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位先生”，即麦斯武德·沙比尔、艾沙·阿尔普特金、穆罕默德·伊敏，代表着“东突厥斯坦”运动中的反苏反共的政治集团。1933年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破灭后，“三位先生”相继投靠国民政府，以赞同“三民主义”为伪装，鼓吹“中国突厥斯坦”“高度自治”论，与国民政府的相互利用关系延续了三十多年。1949年艾沙、伊敏亡命克什米尔，后又辗转至土耳其，公然打出“东突厥斯坦独立同盟”旗帜，不买偏隅台北国民政府的“新疆反共同盟”的帐，尽管国民政府高官朱家骅以“友人”身份苦口婆心地再三劝慰，但它不再愿与台湾国民政府维持貌合神离的关系。目前，“东突”的主要组织《世界维吾尔人民代表大会》的先后两任主席艾尔肯、热比娅则是“三位先生”徒子徒孙。
【关键词】三位先生 国民政府 东突厥斯坦 中国突厥斯坦
潘志平，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教授
“东突厥斯坦”运动，是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帜的民族分裂运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其中，麦斯武德·沙比尔、艾沙·阿尔普特金、穆罕默德·伊敏（以下分别简称：麦斯武德、艾沙、伊敏）等代表着投靠国民政府的反苏反共政治集团，曾长期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陪都重庆从事分裂活动，1945年随着国民党势力返回新疆，还曾被国民政府委以新疆省省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要职。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曾撰文谴责：“三位先生和他们的集团”是“帝国主义间谍”。[①] 阿合买提江在此虽未点出这“三位先生”大名，但那个时代新疆政坛上，所谓的“三位先生”指的就是麦斯武德、艾沙、伊敏三人。兹有艾沙的土耳其文本的《自述》为证，即他对麦斯武德说的一段话：
我们以‘三位先生’（Ȕҫ Efendi）著称，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主义者都非常尊重您、伊敏先生和我。[②]
本文将充分使用这份《自述》。其《自述》是M. Ali Ta???根据艾沙晚年口述录音译成土耳其语，其中不乏有艾沙的自吹自擂成份，也有时间记忆不清和史实讲述混乱的问题，但艾沙自始自终地参与了这个政治集团与国民政府交往的全过程，应是最重要的当事人，故此其《自述》还是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关于国民政府1930至1940年代的新疆政策，特别是应对“三区革命”的行动策略，已有较多研究[③]，而国民政府与这一的政治集团的关系，除了Wu,Aitchen K. (吴蔼宸)和A. D. W.Forbes[④]的较粗线条的描述外，琳达·本森（Linda Benson）的论文《1940年代的维吾尔政治家：伊敏、艾沙和麦斯武德》[⑤]是比较重要的专题研究论文[⑥]。本文将在前人工作的基础深入这方面的研究。
一，不同文化背景的“三位先生”
“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三位先生”结成一个铁帮派，但出身的文化背景还大不相同。
麦斯武德。
全名麦斯武德·沙比尔（Mas’ud Sabri） ，虽在“三位先生”中年最长，政治地位最高，也是当时维吾尔人中最大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对他的早年经历却了解得较少。目前，唯有他们出版的《阿勒泰月刊》一期中“新疆名人介绍”有粗线条的比较可靠的记载：1887年生于伊犁，其祖阿图什富商玉山巴依因生意上的缘故，曾遍游巴黎、柏林、莫斯科、伊斯坦布尔等地，因为受宗教的影响，他对伊斯坦布尔有浓厚的感情。这种影响后来一直主导着麦斯武德的人生。麦斯武德1904年赴土耳其求学，先后在哈美的耶学院和伊斯兰堡医学院大学获得哲学和医学两个学科的学位[⑦]。麦斯武德土耳其求学期间接受了泛突厥思想，并憎恶与奥斯曼土耳其为敌的俄国，更加敌视苏联“十月革命”奉行的共产主义。麦斯武德1919年带了几个土耳其人回国，在伊犁办医院，还出资创办了“土兰”、“德尔乃克”、“东迈亥莱”等学校，有两千多名学生，全部用土耳其文授课，四所“德尔乃克”（讲习班之类的非正式学校），大肆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即鞑靼斯坦和土耳其“扎吉德”运动[⑧]在新疆的延续。杨增新认为麦斯武德所办学校对地方社会稳定危害甚大，从而对其一一查禁，并曾将其下狱关押十个月。1933年，新疆处于大动乱之中，麦斯武德投奔地方军阀麻木提师长（Mahmut Muhiti ?，1887–1944），充当其政治顾问。关于麻木提师长这里还得多说点，因为，如下文所述，“三位先生”之一的艾沙还曾特意到印度寻找过他。麻木提师长为哈密事变的首领和加尼牙孜的亲信部将，1934年被盛世才收编，任省军第6师师长，驻喀什。1937年出逃印度，后又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京组建维吾尔同胞独立协会，但混得连一顿白面都吃不上，终客死在日本统治下的北京。按照艾沙的说法：“他曾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日本人，但日本人也让他失望，在失望中伤心地逝去”[⑨]。此人还曾将当年年少的，后为三区领导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赛福鼎派送苏联留学。临行前麻木提师长叮嘱：“去苏联后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要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赤色宣传，不要忘记每天做五礼。若那里没有清真寺，要请他们为你们盖一座。若他们不让你们做礼拜，你们要和他们做针锋相对的斗争”。[⑩] 麦斯武德在麻木提师长亡命境外前便假道印度来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与先前来到南京的艾沙会合，并很快南京国民政府的贵客。
伊敏。
全名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 Muhammad Amin Bughra），1900年生于和田宗教世家，六岁入其父的经文学校，后入和田汉立克学校、墨玉乌巴依巴克学校学习宗教和阿拉伯语、波斯语，1924年就教于墨玉宗教学校，成为年轻的宗教学者。1930年伊敏由和田出发。在库车、库尔勒、吐鲁番、迪化、塔城、伊犁、阿克苏等地旅游6个月，专门在塔城的谢依赫·穆罕穆德·穆拉迪宗教学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此过程中，关于家乡的形势、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敌人的力量得到了较深入的了解。意志得到进一步坚强”。[11]返回家乡后与其兄弟艾米尔·沙依甫、满素尔建立了“民族革命组织”（Milliy Inkiab T?xkilati）。1933年2月伊敏在墨玉发动暴动，成立和阗伊斯兰政府，自称帕夏，即“和田王”。伊敏为军事指挥官，领兵攻下且末、皮山、叶城、泽普、莎车、伽师、疏附。1933年11月与泛突厥组织，“青年喀什噶尔党”(Young Kashgar Party)[12]联手在喀什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将有在西亚游学经历的沙比提大毛拉推到前台，伊敏的俩兄弟分别控制着莎车和英吉沙，伊敏则直接管理和阗。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灭亡后，伊敏逃回和阗，再逃往英属印度克什米尔。印度“东突厥斯坦民族统一协会” 认为“革命没有结束。但是，曾发生的事件是很有教益的，为我们的将来提供有益的经验”。伊敏应这个协会要求，竭尽全力写一本20多万言的《东突厥斯坦史》， 1940年在喀布尔出版。书中宣扬的核心思想是：
——突厥的政治是和平、人道和高贵、尊严的政治[ ] [13]
——中国的政治是侵略、不人道和奸邪的政治[ ] [14]
