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德瑞兹纳 著 吴万伟 译

现在是思想领袖最好的时代，是公共知识分子最坏的时代，也是令我们学界中人感到最为困惑和迷茫的时代。

请让我解释一下这些术语。公共知识分子是专家，通常是大学教授，他们有学问，受过良好的训练，能够在众多议题上发表评论。正如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说，公共知识分子是“专业性的观点二道贩子。”想想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或者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思想领袖是思想传道士，他们提出自己独特的视角来解释世界，然后改变听力所及范围内所有人的信仰。想想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

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都参与思想创造的活动，但是他们的风格和目的不同。如果采用以赛亚·柏林的说法，公共知识分子是狐狸，知道的东西很多，而思想领袖是刺猬，专注于一件大事。前者总是质疑和批判，后者则是真正的信徒。公共知识分子告诉你，别人观点的任何东西都有毛病。而思想领袖告诉你，他或她自己的观点中的一切都准确无误。

两类知识分子在民主社会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共知识分子常常被批评为精英主义者，但是他们帮助暴露了假装为现成智慧的陈词滥调。他们是批评家，批判糟糕观点是其必要的功能。他们对公共话语的最大贡献是指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另一方面，思想领袖常常被谴责为油嘴滑舌却缺乏干货的TED演讲者（指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在英语中的缩写，即技术、娱乐、设计）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译注），但他们能够介绍和推广新观点。在动荡不定和变化多端的时代，思想领袖能够提供智慧的方法刺激人们去重新想象这个世界。

公共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公共空间，进入的门槛要求很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观点市场变得僵化和停滞。而被思想领袖主导的公共空间，退出的门槛要求也很高：有太多糟糕的观点常常滞留在思想市场中久久不肯离去。健康的公共话语应该是好的观点很快就脱颖而出，这就要求两种思想家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市场已经变得倾斜扭曲。各种研讨会、专门组织演讲活动的演讲局以及TED之类讲座等的迅猛发展说明，人们对思想家的需要在不断加强。媒体平台的泛滥加速了这种趋势。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供应已经远远超越了学界这个范围。在笔者最熟悉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分析领域，大学教授们必须与一大堆思想库、私有媒体和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激烈竞争，以便引起读者对其观点的兴趣和关注。

大学教授们必须与一大堆思想库、私有媒体和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激烈竞争，以便引起读者对其观点的兴趣和关注。

因为供应和需求都大幅增长，观点市场渐渐变成了观点产业。在公共领域推销观点变成了一门庞大的生意，任何人只要看看演讲局的高昂演讲费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观点产业往往更加重视思想领袖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私人领域成为“思想领导力”这个术语的最大推动者，绝非巧合。公司非常明白品牌的价值，而塑造品牌形象是思想领袖的优势技能。可以说，热衷捞钱的思想领袖崛起与学界中人不断退出公共话语是同步进行的。

赋予思想领袖力量的背后势力同样阻碍了学界在思想市场发挥影响力的能力。三大因素在整体上降低了大学教授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它们是民众对权威的信任度下降、政治两极化现象加剧，以及经济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当然，许多学者仍然能够在很多地方如新媒体网站 Vox和知名博客媒体（Lawfare）和《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地方代表民众发声。有些大学教授学会了在观点产业时代生存和发展的技能。但是，大部分超级明星最主要是通过采取思想领袖的做派而一鸣惊人，并逐渐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

在过去半个世纪，除了军方之外，民众对于几乎所有美国机构的信任都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这就包括了高等教育。按照综合社会调查（GSS）的数据，1974年，对教育拥有“很大”信心的民众的平均百分比达到50%的高峰。而到了2012年，这个平均值已经跌落到只有26%。

试图在公共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学者往往要对大学发起攻击---即向大学选战，但这会破坏其合法性。自从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的《上帝与耶鲁人》以来，保守派一直在攻击象牙塔不信神、左派泛滥和与世界隔绝。最近的批评则集中在言论限制上面。在《大西洋月刊》的封面文章中，教育权利基金会主席格雷格·卢加诺夫（Greg Lukianoff） 和纽约大学商学院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谴责了大学校园“要把所有可能引起不愉快或者冒犯的话语、观点和话题等统统清理干净”的趋势。令人匪夷所思的奇闻屡见不绝：如西北大学教授劳拉·吉普尼斯（Laura Kipnis）因为公共批评大学的性骚扰调查程序而受到教育法第九修正案（Title IX）的调查，还有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一帮学生抗议者阻挠保守派学者查尔斯·默瑞（Charles Murray）发表演讲。

