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观念变迁史上，欧洲和中国有过相似的变化轨迹——都从非常开放的古代开始，中间经历了一段高度禁锢的时期，然后不可避免地走向现代的开放。

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公众对古代性观念的变迁常多误解。例如很多中国公众以为，中国古代长期是在礼教禁锢之下的，是“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的，而西方社会则是“淫乱”和“性解放”的世界。却不知欧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之后，竟也有过比中国宋明礼学当道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性禁锢，而中国古代在性观念的开放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今天。

达伯霍瓦拉在《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The Origins of Sex: A History of the First Sexual Revolution）一书中谈论的“第一次性革命”，时间大体在公元1600～1800年间。在此之前，文艺复兴的浪潮已经从意大利席卷整个欧洲，在那个浪潮中，性观念本来应该已经非常开放——只要回忆《坎特伯雷故事集》或《十日谈》里那些放荡不羁的故事就可见一斑了。教会虽然在理论上是维护礼教的，但是因为自身的毛病而痛遭鞭挞和嘲弄。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1600年前后，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和新教的兴起，却出现了一股强力提倡禁欲礼教的潮流。

1604年，英国国教会修订《教会法》，规定教会法庭要起诉的罪行包括“偷情”和“生活中任何其他的污秽与邪恶”。那时甚至已经订婚的青年男女如果有婚前偷情，也将成为罪行，例如在英国的威尔特郡，仅1600～1620年间，就平均每年有约50起这样的“罪案”被受理。尽管这种不近人情的禁锢总是遭到多方面的抵制和挑战，但1650年的法案仍然致力于让监管更严密，让指控时的举证更容易，以至于任何没有结婚的男女“被发现在床上，或赤身裸体做任何事情”，都被认定有罪。至于卖淫则被单独作为一项罪行来惩处——那时伦敦的娼妓业正如火如荼地迅速发展着。

所以“第一次性革命”的使命，就是要革这股禁欲潮流的命。1660年，英格兰君主制与国教会复辟，《通奸法案》被废除。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对“性犯罪”简单粗暴的判决日益受到质疑。一些社会团体开始公开进行反抗，1702年和1709年，两次有警察在试图拘捕站街妓女时被刺身亡。在伦敦东区，一千多名水手包围了地方治安法官，强迫他释放一群将要被送往感化院的“有罪”的妓女。

性观念的禁锢当然是上流社会中一部分保守分子所提倡的（这并不能保证提倡者自己一定能够守身如玉），但上流社会同样不缺乏宽容、放荡、乃至挑战性禁锢的思想温床。这样的思想和言论甚至出现在一些教会高级人士笔下。苏格兰教会的罗伯特·华莱士主教写了一部严肃的著作，讨论“一种自由得多的性交易”。而在当时人的著作中，约克大主教朗斯洛·布莱克和王后在一起时，他居然敢对王后陛下说：“我曾经与您的首相沃波尔在一起，他告诉我，您是一个明智的女性，毫不介意自己的丈夫拥有情人。”

达伯霍瓦拉评论说：“在1700年前很难想象这样的话会出自一位新教的主教之口。”而查尔斯·德·吉法第耶主教更喜欢炫耀自己的风流韵事，他对年轻人说：“相信我，我们内心的道德乃是指引我们的唯一道德，那些令人作呕的教条陋规已被人们弃若敝屣。”他告诉年轻人的“第一要务”，居然是“投入女人的怀抱”。

在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思想家们，当然也没有在这场革命中缺席。达伯霍瓦拉认为在17～18世纪“自然与道德争议中最具雄心的综合尝试”，当推大卫·休谟对于性道德的解释。这种解释先出现在他的《人性论》中，后来又在《道德原则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休谟认为，“贞洁只是一种人造的美德”，这种美德被创造出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男人可以安心确保他们的孩子“确实是自己亲生的”。休谟自己虽然“蔑视”一夫多妻和离婚，但是他却认为，自由恋爱，甚至婚外情，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它们“与诸如酗酒这类行为相比不那么邪恶或有害”。

不过达伯霍瓦拉对于思想史和哲学观念的兴趣相当有限，他更感兴趣的是对“第一次性革命”成果的展示。这种展示占去了全书八章中的整整五章。其中“性自由的兴起”这章好歹涉及了一些思想史上的内容；而“诱奸的热潮”和“男人与女人的新世界”两章直接描绘那时社会各阶层的放荡生活；“白奴制的起源”集中讨论那个时期卖淫业的发展和表现；“媒体与信息”这一章正如标题所指示的，展示大众媒体和时尚中的性革命成果。

《性的起源》中译本全书安排了53幅黑白插图和22幅彩色插图，不知这些是不是原书插图的全部。这75幅插图，大都来自1600～1800年间的色情连环画、色情小说插图、人物肖像、漫画和一些色情作品的书影。当然，达伯霍瓦拉为此书所作的学术功夫也是很足的：中译本包括了89页的文献注释，和25页的综合索引。

从学理上来考察，“第一次性革命”这样的说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视为一种修辞手段。因为社会、思想、文化等等，都是极为复杂的，在时间上并不存在“革命成功”的清晰界限。例如，如果认为“第一次性革命”到1800年基本成功，那又如何解释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后出现的潮流呢？达伯霍瓦拉自己也说：“如今许多历史学家都同意此种维多利亚时代严格约束性自由与抑制各种感官享受的朝纲一直延续至1901年——事实上，作为西方性文化的典型特征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所以，在性观念问题上，“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是长期共存的，这正是笔者早年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一书中提出“性张力”这个概念的原因。比起“革命”这个在西方已被用滥了的措词，“性张力”概念往往对历史现象有着更好的描述和解释能力。

西方现代社会中，性观念方面最具深远意义的事情之一发生在英国，1954年，上议院辩论同性恋问题，内政大臣委托约翰·沃尔芬登爵士（H. Wolfenden）着手调查：同性恋和卖淫是否应该继续被视为犯罪？并请他提出法律改革意见。1957年沃尔芬登委员会提出报告，明确建议：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犯罪，也不再将卖淫视为犯罪，并建议修改有关同性恋和卖淫的法律。此即在性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沃尔芬登报告》，达伯霍瓦拉也在本书中引用了这份报告。这正是“第一次性革命”的要义——成年人获得了支配其身体的自由，婚外性行为不再成为非法，社会不再用强力迫使人们遵守违背他们意愿的道德。

载《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