——中国是东突厥斯坦人民3000年的敌人…因为，汉族人在世界上的落后民族。它想要发展与改革，但是没能力。[15]
这是“东突厥斯坦”思想的开山之作，对以后各个时期的“东突厥斯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1980年代，新疆学者吐尔贡·阿勒玛斯写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实际上就是伊敏《东突厥斯坦史》的当代翻版[16]。伊敏后来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伊敏在喀布尔期间，转而寻求日本对其独立活动的支持，1942年被英印当局以日本间谍罪逮捕。在艾沙周旋下，在国民政府最高领导蒋介石的干预下获释接到重庆与麦斯武德、艾沙汇合，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下文中详述。
艾沙。
全名艾沙·玉素甫·阿勒甫金（ Isa Yusuf Alptekin），1901年生于喀什英吉沙县的伯克[17]家族，艾沙因此号称“艾沙伯克”。按照艾沙回忆，其祖父卡斯木曾参加同治年间的暴动，在社会上颇有地位，其父玉素甫就被县知事（县长）要求进了官办汉语学堂。当时清政府要求有地位的地方士绅的孩子必须就读汉语学堂。玉素甫毕业后不久就被委任乡里伯克。艾沙作为伯克之子也被要求就学于汉语学堂。艾沙学堂毕业后任税务官助手。[18]1923年，杨增新义子陈立德任英吉沙知事，艾沙成为县衙的通事（翻译），并通过教授陈立德维吾尔语的过程中获其信任。1926年8月随陈立德赴安集延领事馆[19]任通事，秘书， 就成为中国政府驻外官员，并且驻中亚就是六年。艾沙任职期间游历了浩罕、撒马尔罕、纳曼干、玛尔古兰、奥什、阿拉木图、莫斯科、圣彼得堡、萨玛拉等地，还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经满洲里到过北京，眼界大开，同时也广泛地接触了中亚民族主义者，从他们那读了许多来自鞑靼斯坦和土耳其的禁书，受其影响接受了泛突厥主义思想。[20]作为伯克之子艾沙“亲眼目睹了布尔什维克对西突厥斯坦（中亚）的暴政”[21]，对共产主义的苏联极为憎恨，如他所言：
我读了一些西突厥斯坦用维吾尔语出版刊物，对这些刊物中反复出现的令人作呕的诸如“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枷锁”、“革命”、“挣脱”、“民族主义者”、“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革命派”、“人民公敌”、“霍加”、“专制”、“独裁”、“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间谍”等字眼。或者是因为受辱和厄运之驱使，一看到这些字眼心里就会很难受。[22]
在中亚的这段经历，艾沙集中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在东突厥斯坦爆发起义，俄罗斯人就会乘虚而入，我们如何才能迎接自己的解放？”这是他的《自述》中反反复复地叨唠的思想。他在卸去外交官之职后，于1932年10月来到南京，他在《自述》中写道：
我要向中国政府提出民族自治的要求，我不是因为喜欢才来中国的南京，而是无奈才来的，我们要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当然形式上依附于中国，但行动上我们要自己管理自己，适当时机来临时，我们就要实现独立。同时我们也反对中国政府向东突厥斯坦派驻军队和移民。[23]
可以说，实现“东突厥斯坦”的“高度自治”到完全独立，成为艾沙的终生奋斗目标。
这样，“三位先生”，一位富商出身的泛突厥主义大知识分子，一位乡绅伯克出身的外交官，一位宗教世家出身的能武既文的大阿訇，其社会基础是新疆社会保守的民族宗教上层，除了向往分裂外，就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共同的恐惧。赛福鼎回忆道：
20年代末，巴依、地主们的脑袋耷拉下来，这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诸如“地主、巴依被关押，他们的土地被没收，有的被杀头，有的被流放”之类令他们胆战心惊的传闻，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几遍祈祷，要求真主保佑他们这类可怕的事别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不久，一大批受到十月革命冲击的乌兹别克、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族的巴依从苏联逃入新疆，30年前后的一两年内，苏联籍的少数民族地主巴依络绎不绝地跑来，我们称之为“逃民”。很快，伊犁、塔城等地的逃民”也多了起来。许多沙俄军官率士兵逃到新疆，一时间，这些“逃民”竟充斥于伊犁、塔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逃民”大多数是苏联土改时期为保命而外逃新疆的资本家、大地主、大牧主和沙俄军官、士兵。他们到处传播“可怕的”、“令人担忧”的消息。…他们编造这种咒骂布尔什维克的歌谣，发泄对十月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带来恐怖情绪，使新疆的巴依、财主胆战心惊。[24]
资料显示：“具有留学土耳其经历的阿图什的新式学校的教师动员学生支持运动”，因而持强烈的反苏反共立场。[25]
“三位先生”中的艾沙是最先来到国民政府首都，依仗多年的外交官经历所积累了丰富的官场活动经验和较高的汉语表达能力，很快在南京打开局面。但艾沙在“三位先生”中学历最浅，又没有身体力行地参加新疆所发生的武装暴动，[26]因此，他既仰慕拥有高学历的麦斯武德，也敬仰和田暴动的组织者伊敏。1931年，艾沙在领事馆工作卸任前曾回新疆赴伊犁拜访了麦斯武德，他俩初次谋面就认真地讨论“起义之事”，结论是设法让艾沙先到南京去做国民政府的工作。[27] 1942年，艾沙赴阿富汗专程拜访了伊敏，竭力鼓动伊敏到重庆国民政府去。麦斯武德、伊敏不大熟悉内地官场，又不谙汉语汉文，艾沙为之引荐，并为其充当翻译。这“三位先生”汇聚国民政府的南京、重庆，在分裂中国的活动中取长补短，结成投靠国民政府的“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一个帮派。
二，南京：“中国突厥斯坦之声”
艾沙去南京的表面理由是读书、求学。先是经人介绍认识了王曾善。王曾善，回族，毕业燕京大学、留学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伊斯兰大学，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史地官，中国回教协会理事，在政界和伊斯兰宗教界很有权势。在王增善的安排下，艾沙进了中央大学法学院学习。艾沙入学后再次拜见了王增善，说求学不是自己的目的，来南京是为了“终止中国人与东突厥斯坦人间的流血”。王增善答应了艾沙的请求，将他介绍认识了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然后通过戴季陶等人结识了罗文干、贺耀祖、马麟、朱家骅、汪精卫、孙科等国民政府的军政高官。[28] 1933年5月，时任参谋本部参谋代总长的贺耀祖任命艾沙为参谋本部边务组参议。1933年发生“四·一二”政变，将新疆社会搅得一塌胡涂的金树仁赶下台，盛世才依靠军事实力自任督办掌管新疆军政大权。南京国民政府迟迟不给追认，在盛世才再三请求下派遣参谋次长黄慕松赴疆 “宣慰”。黄慕松的 “宣慰”有借此机实际控制新疆。艾沙在贺耀祖力荐下作为黄慕松“宣慰团”的随员，赴新疆转一圈[29]，时虽三十出头，但作为新疆民族代表在南京政坛，崭露头角，而让艾沙名声雀起的是围绕金树仁案件的审判。时金树仁假道苏联回国，艾沙游走南京政坛，以低级外交官出身竟大张旗鼓地告发一省之主席，轰动南京。艾沙控告金树仁十大罪状，但南京高等法庭只支持了一条，即金树仁政府背着南京政府与苏联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罪名是擅权、卖国。看来，贪腐问题可大可小，但涉及苏俄外交，确实动了南京政府的敏感神经。艾沙由此认为祭出“抗俄”旗帜，在南京有很大的活动空间。[30]此外，还有一批头目以受盛世才迫害的“难民”身份相继投奔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盛世才执政前期实行亲苏政策，特别是与中共合作抗战，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极大猜忌，而这批口口声声反苏反共的“东突”分子，摇身一变，成为国民政府的贵宾。