几十年来，保守派对学界的批评从来没有间断。比较不寻常的地方是左派也开始公开批评大学。女权主义者攻击大学是性骚扰的天堂。少数族群则批评名牌大学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特权现象。左翼人士谴责大学已经成为精英主义者的堡垒，背离了高等教育目标，而热衷迎合企业捐款者。

请考虑一下威廉·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受到广泛讨论的悲叹《优秀的绵羊》2016年），该书是对大学向新自由主义投降的大批判。“名牌大学喜欢夸耀说，他们教授学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但是他们真正的想法不过是培养学生在企业和专业领域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分析和修辞技能而已。”持这样观点的人绝非德莱塞维茨一个。

与此同时，保守派和社团主义者的批判也越来越多，这是广泛的证据证明人们支持向大学宣战，并对大学教授群体越发感到蔑视和不屑。

保守派和社团主义者的批评也在增强。按照卢加诺夫和海特的观点，政治正确“教导学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不利于学生未来的专业领域生活，因为专业人士常常要与不同的人和观点进行思想交流，他们未必让你觉得情投意合或者正确无误。”果真如此，德莱塞维茨指控大学只会培养公司千篇一律的职员就是错误的。但是，假如德莱塞维茨是正确的，那么卢加诺夫和海特的假说就涉嫌夸大其辞了。

要点在于两种批判同时存在而且声音很大，这是广泛的证据证明人们支持向大学宣战，并对大学教授群体越发感到蔑视和不屑。简单地说，人们很容易认为大学教授对公共话语的干预已经基本上不值一提了。

美国政治两极化的加剧是观点市场失去平衡的另外一个原因。众多证据证明我们处于党派偏见的高峰期。政治精英如今比战后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多表现出意识形态上的极端色彩。实验性研究发现，党派偏见者更有可能依据政治立场差别而不是种族和性别采取歧视立场。

越来越严重的党派偏见就发生在大学教授更加左倾的时刻。无论是阅读调查数据，还是选民投票记录或者选举捐款，结果都无可辩驳不容置疑：美国教授比美国其他人更有自由派思想。这个差异在过去25年进一步加剧。按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院的说法，1990年，学界自命的自由派和左派人数与温和派的人数基本持平。到了2010年，自由派是温和派的两倍，是保守派的几乎六倍之多。如果看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左派和自由派的比例可能更高。

仅仅因为学者有政治倾向并不意味着其研究就会打折扣，但是政治倾向的确会影响他们提出的问题。一项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得出结论说，这个领域的极端左倾偏向并没有使现有研究失去可靠性，但它改变了未来学术研究的方向：“研究者可能将话题集中在证实自由派进步叙述的话题上，而不是挑战这种叙述。”社会学遭遇同样的问题。另外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社会学家的左翼倾向“压缩了可接受的学术研究范围，限制了社会学视野。”这些问题很难说是这些学科独有的；法律和国际关系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已经表现出学者的政治倾向与其研究轨迹之间的联系纽带。

学界的左翼倾向给了保守派攻击学界干预公共空间的口实。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教育政策研究部主任弗雷德里克·海斯（Frederick M. Hess）最近告诉《华盛顿邮报》，“在我看来，大学领导力已经让人明显感到严重的党派偏见倾向。”针对大学对特朗普政府的批评，海斯回应说，大学校园的意识形态单一性“将其分解成廉价的党派偏见凶杀案，而不是对充满活力的思想辩论的严肃承诺。”在笔者对外交政策精英所做的调查中，保守派比温和派和左派更加怀疑社会科学研究的可靠性。

