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尤其是20世纪思想史研究，编著有《回眸<新青年>》《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文言与白话》等。
《新青年》出版中的情与理变奏
作为一个从事20世纪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与《新青年》结缘是必然的。毕竟，那是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就这个研究对象来说，它属于过去，是曾经存在过的辉煌。谁都不能否认，《新青年》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可遇不可求的精神贵族。
但是，贵族也需要贵人。作为故纸堆中一方静态的存在，如果没有“知遇”，“永远的《新青年》”也只能永远以废墟的形式蜷缩在图书馆的一角以醉卧状“永垂不朽”着。这一“存照”，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作为20世纪一轮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多少人期待《新青年》有被激活的那一天。在众里寻“她”千百度之后，还需要寻找另一个“他”。将这个“他”与“她”相提并论的话，醉翁之意不在酒，最终还是要看：谁能与“她”同醉。而这个“谁”比千百度地寻“她”更难，甚至有众里寻“他”千万度的艰难。
这是一次艰难的选择，更是可遇不可求的百年等一回：那人，不是在灯火阑珊处，而是一种来自你情我愿的千呼万唤：“和你化作一团火焰。”于是，这才有了我们今天打捞那场尘封的历史记忆。
1995年初夏的一天，我在南京大学接待了专程来访的王国钦先生。当时，我在南大做博士，还比较年轻；他在河南人民出版社文艺处做编辑，长我一岁，也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此前，他曾约我编过一本《台港爱情诗歌欣赏》，双方合作非常愉快。记得，我们在南苑餐厅边吃边聊。国钦兄希望能挖出些“金矿”，从我的头脑里产生“风暴”，然后纳入自己的创意；我则希望他有合适、轻便而且手到擒来的命题作文。不过，双方一个共同的希望，就是在相互交流中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唉，火花也并不是那样容易一碰就擦出来的。时至今日，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他吃饭时，顺手将飘在胸前的领带甩在了背后。这个情形下这样的做派，不由让我联想到他的民国时期的本家——王国维先生拖在背后的辫子。
所谓火花，或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灵感吧。灵感这玩意儿，活脱脱地，简直就是一个幽灵。看不见、摸不着，来去无影踪。即使有了，也还是咀嚼不透、玩味不足。它是怎么来的？真乃一头雾水，如同丈二和尚，永远梳理不出它的前世今生。
和一个人交朋友，确实是缘分。1996年博士毕业后，我来到郑州谋生，曾经在任砦北街的《销售与市场》杂志兼职。记得是秋天的一个中午，国钦兄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叮叮当当的自行车来编辑部看我。也就是在这次没有任何目的的闲聊中，无心插柳柳成荫，让火花在一次意外中点燃了。就像一个人钓了一晌鱼，毫无收获，就在最后点上一支烟准备揭“竿”而起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一条大鱼上钩了。
至今我依然记得，他在推着破旧自行车要走而因最后一句话瞪大眼睛、兴奋不已的神色。他深呼吸了一下，如同紧紧拉住手中鱼线的“孤舟蓑笠翁”——向来比较刻板的他，简直可以用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来形容了。我想，他大概是被我那几句信口道来的话激活了：“你编选出版了那么多台港文学的精品，其实有一个尘封多年的精典可以编选——《新青年》。《新青年》尽管距今时间久远，但作为一代名刊，她却不会因为时间的久远而失色。重新编选，就是激活，那可是20世纪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不读《新青年》，就难以读懂近现代中国。”现在回想起来，颇有点陈独秀当年给汪孟邹夸下海口、许下诺言的撩拨劲儿：“谁编选了这样一个横排、简体的版本，谁将是一种在出版上的再出发。”试想，当年陈独秀不就是以“给我十年时间，全国思想都改观”来说服鼓动亚东、群益书社老板的吗？或者，国钦兄就这样被我“忽悠”住了，他紧紧地盯住“鱼漂”不放：“那就这样定了。”不算从容，但很淡定。当时，无论是资历还是资格，年轻的他都无法拍板，肯定还需要社长、总编以及选题论证会才能定音。但当时国钦兄的口气，仿佛有种一言九鼎的魄力、举重若轻的坚定。
此后不久，河南文艺出版社正式成立。一个下午，我到出版社访他，就选题问题再次进行沟通，并把这个选题定名为《回眸〈新青年〉》。下班后，他推着那辆破自行车顺经五路送我到新华一厂门口时，我们的交流达到了高潮。我说：“咱们只要能把《回眸〈新青年〉》编选出版，那就是又一次的壮丽日出。你说，谁能够阻止我的心跳？”他也无比激动地说：“好，我们一定要出版《回眸〈新青年〉》。我们就是要让这套书红起来，就是要让她红遍全中国。”但是，我们毕竟还年轻啊。后来我才知道，选题的最后敲定远远不如当初我们想的那样简单、轻松。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选题的确定还是版本的重新编排以及发行，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没有他的毅力、决心、恒心，《回眸〈新青年〉》只能一如原来的《新青年》那样静卧沙场。