1934年，艾沙在南京成立“东突厥斯坦旅京同乡会”，对外称“新疆同乡会”，自任负责人。艾沙确定的入会基本条件是：敢于向中央政府提出至少给予东突厥斯坦高度自治的要求，敢于提出取消“新疆”而采用“东突厥斯坦”的名称的要求，愿意为东突厥斯坦自由而斗争。[31]艾沙并着手创办同乡会的会刊“中国伊斯兰教边疆问题专刊”汉维双语的《邊鐸》杂志。刊头为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汪精卫）所题，甚至还请蒋介石、林森、孙科等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以及孔样熙、陈果夫、陈立夫、贺耀祖、朱培德、朱家骅、禇民谊等十几位党政高官为之题词。
蒋介石的题词是：以固吾圉；
林 森的题词是：策進邊氓；
汪兆铭的题词是：導揚文化；
孙 科的题词是：邊陲晨曦。
考虑到贸然打出“东突厥斯坦”有旗号，必不被当局所容，但又不甘心，便将维吾尔文刊名作“ ”（中国突厥斯坦之声）。所有题词之上都以维吾尔文书写“某某为中国突厥斯坦之声题词”。国民政府的高官不懂维吾尔文，就这样让艾沙愚弄了。按照艾沙的说法，《邊鐸》编辑部的汉人编辑向政府报告了此事，所刊文章有反华内容。汪精卫专门召见艾沙说：中国不喜欢“突厥斯坦”这个提法，可将这份杂志改名为《天山》，并拨发每月大洋三千[32]，这在当时是笔很大的数目。《邊鐸》因此改刊为《天山》月刊。《天山》的创刊号维吾尔文还是“ ”（中国突厥斯坦之声）。只是第二期维吾尔文方改为： （Tianshan）。
艾沙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手握有蒋、汪、林、孙最高领导人题名的刊物鼓吹“东突厥斯坦”思想，但毕竟在南京，而用“中国突厥斯坦”[33]作掩护。后来伊敏在与黎东方大论战时就直截了当地说：“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甚切合学术与政治上之正解名称也” 。 关于这一大论战将在下文详述。
《邊鐸》以“本党”（国民党）身份发刊，在“宣达中央德意”、“阐扬本党之三民主义”、“领导反帝运动”的旗号下私贩其货：
独立非谋叛党国论 《边铎》创刊号刊文《南疆问题之分析与其解决之途径》为“独立”全力辩护说：1933年的“东突国”“皆由中央与边民彼此缺乏了解有以致之，初非彼新民有谋叛党国之意”。
独立建国正当论 在另一篇《忠告南疆回族[34]同胞》文中说：“新疆回族……推翻惨无人道的地方政府，以争取自由解放，以推行独立自治，谁也不容否认其正当，谁也不能加以责备或非难”。
土耳其斯坦独立国论 《边铎》第二卷第二期（1934年）刊文《东土耳其斯坦的前途》将其独立建国论诉说得更加露骨：“现在我们东土耳其斯坦的民族领袖，和西土耳其斯坦的民族领袖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彼此确商，互相帮忙，互相交换意见，通力合作。彼此原是一家。当中的政治问题，我们应当以同胞的关系，互相帮忙。我们的责任， 是每个土耳其斯坦人的责任，我们应当负起这种责任，把我们的力量统一起来，把土耳其斯坦造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这里不仅要独立，还要建一个包括苏联中亚在内大“突厥斯坦国”。
向往法西斯 《天山》月刊自第二期（1934年）以维吾尔文连续刊出《世界伟人莫索里尼之功勋》，维吾尔文为： （法西斯与墨索里尼，如图）文说：“……作为小国意大利，在伟大领袖墨索里尼的治理下，成为世界最强大与繁荣辉煌国家。世界其他地方处在阶级斗争之中时，意大利形成了阶级之间的友好关系，国家的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并成为最文明、最富强的国家。开展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给民族关系以打击，许多问题被压制在疑问状态。而墨索里尼进行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给民族主义带来伟大的活力”。不独有偶，当年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者也非常向往法西斯主义。如阿济兹（Hüseyin Nihal Ats?z ，1905—1975年）就非常欣赏纳粹教义，号召并身体力行地蓄留希特勒式的发型的胡须。[35]雷哈（Reha Oguz Turkkan,1920~1976）则走得更远，他提醒读者：“最先建立种族主义国家，第一个实行种族入义原则的是突厥人，还不是日耳曼主义的希特勒”。[36]艾沙和他的同志与当年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分子一样，基于其反共反苏立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由自主地向往法西斯。
1935年1月，麦斯武德来到南京，得到艾沙的热烈欢迎。经艾沙再三推荐，由贺耀祖出面安排家宴相识[37]，然后又认识了孙科、陈果夫、白崇禧、朱家骅等政要。麦斯武德为了寻求实现“政治抱负”的捷径，以新疆人民代表的身份控诉当时盛世才投苏卖国，要求中央政府惩办盛世才。南京方面得知麦斯武德不仅学历高，而且反共反苏态度坚决，如获至宝。而这些经过麦斯武德精心包装的举动颇合国民政府高层的心意，不久他就被安置在了由军统控制的参谋本部下设的边务研究所里担任研究员、回文教官，并负责介绍报告新疆的边情。1935年11月，麦斯武德作为新疆代表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8年任职于国民参政会。艾沙1936年被南京政府安排为“国民大会”代表。
总之，麦斯武德、艾沙以抗俄为名，大肆推销“中国突厥斯坦”“高度自治”论，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站住了脚跟。
三，重庆：新疆突厥民族大论战
全面抗战后，麦斯武德、艾沙跟随国民政府来到汉口、重庆等地，继续从事以“高度自治”为掩护的分裂活动。
力推“高度自治”
1941年2月麦斯武德、艾沙与蒙藏代表为国民党代表会议[38]准备了一份请求案，由麦斯武德发言，艾沙翻译，讲的是请求给东突厥斯坦自治的权利，削弱盛世才的权力，将俄罗斯人赶出东突厥斯坦。宣读之时，吴忠信站起来大声反对说：自治是走向独立的一个过渡渠道，各位是赞成统一还是分裂？由于吴忠信的极力反对，麦斯武德、艾沙提出的“自治”决议也就泡汤了。[39]
1943年，盛世才投靠国民政府，国民党军开始入疆，引起“三位先生”的极大忧虑。时居兰州的麦斯武德、艾沙，通过贺耀祖关系，拜见了来兰州的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东突厥斯坦的办法，就是要让东突厥斯坦独立，但没有给予我们自由。为了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百分之八十的办法就可以了，那就是给予东突厥斯坦联邦共和国的权力”。蒋介石当即生气了，脸都发白了。[40]事后麦斯武德和艾沙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提出要建一个“高度自治”政府，中央不得派军队和移民。呈报蒋介石、孙科、陈果夫、白崇禧、朱家骅等政要，引起国民政府高层的不满。陈果夫拒不见面，孙科、白崇禧见了面却很冷淡。朱家骅火冒三丈质问你们还有没有良心？怎么提出独立的要求，简直太过分了！艾沙狡辩道：我们没有提出独立的要求，只是提出了接近于独立的自治要求。如果给予了我们这个要求，我们的人民就能抵抗俄罗斯人的侵略。朱家骅无可奈何地对艾沙说：你就是不听劝同，我行我素。后来的一次会议上不点名地严词批评麦斯武德、艾沙：“你们就是想从中国分离出去，你们的自治，就是实现独立的途径”[41] 尽管如此，麦斯武德、艾沙还是受到国民政府的非常礼遇。
出游中东，解救伊敏
身在重庆的艾沙愈来愈想念流亡印度、阿富汗的麻木提师长和伊敏。适逢“中华民国国联同志会世界协会”拟派遣一个赴南亚、中东国家的抗战考察团。作为该协会名誉会长朱家骅想到了艾沙，决定派遣艾沙出行，另给他配备了兼通英文的新疆籍回族学者马赋良。艾沙一行1938年10月出行，1940年3月返回重庆，历时一年另六个月，遍历印度孟买、加尔各答、沙特麦加、埃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阿富汗、缅甸等国。[42]艾沙抵达印度首先找到流亡在那里的麻木提师长，对麻木提师长说：