经济不平等是导致学界在公共领域影响力下降的第三个因素。在过去几年，诞生了捐款者这样一个新阶级，大学校长们竭力争取他们对大学捐款。事实上，大学管理者在很大程度上从公共生活领域退缩，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全职的筹集捐款者。现代的观点市场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具挑战性。首先，拿了金钱之后再说实话就变得非常困难；大学需要讨好有钱的捐款者。其次，越来越多的潜在捐款者已经唾弃大学。硅谷中有些亿万富翁如美国企业家与风险资本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认为，高等教育事实上阻碍了人们的智慧进步。如果有人抛弃大学，他还出钱表示支持。很多现代富豪并没有如此极端，但他们的做派与从前的富翁如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等有明显不同。新一代慈善家感兴趣的是“有影响力的”投资---他们渴望自己的捐款给世界带来直接影响。他们渴望大学资助能够反映其观点的教学和科研如要求课堂上讲授安·兰德（Ayn Rand）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强调个人主义、理性的利己主义、以及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的代表作---译注）。布鲁金斯学会的达雷尔·维斯特（Darrell West）注意到，因为这些慈善资本家的现有世界观，“要把学界慈善活动与其立场区分开来变得越来越困难。”

行动欲望与学界的超脱冲动发生了冲突。学者在观点市场的典型干预是传统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愿意解释为什么某些新的政策观点不大可能奏效。捐款者则更愿意资助思想领袖，因为他们拥有捐款者喜欢的两大品质：他们对变革持积极态度，而且拥有他们能带来改变的坚定信念。

大学教授与实践者之间的差距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科学作为一种志业”，他在文中恳请教授们将其学学术研究与生活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区分开来。不是说学者不应该干预公共生活，韦伯注意到教授的首要任务是“给学生讲授不方便的事实。”韦伯进一步论证说，政治行动是完全不同的活动：“让人成为杰出学者和教师的品质与让他成为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政治领域指明方向的领袖的品质是不一样的。”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如果试图横跨两个领域，可能面临两者都做不好的风险。

最有可能在观点产业中春风得意的学者是那些采取思想领袖套路的人。比如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围绕颠覆性创新创建了一个思想帝国。学者表现出的自信程度会影响其他人看待其论证的方式。虽然学术研究应该是计算高于一切，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大胆自信的学者往往能够改变人们的观点。丹尼·罗德瑞克（Dani Rodrik）指出，经济学家比社会学家影响力更大的理由之一就是经济学家在谈论公共行为的时候更像刺猬而不是狐狸。

我认识一些做出大胆预测的经济学家，我羡慕他们处变不惊的坚定信念，即便在受到有充足理由的怀疑时，仍然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过去十年，经济学家在诸如资产泡沫、取消金融管制和自由贸易到底是不是无可置疑的好事等议题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个学科需要进行很多的反思才好。

名牌大学的观点市场是给予传统公共知识分子力量的市场。但是，对专家的不信任、政治两极化和经济不平等加剧是几十年来的趋势，在可见的将来不大可能有扭转的迹象。所有这些趋势都将有助于思想领袖而破坏公共知识分子的声誉。面对强大风力的变化，学界能够做什么来为传统公共知识分子保留一些空间呢？

承认问题可能是很好的第一步。大学要鼓励学者们监督自己的学科以便减少学界丑闻的数量。他们应该对校园中的保守派观点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态度。大学也可以培养新兴的组织机构如托宾项目（the Tobin Project）和弥合差距（Bridging the Gap）等，这些能够帮助学界中人向公众表达观点。

最后，大学也需要复兴其机构的名声。值得记住的是，美国高等教育在几乎每个学科都仍然是世界领袖。怀疑大学功利性的怀疑论者应该意识到高等教育仍然是美国主要出口领域之一，在2015年的贸易顺差高达350亿美元。这一点是最近大学校长们联合写出的抗议特朗普政府移民禁令的公开信中指出的。这种行动也是大学校长重新进入公共领域的值得欢迎的表现。管理者应该说服慈善基金会更少关心即刻的影响，更多关心在思想资本上的更长远投资。

一方面，大学领袖和教授们要在思想领袖的自信与公共知识分子是自我批判之间保持平衡并不容易，它要求复杂的平衡。另一方面，教授们善于欣赏不同程度的灰色调。让我们拥抱这额外层次的复杂性。

作者简介：

丹尼尔·德瑞兹纳（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大学法律与外交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本文选自其刚刚出版的新书《观点产业：悲观主义者、党派偏见者和富豪如何改造观点市场》（牛津大学出版社）。

译自：Triumph of the Thought Leader… and the Eclipse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By Daniel W. Drezner

http://www.chronicle.com/article/Triumph-of-the-Thought-Leader/239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