一路走来，风雨兼程，因为那时的我们选择了远方。国钦兄为了这套书的编辑工作，一个人默默地付出了一年多的时间。在编辑过程中，他随时就一些问题与我这个主编提出来进行交流。他所提出的问题，有编辑方面的，有类分方面的，有内容方面的，有体例方面的，还有一些那个时代元典意义上的语言、文字、文学等专业方面的。在即将接近完成之际，他又提出了增加《〈新青年〉总目录》的设想。时间很紧，我的事情也多，对这个设想的实现信心不足，但国钦兄主动承担了整理工作。说实话，这可不仅仅是个简单的资料堆砌工作，是需要一定程度专业水平的。但是在《总目录》整理出来之后，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其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整理体例，包括一些细节上的处理，怎么是一个才有本科学历的、年轻的他所能承担？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请他在《〈新青年〉总目录》上署名，他却以“在本社担任责编的书上署名不合适”婉拒了。
1998年“五四”青年节那天，三卷本“新文化元典丛书”《回眸〈新青年〉》”出版座谈会如期在北京大学进行。蒙蒙细雨中，张岱年、陈平原、钱理群、高毅、王守常、雷颐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盛情参加了这个精神盛宴。季羡林先生也写来令人激情澎湃的贺信：“祝贺北大百年校庆，必不能忘记‘五四’；而纪念‘五四’，又必不能忘记《新青年》。《新青年》实为‘五四’先驱的火炬。河南文艺出版社有此眼光出版《回眸〈新青年〉》，敬佩无量，感谢无量！”
《回眸〈新青年〉》出版之后，获得了当年的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这是我们长期合作中的里程碑，也是国钦兄数十年编辑生涯中的一个精神驿站。每言及此，他总是喜形于色却又总是转移话题：“你那篇《您如何能阻止我的心跳》的文章真是太给力了。地球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是我关于推介《回眸〈新青年〉》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租赁了闻一多诗歌中的警句：“你如何禁止我的心跳？”其实，我完全没有多想，只是信手拈来，沾了先贤的仙气而已。同时，我要衷心感谢王中江——《回眸〈新青年〉》的另一位合作者。正是由于他的友情支持，由于我们两人的联袂携手，才共同完成了这套书的完美呈现。
《回眸〈新青年〉》的策划和出版的确是成功的，这并不是当事人自吹自擂。著名评论家孙荪先生当时就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策划！”还有一系列的数据作证，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绝对可以引为骄傲或说自豪的一点是：这是《新青年》出版数十年来第一个简体、横排的类编读本。更为关键的是，这还是一个编辑、校对、印刷质量最佳的读本。此后，尽管还有很多不同体例的编选读本或全本出现，但我们的《回眸〈新青年〉》却能够以其权威性、经典性永列榜首。有一句广告词，就好像给我们准备的：“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在一个以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代，一个出版社能冒天下之“效益”大不韪，这是需要眼光、心胸和气魄的。这不但是对国钦兄个人的考验，也是对出版社同人集体智慧和胸怀的挑战。
2015年，时值《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五四运动”即将迎来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早已担任了河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的国钦兄再次给我加压：“重新编选《新青年》！”还没等我把“现在的市场远不如前20年”的话说完，他一下子把话给我堵了回去：“有市场固然好，但我们更看重社会效益。”我深知，不看GDP、只看精气神，是国钦兄多年前就有的境界和胸怀。当然，有GDP也是国钦兄看重的，毕竟它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但在两者之间，似乎他总是被精神世界绑架并驱动着。在他看来，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远方的认定与选择。就这一点来说，在当下的出版界，确实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在佩服国钦兄同时，我也对河南文艺出版社领导一班人的担当平添一种油然的敬意。
有一种力量叫坚守。或许《回眸〈新青年〉》的出版靠的就是这种百折不挠的坚守力量。如果说，作为读者、作者、学者的我与国钦兄原来的合作是前缘作美，那么这次的合作就是新缘再续。
新缘再续，这个“缘”是情与理的变奏曲。翻开刚刚出炉的十卷本“新文化元典丛书”《新青年》普及版，不难感受到当年的价值观念仍在我们耳边回响。自由、民主、平等、诚信、爱国、富强、法制等等关键的热词，不只是今天才有的，一百年前它就来自这样一个新文化元典。为此，我们才会深情地凝望：今天的你我，不但是传统文化的传人，也是新文化元典的传人。回眸《新青年》不是简单重复昨天的故事，而是在文化的反思与建构中缅怀思想先驱的家国情怀、民族责任与历史担当。
《回眸〈新青年〉》出版已经二十年了。当十卷本的“新文化元典丛书”《新青年》在二十年后的又得以出版之际，也恰恰迎来了河南文艺出版社建社二十周年。值得我们特别骄傲的，是我们与文艺社一同走来，一起成长。而这，也是让我们作者最感动的！拉杂写来，算是纪念，也是感谢！
新文化元典丛书：新青年
主编：张宝明
1_政治卷
2_思潮卷
3_哲学卷
4_文学创作卷
5_文学批评卷
6_文字卷
7_翻译卷
8_青年妇女卷
9_文化教育卷
10_随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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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X228mm 平装 2015年12月 河南文艺出版社
总策划：王国钦
责任编辑：李辉 王淑贵 崔晓旭 邵玲
美术编辑：吴月
责任校对：吴明
装帧设计：张胜