我这次考察有明暗两个任务，秘密任务是我所肩负的民族使命；公开任务是完成国联中国组织所交给的任务，表面上站在中国立场上展开抗战宣传工作。但依我看来，您是与日本的联系和合作并不是罪过；倘若日本人有能力将苏俄赶出我们的家园，拯救我们的人民，有给予我们自由的保证，那我也不持反对立场。[43]
事实上，艾沙每到之处就借拜访各国政要和真纳、尼赫鲁、甘地等社会名流，宣传自己的“高度自治”论。后来随同的译员向朱家骅密告，艾沙是民族主义者，民族沙文主义者，他所到之处都在控诉或指责中国。但朱家骅不以置信。[44]其实，最让艾沙上心的就是寻找“和田王”伊敏。
当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亡命国外的头目陶非克巴依（Tawfiq Bay）等聚居到阿富汗，声称反苏反共，向阿富汗政府和那里的外国使团游说寻求支持。[45]艾沙的《自述》也证明：伊敏当初曾派一个代表团，商定军需由伊敏提供，阿富汗为我们提供一万名军队，但还未得到武器援助就被迫逃走。[46]这伙人很快与日本人建立联系。日本公使北田正本（Kitada Masamoto）听取了阿富汗外长的介绍“饶有兴趣”，表示愿意见见这些反共的流亡者。[47]1935年5月陶非克巴依正式拜访了日本驻喀布尔公使北田正本，向日本外务省呼吁：
喀什以东到哈密这片广大地域的穆斯林是反苏亲日的，因此，可以使日本从思想和舆论方面占领新疆，而不必进行武装入侵，这样的思想攻势可以干扰苏联最薄弱的地区——苏联突厥斯坦的局势。[48]
此后不久，伊敏化名并乔装打扮从克什米尔潜入阿富汗，一到阿富汗便得到阿富汗政府每月提供的500阿富汗元[49]。他很快拜见了北田正本公使，向日本提出：在日本的支持下，由东京提供军火和经费，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详尽计划。他试图让日本公使相信，随着日本进入新疆，当地穆斯林居民发起的武装暴动会“骚扰后方从而援助日本军队的推进”。他向日本保证，一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要给日本特别的经济和政治权益。[50] 艾沙《自述》也证实：
1938年，即二次大战前，日本驻喀布尔公使一直努力与伊敏建立秘密联络。有一位日本穆斯林为之从中牵线搭桥，于是，他们开始频繁接触。1939年大战爆发，日本人加快了行动。接着德国驻阿富汗大使也开始与伊敏接触。[51]
伊敏与日德方面的来往引起英印当局的注意，并严加管束。据艾沙《自述》，土耳其大使劝说伊敏：“放弃阿富汗的援助的希望吧，日本人也去不了东突厥斯坦，俄罗斯人也不会把东突厥斯坦让给日本人，你还是返回中国，与艾沙一道革命”。这期间阿富汗当局也劝伊敏：“不要参加政治活动，也不要与其他国家联系”。[52]伊敏无奈只好隐居在喀布尔郊外。艾沙1939年12月2日来到阿富汗的喀布尔，费了好大劲才找化名阿不都拉·叶尔坎迪的伊敏，与伊敏商讨如何在东突厥斯坦建立一个独立政府事宜达成共识。伊敏抱怨道：“我想去印度避难，但英国人不给他签证。我愿跟你去中国，你帮我办护照。你也知道我以前是反中国的，与他们斗。我想通过我的实际行动，让中国认可后我再回中国去”[53]。
艾沙回国途经印度通过驻印使馆给伊敏发去签证。伊敏到了印度不久在白沙瓦被英印政府以日本间谍罪逮捕。艾沙得知后即全力解救伊敏，据艾沙《自述》：
实际上英国间谍一直在跟踪他，在白沙瓦为伊敏设了鸿门宴，夸奖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是深得日本人和德国人器重的人。蒙在鼓中的伊敏透露了他自己做的一些事。于是我拜访了朱家骅，请求将伊敏捞出来。朱家骅下令驻新德里大使馆解救。英印政府有条件地释放了伊敏。伊敏得以来到重庆。要是没有我艾沙向朱家骅请求，就没有伊敏的今天。因为他当年在和田组织、策划了反中国的起义，成立过渡政府，主张借助阿富汗人的力量，把东突厥斯坦从俄罗斯及中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是我把一个曾经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想办法解救出来，最终让他回到中国，而且没有让他受到任何惩罚。中国政府没有计较他与日本人打交道且因此被捕入狱，是我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54]
这样，麦斯武德、伊敏、艾沙“三位先生”终于相聚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麦斯武德、艾沙等动员了重庆高官的盛大欢迎。[55] 伊敏将自己在阿富汗与日本人勾结之丑事描绘成：
在阿期间坚守自持，清苦生活，虽经日寇屡与接洽，思予利用，均被拒绝。每思与我，中央发生联系，终无机会。迨至一九三九年立法委员艾沙奉命赴中东各国宣传，乃赴阿相访，言谈之下，将国内一般情形，及中央抗日建国策，与夫领袖之伟大贤明详述，益坚其来内地之情绪。去岁四月蒙委座令外交部转饬驻印总领事，资送来渝，伊敏君为服从领袖意旨，乃于去年四月六日，携眷抵重庆。[56]
伊敏自吹自擂，述及其“革命”经历，历数“进占”墨玉、和田、于田、策勒、皮山、葉城、莎車、英吉沙、焉耆等处，就是只字不说喀什，避而不谈喀什搞“东突国”之事，看来他心中还是有鬼。这里，应注意其细节，如“委座令外交部转饬驻印总领事”事，还须从国民政府档案中取得印证。
创阿勒泰出版社：打着“三民主义”的“东突厥斯坦”运动
伊敏和艾沙于1944年合伙创办阿尔泰出版社，艾沙当社长，伊敏当总编辑，麦斯武德作为积极撰稿人参与其中，出版《自由报》（Erk）和《阿尔泰月刊》。
《自由报》报头名下为：
语言、行动和思想的统一
[Dilde，i?de，fikirde birlik][57]
我们的种族突厥，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我们的祖国突厥斯坦
[Irkimiz Türktür ，Dinimiz ?slarmiz，Yurdumiz Türkistan’dir] [58]。
《阿尔泰月刊》，创刊号头条为《我们的领袖》，称“溯自中华民国十三年以后，我蒋委员长已成为总理孙先生惟一之继承人，领导全党同志全国同胞不断迈进，努力奋斗，俾革命大业非惟不致中坠反愈发扬光大，统一全国，其丰功伟烈，诚不胜颂祷也。”
“三位先生”以此为掩护，着力于“东突厥斯坦”思想的宣传。
一个民族土耳其族论 麦斯武德在《阿尔泰月刊》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介绍新疆民族》，认为，新疆被“强分十四个民族”[59]，是不对的，其结论是：1，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子（柯尔克孜）、塔兰其、乌孜别克、塔塔尔六个部落及塔吉克人为一个民族土耳其族。2，内地穆斯林在语言系统上姑与汉族列为一起。3，满、索伦、锡伯是一个民族。4，蒙古族。根据上述，可以说新疆有四个民族，俄人在新疆是不是一个民族。
这似乎在进行学术研究，除了将六个操突厥语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子、塔兰其、乌孜别克、塔塔尔，归成“土耳其族”六个部落外，还将完全不是操突厥语的塔吉克说成是“土耳其族”，在学术上毫无价值，但政治上构建一个大“土耳其族”以埋下泛突厥主义祸根。须注意，在麦斯武德论证新疆的大“土耳其族”的同时，还刊出《土耳其民族的民族性》，说“土耳其民族性”为富有服从性、富于自尊心、沉毅、体格强健、善斗等。经过如此编排，将新疆的“土耳其民族”与土耳其的“土耳其民族”混为一谈，可谓居心良苦。
麦斯武德在《阿尔泰月刊》第二期刊文《关于西北政治的话》说：“说活的机会到了！所以我想在阿尔泰第二期上说几句话。…一个陷于冻馁的水深火热中，而面对死亡深渊的人，为了生存，为了活下去， 不得已有所举动”。这是为“东突”独立建国呼风唤雨。
新疆突厥民族的大论战
1944年10月13日《大公报》刊出艾沙为主席的“新疆同乡会”1944年向国民政府提出“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之意见”，其要点为：
——请确认新疆民族为突厥族”,“维吾儿，哈萨克，阿尔克子，塔兰其，乌子别克，塔塔儿，塔吉克七种名称，乃部落之名称，而非民族之名称”；
——请在宪法中，规定突厥民族自治之条款；
——请修正宪法草案第四条内之‘新疆’二字为“突厥斯坦”。
此提案核心在于：在“突厥斯坦”（新疆）实行突厥民族的高度自治，从相关内容看，这样的高度自治，离分裂、独立仅一步之遥。
