社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系列英文著作，对推动我国文化走出去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黄伟副司长指出，英国等多个国家引进我国基础教育教材、教学方法和师资，中国学校也成为全球教育的研究热点。《中国学校研究》呈现了中国学校在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和面临的问题和难题，尤其是指出，教师是教育改革和学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师资水平是影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校长是学校教育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动学生成长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学校研究》提出的教育理念将切实推动中国教师和校长的专业化发展，帮助全球教育研究者和学校管理者借鉴中国教师和学校的重要经验。

高等教育出版社韩筠副总编指出，《中国学校研究》中英文图书首发，是高教社学术出版与国际出版的又一标志性的大事。这本书由高教出版社人文社科出版事业部组织编写出版。她介绍了高教社学术出版历史和学术出版的特色、优势：一是坚持专业化发展，刊书并重，书刊联动。二是坚持品质精优，具备较好的知名度和品牌优势。三是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做贡献。四是坚持高端合作，结交天下名士，为精品学术出版营造有源之水。韩筠表示高教社将打造中国教育出版的国际大平台，持续助力中学教育学者产生国际影响，把中国教育的故事讲给全世界听。（https://v.qq.com/x/page/s03998bxgxn.html）

中国教育报刊社刘华蓉编审将《中国学校研究》与另两本学术名著进行了类比：美国人的《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和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这本书可以作为中国教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别有创新突破的里程碑，它在深入展现我们中国学校的实际，展现了现象背后的纠结和问题，但结论下得少，研究方法和写作技巧都值得学习，具有实证教育和理论教育结合的示范意义，讲好中国故事的示范意义。

基层现实关照

研讨会邀请了参与本书调研的几位校长。他们处在教育实践的一线，对中国学校有最直观的感知，顷刻间就将处在学术神坛的教育研究拉到一个比较具象的维度，描画中国学校的现实图景，更亲切有力，更接近普通民众的灵魂。

北京第十八中学管杰校长表示，他被研究团队跟踪了一天，研究者深入到课堂，接触老师、学生和家长，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因此本书读着十分亲切。之前，一些学者对基础教育的批判是有失公允的，很多批判者并不清楚衡水中学的实况。《中国学校研究》把握住了组织角色间的敏感关系，在理论工作者和基础教育者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的桥梁。

安徽省合肥市葛大店小学王军校长认为《中国学校研究》提供了一些可操作的案例，让她知道具体该怎么做了。王军在一所村小，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占80%以上。家庭教育缺位，怎么样弥补？教师承担的任务变得更大，尽可能地与家长进行电话沟通，但是有效的、科学的沟通太少了。家长理念没有跟上，期望值过高，孩子有一点表现不好首先就指责老师和学校。她认为如果家长能读到这样的书，或者老师能静下心来走进这本书，将会有所启发。

成都市金堂县杨柳慈济小学周礼芳校长表示，学校要发展必须牢固把握学校的办学理念，首先要做顶层设计。《中国学校研究》找到了学校发展的生长点，给基层学校的校长打开了思路。

撕下“中国教育”的神秘面纱

大家总是能记得很久以前的事情，但却不能记得昨天发生的事情。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David Turner教授表示，曾经人们给予中国太多的幻想和太多负面的东西，情感状态是非常交织的。此书的价值在于它能让不能来到中国的学者、老师，能够通过这些故事的描述，真正对中国教育有所认识。另外，对外国人来说，比较难以理解中国教育已存的太多的数据，此书的故事性叙述避开了这些壁垒，把非常人性化的中国教育都呈现出来，从而能够在这本书里继续探索中国教育。

赫尔辛基大学教师教育系Fred Dervin教授表示读这本书像读人物志，很好读且能领略到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和哲学，体验非常丰富。他认为这本书可以帮助中国教育去神秘化，英国有一个学校，要求让英国教师用中国的方法教英国孩子学数学，他们教得非常不好，如果能够通过读这本书，就能知道真正的中国教育是什么了。

芬兰一定要擦亮眼睛去真实看待学校的教育。中国的校长和老师会在周末或者假期，去学生的家里跟家长进行交流；中国对学校共同体的强调非常独特，尤其是共同体对个体的动力驱动，可以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发展；中国老师的教科研一体的工作方式，在芬兰日照时间非常短，芬兰老师有权利接受教师培训，但是他们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中国教科研的方式，比如小组讨论，同伴之间的学习和发展等等，芬兰老师可以多多学习。Fred Dervin表示，会把这本书好的东西带到芬兰，让芬兰一些老师特别是乡村地区，或者不太发达地区的老师能够从中获取经验。

国内学者评议

王英杰认为，讲好中国故事，进而影响国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校战略，就既不能强硬也不能不精彩。在引领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少有教育的声音，所以《中国学校研究》做了一个表率。

他指出，单纯地用数字讲话不仅枯燥，还会因为出版滞后出现数据失真的情况；单纯地进行个案研究又容易引起某种误解；引入家长角色也是这本书的一大亮点，这本书真正地把家长这一利益相关者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影响方面。此书弥补了之前讲不清楚学校故事这一空白。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袁振国教授谈到，作为一个学术故事怎么讲？这个故事不是一般故事，不是好莱坞大片，是一个学术故事。

他举了一个例子：学者李谨，拿学习这个概念，在中西方找了500名学生，请他们做迅速反映测试：想到学习这个概念，你迅速想到什么东西？在300多个排序当中，发现了中西方巨大的差别。西方学生首先想到校园、仪器、设备；中国学生想到地是努力、认真、刻苦，排在前十名还有一句名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轴，这反映了中西方巨大文化差异。

这么大一个东西怎么讲，教育方方面面，怎么选？袁振国指出，《中国学校研究》选了一天24小时，24小时把方方面面，讲一个人的24小时不一定有代表性，但是讲大家的24小时，把这个浓缩起来讲就非常强，所以大家感觉到很亲切，就在我们身边。他强调好的学术作品一定要呈现问题，比如各种角色对考试的纠结就是一个特别凝重的问题，最终甚至要提出化解纠结的方法。

他多次强调了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实证决定尺度，有了度的把握才能因材施教。这本书给人留下了思考空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东娇教授总结了自己的读书感想：

一是“真”。

这本书站在国际形势和时代背景下，尊重中国基础教育现实，还原呈现中国学校的原貌。真实还表现在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包括了实地研究，还包括定量研究。定量研究采取的技术包括调查研究、观察法、访谈法，对象覆盖学生、家长、校长等，非常难能可贵。

二是“清”。

这本书结构清晰、线索明朗，比较辩证看待我们中国的现实问题，既不回避也不做更多的褒贬。整书五编十五章，每一章第一个问题都是一个人物的一天。线索清楚，头头是道，有模有样。

三是“白”。

采用白描手法、勾连理论、关照文化。每一天，真实的一天，采取一种近乎流水帐的方式，把每个人的真实生活不加渲染、如实记录、平铺直叙，这种叙事文化就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把不懂的东西说得直白，深入浅出，这本书做到了。

四是“上”。

有世界比较教育大会这么好的平台，起点高，以后要把相关研究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

事实上，《中国学校研究》并没有呈现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的群体以及乡村学校这一相对劣势的组织生态，还有挺多缺憾。书中的很多点都可以再写成一本书。正如管杰所言：要不断地研究，希望这个研究进一步提供一些事实的东西，为后人评提供一些事实性的依据，将来可以变成基础教育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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