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只有“清明”和“冬至”既是二十四节气的组成部分，又是传统节日。时至今日，在人们的意识中，“冬至”的地位日渐下降， “清明”则成为二十四节气中唯一的全民性节日。今天，人们重视清明节主要是出于对祖先的感恩与怀恋，然而在古代，“清明”却是一个复合型节日。它从一个古老的农事性节令，逐渐整合了具有祭祀性的“寒食”和娱乐性的“上巳”节日。这种融合，使“清明”的习俗和情感演变均呈现出极强的容纳性。

清明与寒食

“清明”最初是一个农事性节令，它首先与节气密切相关。追溯历史，周人已有了节气意义上的“清明”观念。《逸周书•时训》记载：“清明之日，桐始华。” 东汉崔寔在《四时纂要》中说：“清明节，命蚕妇治蚕食，涂隙穴，修蚕具蚕食。”可见，汉朝清明节的纪念活动主要在于农事，这是“清明”习俗的最终形态。

寒食节在汉代已经出现，据《后汉书•周举传》记载，汉朝山西一带春日一月吃冷食，以纪念介子推，周举将“寒食”减缩为三日。唐朝，“寒食”形成了祭祀祖先，扫墓地、上香、为亡灵送纸钱的风俗。由于“寒食”、“清明”间隔只有三两天，就禁火事件而言，“寒食”禁火三日，第四日“清明”重新燃火，程式上的熄火、燃火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所以二者日趋融合。《唐六典》卷六“假宁令”说“寒食清明通四日”，可见唐代官员是将“寒食”、“清明”的法定假日合起来一起过的。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二月十五日，朝廷明文规定：“自今而后，寒食同清明。”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定了“寒食”、“清明”两大节日的融合，由此，“清明”祭扫坟墓就归拢于“五礼”（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的秩序中。

清明与上巳

在唐朝，清明节又逐渐容纳了“上巳”的习俗，从而增添了欢快的气息。形成于春秋时期的上巳节，最初的活动有三项：水边祭祀、洗浴、除去旧岁污秽，即“祓除”、水边招魂、踏青。魏晋以后踏青活动逐渐凸显，成为“上巳”主要活动的标志。据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载：“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临清流，为流杯曲水之饮。”

由于清明节多在农历二月末三月初，与“上巳”相接近，甚至有些年节二者重合，所以“上巳”活动逐渐转移到清明节。杜甫的《清明》描绘出清明游赏之盛，该诗最后两句写道：“逢迎少壮非吾道，况乃今朝更祓除。”宴游是“上巳”的活动，“祓除”更是“上巳”所特有的节日活动，这首诗表明“清明”、“上巳”已融合为一。

民间如此，宫廷也不例外。天宝十三年（754）的清明节，唐玄宗敕令宫人出东郊踏青。吸纳“上巳”元素后的“清明”，便成为全民性的欢快节日，而原来的“上巳”则逐渐从节令文化中消隐。

节日演化与慎终追远

“三节”的融合是一个奇特的组合。这种组合最初发生于民间，最终为官方接受，成为全国性节日。从《许士庶寒食上墓诏》内容来看，唐朝开元年间的民间就有一股汇合潜流，诏书之所以否定它，是因为这种现象不可思议，似乎是违背了情理。

吴景旭的《历代诗话》记载了这种奇特的人文景观：“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有歌者。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也。是日簪柳、游高梁桥，曰踏青。”

我们可从节日的文化符号意义对“清明”进行探析。《逸周书•周月》记载：“春三月中气，惊蛰，春分，清明。”孔颖达说：“清明，谓物生清净明洁。”由此看来，清明节的基本文化内涵是生命的清净、鲜活与蓬勃的生机。

“寒食”的节日活动无论是纪念介子推还是先祖，目的都是彰显前人伟绩，延续先人的精神生命。“寒食”文化的精神实质正与清明的文化内涵相一致。“上巳” 活动中的招魂也与“寒食”祭祀的意义相同，它们表达的是对生命的珍重、永恒的祈求，因而与清明内涵相通。“祓除”活动更是与“清明”表里相符。

如此看来，这三个节日尽管外在形式不同，甚至是哀乐相反，但在敬畏生命，渴求纯洁、宁静的生命上，其基本内核是一致的，它们最终的逻辑归宿是生生不息的生命。由此不难理解，在“清明”的节令文化中，又生出头簪柳枝的习俗，正如明代民谣“清明不带（戴）柳，红颜成皓首”所言，这种习俗表达了人们对美丽、青春的珍爱。

“清明”祭扫坟墓、踏青游赏以及一系列习俗联结着历史与现在，传递着永恒的精神和信念，融入了中华民族美好的期盼，因而清明节延续至今，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