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60]见到“新疆同乡会”上述“意见”，立即在次日（1944年10月14日）《中央日报》发文全面批驳其“意见”。由此，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1944年10月至11月间，连续刊载了新疆突厥民族的争论文章，《阿尔泰月刊》第二期上辟“新疆突厥民族问题论战辑” [61]专栏全文转载了论战文章:
黎东方：《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吗？》
伊敏：《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
黎东方：《再论新疆同胞不应称为突厥民族 新疆不应称为突厥斯坦》
伊敏：《再论新疆同胞是突厥族》
黎东方对“新疆同乡会”的“新疆民族为突厥族”论、新疆改“突厥斯坦”论严厉批驳：
1，引经据典，特别引证布克吞斯（D.Buxton）：“‘突厥’词纯粹语言学性质，……毫无种族的意义。欲通论一般使用突厥语之各族作任何断语，几为不可能之事”；
2，“姑无论维吾尔等七个部族或宗族是否可以一概混称为突厥人，……此七族之外，另有汉、蒙、汉回、归化、锡伯、索伦、满七族，该不是所谓突厥民族一词所可包括”；
3，“‘斯坦’字尾远不如本国文字固有之，‘突厥斯坦’一词不足以代表‘新疆省’一词，……欧美学者每每用‘福儿摩沙’来指台湾，试问应否把台湾也改称福儿摩沙？”
4，“尤其不应该借口血统、语言、宗教、，来互分昣城，重蹈中欧与巴尔干的所谓少数民族的覆辙”。
伊敏则公开将其《东突厥斯坦史》上的东西在《中央日报》上贩卖，并“以最有礼貌地态度正告黎君”：“谈到新疆问题。首先应当尊重新疆同胞之意见，慎勿以我新疆为无人也”。[62]《阿尔泰月刊》在编辑此论战专辑前附有“编者识”云：
这次伊敏先生与黎东方先生的论战是因为《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一文中突厥民族问题所引起的。在新疆同乡会提出关于新疆民族是突厥民族时，他们是有历史上和传统上的根据的。现在看了论战文 以后，尤其是最后一篇伊敏先生的《再论新疆同胞是突厥人》一文，文中确切地引用历史证据及其他学者的理论，使我们深一层的认识新疆同胞是突厥是正确的。[63]
这就是《阿尔泰月刊》鲜明的“东突厥斯坦”立场。伊敏在论战中特别强调：
——（若不承认突厥民族自治）能否将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取消而成二民主义？[64]
——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甚切合学术与政治上之正解名称也。[65]
如此看来，伊敏鼓吹的“中国东突厥斯坦”与“东突厥斯坦”别无二致，只是背靠国民政府，挂着“三民主义”羊头贩卖“东突厥斯坦”思想之狗肉。至于伊敏为何投靠蒋介石国民政府，六十年后的一位“东突厥斯坦”民族主义者是这样解释的：
和田起义以前，伊敏把全疆转了一遍，他说我们目前暂时不能要求独立。有苏联在，一旦出现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国家，……苏联会担心中亚西土耳其斯坦也会变成一个独立国家，肯定会出兵。独立不会达到目的，即使蒋介石把我们放了，让我们独立，苏联也会把我们吃掉。因此他说还是暂时留在中国好，高度自治。当时那些维族的领袖和蒋介石的关系为什么好呢？因为比苏联来说，蒋介石政府好一些，暂时留在中国，比面对苏联好一些。[66]
其实，这只说了一方面，即伊敏反苏的一面，另一面是正是因为他坚决又反苏又反共，才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青睐，两者间在政治上是相互利用，同时，蒋介石确实也被他打出的三民主义旗号所迷惑。
四，迪化：中国突厥斯坦
1945年9月上旬，三区民族军分三路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前锋进抵距首府迪化（乌鲁木齐）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迪化城仅六个营的兵力，驻守迪化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急电蒋介石：“迪化危在旦夕”。9月13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赴迪化，主持新疆军政。麦斯武德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艾沙以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伊敏国民党中央监委候补委员等身份随张治中飞抵迪化。1946年6月国民政府与三区政府签订《和平协议》，改组省政府成立以张治中为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为副主席的省联合政府，麦斯武德任监察院驻新疆监察使，伊敏被任命为省联合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三青团新疆分团干事长，艾沙被任命为省联合政府委员。在此期间（1946年9月15日）艾沙受到蒋介石的第二次接见，如图。[67]
1947年5月10日张治中致电蒋介石请辞省主席之职，推荐麦斯武德继任。[68]5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政令任命麦斯武德为省主席，伊敏为省副主席，艾沙任省政府秘书长。可以说，这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政治舞台上最嚣张的时期。
委任麦斯武德的省主席后，张治中立即面对两件始料不及的事：
一是麦斯武德的任职立即遭到三区方面的强烈反对，甚至成了国民政府与三区根据《和平协议》所搭建“联合政府”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把持新疆政要后，主要通过其掌管的报刊贩卖其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立即公开推行“中国突厥斯坦”“自治”。
1945 年8月在新疆迪化发行了纸币，正面“新疆省”字样，背面维吾尔文被他们偷天换日译成：“ ”（中国突厥斯坦），如图[69] 。
“三位先生”公开地宣传：从中国的长城到南斯拉夫广阔地区的人民都是同一个民族，统一的整体，我们的总称是突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摆脱中国，防止俄罗斯的侵入。我们不能作为软禁者而接受共产主义，我们决不能东突厥斯坦成为第二个西突厥斯坦。[70]艾沙甚至主动邀请亲自拜访各地县的专员、县长、警察局长，告诫他们：“正确的道路是民族主义、突厥主义，中国、苏俄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人固执、愚昧而狡诈，你们千万不要被他们当枪使”。[71] 据艾沙《自述》，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刘孟纯以省政府名义准备一份公文称：“特通知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和秘书长艾沙，从此不得将新疆称作‘突厥斯坦’，也不得将新疆人民称为‘突厥族’。”麦斯武德从艾沙手中接过公文，扔在地上，生气地说：不行，竟还将这样糟糕的指令下达给我们俩位穆斯林突厥人，坚决不行！[72] 反苏反共的“东突厥斯坦”运动在国民政府卵翼下非常的疯狂，伊宁方面指责“三位先生”是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艾沙则说：“然而，我们以成为泛突厥主义者、泛伊斯兰主义者至高无上的荣誉”。[73]张治中后来回忆道：原以为麦斯武德是“爱祖国爱民族的人”，“但是当他充当主席之后，他的弱点就逐渐暴露出来了。首先他表现得顽固低能，完全受少数人包围。他不但反苏，而且逐渐反汉、反中央了，甚至提出‘高度自治’的论调了”。[74]
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三区革命派与麦斯武德等“三位先生”势不两立。但资料显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总统”艾力汗·吐烈（Ali Khan Türe，1885～1976）与“三位先生”却有秘密联系。艾沙《自述》就说到，当年在返新疆前与麦斯武德还居住兰州时，曾分别接到艾力汗·吐烈密信：“我们的国家成立了，你们的愿望也实现了，请你们返回祖国，与我们一起管理国家”。[75]而与此相印证的是，多年后，艾力汗·吐烈的孙子乌外思汗（Увайсхан Шакиров）著书说：艾力汗·吐烈得知麦斯武德等“三位先生”抵达迪化，就对其亲信说：“麦斯武德、伊敏、艾沙都是知识渊博的人，为突厥民族统一而战斗的维吾尔族爱国战士、政治家，让阿合买提江有机会与他们见面，表达我们为突厥民族团结的意愿吧。但是阿合买提江没有听从艾力汗的意见，而是按照苏俄人的指示反对麦斯武德”。[76]可以看出，投靠国民党的“三位先生”一度把持了新疆政务的主要领导职务，与一度窃取“三区革命”主要领导的艾力汗·吐烈，分属新疆两个政治营垒，但毕竟在内心上相通。
1949年4月，国民政府南迁广州。5月24日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加紧同新疆的“东突”势力的勾结。他早就说：“新疆是在我们手里，新疆有我的军队，新疆人民听我的话，因为我们都是穆斯林”。新疆的“东突”势力也想依靠西北“二马”（马步芳、马鸿奎）作垂死挣扎。艾沙认为，我们走中央路线（指投靠国民党）人现在吃不开了，那只好依靠西北“二马”。[77]6月，尧乐博士去兰州活动，8月艾沙率领“新疆各族人民向马长官致敬献礼团”。艾沙声称要组织十万维吾尔青年给马步芳当兵，并与“二马”商讨在西北共建一个独立的“回教国”。他们密谋软禁陶峙岳以马呈祥代之，推翻包尔汉以伊敏为省主席，夺取新疆大权。他们还企图在“二马”支持下在新疆建立“突厥穆斯林”军以对抗人民解放军，[78]但这一切随着新疆和平解放而破灭。
五，土耳其：东突厥斯坦独立同盟
1949年8月，兰州解放，新疆的进步人士在为迎接新疆解放而努力。这伙“东突”分子竭力反对新疆和平解放，失败后，伊敏、艾沙经南疆逃窜出境，到达克什米尔立即将“新疆侨民旅居克什米尔同乡会”改组为“东突厥斯坦侨民联合会”，该会成为境外“东突”势力活动的基地。[79]
后受印度政府的限制和驱逐，伊敏和艾沙先后移居土耳其，境外“东突”势力的活动中心从此转移到伊斯坦布尔。伊敏和艾沙一到土耳其，就创办了“东突厥斯坦流亡者协会（Do?u Türkistan G??menler Cemiyeti）”，出版杂志《东突厥斯坦之声》（土耳其文：Do?u Türkistan Sesi，维吾尔文：），如以色列学者雅各布·莫·兰道指出：
其公开宗旨虽是帮助土耳其读者了解突厥斯坦历史、文化，指导突厥斯坦来的移民怎样适应土耳其生活，但许多文章、诗篇却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质和泛突厥色彩，如直接抨击“红色帝国主义的罪行”，攻击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的政策，谴责苏联的灭绝政策等。[80]
伊敏、艾沙流亡国外后仍与台湾国民政府联络。1951年至1957年间，流亡在土耳其的伊敏与国民政府高官朱家骅有书信往来。朱家骅以“一论所谓新疆问题”、“二论所谓新疆问题”、“三论所谓新疆问题” 三次复函伊敏。[81]朱家骅对这位多年的“友人”“毫不掩饰地透露出的”政治主张和“有要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之意向”，“不胜惊异”。三次复函一方面从历史、民族、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据理驳斥伊敏独立之理由，另一方面是忆起“昔在重庆南京，时常与您唔谈，推诚相见”之情谊，苦口婆心地劝告：
其实我在信中只是说您不应倡议所谓新疆独立，以免分散力量，自乱阵容，给予敌人以加深割裂和立足的机会。须知我们所面对的，是非常顽强而奸险的敌人，我们合起力量来，还要经过极大的牺牲，才能扑灭；若是我们力量分散，无论您和您的同志是走哪一条路，都是没有单独幸存的道理。为今之计，惟有不分以前的恩怨，团结一致，构成反共反俄的联合阵线，对新疆的问题，您我的意见容有不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循大同消除小异。到了反共抗俄大业完成以后，则各种政治意见，都可循民主宪政的方式，以求解决。[82]
台湾国民政府还多次拨款流亡土耳其的“东突”分子，予以支持。1952年，土耳其一高官伊赛达拉（Esendalla）要求艾沙、伊敏“与福摩萨（台湾国民政府）合作，不要搞僵”。艾沙说： “当年您也曾这样劝过，但我们未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任何东西，他们现在也无力与我们合作。”[83]1954年，伊敏和艾沙去台湾，试图说服国民政府放弃新疆，国民政府以为新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84] 1956年伊敏、艾沙在新疆籍华侨中散布说：我们在美国人支持下已和蒋总统达成谅解，他们反攻大陆，我们“反共复国”将来成立东突厥斯坦国。蒋介石对“独立同盟”很恼火，让伊敏、艾沙将“东突厥斯坦独立同盟”改名为“新疆反共同盟”。但伊敏、艾沙就是不买蒋介石的帐，[85]最终与国民政府分手。
伊敏、艾沙分别于1965年、1995年病故于土耳其。艾沙之子艾尔肯（Erkin Alptekin，1939-）子承父业，成为“东突”组织“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首任主席，当年随同伊敏去土耳其的亲侄子里扎·贝金（Mehmet R?za Bekin，1925-），入土耳其军队服役，军衔至将军，一直充当土耳其“东突”组织的特别顾问。如果说“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前任主席艾尔肯是“三位先生”的徒子，那么其现任主席热比娅则是“三位先生”的徒孙。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此即“三位先生”及其徒子徒孙的逻辑。
注释：
[①]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②] Esir Do?u Türkistan ??in: ?sa Yusuf Alptekin'in Mücadele Hat?ralar? ，Derleyen M. Ali Ta???. ?stanbul ：1985。（以下简称：Esir Do?u Türkistan ??in.）p.481。
[③] 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新疆三区革命史编写组：《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厉声：《中国新疆 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马大正，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之幻灭》，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许建英：《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gjiang,1944～1949 . （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9）。有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一问题，如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④]Wu,Aitchen K. (Wu Ai-chen): Turkistan Tumuli ,Longdon:Methuen.1950；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M. E. Sharpe, 1990).；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Xinj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⑤] Linda Benson：Uygur Politicians of 1940s: Mehmet Emin Bu?ra,Isa Yusuf Alptekina nd Mesut Sabir ,
Central Asian Survey.vol.10.№.4,1991,pp.87～113.
[⑥] 琳达不谙土耳其文，只是借助他人翻译，有限地使用艾沙的《自述》，因此，研究的深度也有限。
[⑦] 《阿勒泰杂志》，1944年第1期，第31页。
[⑧] “扎吉德”（? jadīd），源于阿拉伯语 ????，意为“新的”，即新式教育。这是俄国鞑靼人伽普林斯基（Измайл Гаспринский，1851～1914）创立泛突厥主义的切入点。“扎吉德”运动，既是民族复兴的运动，又是宗教改革运动。我们在研究“扎吉德”运动时还很难将它完全归于“双泛”中的哪一个。清末，新疆维吾尔族社会悄然兴起了一场近代文化启蒙运动，源自于俄国鞑靼斯坦和土耳其的“扎吉德”教育。它开辟了新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教育，在造就第一代现代意义的民族知识精英的同时，也培植出麦斯武德等第一批“东突”骨干。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本人的专题论文：《俄国鞑靼斯坦“扎吉德运动”与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⑨]，Esir Do?u Türkistan ??in ，p.385.
[⑩] 《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 222页。
[11] ，（《东突厥斯坦史》），1940，pp.399～400；，《阿勒泰杂志》，1944年第1期。）
[12] “青年喀什噶尔党”（Young Kashgar Party）之名仿土耳其的“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 Party）而成，意识形态上也是源于后者。
[13] ，1940（《东突厥斯坦史》），pp.124～126.
[14] 上引书，pp.127～128.
[15] 上引书，p.366.
[16]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钱伯泉：《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罪恶根源——穆罕默德·伊敏〈东突厥斯坦历史〉批判 》，冯大真主编：《〈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17] 伯克系突厥语bek之音译，意为首领、头目、官吏、老爷等。古代新疆社会已有伯克。清朝统一新疆后，沿袭伯克旧制，在维吾尔聚居的南疆地区实行军府制下的伯克制，即驻扎军事大臣掌军政实权，一般行政、民政日常事务交由各级伯克处理。伯克制本质上还是一种较落后的封建领主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它愈来愈不能适应社会进步。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暴动，矛头指向清朝统治，也指向伯克制，伯克和伯克制受到严重冲击。光绪十三年（1884年），新疆建省与内地实行一致的州府厅县制，废止伯克制。但作为乡绅的伯克则依然充任乡一级的官吏。民国时期，乡约制度继续延续下来，但乡约是封建制度的代表，绝大多数无恶不做。连当年的新疆都督杨增新都认为：“新疆乡约之坏，为全国所无，往往与地方官联络一气，以鱼肉百姓”。（引自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集，卷14，页40）
[18] Esir Do?u Türkistan ??in ，p.34～61.
[19] 1924年，根据《新苏临时通商协定》，苏联在新疆迪化、伊宁、喀什、吐鲁番、阿勒泰等五处设领馆，而中国政府则以对等原则在中亚塔什干、阿拉木图、安集延、斜米、斋桑等五处也设领馆。这些领事馆名义上由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领导，但具体工作事务由新疆省地方政府负责，行政管理上由新疆主管。工作人员由新疆推荐，活动经费也由新疆负担，只须报北京政府备案追认。
[20] Esir Do?u Türkistan ??in，p.68.
[21] Esir Do?u Türkistan ??in，p.126.
[22] Esir Do?u Türkistan ??in，p.68～69.
[23] Esir Do?u Türkistan ??in，pp.293～294.
[24]《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3年， 81～82页。
[25]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第32页。
[26] 据艾沙《自传》，当年他面见流落内地的“同乡”声称：“我是民族主义者，我是爱国主义者”，总会面对“为什么没有参加起义”的质疑。参见：Esir Do?u Türkistan ??in，p.204.
[27]艾沙的《自传》记述了当时他俩的讨论：“麦斯武德说：‘我们所做的事便是起义，但我们没有武器，没有训练有素的人员，即便起义了，也没有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仍然像以前那样遭到他们的杀戮！俄罗斯人也会趁虚而入，实际上俄罗斯人已经侵入了’。我说：‘我们是否从伊犁派人去中国政府上访？’麦斯武德说：‘我不行。你不能去吗？’。我说：‘为此，我正在努力’。麦斯武德认为我去是合适的”。 Esir Do?u Türkistan ??in ，pp.192～193.
[28] Esir Do?u Türkistan ??in，pp.207～214.
[29] Esir Do?u Türkistan ??in，pp.219～241.
[30] 按照艾沙的说法，随黄慕松 “宣慰团”回南京后，求见了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盛世才是亲苏俄的人，非常阴险、凶残、恶毒，万不可任命盛世才为督办。要解决新疆问题，应予新疆高度自治。目前苏俄正在威胁新疆，如果中国政府给予新疆高度自治，苏俄就失去了所有的借口。甚至还可以鼓动西突厥斯坦人民将俄罗斯人赶出去。汪精卫的答复是：你说的很对，盛世才是个很恶毒的人，但是盛世才正在威胁我们说，不让他当督办，我就将新疆赠予苏俄。而我们无力派兵去，目前，日本人又紧逼我们，只能如此。参见：Esir Do?u Türkistan ??in ，pp.243～244.
[31] Esir Do?u Türkistan ??in，p.257.
[32] Esir Do?u Türkistan ??in，pp.252～253，p.259.
[33] 18世纪中叶，清政府统一新疆。在北京供职的葡萄牙神甫奉乾隆圣旨，两度赴新疆实地测绘地图。1776年法国神甫钱德明（Joseph Marie Amiot）发表了所测绘的“东、西突厥斯坦”43个地点的地理方位。大概从那时起，西人开始将塔里木盆地称作“东突厥斯坦”。原先俄人将塔里木盆地称为“小布哈拉”与中亚“大布哈拉”相对。1827年俄人季姆科夫斯基（Е.Ф．Тимковский）在伦敦出版了一份《报告》，首先提出：“小布哈拉”应作“中国突厥斯坦”。俄人俾丘林（И.Я.Бичурин）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提出：“若是把布哈拉突厥斯坦称作西突厥斯坦，把中国突厥斯坦称作东突厥斯坦，那就更恰当些”。事实上，“东突厥斯坦”绝非“东突”分子所宣称的本土古来自有。维吾尔大学者毛拉木萨1908年出版的史书《哈米德史》（ ）中，一字未提“东突厥斯坦”。将“东突厥斯坦”这一概念首次引进新疆的，是塔城伊玛目、哈孜鞑靼人库尔班外里·哈里迪（Kurban wali Kalidi,1846～1913），他于1910年在俄国喀山出版了一本书《东方全史》，书中引言中首次提到“东突厥斯坦”，但他随后就说：“这里我所采用的是听来的材料”。有资料证明，1920年代，一位批评维吾尔族国会议员的维吾尔族作者自称“南疆人”，即新疆南部人。直至1930年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出笼前后，“东突厥斯坦”才真正时髦起来。详见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第78～84页 , Казань，1910（库尔班外里·哈里德：东方全史）第2页；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第28页；
[34] 这里“回族”主要指南疆的维吾尔族，而当时所谓的“汉回”或“东干”为今天我们所说的“回族”。
[35] http:// tr.wikipedia.org/wiki/Nihal_Ats?z.
[36] http:// tr.wikipedia.org/wiki/Reha_O%C4%9Fuz_T%C3%BCrkkan.
[37] Esir Do?u Türkistan ??in，p.277.
[38] 会议名称和时间是艾沙的回忆，还须再考。
[39] Esir Do?u Türkistan ??in，p.395.
[40] Esir Do?u Türkistan ??in，p.408
[41] Esir Do?u Türkistan ??in，p.410，pp.415～416.
[42] Esir Do?u Türkistan ??in?，pp.330～477.
[43] Esir Do?u Türkistan ??in，p.332.
[44] Esir Do?u Türkistan ??in， p.392.
[45] Wu,Aitchen K. (Wu Ai-chen)，Turkistan Tumuli , p.118；A. D. W.Forbes：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p.140.
[46] Esir Do?u Türkistan ??in，p.367.
[47] Wu,Aitchen K. (Wu Ai-chen)，Turkistan Tumuli ,p.118；A. D. W.Forbes：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p.140.
[48] Can,Fook-lam Gilbert，The Road to Power :Shen Shih-ts’ai’s Early Years in Sinking(1930～34),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东方文化(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Ⅶ(1969)pp.224～60； A. D. W.Forbes：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140.
[49] Wu,Aitchen K. (Wu Ai-chen): Turkistan Tumuli ,,p.136,；A. D. W.Forbes：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140.
[50] Cable,M. and French,F.:The Gobi Desert ,A Desert Jourunal .London ,1943,p.227,；A. D. W.Forbes：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140.
[51] Esir Do?u Türkistan ??in， p.424.
[52] Esir Do?u Türkistan ??in，p.381.
[53] Esir Do?u Türkistan ??in，p.382
[54] Esir Do?u Türkistan ??in， p.425
[55] 艾沙、伊敏后来主编的《阿勒泰杂志》对此的报导为：“穆罕默德伊敏先生于去年四月六日乘机由印飞渝，夫人暨公子随行，新疆同乡会艾沙，中国回教协会代表赵明远、张裕良、闪克行，组织部代表纳子嘉，外交部代表，林仲民等均往迎接，伊氏下机后向各迎接者握手致谢，九日回协会以茶会欢迎，二十七日新疆旅渝同乡会假座百龄餐厅，以茶会欢迎，并邀各机关文化名流百余人参加，由艾沙主席致欢迎词，伊氏夫妇分致答词，来宾荣样、唐柯三、孙绳武、谢仁钊等亦分别祝词，情况极为热烈”。见《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1期，第31页。
[56] 《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1期，第31页。
[57] 此即泛突厥斯坦主义鼻祖伽普林斯基的突厥人“三统一”的土耳其文表述，见Esir Do?u Türkistan ??in， p.464.
[58] 这就是“东突”著名的核心口号“三个我们的”，见Esir Do?u Türkistan ??in， p.464。
[59] 1930年代，盛世才当局学习苏联经验在新疆“识别”出维吾尔、汉、蒙古、回、满、哈萨克、锡伯、索伦、塔塔尔、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兰其、归化等14个世居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确定：“索伦”和“归化”分别改称“达斡尔”和“俄罗斯”，而“塔兰其”为伊犁维吾尔人不再单独为一民族，即现在通常所说的新疆13个世居民族。
[60] 黎东方（1907～1998），曾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又曾师从法国史学权威马第埃教授，学贯中西。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北京、清华、中山、东北、复旦等大学。与傅斯年、李济等同为中国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61] 《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2期，第5～22页。
[62] 《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2期，第14页。
[63] 《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2期，第5页。
[64] 《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2期，第13页。
[65] 《阿勒泰月刊》1944年第2期，第22页。
[66] 王力雄：《我的西域, 你的東土》，香港：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43页。
[67] Esir Do?u Türkistan ??in ，p.780.
[68]关于举荐麦斯武德一事，张治中的回忆是：当初可考虑的人选，只有麦斯武德。他当时充任新疆监察使，是维族中负有声望的人。因反对盛世才逃亡内地，在中央十多年，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常在中央会议上大胆直言，抨击盛世才，并极力为新疆人民诉苦，代表新疆人民利益说话，大家公认他是新疆的领袖人物。年初我在南京向蒋报告新疆问题时，蒋曾提到他，并问我：让他当新疆主席怎样？我想，如提他继任主席，中央一定容易通过。他家在伊宁，伊方和谈时三位代表中赖合木江，就是他的胞侄，在伊宁有众多人事关系。我推想提他继任，可能得到三区同意，至于其余七区，从未听说过反对他的人”。《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540～542页。
[69] 蔡杰华：《从钱币上的“偷天换日”看“东突”的分裂图谋》，《新疆钱币》2009年第3期 。
[70] Esir Do?u Türkistan ??in ，p.510.
[71] Esir Do?u Türkistan ??in ，p.491.
[72] Esir Do?u Türkistan ??in ，p.511.
[73] Esir Do?u Türkistan ??in ，p.461.
[74] 《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第571页。
[75] Esir Do?u Türkistan ??in ，p.434.
[76] Увайсхан Шакиров： Алихан Тура Сагуни，(Ташкент：Мухаррир，2013)，p.195.
[77]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339页。
[78] Esir Do?u Türkistan ??in ，pp.530～531;程广廉等：《泛突厥主义分子伊敏、艾沙的民族分裂活动及其影响》，《“双泛”内部参考资料汇编》第一辑（打印本），新疆社会科学院，1990。
[79] 程广廉等：《泛突厥主义分子伊敏、艾沙的民族分裂活动及其影响》。
[80] Jacob M.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p.123.
[81] 此三论“所谓新疆问题”收入《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页668～695。
[82]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684页。
[83] Esir Do?u Türkistan ??in ， p.364.
[84] Mohammed Sa'id and Mohammed Aziz Ismail， Moslem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p.52, Translated by U.S. Government, Joint Publications Service. Tehran, Iran: Privately printed pamphlet, published as vol. 1, 1960 (Hejira 1380); translation printed in Washington: JPRS 3936, September 19, 1960.；A. D. W.Forbes：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140
[85] 程广廉等：《泛突厥主义分子伊敏、艾沙的民族分裂活动及其影响》。
发表于《史学集刊》201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